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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15日至20日，由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山西省文化厅主办，山西大学音乐学院、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五届年会，在山西大学音乐学院召开。本届年会共有210名代表参加，在4个按照专题设立的分会场上，共有来自26个省市自治区、69所高校的132位代表提交了自己的论文。此次年会参与人数之多，代表来自地域之广，性别、年龄比例之均衡，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的生机与活力。
本次年会的核心议题是“传统音乐保护的理论、方法与政策研究”。这是针对近几年我国社会人文领域一个非常普遍而又热烈的话题提出来的。现以专题为分类，选取部分文章进行介绍：
1.传统音乐传承与保护的理论、方法、政策研究（以仪式音乐为例）
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在《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仪式化展演过程》中谈到，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被等同于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等“表演艺术”，然而难以否认的是，实际生活中的表演艺术常常同口头传说和表述、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等民俗事项彼此难分。倘若我们看到“表演过程”与“仪式过程”二者之间包含的某种共性，便可将“仪式化展演过程”作为一条纽带或环链，将表演艺术及其文化生态环境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纳入整体文化系统中进行动态的审视。
中国音乐学院杨红在《仪式音声之民族志构建──内蒙古西部传统音乐文化资源的考察与思考》中讲到，内蒙古西部既是历史上“秦直道”的北段，又是昔日“西口路”的必经地和目的地。这里蒙汉文化得到广泛的交流，多民族音乐文化遗存丰富，须深入挖掘的资源雄厚。作者企图从整合的视角，对该地区多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尤其是伴随着人们生活的仪式音声的实地考察、梳理、研究，以期达到总体的概观。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薛艺兵《论祭祀仪式音乐研究中的“两阈结构”模式》认为，祭祀仪式的场域结构中存在着一个二元对立的主体结构模式，这就是由“凡俗阈”和“超凡阈”构成的“两阈结构”模式。所谓“凡俗阈”，是指平凡俗人的人间阈境（人间世界），是仪式场合的现实空间；所谓“超凡阈”，是指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鬼阈境（神鬼世界），是祭祀者观念中（或象征性）的意象空间。文章以具体实例的分析来说明“两阈结构”中音乐作为一种包含观念、行为和声音的特殊现象，是怎样以其特殊的观念“意向”、行为“指向”和声音“效应”达到沟通、调和两阈关系的。
上海音乐学院萧梅《体验的音乐民族志——以广西壮族“魔仪”音声描写为例》以作者对广西靖西壮族“魔仪”音声场域中“超验”现象的田野研究（field study ）作为体验的音乐民族志之例，讨论：（1）“身体感”及其带出的主体间性（intersubjuctivity ）或“他者间性”(interotherness）作为仪式音乐田野研究体验基础的“感性”（somatic ）能力及其合法性；（2）仪式场域的“默声”现象，作为整体“声谱”的一部分是否应该被表达，而前述基于“身体感”的体验又如何表达之？（3）体验作为田野研究的话语实践，如何能使音乐研究真正成为对音乐实践活动自身的“趋近”，其观察、自省、批判、对话的整体研究又将对音乐学产生哪些影响？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张振涛在《重构声音》中讲到，沿袭欧洲乐器学理念的音乐学研究，通常不包括非旋律性的打击乐器。但对于中国民俗事项的阐释来讲，尤其是对发生在乡村仪式中的音乐来讲，打击乐器却占有特殊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没有打击乐器就没有乡村仪式。那些专业音乐家概念中的声音与局内人概念中的声音，常常有一定距离，甚至背道而驰。
香港城市大学罗明辉《仪式音声民族志研究的方法及意义——从洪朝音乐的考察研究谈起》根据有关香港洪朝音乐的考察研究，结合洪朝仪式音声的特点，从研究方法的设计和实施、文本资料的建构、理论架构的依据等方面，探讨仪式音声民族志研究的方法及意义。
香港道乐团刘红《仪式音乐田野考察者的自我身份判定》围绕在田野考察中，考察者如何掌握和判别自己的身份、角色的问题进行讨论，包括：（1）田野工作的概念；（2）田野考察者于本土文化中的身份定位；（3）田野考察者的自我身份如何判定；（4）田野考察的目的。
2.传统音乐研究与非物质文化保护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王耀华《关于中国民族音乐“集成后”的思考》论述了作者在编著《中国民族音乐》教材的过程中，将中国民族音乐四大集成已经出版的各省（市、自治区）卷本作了一番学习，在对“集成”的巨大贡献有了进一步认识的同时，对“集成后”的相关问题所作的思考。
