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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的内涵解析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原本出自《人间词话》：“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王国维先生认为“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是对诗人创作的基本要求。我认为，读者品诗也理应秉承这一原则。具体说来就是：诗歌学习，需要还原到诗人的经历及个性中去，即“入乎其内”；同时还要需要跳脱出来，站在更深广的历史文化时空中去考量，去审视，还原到诗人生活的时代，不仅仅是关注诗人当代发生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而且还关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思潮对文人们的影响及他们所反映出来的文学特征，即“出乎其外”。一言以蔽之，就是“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是个老话题，但在过往的教学中，对于“知人论世”的理解和运用往往流于粗浅，局限于“此时此地”，或用狭隘的经验将诗歌窄化。这也是造成诗歌课堂单薄苍白、无趣无味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有责任提供更多的东西让学生了解，使得他的思维更广一些，选择的余地更多一些。好的文化教育是，即使我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我也要尽可能客观地呈现于人前，使学生能挣脱讲授者及大众的观念，自己去尝试，去品评。所以，本篇试从“深”和“广”两方面就“知人论世”对诗歌欣赏的作用做一些探索。
二、“出乎其外”可避免窄化诗歌背景，人物脸谱化
试以北宋大文豪苏轼为例。高中选编了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两词。苏轼在师生心中的定格是“旷达”“乐观”。没错，苏轼的确是这样一位抖落苦难和不幸，昂首傲立于风雨中的诗人。但这只是苏轼的一面，而且这种性格是成长于北宋的沃土之中的。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成功篡位。他执政后忧虑政权的稳固性，便“杯酒释兵权”。为防范军权落入武人之手，他重用文人。自此，北宋朝堂上站立了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文人。“他们的品格之高、品味之高，形成了历史上最高的文人风范，使得在文人政治背后产生了一种个人的从容。”“太祖碑誓”明确规定“不杀士大夫”，后历代沿袭。所以“伴君如伴虎”的可怖在北宋时期并不严重，文人有足够的安全及由此带来的自信。同时，因文人地位极高，人格得到尊重，他们的才情得到了自由的张扬与绽放。苏轼在朝堂上宣扬自己的《刑赏忠厚之论》时，俨然是义正词严的政治家；跨出朝堂大门，他又低吟浅唱“墙里秋千墙外道……多情却被无情恼”，仿若是一个俏皮偷窥、恼怒的小男生；他还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深情大叔……“豁达”仅仅是苏轼的一个侧面，若给人物贴上“豁达”的单一标签，容易将“苏轼”形象平面化、刻板化，失去其鲜活的人格魅力。
北宋其特殊性还在于“承平日久”。自与辽订立“澶渊之盟”，宋辽结束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开启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安定。人们只看到每年宋助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其实，十万两不及北宋往年每年用兵费用的百分之一。北宋用极小的代价换取了百年和平发展。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蒋复璁评价其“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宋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繁荣，《清明上河图》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商贸及百姓生活情形。在这样背景下走出的文人，他们释放了最大的自由的自我，即便作为北宋最高政务长官之一的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也有“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鸳鸯两字怎生书”（《南歌子》）的调情，还有“白发簪花君莫笑”（《浣溪沙》）的一派天真烂漫和癫狂……了解人物的多面性，可以感受到宋代文人的潇洒与自在，感受他们言词之间洋溢的生命的饱满和对生活的热情。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是苏轼对生命本体状态的一种客观认识，这种普遍的不可违逆的生命形态，常令人悲从中来，但这种“悲”是“哀而不伤”。“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常有教师提问是“乐观”还是“悲观”？答案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但不少人在阐释时，往往缺乏具体的佐证依据，只是凭个人主观臆断。
