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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并非中国的正在进行时。埃及的首都开罗，这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都，也忙碌着勾勒它的新城市蓝图。
站在资哈尔公园的山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老城不少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从法鲁克王朝时代的奢华建筑，到伊斯梅尔总督修造的“尼罗河畔的巴黎”，再到前总统穆巴拉克的国际化大都市之路，开罗的城市补丁记录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印记。
“The Nation”杂志近期的一篇文章洋洋洒洒论述了开罗的城市化，文章提到：穆巴拉克在“阿拉伯之春”中下台，但穆巴拉克时代并未远去。历任总统为了开罗的城镇化砸下大笔金钱，甚至制定出以迪拜为范本的《开罗愿景2050》。
对开罗来说，需要的是比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更宽阔的大街呢，还是解决更为实际的交通混乱和基础设施建设？在开罗只要逛上一天，就会得出答案。
“业余”交通警察
开罗是一个没有市长的城市，城市管理由省长们负责，一般由总统直接任命退休的将军们担任，并授予他们部长头衔。
这个看似无序的城市，却有不少“业余”交通警察义务维持交通秩序。
下午四点，从金字塔回开罗市区途经的每个十字路口，都遇到了大大小小的拥堵。此刻，我们的车正绕着一座沙土堆成的转盘以低于步行的速度蹭行。周围的司机一边狂按喇叭一边各显神通，逆向行驶的、冲上转盘再冲下来的、强行变道的……争相向前。擦碰是常有的事，不严重的，很多人看都不会去看一眼。尽管这样，情况还是越来越糟，车流像被扯死了的中国结，动弹不得。其间竟还夹杂了两辆嘶鸣的马车，马儿开始不耐烦，车主奋力地牵住缰绳。
绝望之际，前方“打结”处有两位当地男子从各自车上走了下来，之后又陆续从其他方向来了三个人。他们聚在一起，交谈了一会儿，不时地指着周围的车辆比划几下。“现场办公会”结束后，五个人分别去和各车司机打招呼。
一位皮肤黝黑，穿长袍的男子敲开了我们的车窗，见是中国人，和气地用英文称呼“My friend”，并用手势示意我们等右边来的车辆先走掉一些。就这样，他们站在马路当中，拦下一些，指挥另一些变个道绕行。待“死结”差不多松开，几个人相互招手道别，各自上车，前后不过十分钟。
开车离开现场，我问仍在聚精会神抢路走的司机，“刚才那些人是交通警察么？”“不是。”“那人们为什么会听他们的呢？”过了一会儿才有回答，“总归会听他们的吧……”
在开罗，“业余”交通警察出现在街头的景象并不少见。开罗每天有150万到200万辆不同类型的车辆在行驶，而道路承载能力只够1/ 4的车辆运行。但这鲜见道路维护，也罕见没有管事儿的正规交通警察和既定的规则，连车辆报废和改装的明确规定也没有。路上，20年以上的车龄司空见惯，停车难、安全和拥堵问题日益严重。
这个城市日常的拥堵和摩擦，大都是当地人自己商量着解决。
垃圾围城
四十分钟后，我们的车驶入尼罗河东岸的马阿迪区，虽然全埃及还有近1/ 4的人月收入低于300埃镑（约合274人民币），这里聚居的却是月收入超过2万埃镑的律师和商人。
