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11月十八大至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已经接近一年半的时间。中国政经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动。
　　其中，由中纪委直接担纲的反腐大业，受到了举国乃至世界的极大关注。一场剧烈的反腐风暴正在上演。
　　最显眼的自然是中纪委频频重拳出击，大打“老虎”—2013年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多达18名。这些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之所在，涉及体量巨大的基础行业领域（如石油），执掌国家和人民“刀把子”的政法系统（如公安），坐拥一方的地方大员等。其影响所及，自然也少不了政商勾结、利益输送之下的商人群体。
　　种种迹象显示，打虎行动目前只是开始，不排除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历史经验表明，经历多年的腐败高发，反腐败中的打虎行动，若进展到一定程度，势必会触及趋于固化的既得利益的内核，触及一个一个腐败分子背后的庇护网络。打虎行动是在各路势力的狙击下偃旗息鼓，还是在最高权力的全力支持下持续深入？十八大之后的这轮反腐风暴，其走势如何，也正在成为检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权威和施政绩效的试金石。

“一案双查”

　　不打老虎，就体现不出威慑的力度，在治本尚需要时间的情况下，也就无法遏制腐败的蔓延。因此，衡量一场反腐风暴的威力，民众和舆论首先关注的是惩办了多少只“老虎”，惩办了多高级别的“老虎”。

经历多年的腐败高发，反腐败中的打虎行动，若进展到一定程度，势必会触及趋于固化的既得利益的内核，触及一个一个腐败分子背后的庇护网络。

　　执政党对于腐败现状的判断很清醒，“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对于这一判断，转换成更具体、更现实的说法，就是：在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上，政商之间、官员上下级之间、中外之间等等的非法利益输送仍在滋长，并且，由于多年的制度约束的乏力或缺失，其日益形成固化的既得利益格局。体现在腐败上就是积累成了体积庞大的存量腐败，“饲养”出了不少攫取民脂民膏的“老虎”。
　　中共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经过5年的努力，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让人民群众比较满意。无论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还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谈到2014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时候，也都强调要继续保持查办案件的力度，保持反腐败的高压和威慑态势。《规划》也重申：“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无论什么人，无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王岐山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还批评了一些纪检监察机关执纪监督不严，查办案件力度不够。
　　不过，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国的反腐败也惩办了不少“老虎”。十八大后的这轮反腐风暴，其触角所及，相较于以前有更深和更广之处。
　　比如，王岐山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对发生重大腐败案件和不正之风长期滋生蔓延的地方、部门和单位，要实行“一案双查”，既要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中纪委研究室在解读三次全会精神时专门解释了“一案双查”的理由：“现在，不少党组织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对党委主体责任认识不清、落实不力，没有把党风廉政建设当作分内之事，只是每年开个会、讲个话，或签个责任书就万事大吉了，甚至当作纪委一家的事一推了之。”
　　具体则表现在，一些被揭露查处的大案要案，实际上已经存在好多年了，却迟迟未能发现，结果愈演愈烈、触目惊心；有的地方长期存在团伙性的腐败活动，涉案人数很多，活动范围很大，也迟迟未能查处；有的干部刚刚提拔上来，或者刚刚经过考核考察，就发现有重大问题，极大伤害了执政党的公信力。这些表现，就是人们常常谈论的，也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迟迟得不到解决的腐败分子往往有比较长的潜伏期，腐败的窝案、串案，带病提拔等问题。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2013年12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就2014年党风廉政工作进行了部署并提出，“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力的，抓出典型严肃处理，以警示党员干部”。要抓住这样的典型，自然是非打“老虎”不可的。追究腐败“重灾区”的相关领导责任，也意味着纪委监察系统超越了简单的查办腐败个案的层次，更加发挥政治检查和政治监督的职责。这是此轮反腐风暴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制度的笼子

