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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东亚第一个近代“文明”国家。在明治时代，日本为了证明自己是文明国家，一方面向西方学习，一方面向世界输出其“文明”。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将明治维新作为“文明”输出到中国，既有学界的作用，也有官方的背景;既有输出方面的动力，也有接受方面的需要。重野安绎的《大日本维新史》和大隈重信的《开国五十年史》就是很好的例证。只要以文明的手段输出“文明”，客观上还是能够起到促进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的作用。从“文明”输出的视角来看明治维新，可以加深对明治维新及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理解。
关键词 明治维新，近代日本，文化交流，重野安绎，大隈重信
中图分类号 K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06-0020-10
明治维新距今已150周年，关于明治维新的研究，这两年又掀起一个热潮，一些专业学术刊物和面向一般知识界的大众读物先后组织了专栏，零星散篇论文和评论也时常见于报刊。而且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这两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也比较多。①关于明治维新的国际会议不断举行，我也有幸参加了2017年9月耶鲁大学举办的“明治维新及其影响——社会变迁与政治意义”会议，并且将沃尔索尔在会议上的报告《明治维新：过去与现在》安排翻译成中文刊发出来了，②使我们对美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有了一定的了解。2018年7月28日至29日，南开大学也举办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明治维新与近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既有对明治维新的历史性透视与断面性分析，也有对其理论化、系统化叙述;既有对明治维新中的精神构建与思想渊源的探索，也讨论了明治维新对世界及中国的影响。③
从总体上看，对明治维新研究的倾向，或可以用从注重其性质的讨论而具体到对其史实、过程和影响的阐明来概括，其研究越来越深入。当然这种概括只是粗略的，作为“文明”输出的明治维新，广义而言，可以说是明治维新的影响，但是以往很少从明治维新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影响，④这个视角去看。作为“文明”输出的明治维新，既有一般意义上学术交流的意义，也不可忽视这种作为“文明”输出的明治维新，还是日本官方近代日本“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东亚第一个近代“文明”国家。在明治时代，日本为了证明自己是文明国家，一方面要继续不断地向西方学习，以求得西方的认可;一方面向世界特别是东亚输出其“文明”，以寻求“东亚盟主”的地位。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将“明治维新”作为“文明”输出到中国，既有学界的作用，也有官方的背景;既有“输出”方面的动力，也有接受方面的需要。重野安绎的《大日本维新史》和大隈重信的《开国五十年史》就是很好的例证。从“文明”输出的视角来看明治维新，可以加深对明治维新及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理解。
学界对王先谦的研究，已经从资料整理进行到整体研究、专题研究，以至于将其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家的代表之一来给予高度重视了。①对于《日本源流考》，中国和日本学界的评价历来有赞扬和批评两种论调。这里仅举日本学者的议论，由此可见一斑。如盐谷温就对王先谦的经世意识很赞赏，他说：
先生夙有經世之志，曾叹曰：今国家之急务在海军，民之要图在商务。朝士无论矣，草野二三君子，以振兴世道为己任，不思尽心实事，挽救阽危，而相扇以虚名，专念鼓动世俗，即使率土觉悟，太息呼号，而无开济之道。譬犹举家醉卧，遽然梦醒，束手相顾，以须盗之入室，所谓固圉而保种者，果安在乎？（复毕永年书）
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之著作实出此一片婆心。或有非难者谓此等书可以不作者，乃未知先生者也。②
20年之后，在长沙留过学的松崎鹤雄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了。他认为：
《日本源流考》虽无可观者，而倭寇之事写得有些异样。倭寇在中国的历史中只写日本人之坏，实际上其过半为中国人冒倭寇之名而进行掠夺，我认为此乃公平之论。③
中国学者则认为，王先谦的《日本源流考》一书“以十分之一强的篇幅，辑录了明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民族英雄戚继光、俞大猷领导抗倭和东南沿海人民自发抗倭的历次大捷的有关资料。他编纂此书正当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之际，用较多篇幅缅怀中国人民抗倭的英雄业绩，应该说是寓有深意的”。④这种“深意”有人则明确表述为“着意表彰了明朝沿海人民抗倭的英雄业绩，意在激励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⑤这是可以理解的。
半个世纪之后，中日文化交流史专家石原道博也专门研究了王先谦的《日本源流考》，给这本书一个基本的定位：
我是第一个举出《吾妻镜补》（1814年翁广平著）、《日本国志》（黄遵宪著1895年刊）、《游历日本图经》（傅云龙著1888年刊）、《日本源流考》四本书作为清代日本研究之最，顺次考察的结果，认为每本书各有其特色，由此至少可以推测日俄战争之前清人的日本观、日本认识、日本理解。⑥
石原对王先谦该书中有关倭寇的记述也很在意。如在论及卷十三、十四时说：“‘倭寇’之记事递增。”论及卷十五时说“所谓嘉靖之大倭寇一出现，王先谦的引用文也突然增加了”。这也的确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以上的各种评论中大概可以知道《日本源流考》的一些特色了。王先谦自身是很重视这本书，他的自定年谱中记载，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兹将所著《尚书孔传参正》《汉书补注》《荀子集解》《日本源流考》四种，装潢成帙，恭呈乙览”。⑦这些在他看来都是“研精覃思”，“洵可以信今而传后”的著作。对于《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他自评说：“于彼国治乱得失、政事学术，皆能窥见本原，而以编年之体，旁搜官私记载，用能择精语详。”⑧他也因此而得到朝廷赏识，“加恩赏给内阁学士衔”。①
《日本源流考》一书的用意，实际上作者在该书的序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说：
天下禅代，独日本世王，非但其臣民有所鉴戒取舍而然也。以岛国孑立无邻，故外侮亦弗及焉。然自番轮飚至，重关洞开，情势岌岌。赖豪杰云集，谋议翕合。上下之情通，从违之机决。捐弃故技，师法泰西，曾不数年，屹然为东方强国。余尝考其变法之始，倍难于他邦……乃自西国扰乱，而将军乞退;议改郡县，而梗命即败;群谤蜂起，而执政不挠。遂以经纬区寓，焕然起维新之局。呜呼，岂偶然哉？ 夫举一国之政而惟外邦之从，匪易事也。而日本行之如转圜流水，此其故亦有二：一则地悬海中，事简民朴。……其前无所因，故后并不得谓之变。非我中国每事拘牵旧章，沮隔群议者比也。一则……我中国塞聪蔽明，百务苟且。台湾生番之偿金，隐中其机权;甲午北洋之利益，饱张其威力。故彼国之士气咸伸，而更新之机势大顺矣。考其内政所施，惟力课农桑，广兴工艺，为得利之实。而以官金资助商会，知保商即以裕国，从而维持附益之，斯得西法之精者也。……
日本得志之后，所刊《维新史》、《法规大全》诸书，扬翊过情，观之徒乱人意，不可概执为兴邦之要道也。是书成，因附述鄙见，以质当世如此。至日本史家文章之美，览者自得之，故不复云。光绪二十七年岁次辛丑秋九月。②
简而言之，王先谦认为日本和中国一样，都经历过“西国扰乱”，都实行了变法，但日本之所以能够“焕然起维新之局”，既保住万世一系的王位，又“屹然为东方强国”，这确非易事。他分析其原因，首先是日本民风简朴，不像中国这样“每事拘牵旧章”，没有这么沉重的历史包袱，变起来就相对容易一些;其次，因为“中国塞聪蔽明，百务苟且”，而日本在外交上费尽心机，屡屡使中国“隐中其机权”，日本不仅因此获利巨大且“士气咸伸，而更新之机势大顺矣”。另一方面，其在内政上也很务实，各种措施，能“得西法之精”。
但同时，王先谦也提出，不必事事慕效日本，而且日本所总结的成功的经验之谈如“所刊《维新史》《法规大全》诸书，扬翊过情，观之徒乱人意，不可概执为兴邦之要道也”。如何“治数千年文教之邦”，他的结论是：“必以放勋之劳来辅翼为心，匪特不争其利，亦并不预其事，鼓天下之智力，以求保我君民共有之元气。国家灵长之祚，或在兹乎！”③一方面要讲“务开广地利，毋俾他人我先”，同时也不能不讲尧舜之道。这也表现出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比较典型的心态，不能简单地贴上保守甚至反动的标签了事。
为了撰写《日本源流考》，王先谦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其序文开篇即说：“先谦录日本开国以来迄于明治二十六年癸巳，采历代史传暨杂家纪载，参证日本群籍，稽合中东年表，为《源流考》二十二卷。”④研究表明，“日本群籍”包括《古事记》《日本书纪》《续日本纪》《神皇正统记》《大日本史》《和汉年契》《日本政记》《日本外史》《日本通鉴》《大日本维新史》。⑤这些书籍是怎么得到的，或许每一种都有一个故事。这里只是就我所知，《日本源流考》与最后一种即《大日本维新史》的关系，实际上王先谦自己已经讲了一半。1907年刊行的《虚受堂书札》中收录其《复日本宗方北平》并附来书。《宗方小太郎日记》翻刻发表和翻译出版之后，这个故事基本上就可以讲得完整了。