上海音乐学院洛秦《学科架构、规划和愿景——音乐人类学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为个案，讲述依托上音的优秀学术传统，该学科建立了现代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工作平台，与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该领域的著名学者联手，整合和优化有关的研究资源和人才，采用独立运营和组合的机制，强调学术的基础性、交叉性、前沿性和现实性，以领域的唯一性、优先性和学科的独特性、领先性作为建设目标的重点，推动了近年来音乐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进程。
中国音乐学院刘勇《全世界民族音乐学家，联合起来——兼论民族音乐学中国学派的形成和学术特点》受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布鲁诺·奈特尔（Bruno Nettl）的启发，对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思考，并对“民族音乐学中国学派”的形成和学术特点进行了展望和分析。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蓝雪霏《关于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运动与民族音乐学术研究的互唤问题——兼谈“民族音乐学”教育实践的良好契机》认为，当前，由政府领导的一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既然是“文化遗产”，无论其概念定义、重要性迫切性还是行政命令、操作措施都富含独特的科学学术品质。这场行将继续向纵深拓进的与吾辈学术密切相关的大规模运动，实际上存在着二者不尽密切配合甚至脱钩现象而亟需两相呼唤的问题。
中央音乐学院钱茸《换个思路说传统音乐的承接——从非遗项目的文明属性谈起》认为，音乐圈内，甚至传统音乐圈内，疑惑的声音时有耳闻，如：有些“原生态民歌”是否还能算“原生”？原生态歌手是否应该参加青歌大赛？原生态歌手是否应该进入歌舞团？中国传统声乐品种是否真正值得拯救？是否可能得到拯救？等等。本文拟换个思路，从三个角度，寻求阐释上述问题的突破口：（1）非遗项目的文明属性；（2）传统音乐的符号化存在方式；（3）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误区与潜力。
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施咏《中国当代“民工歌曲”中的表现主题及其相关社会意义》通过对“民工歌曲”的研究，倡导在“民工歌曲”中的人文主义关怀，关注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权益保护。
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马希刚《借鉴、融通与理性期待——基于音乐文化特征的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方法思考》对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文化特征的差异从哲学背景、审美追求、表现形式和音乐风格等几个方面作了比较分析，提出了以下几点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改进措施：（1）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2）对经典曲目进行解构与重建构；（3）创建历史文化情境来促进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4）通过深刻理解音乐特征领悟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沈云芳《胡登跳“丝弦五重奏”的音乐创作观念及存在价值研究》对丝弦五重奏的生成脉络作了较为细致和详尽的梳理，从胡登跳先生的丝弦五重奏创作入手，对作品的音乐形态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充分提炼其创作观念和手法，并在与丝弦五重奏关系密切的演奏员和由此形成的专业民族器乐重奏课程等方面，探寻丝弦五重奏这一新的艺术品种形成以及发展的社会、文化成因，客观看待其得失利弊，以观照、审视、思考民族室内乐在当代的发展。
3.山西（及其它区域）音乐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研究
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吴学源《葫芦丝漫谈》以简要的历史回顾形式，从民族音乐学、乐器学以及民俗学的角度，对葫芦丝的分布、名称、形制、音体系及其相关文化背景作了较客观的记述，并试图就这种乐器的产生以及产生的地域、族属等历史渊源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山西大学音乐学院王亮《上党八音会调查》以《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山西卷》中有关资料为参照，结合相关文献，对上党八音会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通过访谈、观看演出、跟踪班社活动、录音录像等方式，以“全面普查”与“个案跟踪”横、纵两条线索对该乐种的现存状况展开了田野调查。