对苏轼的人生际遇过分解读，为了凸显其“乐观”而过分强化其“悲苦”，遑论其格调，置北宋这一大时代背景而不顾，我认为是不妥当的。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们认为，“知人论世”，“论世”第一，“知人”第二。
“不是让历史人物自己来解释自己，而是让时代来解释人物。”不得不说，苏轼的一生洒脱自适，除了其自身难能可贵的性格之外，其成长的土壤——北宋的安定宽容，成全了“苏轼”。像在文字狱盛行的清代，“苏轼”们是不可能茁壮成长、成熟耀眼的。
三、“入乎其内”可避免牵强附会，经验先行
1.浅尝“知人”之牵强附会
语文课堂教学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抓住“人”“世”简介中的片言只语，泛化诗歌的情感，一味拓展延伸，美其名曰为“探究”“发散性思维”，而枉顾诗歌的本来面目。
请看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课堂教学片段。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老师出示PPT介绍。
温庭筠（约812—约866），晚唐时期诗人、词人。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文思敏捷。多次考进士落榜，终生很不得志。工诗，与李商隐齐名，时称“温李”。在词史上，与韦庄齐名，并称“温韦”。有“花间词派”鼻祖之尊称。
师：这首词抒发了词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生：温庭筠才华横溢，却终生不得志。诗人借一位女子的寂寞、无人欣赏，抒发了自己苦无知音、不被赏识的孤苦郁闷。
师：说得很好。自古，我国古典文学就有以女性形象引类譬喻的传统。如：《诗经·蒹葭》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伊人”即“贤才”。《离骚》中，“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等，追求美政理想的屈原化身为一位美人。《楚辞·章句》序中明确：“宓妃佚女，以譬贤臣。”…… 课堂看起来热烈严谨，碰撞出了思维的火花。可是，如此解读《菩萨蛮》是错误的。我们往往有种习惯心理，先入为主地以为，那些流芳于文学殿堂的人个个都冰清玉洁，或有家国天下的情怀，或有高雅脱俗的修为。而实际情况是，生活本身存在多种可能性。
据《唐才子传·温庭筠传》记载：“少敏悟，天才雄赡，能走笔成万言。”“然薄行无检幅，与贵胄裴诚、令狐滈等饮博。后夜尝醉诟狭邪（狭邪：妓院）间，为逻卒折齿，诉不得理。”按当时人们对温庭筠的评价，简而言之，就是“有才无行”。若要将《菩萨蛮》硬生生地拔高思想格調与品位，与“屈原”相提并论，实在是认知的偏差失实。
当前，有一种误解，认为文本非深挖不足以表现课堂的深度。因此，断章取义者有之，牵强附会者有之。的确，中国传统诗歌历来重视兴寄，含蓄蕴藉。但是，即使以时代发展的眼光来阅读古人的作品，也应当适度而为，否则，过犹不及。“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
一首诗词一经面世，作品所承载的意义往往大过于其本身的初始意义。但若对每一首诗词都求深得凿，并以此自得，不仅不符合诗歌的本意，妨碍了我们对诗人们的深入了解和探究，而且容易误导学生，以为诗歌所抒情感，或苦无知音、壮志难酬，或不同流俗、清高自守，或朋友离别、忧愁悲苦……将丰富多彩的诗歌千篇一律、不同个性的诗人千人一面地简单化、样板化，以至于脱离诗歌本身应有的字斟句酌的揣摩品析，仅凭过往的经验架空理解，如此，诗词鲜活的生命和情愫被榨干，实在是本末倒置，迷失了诗歌的学习意义。诗歌学习一旦落入某种僵化的模式，必然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学习兴趣。
2.弃置“知人”之经验先行
且看李白的《赠汪伦》。
师：这首诗抒发了李白怎样的情感？
生1：对朋友的依依不舍。
生2：诗人和朋友离别的忧伤。
……
江淹曾言：“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从柳永的《雨霖铃》到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等，都有挥之不去的愁云惨雾。倘若所有的送别诗如出一辙，诗歌的魅力肯定会大打折扣。以上教学片断反映出这样的问题：学生作答不是深入文本具体剖析，而是用传统的习惯思维套解“送别诗”。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说明这一场送别是不期而至的。李白如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一个人仰天出门，不辞而别，不讲客套。当他站在船头迎风而立，江风拂起他飘飘衣袂的时候，忽然传来一阵歌声。扭头一看，原来是好朋友汪伦领着一群人唱着歌、打着节拍赶来送行了，船上的李白和岸上的汪伦相视而笑。送的人快乐高歌，毫无儿女沾巾之态；走的人洒脱不拘，意气洋洋。好一场潇洒风流的送别！
此诗作于李白“重新漫游”时期。李白的“行走”一方面源于放浪豪宕的个性，另一方面也受盛唐“仗剑远游”风气的影响。“走出去”“建功立业”“经世致用”是盛唐文人普遍的心理诉求，也是盛唐文人的一种生命姿态。作为“潇洒走一回”的杰出代表李白，他的笔下少有缠绵眷恋之态。
所以，诗歌教学，应还原一个丰盈的情感世界，忌一元化的经验解读。既深入诗歌，钻进去，又跳出诗歌，站在更深更广的历史时空去欣赏品味，如此，诗歌才会千姿百态，摇曳生姿。