宗方小太郎（1864—1923年），⑥号北平，熊本人。1884年来上海学习中文，此后一生直至1923年在上海病逝，主要在中国渡过。甲午战争期间为收集中国方面的情报尽心竭力，因而受到天皇的接见。因其对中国问题之熟悉，被誉为“日本志士中的一座高峰”，以其“为对华国策而鞠躬尽瘁”，死时“叙正五位，赐勋三等旭日中绶章”。中国学者也认识到其作为“大陆政策急先锋”的面目，⑦其具体活动，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的中译本得到详细的了解。
从日记看，那是1899年12月21日，其中这样记述：
是日致书当地绅士王先谦，附送《同文会规》，求会见，外出不在。王氏乃翰林出身，前任江苏学政，国子监祭酒。前年以来，执保守党之牛耳，所谓新党之士，悉为此人排斥驱逐，屏息敛气，不能伸展手足。将来若欲开湖南之风气，有所设施，必先游说此人，使其成我囊中之物，非此，则几乎无从下手。予之此行，所以欲先见此人者，实为此也。致王氏之全文如下：
……鄙人现在汉口总办东亚同文会事务，专依《汉报》倡言宗旨，力图中东两国联络。月前（随会长近卫公爵南京拜）南洋谒刘岘帅，鄂省见张香帅，以申同文会之旨。二公许为美举。顾阁下三湘重望，省之内外，事无大小，一呼可办。仆此行实有为东方时局所求于阁下也。……我两国须及早释嫌猜，去畛域，上下一致，通力合作……唇齒辅车之情，同文同种之谊……①
次日，日记记载：
午前……往至北门内叩王先谦，旅行尚未归来云。……夜王先谦回信至，其全文如下：
……今日在东言东，非如尊论两国上下一致通力合作，别无固圉边陲良策，此不易之至言也。贵国与中国，因甲午朝鲜之事，致启兵戎，和好之后，气谊犹昔。联合之旨，朝官疆吏多以为言，似与贵国人情尚不相远。但邦交之固，权在朝廷，草莽之臣，心知其意，而未便身预其事，此则与贵国情形不无稍异者也。贵国历代以来，权归方镇，自西人构衅，强藩退位，势定一尊，封建之区，俄为郡县，殆运会之所开，不尽由于人事。改制之后，殚精工艺，并心一力，遂分西国权利之重，而开东方风气之先。积富成强，操之有要，此我中土所急宜步趋则效者。先谦虽身处田野，不能一日忘矣。……近因病苦，杜门却轨，虽亲知不相过从。惟平生耽嗜文艺，一息未死，犹思有所述作，以诒方来。曾为贵国源流考一书，根据中国史志，参稽贵邦图籍，颇有斐然之观，惟明治以来，蒐讨不悉，迟为授梓。阁下东邦巨擘，博及群书，尚乞将来有以惠我。高轩之过，敬以疾辞，愿托神交，附于海外文字契好之末，如何？②
宗方来见王先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鉴于王先谦在湖南文化界的重要地位，为了日本将来控制这一地区，力图“使其成我囊中之物”。而王先谦则敬而远之，以书信的形式一方面表示对日本的改制成功表示赞赏，一方面对政治问题表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出于为自己正在撰写《日本源流考》谋求资料，则向宗方表现了强烈的求知欲。宗方也不负所望，不到一个月，即在1900年1月19日的日记里记载：“是日赠王先谦《日本维新史》一部，托原某赴湖南时捎去。”③就是说至少在此时《日本源流考》的明治时代部分的主要资料才到手。有意思的是，1907年《日本维新史》的作者重野安绎经欧洲来华游历，宗方在9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至丰阳馆访西村（天囚）、重野。赠重野成斋翁长沙王先谦所著《日本源流考》一部。”④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得知重野是如何看待《日本源流考》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大日本维新史》的出版是在1899年12月5日印刷（印刷者为野村宗十郎，株式会社东京筑地活板制造所印刷）、13日发行（发行者为东京的善邻译书馆和国光社）。另外，还有一种的版权页上未标印刷者，但标有“上海北京路商务印书馆代印”字样。1900年4月1日，宗方还给王先谦寄过《国家学》，⑤虽然只有书名，但从汉文等角度考虑，应为1899年12月出版的伯崙知理著、吾妻兵治译、善邻译书馆出版的《国家学》。1931年10月上海华通书局发行（发行人王怀和）的《日本维新史》，那已经是三十年以后的事了。
宗方送给王先谦的两本书都是善邻译书馆出版的著作。关于善邻译书馆，根据狭间直树的研究，“善邻译书馆的创立意图，在于通过提供汉译书籍这种形式的文化携助，使维新以来的日本文明成就能够有助于清韩两国的革新”。⑥而重野安绎正是善邻译书馆的核心人物。《申报》1900年初即报道过此事，说：“日本文学博士重野诚斋，鸠集同志诸君，创设善邻译书馆，取和文西文书籍之切于世用者，译作华文，礼延四明王黍园明经，为之润色，刻已刊成四种。”⑦重野诚斋即重野安绎，其所著《大日本维新史》的目的就是面向中国，其《序》中说，明治三十年来“锐意励精，刮刷振作，骎骎乎日进，国威耀于海外”，歌颂其“乾纲广运，日新不息，新政之美，将相继而无穷也”。并引用《教育敕语》中的话，说五伦之道，是“祖宗遗训，通之古今而不谬，施之中外而不悖”，认为“明治中兴”“通于时变”，“即孔子言所因所损益百世可知者矣”。①如狭间直树所言，“其言外之意是在炫耀这是些为了有助于中国改革的著作”。②或者说，“是确信明治维新的变革是顺应时代要求的正确历史发展路线，其他国家也会走这条道路。虽然没有明说是中国改革，但字里行间都在表达这个意思”。③
根据狭间直樹的研究，善邻译书馆的基本情况已经比较清楚了。④但是如何评价，狭间强调“善邻协会和善邻译书馆是甲午战争后，中日两国对等性合作具体化的一种形态”，“与后来表达蔑视和侵略的日本‘优越’性立场相比，还是截然不同”，⑤因此积极评价其“将日本文明的成功经验提供给近邻诸国的这项计划，并没有辜负善邻译书馆之初衷;以对等关系为前提将自身‘盈利的事业’转变为‘国家的事业’并付诸实践的尝试也值得后人关注”。⑥但是，在日本近代，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与中国有关的“事业”（所谓对支事业、对华事业），个人和国家的因素如何分别？以及在中国与日本两国间如何分别“对等性”与“优越性”？这些问题都是非常考验史家见识和功力的。比如狭间也提到在创立译书馆之初（1899年），就有外务省的大力支持，后来改组为株式会社（1901年），也是自觉地将自身的商业性盈利作为“国家性盈利”，从而与日本的国家战略自然地结合起来了。
《大日本维新史》是译书馆中“发行行情看好”的一种，狭间注意到该书有“清国翻刻的盗版”，不知是否指“上海北京路商务印书馆代印”的那种，如果所指是这种“代印”版，是否有“代印”的手续，如果有，是否可以称为“盗版”，或许还可以进一步考察。1900年1月上旬，译书馆的发行代表松本正纯及干事吾妻兵治携《大日本维新史》等“数万部”来上海推销，据白岩龙平的日记记载，1月5日、7日、8日均有过往。又查宗方小太郎日记，正月17日“松本正顺来访，身带善邻译书局之业务，本日抵达者也”。又见19日所记，有“松本正纯等来访。松本赠其所管之译书局装订之译书数种”。⑦接下来，也就在同一天，就有上述宗方赠王先谦《大日本维新史》的事了。
善邻译书馆的旨趣，其干事吾妻兵治特在中国的刊物上发表《善邻译书馆条议引》以为宣传，对于理解是否“对等”、何者“优越”，应该最能说明问题。其曰：
……我国（日本）自古忠厚成俗，风庞俗美。及中世通好隋唐三韩，传周孔之教。制度典章，灿然具备，其德不可谖也。晚近气运一变，泰西诸国，技艺迭兴，通商互市，日臻富强，骎骎乎驾轶东土。我皇上登极之初，广察宇内之情势，取彼之长，补我之短。锐意革新，力求自强。乃得与泰西各国并驾齐驱，以卓立于东海之表者，三十余载于兹矣。独惜清韩两国，尊内卑外，守旧不移，以致忧患荐臻，国势日蹙是殆不知变者阶之厉也。若不及今为之计，或恐有虎狼乘其釁者。虢亡虞及，此忧国之士所日夜寒心弗措也。于是奋然决起，于新报、于政论、于工商，务讲彼我之公益者，接踵相望。此等事皆为今日急务，不可废一。而更有一事尤急焉者，译述新书以启迪两国士庶者是也。周公制礼，鉴于二代以定损益;孔子论为邦，夏时殷辂周冕，并垂法则，洵为千古之善变者也。今二国独拘末节，事虚文，宜乎与时背驰，而不能奏革新之功者，不大可惜哉！然则如之何而可？亦惟博采他邦之实学，以长其才识，旁求近世之新说，以启其知见。其法莫如译述我国及泰西有用诸书，以传播之也。使彼得启发新智，通晓时务，则旧习积弊，自然釐革，而富强文明之功，可期而待矣。吾侪窃有见于此，因欲译述新书，以输诸清韩，以表善邻之谊，是所以纠合同志，创立本馆也。⑧
简而言之，就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已经“卓立于东海之表”三十多年了，清韩二国则守旧不移，国势日蹙，因为列强虎视眈眈，唇亡齿寒，当务之急有许多可以做的事，而其中尤为紧要的是使之转变观念，具体的办法“莫如译述我国及泰西有用诸书，以传播之也”。这样，“富强文明之功，可期而待”。可见日本和西洋已经成为“文明”的标准，那么译述日本和西洋有用的新书“以输诸清韩”，即向中国和朝鲜输出“文明”即是善邻译书馆的主要目的，而《大日本维新史》这部“行情看好”的著作也就成了作为“文明”而向中国输出明治维新的典型之作。
《大日本维新史》是王先谦的《日本源流考》明治维新之后部分（卷二十、卷二十一）的主要资料，特别是最后的明治十四年至二十六年，成为其唯一的资料来源。尽管他在序文中批评《维新史》之类书籍“扬翊过情，观之徒乱人意，不可概执为兴邦之要道也”，但是因为没有其他资料可用，也只能接受这份输出的“文明”了。 大隈重信编撰的《开国五十年史》，比《大日本维新史》的篇幅更为宏大，不仅有日文版，还有中文版和英文版，是将明治维新的成果作为“文化”向全世界输出的浩大工程。对此，曾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马冰洁，做过这方面的研究。①这里仅介绍该书的中文版及其一些相关的基本史料，以具体说明其“文化输出”之用意。
首先来看看大隈重信的《开国五十年史序》（1909年9月）。该序开篇即盛赞明治维新的伟大功绩：