从高架上下来，路面逐渐平整开阔，街道呈棋盘状排列，以数字命名，商业和居住分开。夜幕开始降临，更靠近尼罗河的居住区，路上看不见几个人影。两边的建筑纷纷向后退出一些距离，铁丝网和监控器随处可见，独幢小楼用高墙和树木遮蔽得严实，高层公寓一楼进门处也会高出街边至少五六级台阶。一辆黑色小轿车默默地停在一幢十层公寓楼下，三位身着耸肩皮草大衣、戴垂肩的钻饰长耳环、年纪看上去60岁朝上的妇人快速地坐上车随即开走。
当地人告诉我们，这一带有不少“部长楼”，很多房子外面看上去不起眼，里面却是富丽堂皇。
几条街相邻的商业区“九街”相对热闹，咖啡馆、寿司屋、手工冰激凌屋、鲜花店，有些沿着街，有些有自己的院落，坐满了外国人和西装革履者，如果不是路边堆积的黄沙和散落的垃圾，与我们熟悉的国际化都市并无差异。
尽管肤色、服饰、语言日渐混杂，风沙还是这座城市的均衡器。除此之外，垃圾更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几年前，卫生部引进西方的废物处理系统，使用跨国垃圾管理公司来替换拾荒为生的几万扎巴里人，市民们却不愿自己把垃圾送到回收点，也很少有人愿付每月几十埃镑的卫生费。
2012年6月底，新上任的穆尔西总统发起了“清理家园”的百日计划，在全城展开大扫除，但活动结束没几天，开罗又回到了垃圾围城的状态。
街角墙根垃圾杂物最多，九街的清真寺就在这里。晚间祷告的召唤声从清真寺屋顶的大喇叭传到街上，周围的商铺和人群仍旧各行其是，喧嚣依旧。
自从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创建福斯塔特城，开罗这块地方一直是各方势力拉锯之地，来自突尼斯、土耳其、法国、英国和现代的统治者，每一次新的到来都是在原有的城区旁另划出一块区域作为建设中心。
可以说，开罗如今的模样是各朝各代留下来的多种城市形态的拼图，“这里曾经是”是导游们走街串巷开口的第一句话。每一块区域都有着自己的空间组织和社会交往逻辑，相互独立，又以多种方式混合甚至彼此冲突，成就了开罗难以概括的特质。
“真主知道”
前往老城区的第一站，阿兹哈尔公园。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座由市中心几百年历史的垃圾场改造成的绿地公园是埃及展出的最佳城市实践案例。公园面积并不大，设计上采用英式园林风格，用山坡、草坪、池塘流水做出空间层次，人们推着童车在这里散步或者举家来野餐，孩子自由奔跑，陌生人之间并不打招呼，却也相安无事。有些女士摘下了头巾，享受行走的乐趣和不受注视的轻松。 所有的宁静来自于7埃镑的门票（够当地人买140张大饼）和公园一圈高出地面三四米高的围墙，走在外面的人，根本看不到里头的一丝光景。防御的姿态让人感到安全。
沿绿树掩映的山坡走上公园最高处的观景台向四周望去，低矮破旧的民居、面目模糊的街道，数不清的清真寺尖塔就显得格外清晰，像一道道闪电连接着天堂和市井。我们要去的地段以拥有三座尖塔的阿兹哈尔清真寺为中心，清真寺是这里街道的朝向。
24小时开放的清真寺，白色大理石铺地的露天中庭形成围合的院落，柱状的建筑结构让人们彼此可见，寺内没有角落可言。非祷告时间，人们也会来这里沉思、碰面、休息，乞讨者坐在门口等待教友施舍是社会共济的重要手段。
曲折的街道从清真寺伸向四周，全埃及最大的市场恩哈里里也在附近。几千家个体店铺密布在几十条小街巷里，迷宫一般。
相比于解放广场，恩哈里里的市场被认为是更典型的开罗。费萨维咖啡馆就在一个不起眼的丁字路口，240年来一天也不曾歇业。马哈福兹选择在这里写作他的《开罗三部曲》，从他二楼对着窗的固定位子正好可以看到迎面一条街上的林林总总，狭窄街道上的寒暄、还价、扯布匹的声音清晰可闻。