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许璐、蔡际洲的《1980年代以来的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以1980年至2006年底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该领域的论文（合计156篇）为对象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为在汉族民间吹打乐这一领域，尚存在如下一些问题：研究对象的地域分布呈“北多南少，东多西少”状；研究角度相对单一；田野工作还须加强等等。
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音乐系叶明春《云南洞经音乐审美观初探》基于音乐人类学“概念”（审美观）——“行为”（音乐行为）——“音声”（音乐作品）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从音乐作品、音乐行为，返观洞经音乐的基本概念，探索洞经音乐的审美观。
天津音乐学院李微微《山东柳子戏唱腔五大基本曲牌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柳子戏进行了界定和概述，对其兴起和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对柳子戏五大基本曲牌进行了音乐与历史、现状的综合分析。
沈阳音乐学院冯志莲《东北大鼓备忘录》以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为基础，以调查研究为手段，从“东北大鼓之生成探源”、“东北大鼓之兴盛考略”、“东北大鼓之衰微发幽”、“东北大鼓之保护撷要”四个方面对东北大鼓进行了论述。
上海音乐学院齐江《说唱音乐分类研究》肯定了说唱音乐两分法的重要学术意义，同时借鉴张鸿懿提出的说唱音乐两分法以及吴文科对于说唱艺术的分类方法，提议将我国的说唱音乐分为牌子曲类、鼓书类和杂曲类三种。
4.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新方法、新视角、新问题
中央音乐学院张伯瑜《论中国当代民族器乐发展中传统音乐思维的丢失》中谈到，纵观今天的民族器乐，在与传统器乐相比之后，可以发现其中的三种变化：音声变化、制度变化和思维变化。
杭州师范学院音乐艺术学院田耀农在《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的最后分野》中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应是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二者的分野可从五个方面界定：历史的还是当下的、考据的还是比较的、音乐的还是文化的、国家内的还是国际的、乐事的还是乐人的。
青海音乐家协会巨奇君《土族民歌多源文化特征初探》对土族民歌的多元性文化特征进行了形态上的初步探讨，指出土族民歌中土语、汉语、藏语的三种语言形态，从歌词的语言和结构、曲调的旋法、调式结构等方面比较了土族民歌与蒙古族、汉族、藏族、回族民歌之间的关系，并从语言、宗教、文化、地理、族源、生产方式等几个方面探索形成土族民歌多元化的因素。
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李玉珍、商树利《二人转音乐中的俗文化特征》以民俗文化、中国传统音乐形态学以及美学的多重视角为出发点，试图得出二人转音乐的俗文化特征审美价值所在。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1）二人转源流性质的解释；（2）二人转表演曲目内容的结构特点和题材分类；（3）审视二人转俗文学唱词语言的“剧诗”性特征的体现；（4）解析二人转俗乐唱腔的基本特征。
青海民族学院艺术系苏娟《青海土族婚礼曲的音乐特征》以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东沟乡大庄村的婚礼仪式和婚礼曲为切入点，通过对该地婚礼曲的音乐特征和歌词的艺术特征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与研究，折射出青海土族婚礼音乐文化的整体面貌与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特征。
会议期间，山西文化厅、山西大学音乐学院为代表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山西大学音乐学院专场音乐会展示了山西大学在教学上所取得的成绩；而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经典山西民歌汇则使代表们充分领略了山西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
18日下午的闭幕式上，乔建中会长对本次年会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规划，并宣读了刚刚吸纳的100名新会员的名单。最后他宣布，2010年的第十六届年会将由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承办。他说，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一次年会就是1980年3月在南京艺术学院，由高厚永教授和在读研究生沈洽、杜亚雄共同发起而举办的。如果说南京会议上高厚永教授所作的主旨发言《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是对过往历史的总结和反思的话，那么，28年来，则是全体会员坚持以建设性的态度，一直在满怀自信地往前走。2010年是学会成立30年，届时回到出发的原点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反思、总结。希望我们的学会以更加健壮的身姿，在2010年年会上，迎接自己的“而立”之年！