呜呼！世运之变有出于人意表者。我日本开国以来，凡百制度取法于西洋，废置变革，细大并举，武威文物，骎乎日进，国运之昌，振古所未曾有也。②
尽管如此，在多变的国际形势中，还是抱有一种危机感，所谓“国家前途尚远，而形势之变不知所穷”。他尤其担心“西白东黄人种之争，孰能保其必无乎”？面对西方的“黄祸论”，他主张：
彼已自限其种，我亦不得不同种相恤。东亚大国与我同种者为清，唇齿辅车，休戚相关，故宜左右提挈，御侮于千里之外。而其国不幸内外多故，祸将不测。我以善邻之谊，虽竭力扶持，一发千钧，改亦岌岌矣。故吾为清国计，莫如先务自立。自立之道如何？亦在仿我日本开国进取之道而已矣。③
应该如何模仿效法呢？《开国五十年史序》汉译的意义何在呢？他说：
清国之宜学者，神也，非形也;意也，非迹也。夫两国人同其种，书同其文，地相近，俗相类，本非欧美之比。然国势民情未能尽一，则取于此而施于彼者，亦安得不异哉？我尝取西洋文化，察焉，精择焉，严稽以时势，断以国体，变而通之，杼轴由己，此其所以浑然无迹也。……我之文华致今日者，岂朝夕之故哉？清人乃观其既成之迹，为可袭而取，亦已过矣。苟欲取则于我，则莫如审我实势;欲审我实势，则莫如考其沿革;欲考其沿革，则如此书者，亦必在其所取也。盖彼天时人事所以相为经纬，外患之所以变而为福，中央集权之所以成，新旧之争所以归一，立宪之所以合国体，大略备乎是。今译以汉文者，为友邦谋也。清人诚能以此推彼、以异济同，改革之事，思过半矣。④
可见此书的目的在“为清国计”“为友邦谋”，其言辞之恳切，颇得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之共鸣与同情。
汉译本还有鹿传霖、袁世凯、徐世昌三人的序和荣庆的题词“治具毕张”。这三篇序，⑤研究者似很少注意到。首先是鹿传霖（1836—1910年）的序。鹿传霖曾任两江、两广总督、军机大臣，该序作于1907年12月。其序中盛赞“大日本得海邦之形胜，以地利兼人和，数十年来臻于强盛，进为文明。而大隈伯以杰出之才，建不世之勋。复于暇日纂修编辑，作开国五十年之史，尤能以蔚起之人文为方舆之实录”。认为这部著作将“传诸后世”，成为人们认识明治时代日本的“信而有征之基础”。袁世凯，无需赘言。其序文（1907年10月）也盛赞日本幕末维新时期舍旧谋新，“万矢一的、万众一心”，历尽千辛万苦，“鼓荡于惊风骇浪之域，而酝酿为文明璀璨之花”。文中特别强调：“向使维新诸杰，永守其嘉永安政之故习，终古不变，其何以国？大隈伯者，维新诸杰之一也，将纂开国五十年史，书来问序于余。余观其编纂诸公，非躬亲其事之大臣，即有名于时之学者，而伯实总其成。是书一出，其助我东洋之进步者，岂浅尠哉？”充分肯定这部书对我国的积极意义。最后一篇是徐世昌的序，①作于1908年2月。其中也赞扬“日本大隈伯，以东邦人杰，主变法、负重望，为政治家之泰斗，尽瘁国家数十年如一日”。说大隈“与维新元老及诸当世名士编纂开国五十年史，举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法制教育文学实业，下逮医药方伎音乐美术之属，一一备载，事赅而义富，其为宝贵宜何如也”。徐世昌的序，不仅肯定该书对于记录当世的意义，而且有垂范于后世的价值，即所谓“异日者穷古今之变，通欧亚之邮，举我东方数千年相传治道之本原，发挥而光大之，以成最近世史之巨帙者，舍伯爵其莫属矣”。
大隈重信的书使得三位清末封疆大吏为之写序，可以说宣传阵营非常豪华了。鹿传霖在1910年就去世了，而袁世凯和徐世昌，都先后做过中华民国的大总统，都与日本有比较密切的交往。从徐世昌的序文看，其所谓“东西文明必有渐相切近而同趋一轨之日”，似乎与大隈的东西文化融合论属于同一论调。大隈重信因为后来的“二十一条”而臭名昭著，但是他在袁世凯去世后发表《弔袁世凯警告中华国民》一文在中国也颇有影响，1916年7月在《新日本》发表后，8月份就在《东方杂志》节译刊登出来。②到1949年，金毓黻的《静晤室日记》里还在说这篇文章，说“吾国之民性有好修饰之病”，为大隈“一语道破，足为吾国人之警惕，不得以其出自异国人而轻视之也”。③做到不因人废言，难得！
再来看看《开国五十年史》在中国的影响。其自序写成当月，下旬即刊登发表在中国的《北洋政法学报》第117册上。《北洋政法学报》1906年8月为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的“北洋官报总局”所主办，宣传君主立宪制，在介绍国外法学、法律和政治制度，尤其是日本方面的情况，有重要贡献。如吴兴让翻译了小野冢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松浦镇次郎的《市町村制讲义》等，徐家驹介绍了《日本议院法》等。徐家驹在大隈重信的序文后有如下一段说明：
此文为日本大隈伯爵所著。大隈伯为日本中兴元勋，维新事业半成于伯爵之手。今虽退老林泉，而犹率宪政本党，讨论朝政，以达其进行之志，故其议论为朝野所推重。此文备说日本之所以兴，与我国所以效法日本之所在。言简意赅，其所以策我者甚至，而亦惠我良多焉。用载本报，以广流传。我知我国之考察日本国政者，当亦同拜伯爵之赐也。乌程徐家驹敬识。④
“策我者甚至”“惠我良多”，是对这篇言简意赅的序文的评价。紧接着，还有《附录日本大隈伯爵呈书奏稿》。全文如下（标点引者所加，//为原文分行处）：
外臣伯爵大隈重信跪//奏。为进//呈外臣编修《汉译开国五十年史》，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外臣前将东文《开国五十年史》谨//呈//德宗景皇帝//孝钦显皇后，赐纳在案。今兹汉译方成，著派编修局员趋赴//贵国进//呈//皇上//摄政王，恭备//御览。盖//贵国变法自强，宪政肇始之端，确为建树。此书所载，敝国维新王政复古之掌故，与//贵国革故鼎新之道，大致相同。日本開国五十年间所为阅历，实与//贵国奎运宣扬之途，作为他山之石，区区微篇，万一有足取法，庶几藉资东亚和平之大局，外臣亦当不负为太平之民也。所有进//呈《汉译开国五十年史》，缘由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上//摄政王圣鉴。谨//奏//明治四十二年九月二十日。⑤ 由此可见，其文化输出的强烈愿望毋庸置疑，但是由此推断《开国五十年史》中文版的发行有“文化侵略的性质”，⑥大概是有些敏感或解释过度了。
1910年正月11日上海的《国风报》在创刊号上刊登了大隈重信的《汉译开国五十年史自序》和梁启超的《读日本大隈伯爵开国五十年史书后》。梁启超不仅直接参与了汉译《开国五十年史》的校对，也是该书在国内最早的得力宣传者。梁启超对大隈重信的“策我国”之言，评价说：“可谓博深切明也已矣。”充分肯定“兹编所记载，皆出彼都元勋硕儒。自举其所阅历者，以资其后昆及与国之法戒。欲知日本之所以有今日，舍此殆无其途焉。诗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然则吾国人读此，又岂仅为周知四國之助云尔哉”，①将阅读此书视为了解日本之所以“富强”的最好途径。后来，胡适也在日记（1915年5月20日）中感叹：“近读大隈重信所纂《日本开国五十年史》（Fifty Years of New -Japan.-New York， Dutton 1909），深有所感。吾国志士不可不读此书。”②当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应该读到的是纽约出版的英文版。③
1927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以现代学术观念著成的日本通史——陈恭禄的《日本全史》，大隈重信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乃是其重要的参考书，评价此书为“大隈编纂元老长官及名士所著之关于开国后之发达历史;备载内政外交军备财政法制教育实业等，足为参考书之用”。④
1929年10月，《日本开国五十年史》被收录进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十三册），其影响也因此而更加广泛了。商务版《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当然也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甚至作为“人人必读之书”加以介绍。
此书系提出二十一条之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所编，共十三册，已由商务印书馆译出。关于日本军事政治财政外交教育商业矿产农事文学科学风俗民性，无不兼收并蓄搜揽无遗。书中各篇虽多出自大隈重信之手，其他如伊藤博文、岛田三郎、副岛种臣、松方正义、山县有朋、三本权兵卫、阪本三郎之著述均列入，当此东邻紧迫、国难当前之际，我青年同志奔走呼号，唤醒民众卧薪尝胆，锻炼体魄之余，于日本之认识及研究，想亦孜孜探求，日无暇晷。该书自出自宰割我国之仇敌大隈重信之手，是不啻日本之小□（此字模糊难辨）、日本之口供，我青年同志为拯救当前之危急与预防暴日将来之侵略，而愿以研究之态度，解剖日本、化验日本者，此书能供我辈以丰富之材料。⑤
上文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紧迫感与危机感溢于字里行间。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似乎汉文版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是专为商务印书馆译出的，实际上当然不是。第二，大隈重信编撰此书时并不是日本首相，提出二十一条也是后来之事。第三，将该书作为“日本之口供”，无疑即是当做反面教材来加以解剖、化验，这样的研究态度，是否能够算得上是梁启超所说的“诚求而善学者”？这样的孜孜探求，会不会重蹈梁启超所说的“拟之也弥似而去之也弥远”⑥的覆辙？当然，这时已经与辛亥革命前梁启超推介该书时呼吁学习和模拟日本的时代不同了。国难当前，读此书的目的变成了利用其提供的“丰富之材料”来探求如何“拯救当前之危急与预防暴日将来之侵略”，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日本研究的普遍特征。