★作者通联：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原本出自《人间词话》：“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王国维先生认为“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是对诗人创作的基本要求。我认为，读者品诗也理应秉承这一原则。具体说来就是：诗歌学习，需要还原到诗人的经历及个性中去，即“入乎其内”；同时还要需要跳脱出来，站在更深广的历史文化时空中去考量，去审视，还原到诗人生活的时代，不仅仅是关注诗人当代发生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而且还关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思潮对文人们的影响及他们所反映出来的文学特征，即“出乎其外”。一言以蔽之，就是“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是个老话题，但在过往的教学中，对于“知人论世”的理解和运用往往流于粗浅，局限于“此时此地”，或用狭隘的经验将诗歌窄化。这也是造成诗歌课堂单薄苍白、无趣无味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有责任提供更多的东西让学生了解，使得他的思维更广一些，选择的余地更多一些。好的文化教育是，即使我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我也要尽可能客观地呈现于人前，使学生能挣脱讲授者及大众的观念，自己去尝试，去品评。所以，本篇试从“深”和“广”两方面就“知人论世”对诗歌欣赏的作用做一些探索。
二、“出乎其外”可避免窄化诗歌背景，人物脸谱化
试以北宋大文豪苏轼为例。高中选编了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两词。苏轼在师生心中的定格是“旷达”“乐观”。没错，苏轼的确是这样一位抖落苦难和不幸，昂首傲立于风雨中的诗人。但这只是苏轼的一面，而且这种性格是成长于北宋的沃土之中的。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成功篡位。他执政后忧虑政权的稳固性，便“杯酒释兵权”。为防范军权落入武人之手，他重用文人。自此，北宋朝堂上站立了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文人。“他们的品格之高、品味之高，形成了历史上最高的文人风范，使得在文人政治背后产生了一种个人的从容。”“太祖碑誓”明确规定“不杀士大夫”，后历代沿袭。所以“伴君如伴虎”的可怖在北宋时期并不严重，文人有足够的安全及由此带来的自信。同时，因文人地位极高，人格得到尊重，他们的才情得到了自由的张扬与绽放。苏轼在朝堂上宣扬自己的《刑赏忠厚之论》时，俨然是义正词严的政治家；跨出朝堂大门，他又低吟浅唱“墙里秋千墙外道……多情却被无情恼”，仿若是一个俏皮偷窥、恼怒的小男生；他还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深情大叔……“豁达”仅仅是苏轼的一个侧面，若给人物贴上“豁达”的单一标签，容易将“苏轼”形象平面化、刻板化，失去其鲜活的人格魅力。
北宋其特殊性还在于“承平日久”。自与辽订立“澶渊之盟”，宋辽结束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开启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安定。人们只看到每年宋助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其实，十万两不及北宋往年每年用兵费用的百分之一。北宋用极小的代价换取了百年和平发展。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蒋复璁评价其“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宋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繁荣，《清明上河图》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商贸及百姓生活情形。在这样背景下走出的文人，他们释放了最大的自由的自我，即便作为北宋最高政务长官之一的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也有“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鸳鸯两字怎生书”（《南歌子》）的调情，还有“白发簪花君莫笑”（《浣溪沙》）的一派天真烂漫和癫狂……了解人物的多面性，可以感受到宋代文人的潇洒与自在，感受他们言词之间洋溢的生命的饱满和对生活的热情。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是苏轼对生命本体状态的一种客观认识，这种普遍的不可违逆的生命形态，常令人悲从中来，但这种“悲”是“哀而不伤”。“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常有教师提问是“乐观”还是“悲观”？答案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但不少人在阐释时，往往缺乏具体的佐证依据，只是凭个人主观臆断。