本次年会的核心议题是“传统音乐保护的理论、方法与政策研究”。这是针对近几年我国社会人文领域一个非常普遍而又热烈的话题提出来的。现以专题为分类，选取部分文章进行介绍：
1.传统音乐传承与保护的理论、方法、政策研究（以仪式音乐为例）
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在《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仪式化展演过程》中谈到，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被等同于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等“表演艺术”，然而难以否认的是，实际生活中的表演艺术常常同口头传说和表述、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等民俗事项彼此难分。倘若我们看到“表演过程”与“仪式过程”二者之间包含的某种共性，便可将“仪式化展演过程”作为一条纽带或环链，将表演艺术及其文化生态环境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纳入整体文化系统中进行动态的审视。
中国音乐学院杨红在《仪式音声之民族志构建──内蒙古西部传统音乐文化资源的考察与思考》中讲到，内蒙古西部既是历史上“秦直道”的北段，又是昔日“西口路”的必经地和目的地。这里蒙汉文化得到广泛的交流，多民族音乐文化遗存丰富，须深入挖掘的资源雄厚。作者企图从整合的视角，对该地区多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尤其是伴随着人们生活的仪式音声的实地考察、梳理、研究，以期达到总体的概观。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薛艺兵《论祭祀仪式音乐研究中的“两阈结构”模式》认为，祭祀仪式的场域结构中存在着一个二元对立的主体结构模式，这就是由“凡俗阈”和“超凡阈”构成的“两阈结构”模式。所谓“凡俗阈”，是指平凡俗人的人间阈境（人间世界），是仪式场合的现实空间；所谓“超凡阈”，是指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鬼阈境（神鬼世界），是祭祀者观念中（或象征性）的意象空间。文章以具体实例的分析来说明“两阈结构”中音乐作为一种包含观念、行为和声音的特殊现象，是怎样以其特殊的观念“意向”、行为“指向”和声音“效应”达到沟通、调和两阈关系的。
上海音乐学院萧梅《体验的音乐民族志——以广西壮族“魔仪”音声描写为例》以作者对广西靖西壮族“魔仪”音声场域中“超验”现象的田野研究（field study ）作为体验的音乐民族志之例，讨论：（1）“身体感”及其带出的主体间性（intersubjuctivity ）或“他者间性”(interotherness）作为仪式音乐田野研究体验基础的“感性”（somatic ）能力及其合法性；（2）仪式场域的“默声”现象，作为整体“声谱”的一部分是否应该被表达，而前述基于“身体感”的体验又如何表达之？（3）体验作为田野研究的话语实践，如何能使音乐研究真正成为对音乐实践活动自身的“趋近”，其观察、自省、批判、对话的整体研究又将对音乐学产生哪些影响？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张振涛在《重构声音》中讲到，沿袭欧洲乐器学理念的音乐学研究，通常不包括非旋律性的打击乐器。但对于中国民俗事项的阐释来讲，尤其是对发生在乡村仪式中的音乐来讲，打击乐器却占有特殊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没有打击乐器就没有乡村仪式。那些专业音乐家概念中的声音与局内人概念中的声音，常常有一定距离，甚至背道而驰。
香港城市大学罗明辉《仪式音声民族志研究的方法及意义——从洪朝音乐的考察研究谈起》根据有关香港洪朝音乐的考察研究，结合洪朝仪式音声的特点，从研究方法的设计和实施、文本资料的建构、理论架构的依据等方面，探讨仪式音声民族志研究的方法及意义。
香港道乐团刘红《仪式音乐田野考察者的自我身份判定》围绕在田野考察中，考察者如何掌握和判别自己的身份、角色的问题进行讨论，包括：（1）田野工作的概念；（2）田野考察者于本土文化中的身份定位；（3）田野考察者的自我身份如何判定；（4）田野考察的目的。
2.传统音乐研究与非物质文化保护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王耀华《关于中国民族音乐“集成后”的思考》论述了作者在编著《中国民族音乐》教材的过程中，将中国民族音乐四大集成已经出版的各省（市、自治区）卷本作了一番学习，在对“集成”的巨大贡献有了进一步认识的同时，对“集成后”的相关问题所作的思考。
上海音乐学院洛秦《学科架构、规划和愿景——音乐人类学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为个案，讲述依托上音的优秀学术传统，该学科建立了现代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工作平台，与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该领域的著名学者联手，整合和优化有关的研究资源和人才，采用独立运营和组合的机制，强调学术的基础性、交叉性、前沿性和现实性，以领域的唯一性、优先性和学科的独特性、领先性作为建设目标的重点，推动了近年来音乐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进程。