1935年3月，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3卷第3号，刊出了可谓民国时期最为详细的日本史研究参考书目，即姚宝猷的《日本史的研究法及参考书目》。姚宝猷在介绍了各种各样具体的研究法之后，提醒“我们研究日本史应该注意的，就是不可心存轻蔑和怨愤，应以冷静的头脑，客观的态度，切切实实地研究它”，“我们必须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历史截然分开，不可混而为一;我们尤其要以冷静的头脑，客观的态度，平心静气地研究他的历史，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彻底的了解日本历史的演进”。⑦这样的“研究法”指导下所列出的参考书目中，当然也有《开国五十年史》，并且在介绍中文参考书缪凤林的《日本论丛》时指出：
缪凤林编著：《日本论丛》（民国二十二年，南京钟山书局出版）。
此书所收论文共十篇，前四篇及末二篇，为缪先生自作，其余五篇，则采自大隈重信主编的《开国五十年史》（汉译的）。缪先生论日本史每有精当的见解;而所录五篇，亦为《开国五十年史》全书的精粹，堪以阅读。①
查看1933年缪凤林编著的《日本论丛》（第一册），可知所收录《开国五十年史》的五篇为：大隈重信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序论》、岛田三郎的《开国事历》、久米邦武的《神道》、井上哲次郎的《儒教》和高楠顺次郎的《佛教》。缪凤林在目录的后面介绍了每篇的主旨，说“《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序论》则代表日人对于本国史之见解。……《开国事历》叙日本近世开国之经过与因果。《神道》《儒教》《佛教》三篇略可窥见日本民族精神生活之基础”。用“亦为《开国五十年史》全书的精粹”评价这五篇，是缪凤林自己的评价，事实上亦不为过。接着，缪凤林评价说：
自《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序论》以下五篇，皆采自大隈重信主编之《开国五十年史》。原书有英文日文汉文三本，英文本未见，日文本明治四十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出版。汉文本译自日文本，明治四十二年（清宣统元年·一九○九）出版。卷首有大隈自序，言：“吾为清国计，莫如先务自立。自立之道如何？亦在仿我日本开国进取之道而已矣……苟欲取则于我，则莫如审我实势;欲审我实势，则莫如考其沿革;欲考其沿革，则如此书者，亦必在其所取也。盖彼天时人事所以相为经纬，外患之所以变而为福，中央集权之所以成，新旧之争所以归一，立宪之所以合国体，大略备乎是。今译以汉文者，为友邦谋也。呜呼！清大国也！其动必大，一旦乘势，云蒸龙变，岂可测哉？余虽老矣，请刮目而待之。”大隈之编译此书，虽富宣传意味，入民国后，且为二十一条之主动者。然此序言，亦殊有相当的善意也。汉译本大致与日文本密合，惟较日文本少《教育琐谈》《高等教育》《欧洲学术传来史》《医药及卫生》《新日本知识上之革新》《政论界之于新闻纸》《染织业》《北海道志》《台湾志》等九篇。亦系有意识的缺略也。全书各篇，撰述者多系当时名宿，惟大致终于明治三十八年日俄战时，在今日已大半成为明日黄花。兹所录五篇，为全书之精粹，且较少时代性。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万有文库，曾翻印全书，标明汉译世界名著，而悉删其卷首序文，一若全书即为该馆翻译者。恐读者误谓诸篇录自商务翻印之书，特说明原委如此。② 繆凤林的这段说明，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对于大隈的自序，虽然后来有“二十一条”之举，但是不能因人废言，一方面看到这本书“富宣传意味”，一方面也肯定了“此序言，亦殊有相当的善意也”。第二，具体说明了日文本和汉译本的区别，且指出汉译本删去九篇“亦系有意识的缺略也”。第三，指出商务印书馆的翻印本与汉译本的区别，且对“商务翻印之书”颇有微词，因其“悉删其卷首序文，一若全书即为该馆翻译者”。所以特别指明所录诸篇不是来自商务版。
《开国五十年史》的编纂，开始于日俄战争之际，成书于日俄战争之后。与同时期由于战争胜利而片面强调日本文化、日本精神的独特性、优越性相比，大隈重信得出的是动态的“东西文明调和论”的结论。他在《开国五十年史结论》一章中指出：“本史已叙日本五十年之进步，而表颂其美善之绩，然其本旨则在令国人鉴于既往益求其将来，不安于现时之情势，而更进以步趋于文化之邦。”③其结论为：“日本文化在现时之发畅一因于外交，莫非接触泰西文化之效。今复益图其进步，则宜致力于外交，自立于和平竞争之中，以接泰西文明，采其长学其善，而勇往买进其向上之一路。日本既在代表东邦文明之地，而更有天职可将西邦文明介绍布植于东亚数邦。故勉令东·西文明相融合者，实为其所带之使命。”④如真边将之所言，“《开国五十年史》将此前日本的发展最多不过是西洋文明导入的结果，因而排斥自以为是的文明观，论述诸文明的调和才是重要的，而日本文明的发展尚不充分、还存在许多缺点，阐明其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需要克服缺点，这些方面与自画自赞的日本文化论划清了界限”。⑤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大隈所强调的实现“发挥文明之真意义”，而“能全此重大使命者，舍日本国民其又谁属也”，也就是说只有日本人才能承当起东西文明融合的重大使命，这种优越感，与前述善邻译书馆的以日本和西洋文明为标准而将其文明“输诸清韩”的“文明输出”论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文明输出，只要以文明的手段进行，客观上还是能够起到促进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的作用。《开国五十年史》的中译本，在中国发行的，一直未见一个与1909年在东京“开国五十年史发行所”发行的一样的完整的译本。最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影印本虽然保留了大隈重信的自序，但是三篇清末重臣的序文不见了;而1929年的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连大隈的自序都删去了。就在此“万有文库”本10月初版的一个月之后，即1929年11月，日本外务省已经在开始办理直接派遣教授到中国讲授明治维新的手续，这就是1930年12月成行的京都大学教授三浦周行来华讲授明治维新的活动，其成果结集成《明治維新と現代支那》一书，1931由刀江书院出版。类似的活动，还有1941年东京大学中村孝也来华讲授宣扬明治维新，不过到这时，尽管日本的媒体也将其视为“送往南方共荣圈的文化使节”，而讲述者却已经自觉地把自己打扮成为一名“国史学中‘大陆进出’的战士”①了，大概这才可以称得上是“文化侵略”。因为篇幅的关系，这两次活动只能留待今后再探讨了。
七七事变前，胡适在1937年4月25日给蒋廷黻的信中说：
关于日本，我近一年来真成了一个“反日者”，因为我渐渐觉得厌恶，轻视那一个民族了。……天下尽有笨干而有小成的，决没有笨干而能大成的。日本人的成功已超过那个民族的本领的限度，此时真有人才寥落之感。若再不悔祸，我看终有大坍塌。②
两个多月后，胡适终于没有看到日本的“悔祸”，中日全面战争终于爆发了。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日本“那一个民族”？以文化和文化交流史为线索，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日本人的成功”和日本“民族的本领的限度”？这在今天，也依然不仅是认识日本，也是认识我们自己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作者简介】刘岳兵，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日本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思想史、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王向阳】
The Meiji Restoration as a Civilization to Export：
Centering on Several Example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Abstract： The Meiji Restoration made Japan the first modern “civilized” country in East Asia. In the Meiji era， in order to prove that it was a civilized country， Japan learned from the West on the one hand and exported its “civilization” to the world on the other.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Japan exported “Meiji Restoration” as a “civilization” to China. It is both an academic activity and an official event.This is in line with the common needs of both sides. Shigeno Yasutsugu’s Dai Nippon Ishinshi and Okuma Shigenobu’s Kaikoku 50 Nenshi are good examples. As long as the “civilization” is exported by means of civilization， it can objectively promote the exchange of culture and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Observing the Meiji Restoration from this perspective can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The Meiji Restoration， Modern Japan， Cultural Exchanges， Shigeno Yasutsugu， Okuma Shigenobu