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英格索尔教授认为，罗马城市追随希腊化的建城方针，试图使其多种居民公民化，控制他们的行为，强行自己的法律。相反，伊斯兰城市则是碎片化的成长，没有统一的结构和纪念性的视觉标志，规划是邻里间的事情，没有公共事业的语言。城市这种内向的本质往往把社区的需要放在国家或城市之上。
“因沙拉”（in sha’allah）是我们在当地听到最多的阿拉伯语承诺，意思是“真主知道”，相当于中文里的“但愿吧，但谁知道呢”。一般在问路、问时间或者要敲定一件事情的时候，埃及人都会在答案或者承诺的后边加上这一句。
很多人对公务上的数字很不敏感- - -贸易往来弄错小数点是常有的事，但对于每个月发给自己的工资却每分每厘都算得很清楚。生存的需要，是开罗人最主要的逻辑。
有着700多年历史的恩哈里里，金银首饰、铜盘、石雕、玻璃制品、挂毯、香料、食品店铺和各式咖啡馆一间挤着一间，敞着门，货品堆满门口，与街道和隔壁混在一起。本地人也会到这里买东西，他们都有熟悉的店铺，也认得路。
我们去的那家金店出售铸成古埃及符号的金银首饰，按重量算钱。店里只有店主一人，不设任何保安。对店主来说，门前的这条一米多宽的街道，就是家园，也是安全的保障。
“不了解”带来未知的恐惧
这种相互保障的默契从家庭和小街一直延伸到整个城市、国家、伊斯兰世界，但不包括站在这市场中的所有人。
游人如织的主路上，许多招揽生意的店员仍在进行着“one dollar”的旅游欺诈- - -什么都吆喝“one dollar”，见人上钩就坐地涨价，以次充好。问当地导游，为什么有些商贩总是拿游客当傻瓜骗？回答是：“他们觉得游客不了解埃及”。
“不了解”不仅能区分出“我们”和“他们”，还会带来未知的恐惧。
解放广场是全开罗最属于国家埃及的地方，所谓的“革命”大都是在这里上演。没有游行的解放广场，革命的光景是烧焦了的穆巴拉克办公大楼和广场一侧几十个示威者扎起的帐篷。
街角破旧的本地咖啡馆里，老人照常坐在门口咕噜着水烟，人行道上的小贩仍旧卖他粗糙的旅游纪念品，其中还有印有姚明头像的红色T恤。
广场边一条小路上的积水、垃圾和陌生让人却步，一群男孩子在来回打闹，我们正打算离开时，却看到他们围住两个衣着时髦的女孩子，推搡起来。我们连忙躲进街边唯一熟悉的招牌- - -一家“必胜客”里。这家不足百平的连锁西餐店霎时成为一座临时的联合国避难营，两个打着领结的男服务员守在玻璃门后，随时准备“捞人”进来。
恐惧和焦急掐住了我们的喉咙，想不出任何办法能够帮到被围的女孩，报警的念头此刻显得那么不切实际，所有人都紧紧盯住窗外。突然，带头的男孩和女孩停止了对抗，笑着挽在了一起，一群人叫嚣着又向广场奔去。正当大家一头雾水，服务员恍然大悟地向大家解释“没事，没事了，他们可能是认识的……”
诺大的解放广场，这些半大孩子成了“老大”，飞摩托车、嘘女孩子、相互扔石块打闹，没人敢惹。他们其中很多人失学失业，有些还是被雇佣来的“职业示威者”，和电视新闻一样向广场之外的城市传播着“不安全”的信息。
动荡了这么多年，越来越多埃及年轻人来开罗碰碰运气，找不到地方住就挤进城市南部的“死人城”里。如今连很多开罗人自己都不敢去“死人城”了，不是因为墓地，而是越来越多的贫民和游民。埃及自古活人死人“不分家”，还曾一度有周末举家到家坟野餐的风俗。这些被卷入城市中心的富人坟墓地上建有清真寺、街道和院落，门牌号上是死者的姓名，可供守墓人和零星儿家道中落的子孙居住。