中国音乐学院刘勇《全世界民族音乐学家，联合起来——兼论民族音乐学中国学派的形成和学术特点》受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布鲁诺·奈特尔（Bruno Nettl）的启发，对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思考，并对“民族音乐学中国学派”的形成和学术特点进行了展望和分析。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蓝雪霏《关于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运动与民族音乐学术研究的互唤问题——兼谈“民族音乐学”教育实践的良好契机》认为，当前，由政府领导的一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既然是“文化遗产”，无论其概念定义、重要性迫切性还是行政命令、操作措施都富含独特的科学学术品质。这场行将继续向纵深拓进的与吾辈学术密切相关的大规模运动，实际上存在着二者不尽密切配合甚至脱钩现象而亟需两相呼唤的问题。
中央音乐学院钱茸《换个思路说传统音乐的承接——从非遗项目的文明属性谈起》认为，音乐圈内，甚至传统音乐圈内，疑惑的声音时有耳闻，如：有些“原生态民歌”是否还能算“原生”？原生态歌手是否应该参加青歌大赛？原生态歌手是否应该进入歌舞团？中国传统声乐品种是否真正值得拯救？是否可能得到拯救？等等。本文拟换个思路，从三个角度，寻求阐释上述问题的突破口：（1）非遗项目的文明属性；（2）传统音乐的符号化存在方式；（3）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误区与潜力。
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施咏《中国当代“民工歌曲”中的表现主题及其相关社会意义》通过对“民工歌曲”的研究，倡导在“民工歌曲”中的人文主义关怀，关注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权益保护。
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马希刚《借鉴、融通与理性期待——基于音乐文化特征的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方法思考》对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文化特征的差异从哲学背景、审美追求、表现形式和音乐风格等几个方面作了比较分析，提出了以下几点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改进措施：（1）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2）对经典曲目进行解构与重建构；（3）创建历史文化情境来促进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4）通过深刻理解音乐特征领悟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沈云芳《胡登跳“丝弦五重奏”的音乐创作观念及存在价值研究》对丝弦五重奏的生成脉络作了较为细致和详尽的梳理，从胡登跳先生的丝弦五重奏创作入手，对作品的音乐形态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充分提炼其创作观念和手法，并在与丝弦五重奏关系密切的演奏员和由此形成的专业民族器乐重奏课程等方面，探寻丝弦五重奏这一新的艺术品种形成以及发展的社会、文化成因，客观看待其得失利弊，以观照、审视、思考民族室内乐在当代的发展。
3.山西（及其它区域）音乐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研究
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吴学源《葫芦丝漫谈》以简要的历史回顾形式，从民族音乐学、乐器学以及民俗学的角度，对葫芦丝的分布、名称、形制、音体系及其相关文化背景作了较客观的记述，并试图就这种乐器的产生以及产生的地域、族属等历史渊源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山西大学音乐学院王亮《上党八音会调查》以《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山西卷》中有关资料为参照，结合相关文献，对上党八音会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通过访谈、观看演出、跟踪班社活动、录音录像等方式，以“全面普查”与“个案跟踪”横、纵两条线索对该乐种的现存状况展开了田野调查。
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许璐、蔡际洲的《1980年代以来的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以1980年至2006年底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该领域的论文（合计156篇）为对象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为在汉族民间吹打乐这一领域，尚存在如下一些问题：研究对象的地域分布呈“北多南少，东多西少”状；研究角度相对单一；田野工作还须加强等等。