关键词 明治维新，近代日本，文化交流，重野安绎，大隈重信
中图分类号 K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06-0020-10
明治维新距今已150周年，关于明治维新的研究，这两年又掀起一个热潮，一些专业学术刊物和面向一般知识界的大众读物先后组织了专栏，零星散篇论文和评论也时常见于报刊。而且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这两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也比较多。①关于明治维新的国际会议不断举行，我也有幸参加了2017年9月耶鲁大学举办的“明治维新及其影响——社会变迁与政治意义”会议，并且将沃尔索尔在会议上的报告《明治维新：过去与现在》安排翻译成中文刊发出来了，②使我们对美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有了一定的了解。2018年7月28日至29日，南开大学也举办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明治维新与近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既有对明治维新的历史性透视与断面性分析，也有对其理论化、系统化叙述;既有对明治维新中的精神构建与思想渊源的探索，也讨论了明治维新对世界及中国的影响。③
从总体上看，对明治维新研究的倾向，或可以用从注重其性质的讨论而具体到对其史实、过程和影响的阐明来概括，其研究越来越深入。当然这种概括只是粗略的，作为“文明”输出的明治维新，广义而言，可以说是明治维新的影响，但是以往很少从明治维新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影响，④这个视角去看。作为“文明”输出的明治维新，既有一般意义上学术交流的意义，也不可忽视这种作为“文明”输出的明治维新，还是日本官方近代日本“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东亚第一个近代“文明”国家。在明治时代，日本为了证明自己是文明国家，一方面要继续不断地向西方学习，以求得西方的认可;一方面向世界特别是东亚输出其“文明”，以寻求“东亚盟主”的地位。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将“明治维新”作为“文明”输出到中国，既有学界的作用，也有官方的背景;既有“输出”方面的动力，也有接受方面的需要。重野安绎的《大日本维新史》和大隈重信的《开国五十年史》就是很好的例证。从“文明”输出的视角来看明治维新，可以加深对明治维新及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理解。
学界对王先谦的研究，已经从资料整理进行到整体研究、专题研究，以至于将其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家的代表之一来给予高度重视了。①对于《日本源流考》，中国和日本学界的评价历来有赞扬和批评两种论调。这里仅举日本学者的议论，由此可见一斑。如盐谷温就对王先谦的经世意识很赞赏，他说：
先生夙有經世之志，曾叹曰：今国家之急务在海军，民之要图在商务。朝士无论矣，草野二三君子，以振兴世道为己任，不思尽心实事，挽救阽危，而相扇以虚名，专念鼓动世俗，即使率土觉悟，太息呼号，而无开济之道。譬犹举家醉卧，遽然梦醒，束手相顾，以须盗之入室，所谓固圉而保种者，果安在乎？（复毕永年书）
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之著作实出此一片婆心。或有非难者谓此等书可以不作者，乃未知先生者也。②
20年之后，在长沙留过学的松崎鹤雄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了。他认为：
《日本源流考》虽无可观者，而倭寇之事写得有些异样。倭寇在中国的历史中只写日本人之坏，实际上其过半为中国人冒倭寇之名而进行掠夺，我认为此乃公平之论。③
中国学者则认为，王先谦的《日本源流考》一书“以十分之一强的篇幅，辑录了明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民族英雄戚继光、俞大猷领导抗倭和东南沿海人民自发抗倭的历次大捷的有关资料。他编纂此书正当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之际，用较多篇幅缅怀中国人民抗倭的英雄业绩，应该说是寓有深意的”。④这种“深意”有人则明确表述为“着意表彰了明朝沿海人民抗倭的英雄业绩，意在激励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⑤这是可以理解的。
半个世纪之后，中日文化交流史专家石原道博也专门研究了王先谦的《日本源流考》，给这本书一个基本的定位：
我是第一个举出《吾妻镜补》（1814年翁广平著）、《日本国志》（黄遵宪著1895年刊）、《游历日本图经》（傅云龙著1888年刊）、《日本源流考》四本书作为清代日本研究之最，顺次考察的结果，认为每本书各有其特色，由此至少可以推测日俄战争之前清人的日本观、日本认识、日本理解。⑥
石原对王先谦该书中有关倭寇的记述也很在意。如在论及卷十三、十四时说：“‘倭寇’之记事递增。”论及卷十五时说“所谓嘉靖之大倭寇一出现，王先谦的引用文也突然增加了”。这也的确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以上的各种评论中大概可以知道《日本源流考》的一些特色了。王先谦自身是很重视这本书，他的自定年谱中记载，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兹将所著《尚书孔传参正》《汉书补注》《荀子集解》《日本源流考》四种，装潢成帙，恭呈乙览”。⑦这些在他看来都是“研精覃思”，“洵可以信今而传后”的著作。对于《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他自评说：“于彼国治乱得失、政事学术，皆能窥见本原，而以编年之体，旁搜官私记载，用能择精语详。”⑧他也因此而得到朝廷赏识，“加恩赏给内阁学士衔”。①
《日本源流考》一书的用意，实际上作者在该书的序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说：
天下禅代，独日本世王，非但其臣民有所鉴戒取舍而然也。以岛国孑立无邻，故外侮亦弗及焉。然自番轮飚至，重关洞开，情势岌岌。赖豪杰云集，谋议翕合。上下之情通，从违之机决。捐弃故技，师法泰西，曾不数年，屹然为东方强国。余尝考其变法之始，倍难于他邦……乃自西国扰乱，而将军乞退;议改郡县，而梗命即败;群谤蜂起，而执政不挠。遂以经纬区寓，焕然起维新之局。呜呼，岂偶然哉？ 夫举一国之政而惟外邦之从，匪易事也。而日本行之如转圜流水，此其故亦有二：一则地悬海中，事简民朴。……其前无所因，故后并不得谓之变。非我中国每事拘牵旧章，沮隔群议者比也。一则……我中国塞聪蔽明，百务苟且。台湾生番之偿金，隐中其机权;甲午北洋之利益，饱张其威力。故彼国之士气咸伸，而更新之机势大顺矣。考其内政所施，惟力课农桑，广兴工艺，为得利之实。而以官金资助商会，知保商即以裕国，从而维持附益之，斯得西法之精者也。……
日本得志之后，所刊《维新史》、《法规大全》诸书，扬翊过情，观之徒乱人意，不可概执为兴邦之要道也。是书成，因附述鄙见，以质当世如此。至日本史家文章之美，览者自得之，故不复云。光绪二十七年岁次辛丑秋九月。②
简而言之，王先谦认为日本和中国一样，都经历过“西国扰乱”，都实行了变法，但日本之所以能够“焕然起维新之局”，既保住万世一系的王位，又“屹然为东方强国”，这确非易事。他分析其原因，首先是日本民风简朴，不像中国这样“每事拘牵旧章”，没有这么沉重的历史包袱，变起来就相对容易一些;其次，因为“中国塞聪蔽明，百务苟且”，而日本在外交上费尽心机，屡屡使中国“隐中其机权”，日本不仅因此获利巨大且“士气咸伸，而更新之机势大顺矣”。另一方面，其在内政上也很务实，各种措施，能“得西法之精”。
但同时，王先谦也提出，不必事事慕效日本，而且日本所总结的成功的经验之谈如“所刊《维新史》《法规大全》诸书，扬翊过情，观之徒乱人意，不可概执为兴邦之要道也”。如何“治数千年文教之邦”，他的结论是：“必以放勋之劳来辅翼为心，匪特不争其利，亦并不预其事，鼓天下之智力，以求保我君民共有之元气。国家灵长之祚，或在兹乎！”③一方面要讲“务开广地利，毋俾他人我先”，同时也不能不讲尧舜之道。这也表现出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比较典型的心态，不能简单地贴上保守甚至反动的标签了事。
为了撰写《日本源流考》，王先谦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其序文开篇即说：“先谦录日本开国以来迄于明治二十六年癸巳，采历代史传暨杂家纪载，参证日本群籍，稽合中东年表，为《源流考》二十二卷。”④研究表明，“日本群籍”包括《古事记》《日本书纪》《续日本纪》《神皇正统记》《大日本史》《和汉年契》《日本政记》《日本外史》《日本通鉴》《大日本维新史》。⑤这些书籍是怎么得到的，或许每一种都有一个故事。这里只是就我所知，《日本源流考》与最后一种即《大日本维新史》的关系，实际上王先谦自己已经讲了一半。1907年刊行的《虚受堂书札》中收录其《复日本宗方北平》并附来书。《宗方小太郎日记》翻刻发表和翻译出版之后，这个故事基本上就可以讲得完整了。