　　同时，针对种种典型的利益冲突现象，中纪委亦着手推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包括限制提拔裸官、官员财产公开、领导干部子女经商等。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制定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等，都已经提上日程。
　　2013年10月30日，新华社公布了中央组织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提出要限期对党政领导干部违规在企业兼职（任职）进行清理，对党政领导干部“两头占”限期纠正，清理工作完成后如再发现有隐瞒不报的行为，一经查实，按照规定严肃处理。
　　根据中共中央2014年1月印发的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有6种情形之一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即不能被提拔，其中就包括“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
　　1月30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再次发布了2001年的《中共中央纪委关于省、地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试行）》。这个文件规定了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在该领导干部任职地区个人从事经商办企业活动的5个不准，并提出：“已经从事上述经商办企业活动的，或者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退出所从事的经商办企业活动，或者领导干部本人辞去现任职务或给予组织处理。本规定发布后，再从事上述活动的，对领导干部本人以违纪论处。” 　　此次重新发布这个规定，意味着一场对于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的违纪行为的整治行动已经是蓄势待发。而根据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受到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纪处分影响使用的”也在不列入考察对象的情形之列。
　　反腐风暴面前无禁区。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全军基本建设项目和房地产资源普查工作也正在强势推进。两项普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总后勤部部长赵克石在工作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从项目审批、物资采购、土地转让、房屋租赁等方面，这次普查都要拿出加强和改进的对策措施。这些问题在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案中都有比较明显的体现。
　　编织制度的笼子，非一日之功。治本一日不成，打虎行动的威慑力必须足够强大。从目前来看，这种威慑力不仅体现在反腐风暴中的“落马”，更体现在仕途上更上层楼想法的幻灭。只要不进入制度的笼子，政治前途便会终结，这是此轮反腐风暴给所有党政领导干部发出的明确信号。
　　相对来说，这已经是一种比较稳妥的办法，比如对于“裸官”，并没有选择更激烈的一律辞去公职的做法。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也是限于新任领导干部，并且处在试点阶段。从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再次发布的关于省、地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以及规范党政领导干部企业兼职（任职）的通知，也可以看出，治本式制度建立之前，已经给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给出了纠错的时间和空间。
　　这已经是中国艰难的反腐败大业所能凝聚的社会各界的“最大公约数”。反腐风暴就是要让各级领导干部能够进一步认清大势，尽快进入制度的笼子。这是在巨大的存量腐败情况下，从治标到治本的比较现实的途径。

中央权威和改革

　　前述2013年12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2013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之为“很好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王岐山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的工作报告中也说，“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的确，全面改革和反腐败，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最为显著的两个施政特色。对比改革开放之后的历次最高权力的交接，2012年交接之后的这轮反腐风暴，格外猛烈。
　　反腐败已经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树立中央权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利器。这也是客观情势使然。
　　能被称为“老虎”，自然是位高权重，无论是人事还是经济利益都是盘根错节。贪污受贿，有时候是个案和局部性质的，但纵向和横向的，甚至是国内和国外管道之间的非法利益输送，势必会形成一个个颇具能量的既得利益小群体。诞生一个经济新事物，腐败机制也往往随之复制过去，其攫取的经济利益往往还更大。
　　经济的最后往往变成是政治的，其后果之严重甚至可能会绑架中央权威，绑架改革，正如土壤一步步板结化，大地终会为之变色一般。
　　反腐风暴，第一位的就是维护中央权威。2013年中纪委的第一项工作即以巡视等方法，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王岐山在三次全会的工作报告中就提出：“把严明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各自为政、阳奉阴违，保证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保证中央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此轮反腐风暴，加大了对于地方大员的问责力度，除了前述的“一案双查”，还包括强化地方对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请示报告制度是执政党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设计，起源于1948年，在国共决战前夕，形势需要适当缩小各地方和各兵团的权力，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因此，与请示报告制度建立相伴随的就是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划分。
　　在此轮反腐风暴中，请示报告制度进一步加强，比如党委（党组）定期向上级纪委报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每年向中央提交述廉报告”。而中纪委同时宣布要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情况展开有针对性的抽查核实，类似举措势必进一步打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地方行为。
　　树立中央权威，是为了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业。全面深化改革，也相当于一次“决战”。也正因为如此，此轮反腐风暴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这体现在纪委监察系统自身的法治化转型，更体现在以全面深化改革的办法，不断消除滋生腐败的体制弊端，包括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转变政府职能等。
　　纪检监察系统扩权，不是反腐败的目的，而只是手段。应当吸取政法系统在维稳中出现的部分权力运行异化的教训。反腐败不是利益集团之间争权夺利、抢占地盘的战场，而是建立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
　　如果脱离了这个根本目标，此轮反腐风暴，无论惩办的老虎有多少，级别有多高，都可能会失去其本应具有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