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音乐系叶明春《云南洞经音乐审美观初探》基于音乐人类学“概念”（审美观）——“行为”（音乐行为）——“音声”（音乐作品）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从音乐作品、音乐行为，返观洞经音乐的基本概念，探索洞经音乐的审美观。
天津音乐学院李微微《山东柳子戏唱腔五大基本曲牌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柳子戏进行了界定和概述，对其兴起和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对柳子戏五大基本曲牌进行了音乐与历史、现状的综合分析。
沈阳音乐学院冯志莲《东北大鼓备忘录》以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为基础，以调查研究为手段，从“东北大鼓之生成探源”、“东北大鼓之兴盛考略”、“东北大鼓之衰微发幽”、“东北大鼓之保护撷要”四个方面对东北大鼓进行了论述。
上海音乐学院齐江《说唱音乐分类研究》肯定了说唱音乐两分法的重要学术意义，同时借鉴张鸿懿提出的说唱音乐两分法以及吴文科对于说唱艺术的分类方法，提议将我国的说唱音乐分为牌子曲类、鼓书类和杂曲类三种。
4.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新方法、新视角、新问题
中央音乐学院张伯瑜《论中国当代民族器乐发展中传统音乐思维的丢失》中谈到，纵观今天的民族器乐，在与传统器乐相比之后，可以发现其中的三种变化：音声变化、制度变化和思维变化。
杭州师范学院音乐艺术学院田耀农在《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的最后分野》中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应是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二者的分野可从五个方面界定：历史的还是当下的、考据的还是比较的、音乐的还是文化的、国家内的还是国际的、乐事的还是乐人的。
青海音乐家协会巨奇君《土族民歌多源文化特征初探》对土族民歌的多元性文化特征进行了形态上的初步探讨，指出土族民歌中土语、汉语、藏语的三种语言形态，从歌词的语言和结构、曲调的旋法、调式结构等方面比较了土族民歌与蒙古族、汉族、藏族、回族民歌之间的关系，并从语言、宗教、文化、地理、族源、生产方式等几个方面探索形成土族民歌多元化的因素。
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李玉珍、商树利《二人转音乐中的俗文化特征》以民俗文化、中国传统音乐形态学以及美学的多重视角为出发点，试图得出二人转音乐的俗文化特征审美价值所在。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1）二人转源流性质的解释；（2）二人转表演曲目内容的结构特点和题材分类；（3）审视二人转俗文学唱词语言的“剧诗”性特征的体现；（4）解析二人转俗乐唱腔的基本特征。
青海民族学院艺术系苏娟《青海土族婚礼曲的音乐特征》以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东沟乡大庄村的婚礼仪式和婚礼曲为切入点，通过对该地婚礼曲的音乐特征和歌词的艺术特征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与研究，折射出青海土族婚礼音乐文化的整体面貌与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特征。
会议期间，山西文化厅、山西大学音乐学院为代表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山西大学音乐学院专场音乐会展示了山西大学在教学上所取得的成绩；而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经典山西民歌汇则使代表们充分领略了山西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
18日下午的闭幕式上，乔建中会长对本次年会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规划，并宣读了刚刚吸纳的100名新会员的名单。最后他宣布，2010年的第十六届年会将由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承办。他说，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一次年会就是1980年3月在南京艺术学院，由高厚永教授和在读研究生沈洽、杜亚雄共同发起而举办的。如果说南京会议上高厚永教授所作的主旨发言《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是对过往历史的总结和反思的话，那么，28年来，则是全体会员坚持以建设性的态度，一直在满怀自信地往前走。2010年是学会成立30年，届时回到出发的原点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反思、总结。希望我们的学会以更加健壮的身姿，在2010年年会上，迎接自己的“而立”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