宗方小太郎（1864—1923年），⑥号北平，熊本人。1884年来上海学习中文，此后一生直至1923年在上海病逝，主要在中国渡过。甲午战争期间为收集中国方面的情报尽心竭力，因而受到天皇的接见。因其对中国问题之熟悉，被誉为“日本志士中的一座高峰”，以其“为对华国策而鞠躬尽瘁”，死时“叙正五位，赐勋三等旭日中绶章”。中国学者也认识到其作为“大陆政策急先锋”的面目，⑦其具体活动，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的中译本得到详细的了解。
从日记看，那是1899年12月21日，其中这样记述：
是日致书当地绅士王先谦，附送《同文会规》，求会见，外出不在。王氏乃翰林出身，前任江苏学政，国子监祭酒。前年以来，执保守党之牛耳，所谓新党之士，悉为此人排斥驱逐，屏息敛气，不能伸展手足。将来若欲开湖南之风气，有所设施，必先游说此人，使其成我囊中之物，非此，则几乎无从下手。予之此行，所以欲先见此人者，实为此也。致王氏之全文如下：
……鄙人现在汉口总办东亚同文会事务，专依《汉报》倡言宗旨，力图中东两国联络。月前（随会长近卫公爵南京拜）南洋谒刘岘帅，鄂省见张香帅，以申同文会之旨。二公许为美举。顾阁下三湘重望，省之内外，事无大小，一呼可办。仆此行实有为东方时局所求于阁下也。……我两国须及早释嫌猜，去畛域，上下一致，通力合作……唇齒辅车之情，同文同种之谊……①
次日，日记记载：
午前……往至北门内叩王先谦，旅行尚未归来云。……夜王先谦回信至，其全文如下：
……今日在东言东，非如尊论两国上下一致通力合作，别无固圉边陲良策，此不易之至言也。贵国与中国，因甲午朝鲜之事，致启兵戎，和好之后，气谊犹昔。联合之旨，朝官疆吏多以为言，似与贵国人情尚不相远。但邦交之固，权在朝廷，草莽之臣，心知其意，而未便身预其事，此则与贵国情形不无稍异者也。贵国历代以来，权归方镇，自西人构衅，强藩退位，势定一尊，封建之区，俄为郡县，殆运会之所开，不尽由于人事。改制之后，殚精工艺，并心一力，遂分西国权利之重，而开东方风气之先。积富成强，操之有要，此我中土所急宜步趋则效者。先谦虽身处田野，不能一日忘矣。……近因病苦，杜门却轨，虽亲知不相过从。惟平生耽嗜文艺，一息未死，犹思有所述作，以诒方来。曾为贵国源流考一书，根据中国史志，参稽贵邦图籍，颇有斐然之观，惟明治以来，蒐讨不悉，迟为授梓。阁下东邦巨擘，博及群书，尚乞将来有以惠我。高轩之过，敬以疾辞，愿托神交，附于海外文字契好之末，如何？②
宗方来见王先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鉴于王先谦在湖南文化界的重要地位，为了日本将来控制这一地区，力图“使其成我囊中之物”。而王先谦则敬而远之，以书信的形式一方面表示对日本的改制成功表示赞赏，一方面对政治问题表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出于为自己正在撰写《日本源流考》谋求资料，则向宗方表现了强烈的求知欲。宗方也不负所望，不到一个月，即在1900年1月19日的日记里记载：“是日赠王先谦《日本维新史》一部，托原某赴湖南时捎去。”③就是说至少在此时《日本源流考》的明治时代部分的主要资料才到手。有意思的是，1907年《日本维新史》的作者重野安绎经欧洲来华游历，宗方在9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至丰阳馆访西村（天囚）、重野。赠重野成斋翁长沙王先谦所著《日本源流考》一部。”④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得知重野是如何看待《日本源流考》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大日本维新史》的出版是在1899年12月5日印刷（印刷者为野村宗十郎，株式会社东京筑地活板制造所印刷）、13日发行（发行者为东京的善邻译书馆和国光社）。另外，还有一种的版权页上未标印刷者，但标有“上海北京路商务印书馆代印”字样。1900年4月1日，宗方还给王先谦寄过《国家学》，⑤虽然只有书名，但从汉文等角度考虑，应为1899年12月出版的伯崙知理著、吾妻兵治译、善邻译书馆出版的《国家学》。1931年10月上海华通书局发行（发行人王怀和）的《日本维新史》，那已经是三十年以后的事了。
宗方送给王先谦的两本书都是善邻译书馆出版的著作。关于善邻译书馆，根据狭间直树的研究，“善邻译书馆的创立意图，在于通过提供汉译书籍这种形式的文化携助，使维新以来的日本文明成就能够有助于清韩两国的革新”。⑥而重野安绎正是善邻译书馆的核心人物。《申报》1900年初即报道过此事，说：“日本文学博士重野诚斋，鸠集同志诸君，创设善邻译书馆，取和文西文书籍之切于世用者，译作华文，礼延四明王黍园明经，为之润色，刻已刊成四种。”⑦重野诚斋即重野安绎，其所著《大日本维新史》的目的就是面向中国，其《序》中说，明治三十年来“锐意励精，刮刷振作，骎骎乎日进，国威耀于海外”，歌颂其“乾纲广运，日新不息，新政之美，将相继而无穷也”。并引用《教育敕语》中的话，说五伦之道，是“祖宗遗训，通之古今而不谬，施之中外而不悖”，认为“明治中兴”“通于时变”，“即孔子言所因所损益百世可知者矣”。①如狭间直树所言，“其言外之意是在炫耀这是些为了有助于中国改革的著作”。②或者说，“是确信明治维新的变革是顺应时代要求的正确历史发展路线，其他国家也会走这条道路。虽然没有明说是中国改革，但字里行间都在表达这个意思”。③
根据狭间直樹的研究，善邻译书馆的基本情况已经比较清楚了。④但是如何评价，狭间强调“善邻协会和善邻译书馆是甲午战争后，中日两国对等性合作具体化的一种形态”，“与后来表达蔑视和侵略的日本‘优越’性立场相比，还是截然不同”，⑤因此积极评价其“将日本文明的成功经验提供给近邻诸国的这项计划，并没有辜负善邻译书馆之初衷;以对等关系为前提将自身‘盈利的事业’转变为‘国家的事业’并付诸实践的尝试也值得后人关注”。⑥但是，在日本近代，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与中国有关的“事业”（所谓对支事业、对华事业），个人和国家的因素如何分别？以及在中国与日本两国间如何分别“对等性”与“优越性”？这些问题都是非常考验史家见识和功力的。比如狭间也提到在创立译书馆之初（1899年），就有外务省的大力支持，后来改组为株式会社（1901年），也是自觉地将自身的商业性盈利作为“国家性盈利”，从而与日本的国家战略自然地结合起来了。
《大日本维新史》是译书馆中“发行行情看好”的一种，狭间注意到该书有“清国翻刻的盗版”，不知是否指“上海北京路商务印书馆代印”的那种，如果所指是这种“代印”版，是否有“代印”的手续，如果有，是否可以称为“盗版”，或许还可以进一步考察。1900年1月上旬，译书馆的发行代表松本正纯及干事吾妻兵治携《大日本维新史》等“数万部”来上海推销，据白岩龙平的日记记载，1月5日、7日、8日均有过往。又查宗方小太郎日记，正月17日“松本正顺来访，身带善邻译书局之业务，本日抵达者也”。又见19日所记，有“松本正纯等来访。松本赠其所管之译书局装订之译书数种”。⑦接下来，也就在同一天，就有上述宗方赠王先谦《大日本维新史》的事了。
善邻译书馆的旨趣，其干事吾妻兵治特在中国的刊物上发表《善邻译书馆条议引》以为宣传，对于理解是否“对等”、何者“优越”，应该最能说明问题。其曰：
……我国（日本）自古忠厚成俗，风庞俗美。及中世通好隋唐三韩，传周孔之教。制度典章，灿然具备，其德不可谖也。晚近气运一变，泰西诸国，技艺迭兴，通商互市，日臻富强，骎骎乎驾轶东土。我皇上登极之初，广察宇内之情势，取彼之长，补我之短。锐意革新，力求自强。乃得与泰西各国并驾齐驱，以卓立于东海之表者，三十余载于兹矣。独惜清韩两国，尊内卑外，守旧不移，以致忧患荐臻，国势日蹙是殆不知变者阶之厉也。若不及今为之计，或恐有虎狼乘其釁者。虢亡虞及，此忧国之士所日夜寒心弗措也。于是奋然决起，于新报、于政论、于工商，务讲彼我之公益者，接踵相望。此等事皆为今日急务，不可废一。而更有一事尤急焉者，译述新书以启迪两国士庶者是也。周公制礼，鉴于二代以定损益;孔子论为邦，夏时殷辂周冕，并垂法则，洵为千古之善变者也。今二国独拘末节，事虚文，宜乎与时背驰，而不能奏革新之功者，不大可惜哉！然则如之何而可？亦惟博采他邦之实学，以长其才识，旁求近世之新说，以启其知见。其法莫如译述我国及泰西有用诸书，以传播之也。使彼得启发新智，通晓时务，则旧习积弊，自然釐革，而富强文明之功，可期而待矣。吾侪窃有见于此，因欲译述新书，以输诸清韩，以表善邻之谊，是所以纠合同志，创立本馆也。⑧
简而言之，就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已经“卓立于东海之表”三十多年了，清韩二国则守旧不移，国势日蹙，因为列强虎视眈眈，唇亡齿寒，当务之急有许多可以做的事，而其中尤为紧要的是使之转变观念，具体的办法“莫如译述我国及泰西有用诸书，以传播之也”。这样，“富强文明之功，可期而待”。可见日本和西洋已经成为“文明”的标准，那么译述日本和西洋有用的新书“以输诸清韩”，即向中国和朝鲜输出“文明”即是善邻译书馆的主要目的，而《大日本维新史》这部“行情看好”的著作也就成了作为“文明”而向中国输出明治维新的典型之作。
《大日本维新史》是王先谦的《日本源流考》明治维新之后部分（卷二十、卷二十一）的主要资料，特别是最后的明治十四年至二十六年，成为其唯一的资料来源。尽管他在序文中批评《维新史》之类书籍“扬翊过情，观之徒乱人意，不可概执为兴邦之要道也”，但是因为没有其他资料可用，也只能接受这份输出的“文明”了。 大隈重信编撰的《开国五十年史》，比《大日本维新史》的篇幅更为宏大，不仅有日文版，还有中文版和英文版，是将明治维新的成果作为“文化”向全世界输出的浩大工程。对此，曾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马冰洁，做过这方面的研究。①这里仅介绍该书的中文版及其一些相关的基本史料，以具体说明其“文化输出”之用意。
首先来看看大隈重信的《开国五十年史序》（1909年9月）。该序开篇即盛赞明治维新的伟大功绩：
呜呼！世运之变有出于人意表者。我日本开国以来，凡百制度取法于西洋，废置变革，细大并举，武威文物，骎乎日进，国运之昌，振古所未曾有也。②
尽管如此，在多变的国际形势中，还是抱有一种危机感，所谓“国家前途尚远，而形势之变不知所穷”。他尤其担心“西白东黄人种之争，孰能保其必无乎”？面对西方的“黄祸论”，他主张：
彼已自限其种，我亦不得不同种相恤。东亚大国与我同种者为清，唇齿辅车，休戚相关，故宜左右提挈，御侮于千里之外。而其国不幸内外多故，祸将不测。我以善邻之谊，虽竭力扶持，一发千钧，改亦岌岌矣。故吾为清国计，莫如先务自立。自立之道如何？亦在仿我日本开国进取之道而已矣。③
