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的词句:萨达姆伊拉克的政治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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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了以萨达姆·侯赛因为首的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政权利用新闻媒体、伊斯兰教信仰、传统道德和文学作品灌输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伊拉克人民思想,为萨达姆政权的对内镇压和对外战争服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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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公民社会与中国外交》一文里(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已经注意到这一相关性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缺失。我在那篇论文里提出,中国外交必然会受到公民社会日益增大的影响,而后者的成长是市场经济和公民意识在中国发展的必然。文章引证了中国外交大背景下网络的作用、NGO的成长、学者的建言以及外部压力等不同方面的数据,证明新时期中国外交以人为本、以社会为基的走向。
我们谈到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决策时,往往把美国当成主要参照物,采用了像“大战略”、“思想库”这样一些缘于美国的概念。但是,中美两国外交决策的国内环境差异很大。举其荦荦大端,做几点分析,对研究中国外交也许是有益的。
“和平发展”是中国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外交为内政服务,如何在对外关系中实现这一长远战略目标?中国政府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出发,结合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和政策,近年来形成和强调与周边和世界的“合作、和谐”的实践战略。为了实现发展,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中国政府认为世界的潮流、主题是“和平和发展”,中国的外交战略也确定为“和平发展”,即外交的内容和目标是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和保持良好的和平环境,同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和步入小康,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随之而来的社会变化将更加深刻。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政治报告在阐述对外工作时提出:“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是首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提出“外交政策的宗旨”,具有深远的意义。透过这个外交政策宗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外交的两大特征。
大概是四五年前,在一次有关上个世纪40—50年代中国外交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本人在提交的论文中提出了中国外交的“内向性”问题。当时提出中国外交的“内向性”,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
当前世界发展,显然存在着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方面随着信息传播和高科技的飞速进步,令人感觉到地球越来越小。各国之间接触频繁,互相影响,特别在经济方面,紧密相连。这就是引起各国学者普遍关注、一时成为热门话题的经济全球化问题。但与此同时,也还存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趋势,那就是政治多元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元化,并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可以相辅相成。
近几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将继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中国正处在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由于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向市场经济转型,向私人企业和国际贸易开放,2003年将是中国承担极其重大使命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