但现在有至少200万人住在死人城，城政府规定那里晚上要“宵禁”，小卖部小吃店一律不许营业，街上的游民少了很多。没有家庭和社会网络，陌生人的生计只能靠金钱交易来维系。
总算回到马阿迪，夜幕降临。
（作者系媒介与城市文化研究者）
站在资哈尔公园的山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老城不少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从法鲁克王朝时代的奢华建筑，到伊斯梅尔总督修造的“尼罗河畔的巴黎”，再到前总统穆巴拉克的国际化大都市之路，开罗的城市补丁记录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印记。
“The Nation”杂志近期的一篇文章洋洋洒洒论述了开罗的城市化，文章提到：穆巴拉克在“阿拉伯之春”中下台，但穆巴拉克时代并未远去。历任总统为了开罗的城镇化砸下大笔金钱，甚至制定出以迪拜为范本的《开罗愿景2050》。
对开罗来说，需要的是比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更宽阔的大街呢，还是解决更为实际的交通混乱和基础设施建设？在开罗只要逛上一天，就会得出答案。
“业余”交通警察
开罗是一个没有市长的城市，城市管理由省长们负责，一般由总统直接任命退休的将军们担任，并授予他们部长头衔。
这个看似无序的城市，却有不少“业余”交通警察义务维持交通秩序。
下午四点，从金字塔回开罗市区途经的每个十字路口，都遇到了大大小小的拥堵。此刻，我们的车正绕着一座沙土堆成的转盘以低于步行的速度蹭行。周围的司机一边狂按喇叭一边各显神通，逆向行驶的、冲上转盘再冲下来的、强行变道的……争相向前。擦碰是常有的事，不严重的，很多人看都不会去看一眼。尽管这样，情况还是越来越糟，车流像被扯死了的中国结，动弹不得。其间竟还夹杂了两辆嘶鸣的马车，马儿开始不耐烦，车主奋力地牵住缰绳。
绝望之际，前方“打结”处有两位当地男子从各自车上走了下来，之后又陆续从其他方向来了三个人。他们聚在一起，交谈了一会儿，不时地指着周围的车辆比划几下。“现场办公会”结束后，五个人分别去和各车司机打招呼。
一位皮肤黝黑，穿长袍的男子敲开了我们的车窗，见是中国人，和气地用英文称呼“My friend”，并用手势示意我们等右边来的车辆先走掉一些。就这样，他们站在马路当中，拦下一些，指挥另一些变个道绕行。待“死结”差不多松开，几个人相互招手道别，各自上车，前后不过十分钟。
开车离开现场，我问仍在聚精会神抢路走的司机，“刚才那些人是交通警察么？”“不是。”“那人们为什么会听他们的呢？”过了一会儿才有回答，“总归会听他们的吧……”
在开罗，“业余”交通警察出现在街头的景象并不少见。开罗每天有150万到200万辆不同类型的车辆在行驶，而道路承载能力只够1/ 4的车辆运行。但这鲜见道路维护，也罕见没有管事儿的正规交通警察和既定的规则，连车辆报废和改装的明确规定也没有。路上，20年以上的车龄司空见惯，停车难、安全和拥堵问题日益严重。
这个城市日常的拥堵和摩擦，大都是当地人自己商量着解决。
垃圾围城
四十分钟后，我们的车驶入尼罗河东岸的马阿迪区，虽然全埃及还有近1/ 4的人月收入低于300埃镑（约合274人民币），这里聚居的却是月收入超过2万埃镑的律师和商人。
从高架上下来，路面逐渐平整开阔，街道呈棋盘状排列，以数字命名，商业和居住分开。夜幕开始降临，更靠近尼罗河的居住区，路上看不见几个人影。两边的建筑纷纷向后退出一些距离，铁丝网和监控器随处可见，独幢小楼用高墙和树木遮蔽得严实，高层公寓一楼进门处也会高出街边至少五六级台阶。一辆黑色小轿车默默地停在一幢十层公寓楼下，三位身着耸肩皮草大衣、戴垂肩的钻饰长耳环、年纪看上去60岁朝上的妇人快速地坐上车随即开走。