应该如何模仿效法呢？《开国五十年史序》汉译的意义何在呢？他说：
清国之宜学者，神也，非形也;意也，非迹也。夫两国人同其种，书同其文，地相近，俗相类，本非欧美之比。然国势民情未能尽一，则取于此而施于彼者，亦安得不异哉？我尝取西洋文化，察焉，精择焉，严稽以时势，断以国体，变而通之，杼轴由己，此其所以浑然无迹也。……我之文华致今日者，岂朝夕之故哉？清人乃观其既成之迹，为可袭而取，亦已过矣。苟欲取则于我，则莫如审我实势;欲审我实势，则莫如考其沿革;欲考其沿革，则如此书者，亦必在其所取也。盖彼天时人事所以相为经纬，外患之所以变而为福，中央集权之所以成，新旧之争所以归一，立宪之所以合国体，大略备乎是。今译以汉文者，为友邦谋也。清人诚能以此推彼、以异济同，改革之事，思过半矣。④
可见此书的目的在“为清国计”“为友邦谋”，其言辞之恳切，颇得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之共鸣与同情。
汉译本还有鹿传霖、袁世凯、徐世昌三人的序和荣庆的题词“治具毕张”。这三篇序，⑤研究者似很少注意到。首先是鹿传霖（1836—1910年）的序。鹿传霖曾任两江、两广总督、军机大臣，该序作于1907年12月。其序中盛赞“大日本得海邦之形胜，以地利兼人和，数十年来臻于强盛，进为文明。而大隈伯以杰出之才，建不世之勋。复于暇日纂修编辑，作开国五十年之史，尤能以蔚起之人文为方舆之实录”。认为这部著作将“传诸后世”，成为人们认识明治时代日本的“信而有征之基础”。袁世凯，无需赘言。其序文（1907年10月）也盛赞日本幕末维新时期舍旧谋新，“万矢一的、万众一心”，历尽千辛万苦，“鼓荡于惊风骇浪之域，而酝酿为文明璀璨之花”。文中特别强调：“向使维新诸杰，永守其嘉永安政之故习，终古不变，其何以国？大隈伯者，维新诸杰之一也，将纂开国五十年史，书来问序于余。余观其编纂诸公，非躬亲其事之大臣，即有名于时之学者，而伯实总其成。是书一出，其助我东洋之进步者，岂浅尠哉？”充分肯定这部书对我国的积极意义。最后一篇是徐世昌的序，①作于1908年2月。其中也赞扬“日本大隈伯，以东邦人杰，主变法、负重望，为政治家之泰斗，尽瘁国家数十年如一日”。说大隈“与维新元老及诸当世名士编纂开国五十年史，举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法制教育文学实业，下逮医药方伎音乐美术之属，一一备载，事赅而义富，其为宝贵宜何如也”。徐世昌的序，不仅肯定该书对于记录当世的意义，而且有垂范于后世的价值，即所谓“异日者穷古今之变，通欧亚之邮，举我东方数千年相传治道之本原，发挥而光大之，以成最近世史之巨帙者，舍伯爵其莫属矣”。
大隈重信的书使得三位清末封疆大吏为之写序，可以说宣传阵营非常豪华了。鹿传霖在1910年就去世了，而袁世凯和徐世昌，都先后做过中华民国的大总统，都与日本有比较密切的交往。从徐世昌的序文看，其所谓“东西文明必有渐相切近而同趋一轨之日”，似乎与大隈的东西文化融合论属于同一论调。大隈重信因为后来的“二十一条”而臭名昭著，但是他在袁世凯去世后发表《弔袁世凯警告中华国民》一文在中国也颇有影响，1916年7月在《新日本》发表后，8月份就在《东方杂志》节译刊登出来。②到1949年，金毓黻的《静晤室日记》里还在说这篇文章，说“吾国之民性有好修饰之病”，为大隈“一语道破，足为吾国人之警惕，不得以其出自异国人而轻视之也”。③做到不因人废言，难得！
再来看看《开国五十年史》在中国的影响。其自序写成当月，下旬即刊登发表在中国的《北洋政法学报》第117册上。《北洋政法学报》1906年8月为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的“北洋官报总局”所主办，宣传君主立宪制，在介绍国外法学、法律和政治制度，尤其是日本方面的情况，有重要贡献。如吴兴让翻译了小野冢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松浦镇次郎的《市町村制讲义》等，徐家驹介绍了《日本议院法》等。徐家驹在大隈重信的序文后有如下一段说明：
此文为日本大隈伯爵所著。大隈伯为日本中兴元勋，维新事业半成于伯爵之手。今虽退老林泉，而犹率宪政本党，讨论朝政，以达其进行之志，故其议论为朝野所推重。此文备说日本之所以兴，与我国所以效法日本之所在。言简意赅，其所以策我者甚至，而亦惠我良多焉。用载本报，以广流传。我知我国之考察日本国政者，当亦同拜伯爵之赐也。乌程徐家驹敬识。④
“策我者甚至”“惠我良多”，是对这篇言简意赅的序文的评价。紧接着，还有《附录日本大隈伯爵呈书奏稿》。全文如下（标点引者所加，//为原文分行处）：
外臣伯爵大隈重信跪//奏。为进//呈外臣编修《汉译开国五十年史》，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外臣前将东文《开国五十年史》谨//呈//德宗景皇帝//孝钦显皇后，赐纳在案。今兹汉译方成，著派编修局员趋赴//贵国进//呈//皇上//摄政王，恭备//御览。盖//贵国变法自强，宪政肇始之端，确为建树。此书所载，敝国维新王政复古之掌故，与//贵国革故鼎新之道，大致相同。日本開国五十年间所为阅历，实与//贵国奎运宣扬之途，作为他山之石，区区微篇，万一有足取法，庶几藉资东亚和平之大局，外臣亦当不负为太平之民也。所有进//呈《汉译开国五十年史》，缘由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上//摄政王圣鉴。谨//奏//明治四十二年九月二十日。⑤ 由此可见，其文化输出的强烈愿望毋庸置疑，但是由此推断《开国五十年史》中文版的发行有“文化侵略的性质”，⑥大概是有些敏感或解释过度了。
1910年正月11日上海的《国风报》在创刊号上刊登了大隈重信的《汉译开国五十年史自序》和梁启超的《读日本大隈伯爵开国五十年史书后》。梁启超不仅直接参与了汉译《开国五十年史》的校对，也是该书在国内最早的得力宣传者。梁启超对大隈重信的“策我国”之言，评价说：“可谓博深切明也已矣。”充分肯定“兹编所记载，皆出彼都元勋硕儒。自举其所阅历者，以资其后昆及与国之法戒。欲知日本之所以有今日，舍此殆无其途焉。诗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然则吾国人读此，又岂仅为周知四國之助云尔哉”，①将阅读此书视为了解日本之所以“富强”的最好途径。后来，胡适也在日记（1915年5月20日）中感叹：“近读大隈重信所纂《日本开国五十年史》（Fifty Years of New -Japan.-New York， Dutton 1909），深有所感。吾国志士不可不读此书。”②当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应该读到的是纽约出版的英文版。③
1927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以现代学术观念著成的日本通史——陈恭禄的《日本全史》，大隈重信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乃是其重要的参考书，评价此书为“大隈编纂元老长官及名士所著之关于开国后之发达历史;备载内政外交军备财政法制教育实业等，足为参考书之用”。④
1929年10月，《日本开国五十年史》被收录进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十三册），其影响也因此而更加广泛了。商务版《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当然也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甚至作为“人人必读之书”加以介绍。
此书系提出二十一条之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所编，共十三册，已由商务印书馆译出。关于日本军事政治财政外交教育商业矿产农事文学科学风俗民性，无不兼收并蓄搜揽无遗。书中各篇虽多出自大隈重信之手，其他如伊藤博文、岛田三郎、副岛种臣、松方正义、山县有朋、三本权兵卫、阪本三郎之著述均列入，当此东邻紧迫、国难当前之际，我青年同志奔走呼号，唤醒民众卧薪尝胆，锻炼体魄之余，于日本之认识及研究，想亦孜孜探求，日无暇晷。该书自出自宰割我国之仇敌大隈重信之手，是不啻日本之小□（此字模糊难辨）、日本之口供，我青年同志为拯救当前之危急与预防暴日将来之侵略，而愿以研究之态度，解剖日本、化验日本者，此书能供我辈以丰富之材料。⑤
上文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紧迫感与危机感溢于字里行间。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似乎汉文版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是专为商务印书馆译出的，实际上当然不是。第二，大隈重信编撰此书时并不是日本首相，提出二十一条也是后来之事。第三，将该书作为“日本之口供”，无疑即是当做反面教材来加以解剖、化验，这样的研究态度，是否能够算得上是梁启超所说的“诚求而善学者”？这样的孜孜探求，会不会重蹈梁启超所说的“拟之也弥似而去之也弥远”⑥的覆辙？当然，这时已经与辛亥革命前梁启超推介该书时呼吁学习和模拟日本的时代不同了。国难当前，读此书的目的变成了利用其提供的“丰富之材料”来探求如何“拯救当前之危急与预防暴日将来之侵略”，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日本研究的普遍特征。
1935年3月，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3卷第3号，刊出了可谓民国时期最为详细的日本史研究参考书目，即姚宝猷的《日本史的研究法及参考书目》。姚宝猷在介绍了各种各样具体的研究法之后，提醒“我们研究日本史应该注意的，就是不可心存轻蔑和怨愤，应以冷静的头脑，客观的态度，切切实实地研究它”，“我们必须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历史截然分开，不可混而为一;我们尤其要以冷静的头脑，客观的态度，平心静气地研究他的历史，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彻底的了解日本历史的演进”。⑦这样的“研究法”指导下所列出的参考书目中，当然也有《开国五十年史》，并且在介绍中文参考书缪凤林的《日本论丛》时指出：