对苏轼的人生际遇过分解读，为了凸显其“乐观”而过分强化其“悲苦”，遑论其格调，置北宋这一大时代背景而不顾，我认为是不妥当的。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们认为，“知人论世”，“论世”第一，“知人”第二。
“不是让历史人物自己来解释自己，而是让时代来解释人物。”不得不说，苏轼的一生洒脱自适，除了其自身难能可贵的性格之外，其成长的土壤——北宋的安定宽容，成全了“苏轼”。像在文字狱盛行的清代，“苏轼”们是不可能茁壮成长、成熟耀眼的。
三、“入乎其内”可避免牵强附会，经验先行
1.浅尝“知人”之牵强附会
语文课堂教学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抓住“人”“世”简介中的片言只语，泛化诗歌的情感，一味拓展延伸，美其名曰为“探究”“发散性思维”，而枉顾诗歌的本来面目。
请看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课堂教学片段。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老师出示PPT介绍。
温庭筠（约812—约866），晚唐时期诗人、词人。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文思敏捷。多次考进士落榜，终生很不得志。工诗，与李商隐齐名，时称“温李”。在词史上，与韦庄齐名，并称“温韦”。有“花间词派”鼻祖之尊称。
师：这首词抒发了词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生：温庭筠才华横溢，却终生不得志。诗人借一位女子的寂寞、无人欣赏，抒发了自己苦无知音、不被赏识的孤苦郁闷。
师：说得很好。自古，我国古典文学就有以女性形象引类譬喻的传统。如：《诗经·蒹葭》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伊人”即“贤才”。《离骚》中，“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等，追求美政理想的屈原化身为一位美人。《楚辞·章句》序中明确：“宓妃佚女，以譬贤臣。”…… 课堂看起来热烈严谨，碰撞出了思维的火花。可是，如此解读《菩萨蛮》是错误的。我们往往有种习惯心理，先入为主地以为，那些流芳于文学殿堂的人个个都冰清玉洁，或有家国天下的情怀，或有高雅脱俗的修为。而实际情况是，生活本身存在多种可能性。
据《唐才子传·温庭筠传》记载：“少敏悟，天才雄赡，能走笔成万言。”“然薄行无检幅，与贵胄裴诚、令狐滈等饮博。后夜尝醉诟狭邪（狭邪：妓院）间，为逻卒折齿，诉不得理。”按当时人们对温庭筠的评价，简而言之，就是“有才无行”。若要将《菩萨蛮》硬生生地拔高思想格調与品位，与“屈原”相提并论，实在是认知的偏差失实。
当前，有一种误解，认为文本非深挖不足以表现课堂的深度。因此，断章取义者有之，牵强附会者有之。的确，中国传统诗歌历来重视兴寄，含蓄蕴藉。但是，即使以时代发展的眼光来阅读古人的作品，也应当适度而为，否则，过犹不及。“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
一首诗词一经面世，作品所承载的意义往往大过于其本身的初始意义。但若对每一首诗词都求深得凿，并以此自得，不仅不符合诗歌的本意，妨碍了我们对诗人们的深入了解和探究，而且容易误导学生，以为诗歌所抒情感，或苦无知音、壮志难酬，或不同流俗、清高自守，或朋友离别、忧愁悲苦……将丰富多彩的诗歌千篇一律、不同个性的诗人千人一面地简单化、样板化，以至于脱离诗歌本身应有的字斟句酌的揣摩品析，仅凭过往的经验架空理解，如此，诗词鲜活的生命和情愫被榨干，实在是本末倒置，迷失了诗歌的学习意义。诗歌学习一旦落入某种僵化的模式，必然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学习兴趣。
2.弃置“知人”之经验先行
且看李白的《赠汪伦》。
师：这首诗抒发了李白怎样的情感？
生1：对朋友的依依不舍。
生2：诗人和朋友离别的忧伤。
……
江淹曾言：“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从柳永的《雨霖铃》到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等，都有挥之不去的愁云惨雾。倘若所有的送别诗如出一辙，诗歌的魅力肯定会大打折扣。以上教学片断反映出这样的问题：学生作答不是深入文本具体剖析，而是用传统的习惯思维套解“送别诗”。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说明这一场送别是不期而至的。李白如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一个人仰天出门，不辞而别，不讲客套。当他站在船头迎风而立，江风拂起他飘飘衣袂的时候，忽然传来一阵歌声。扭头一看，原来是好朋友汪伦领着一群人唱着歌、打着节拍赶来送行了，船上的李白和岸上的汪伦相视而笑。送的人快乐高歌，毫无儿女沾巾之态；走的人洒脱不拘，意气洋洋。好一场潇洒风流的送别！
此诗作于李白“重新漫游”时期。李白的“行走”一方面源于放浪豪宕的个性，另一方面也受盛唐“仗剑远游”风气的影响。“走出去”“建功立业”“经世致用”是盛唐文人普遍的心理诉求，也是盛唐文人的一种生命姿态。作为“潇洒走一回”的杰出代表李白，他的笔下少有缠绵眷恋之态。
所以，诗歌教学，应还原一个丰盈的情感世界，忌一元化的经验解读。既深入诗歌，钻进去，又跳出诗歌，站在更深更广的历史时空去欣赏品味，如此，诗歌才会千姿百态，摇曳生姿。
★作者通联：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