当地人告诉我们，这一带有不少“部长楼”，很多房子外面看上去不起眼，里面却是富丽堂皇。
几条街相邻的商业区“九街”相对热闹，咖啡馆、寿司屋、手工冰激凌屋、鲜花店，有些沿着街，有些有自己的院落，坐满了外国人和西装革履者，如果不是路边堆积的黄沙和散落的垃圾，与我们熟悉的国际化都市并无差异。
尽管肤色、服饰、语言日渐混杂，风沙还是这座城市的均衡器。除此之外，垃圾更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几年前，卫生部引进西方的废物处理系统，使用跨国垃圾管理公司来替换拾荒为生的几万扎巴里人，市民们却不愿自己把垃圾送到回收点，也很少有人愿付每月几十埃镑的卫生费。
2012年6月底，新上任的穆尔西总统发起了“清理家园”的百日计划，在全城展开大扫除，但活动结束没几天，开罗又回到了垃圾围城的状态。
街角墙根垃圾杂物最多，九街的清真寺就在这里。晚间祷告的召唤声从清真寺屋顶的大喇叭传到街上，周围的商铺和人群仍旧各行其是，喧嚣依旧。
自从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创建福斯塔特城，开罗这块地方一直是各方势力拉锯之地，来自突尼斯、土耳其、法国、英国和现代的统治者，每一次新的到来都是在原有的城区旁另划出一块区域作为建设中心。
可以说，开罗如今的模样是各朝各代留下来的多种城市形态的拼图，“这里曾经是”是导游们走街串巷开口的第一句话。每一块区域都有着自己的空间组织和社会交往逻辑，相互独立，又以多种方式混合甚至彼此冲突，成就了开罗难以概括的特质。
“真主知道”
前往老城区的第一站，阿兹哈尔公园。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座由市中心几百年历史的垃圾场改造成的绿地公园是埃及展出的最佳城市实践案例。公园面积并不大，设计上采用英式园林风格，用山坡、草坪、池塘流水做出空间层次，人们推着童车在这里散步或者举家来野餐，孩子自由奔跑，陌生人之间并不打招呼，却也相安无事。有些女士摘下了头巾，享受行走的乐趣和不受注视的轻松。 所有的宁静来自于7埃镑的门票（够当地人买140张大饼）和公园一圈高出地面三四米高的围墙，走在外面的人，根本看不到里头的一丝光景。防御的姿态让人感到安全。
沿绿树掩映的山坡走上公园最高处的观景台向四周望去，低矮破旧的民居、面目模糊的街道，数不清的清真寺尖塔就显得格外清晰，像一道道闪电连接着天堂和市井。我们要去的地段以拥有三座尖塔的阿兹哈尔清真寺为中心，清真寺是这里街道的朝向。
24小时开放的清真寺，白色大理石铺地的露天中庭形成围合的院落，柱状的建筑结构让人们彼此可见，寺内没有角落可言。非祷告时间，人们也会来这里沉思、碰面、休息，乞讨者坐在门口等待教友施舍是社会共济的重要手段。
曲折的街道从清真寺伸向四周，全埃及最大的市场恩哈里里也在附近。几千家个体店铺密布在几十条小街巷里，迷宫一般。
相比于解放广场，恩哈里里的市场被认为是更典型的开罗。费萨维咖啡馆就在一个不起眼的丁字路口，240年来一天也不曾歇业。马哈福兹选择在这里写作他的《开罗三部曲》，从他二楼对着窗的固定位子正好可以看到迎面一条街上的林林总总，狭窄街道上的寒暄、还价、扯布匹的声音清晰可闻。
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英格索尔教授认为，罗马城市追随希腊化的建城方针，试图使其多种居民公民化，控制他们的行为，强行自己的法律。相反，伊斯兰城市则是碎片化的成长，没有统一的结构和纪念性的视觉标志，规划是邻里间的事情，没有公共事业的语言。城市这种内向的本质往往把社区的需要放在国家或城市之上。