缪凤林编著：《日本论丛》（民国二十二年，南京钟山书局出版）。
此书所收论文共十篇，前四篇及末二篇，为缪先生自作，其余五篇，则采自大隈重信主编的《开国五十年史》（汉译的）。缪先生论日本史每有精当的见解;而所录五篇，亦为《开国五十年史》全书的精粹，堪以阅读。①
查看1933年缪凤林编著的《日本论丛》（第一册），可知所收录《开国五十年史》的五篇为：大隈重信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序论》、岛田三郎的《开国事历》、久米邦武的《神道》、井上哲次郎的《儒教》和高楠顺次郎的《佛教》。缪凤林在目录的后面介绍了每篇的主旨，说“《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序论》则代表日人对于本国史之见解。……《开国事历》叙日本近世开国之经过与因果。《神道》《儒教》《佛教》三篇略可窥见日本民族精神生活之基础”。用“亦为《开国五十年史》全书的精粹”评价这五篇，是缪凤林自己的评价，事实上亦不为过。接着，缪凤林评价说：
自《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序论》以下五篇，皆采自大隈重信主编之《开国五十年史》。原书有英文日文汉文三本，英文本未见，日文本明治四十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出版。汉文本译自日文本，明治四十二年（清宣统元年·一九○九）出版。卷首有大隈自序，言：“吾为清国计，莫如先务自立。自立之道如何？亦在仿我日本开国进取之道而已矣……苟欲取则于我，则莫如审我实势;欲审我实势，则莫如考其沿革;欲考其沿革，则如此书者，亦必在其所取也。盖彼天时人事所以相为经纬，外患之所以变而为福，中央集权之所以成，新旧之争所以归一，立宪之所以合国体，大略备乎是。今译以汉文者，为友邦谋也。呜呼！清大国也！其动必大，一旦乘势，云蒸龙变，岂可测哉？余虽老矣，请刮目而待之。”大隈之编译此书，虽富宣传意味，入民国后，且为二十一条之主动者。然此序言，亦殊有相当的善意也。汉译本大致与日文本密合，惟较日文本少《教育琐谈》《高等教育》《欧洲学术传来史》《医药及卫生》《新日本知识上之革新》《政论界之于新闻纸》《染织业》《北海道志》《台湾志》等九篇。亦系有意识的缺略也。全书各篇，撰述者多系当时名宿，惟大致终于明治三十八年日俄战时，在今日已大半成为明日黄花。兹所录五篇，为全书之精粹，且较少时代性。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万有文库，曾翻印全书，标明汉译世界名著，而悉删其卷首序文，一若全书即为该馆翻译者。恐读者误谓诸篇录自商务翻印之书，特说明原委如此。② 繆凤林的这段说明，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对于大隈的自序，虽然后来有“二十一条”之举，但是不能因人废言，一方面看到这本书“富宣传意味”，一方面也肯定了“此序言，亦殊有相当的善意也”。第二，具体说明了日文本和汉译本的区别，且指出汉译本删去九篇“亦系有意识的缺略也”。第三，指出商务印书馆的翻印本与汉译本的区别，且对“商务翻印之书”颇有微词，因其“悉删其卷首序文，一若全书即为该馆翻译者”。所以特别指明所录诸篇不是来自商务版。
《开国五十年史》的编纂，开始于日俄战争之际，成书于日俄战争之后。与同时期由于战争胜利而片面强调日本文化、日本精神的独特性、优越性相比，大隈重信得出的是动态的“东西文明调和论”的结论。他在《开国五十年史结论》一章中指出：“本史已叙日本五十年之进步，而表颂其美善之绩，然其本旨则在令国人鉴于既往益求其将来，不安于现时之情势，而更进以步趋于文化之邦。”③其结论为：“日本文化在现时之发畅一因于外交，莫非接触泰西文化之效。今复益图其进步，则宜致力于外交，自立于和平竞争之中，以接泰西文明，采其长学其善，而勇往买进其向上之一路。日本既在代表东邦文明之地，而更有天职可将西邦文明介绍布植于东亚数邦。故勉令东·西文明相融合者，实为其所带之使命。”④如真边将之所言，“《开国五十年史》将此前日本的发展最多不过是西洋文明导入的结果，因而排斥自以为是的文明观，论述诸文明的调和才是重要的，而日本文明的发展尚不充分、还存在许多缺点，阐明其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需要克服缺点，这些方面与自画自赞的日本文化论划清了界限”。⑤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大隈所强调的实现“发挥文明之真意义”，而“能全此重大使命者，舍日本国民其又谁属也”，也就是说只有日本人才能承当起东西文明融合的重大使命，这种优越感，与前述善邻译书馆的以日本和西洋文明为标准而将其文明“输诸清韩”的“文明输出”论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文明输出，只要以文明的手段进行，客观上还是能够起到促进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的作用。《开国五十年史》的中译本，在中国发行的，一直未见一个与1909年在东京“开国五十年史发行所”发行的一样的完整的译本。最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影印本虽然保留了大隈重信的自序，但是三篇清末重臣的序文不见了;而1929年的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连大隈的自序都删去了。就在此“万有文库”本10月初版的一个月之后，即1929年11月，日本外务省已经在开始办理直接派遣教授到中国讲授明治维新的手续，这就是1930年12月成行的京都大学教授三浦周行来华讲授明治维新的活动，其成果结集成《明治維新と現代支那》一书，1931由刀江书院出版。类似的活动，还有1941年东京大学中村孝也来华讲授宣扬明治维新，不过到这时，尽管日本的媒体也将其视为“送往南方共荣圈的文化使节”，而讲述者却已经自觉地把自己打扮成为一名“国史学中‘大陆进出’的战士”①了，大概这才可以称得上是“文化侵略”。因为篇幅的关系，这两次活动只能留待今后再探讨了。
七七事变前，胡适在1937年4月25日给蒋廷黻的信中说：
关于日本，我近一年来真成了一个“反日者”，因为我渐渐觉得厌恶，轻视那一个民族了。……天下尽有笨干而有小成的，决没有笨干而能大成的。日本人的成功已超过那个民族的本领的限度，此时真有人才寥落之感。若再不悔祸，我看终有大坍塌。②
两个多月后，胡适终于没有看到日本的“悔祸”，中日全面战争终于爆发了。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日本“那一个民族”？以文化和文化交流史为线索，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日本人的成功”和日本“民族的本领的限度”？这在今天，也依然不仅是认识日本，也是认识我们自己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作者简介】刘岳兵，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日本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思想史、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王向阳】
The Meiji Restoration as a Civilization to Export：
Centering on Several Example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Abstract： The Meiji Restoration made Japan the first modern “civilized” country in East Asia. In the Meiji era， in order to prove that it was a civilized country， Japan learned from the West on the one hand and exported its “civilization” to the world on the other.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Japan exported “Meiji Restoration” as a “civilization” to China. It is both an academic activity and an official event.This is in line with the common needs of both sides. Shigeno Yasutsugu’s Dai Nippon Ishinshi and Okuma Shigenobu’s Kaikoku 50 Nenshi are good examples. As long as the “civilization” is exported by means of civilization， it can objectively promote the exchange of culture and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Observing the Meiji Restoration from this perspective can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The Meiji Restoration， Modern Japan， Cultural Exchanges， Shigeno Yasutsugu， Okuma Shigenob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