“因沙拉”（in sha’allah）是我们在当地听到最多的阿拉伯语承诺，意思是“真主知道”，相当于中文里的“但愿吧，但谁知道呢”。一般在问路、问时间或者要敲定一件事情的时候，埃及人都会在答案或者承诺的后边加上这一句。
很多人对公务上的数字很不敏感- - -贸易往来弄错小数点是常有的事，但对于每个月发给自己的工资却每分每厘都算得很清楚。生存的需要，是开罗人最主要的逻辑。
有着700多年历史的恩哈里里，金银首饰、铜盘、石雕、玻璃制品、挂毯、香料、食品店铺和各式咖啡馆一间挤着一间，敞着门，货品堆满门口，与街道和隔壁混在一起。本地人也会到这里买东西，他们都有熟悉的店铺，也认得路。
我们去的那家金店出售铸成古埃及符号的金银首饰，按重量算钱。店里只有店主一人，不设任何保安。对店主来说，门前的这条一米多宽的街道，就是家园，也是安全的保障。
“不了解”带来未知的恐惧
这种相互保障的默契从家庭和小街一直延伸到整个城市、国家、伊斯兰世界，但不包括站在这市场中的所有人。
游人如织的主路上，许多招揽生意的店员仍在进行着“one dollar”的旅游欺诈- - -什么都吆喝“one dollar”，见人上钩就坐地涨价，以次充好。问当地导游，为什么有些商贩总是拿游客当傻瓜骗？回答是：“他们觉得游客不了解埃及”。
“不了解”不仅能区分出“我们”和“他们”，还会带来未知的恐惧。
解放广场是全开罗最属于国家埃及的地方，所谓的“革命”大都是在这里上演。没有游行的解放广场，革命的光景是烧焦了的穆巴拉克办公大楼和广场一侧几十个示威者扎起的帐篷。
街角破旧的本地咖啡馆里，老人照常坐在门口咕噜着水烟，人行道上的小贩仍旧卖他粗糙的旅游纪念品，其中还有印有姚明头像的红色T恤。
广场边一条小路上的积水、垃圾和陌生让人却步，一群男孩子在来回打闹，我们正打算离开时，却看到他们围住两个衣着时髦的女孩子，推搡起来。我们连忙躲进街边唯一熟悉的招牌- - -一家“必胜客”里。这家不足百平的连锁西餐店霎时成为一座临时的联合国避难营，两个打着领结的男服务员守在玻璃门后，随时准备“捞人”进来。
恐惧和焦急掐住了我们的喉咙，想不出任何办法能够帮到被围的女孩，报警的念头此刻显得那么不切实际，所有人都紧紧盯住窗外。突然，带头的男孩和女孩停止了对抗，笑着挽在了一起，一群人叫嚣着又向广场奔去。正当大家一头雾水，服务员恍然大悟地向大家解释“没事，没事了，他们可能是认识的……”
诺大的解放广场，这些半大孩子成了“老大”，飞摩托车、嘘女孩子、相互扔石块打闹，没人敢惹。他们其中很多人失学失业，有些还是被雇佣来的“职业示威者”，和电视新闻一样向广场之外的城市传播着“不安全”的信息。
动荡了这么多年，越来越多埃及年轻人来开罗碰碰运气，找不到地方住就挤进城市南部的“死人城”里。如今连很多开罗人自己都不敢去“死人城”了，不是因为墓地，而是越来越多的贫民和游民。埃及自古活人死人“不分家”，还曾一度有周末举家到家坟野餐的风俗。这些被卷入城市中心的富人坟墓地上建有清真寺、街道和院落，门牌号上是死者的姓名，可供守墓人和零星儿家道中落的子孙居住。
但现在有至少200万人住在死人城，城政府规定那里晚上要“宵禁”，小卖部小吃店一律不许营业，街上的游民少了很多。没有家庭和社会网络，陌生人的生计只能靠金钱交易来维系。
总算回到马阿迪，夜幕降临。
（作者系媒介与城市文化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