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到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地区间禀赋差异明显，各个地区之间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中国脱胎于计划经济，至今在很多方面仍然带有政府干预的色彩，尤其是它的生产要素配置还远未市场化。
　　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获得的，而全球化进程则使得全球的资本与中国价廉质优的劳动力相结合。
　　中国经济的成功一面体现了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地区间再配置对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促进作用，而规模经济机制则进一步加强了这一作用。反过来说，当前中国的城乡和区域发展仍然受到土地、户籍等制度的制约，很多结构性矛盾与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仍然未能充分流动有关。
　　所以，理解中国经济，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是一个“转型与发展中的大国”。
　　经济失衡背后的“不寻常”因素
　　当前的制约也是未来的希望。
　　中国一直依赖于增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不仅经济增长乏力，而且投资的低效率和低回报还给财政和金融系统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反过来说，如果未来中国能够顺利地推进土地、户籍等制度的改革，那么，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地区间的再配置还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效率改进空间，从而给经济的持续增长注入新的动力。与此同时，在城乡、区域间一体化的进程中，在城乡“新二元结构”日渐消解的过程中，社会和谐能够得以增进，而这又对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有益。
　　经过3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快速的发展之后，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现象。如果用国际比较的视角，中国无论怎样看都是一个奇异点。在可以进行比较的国家中，中国储蓄率最高，消费占GDP比率最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最低，外贸依存度最高，外汇储备最多……
　　而从城乡和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有很多“世界之最”。在可比的国家当中，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差距最大，城乡收入差距最高，城市间规模差距则最小。这么多的“世界之最”同时发生，不是偶然的。
　　中国经济的失衡背后，存在着一些“不寻常”的因素。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一系列结构性扭曲现象与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有关。受户籍、土地和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受阻，并远远落后于由资本积累所推动的工业化进程。在城市化受阻的情况下，中国农村劳动力数量减少的速度相对缓慢，压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提高的进程，也相应压低了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的保留工资。
　　经济持续增长的答案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劳动弱势的状况下，工资被维持在劳动力的保留工资的水平上，保留工资的压低则抑制了劳动收入的上升。相比之下，长期的低利率鼓励了投资，加快了资本积累速度。于是，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并进一步抑制了家庭消费的增长。而与此同时，投资不断高速增长的结果是生产能力不断提升，于是，当家庭消费受到抑制时，持续增长的投资和出口便成了消化产能的出路。
　　当中国经济维持了30年高速增长之后，人口红利即将结束，老龄化可能带来储蓄率下降，这使中国经济完全可能进入增长速度下滑的时期。展望未来，如果中国能够再持续高速增长20年，那么，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从人均收入的意义上来说，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中国经济的前景是乐观的，这对于世界经济获得新的增长动力而言，也是极大的利好。
　　当劳动力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的积累速度均放缓之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动力从何处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经济体）很多都位于东亚，中国能够继续这一地理上的神话吗？
　　笔者认为，答案仍然在于中国是个“转型与发展中的大国”。
　　在“发展”的意义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刚刚过半，即使按目前的速度，城市化水平大约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中国要达到75%的城市化率，也仍然需要20~25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一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任何政策制定者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将极大地获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将同步提高。城市对于发展教育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市中，劳动力将借助相互的学习和自我的积累获得更多的知识、信息和经验。这些都将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大国”的意义上，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地理、自然条件和人力资本水平。如果生产要素能够充分自由地跨地区再配置，那么，不同城市将能够有效地形成差异化的分工体系，生产要素的地区间配置效率能够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在资源跨地区再配置的过程中，一些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将形成经济集聚的趋势，并能够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高劳动生产率。
　　消除资源配置上的制度障碍
　　然而，在中国这个“发展中的大国”，生产要素的城乡间和地区间再配置却面临着许多制度上的障碍。如果每一个地方的政府都采取最大化本地经济规模和税收的策略，那么，其相应采取的政策将不是整合地区间市场，而是分割地区间市场，不是促进生产要素流动，而是阻碍生产要素流动。
　　当生产要素流动受阻时，地区之间的产业同构便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而下一个结果就是，对于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地方而言，将采取分割商品市场的政策来保护本地产业。当每一个地方都采取这种“以邻为壑”的策略时，虽然可能是有利于本地增长的，但从整个国家来说，却既不利于发挥资源跨地区再配置产生的效率改进，也不利于企业突破地区间的市场边界，扩大生产规模，享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本应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因此，中国要发挥“发展中的大国”的巨大潜力，制度上的“转型”尤其重要。
　　如果不能顺利地推进市场整合与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中国经济将面临潜在的“欧洲化”的危险。
　　一方面，中国的省之间存在的市场分割使得整体经济的规模效应面临严重的障碍。另一方面，更为令人忧虑的是，在劳动力未能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地理劣势地区有强烈的动机来扩张本地的经济，地方政府有巨大的冲动来加大本地投资，甚至大规模举债，而长期的低利率则为地方政府举债创造了宽松的环境。而一旦经济增长总体下滑，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危机将首先在投资效率最低的地方显现出来，这和欧元区的弱国出现政府债务危机的机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当然，幸运的是，中国是一个统一财政的国家，一旦出现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中央政府不会像欧元国家那样为是否援助希腊而迟迟拿不定主意，但是，如果中央政府运用财政资源，甚至用通胀的方式来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那么，最终由此造成的福利损失还是由普通百姓来承担的。
　　对于较发达的地区而言，一定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那么，通过上述逻辑，最后以欠发达地区的投资低效率、债务危机和中央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这些形式造成的福利损失，最终还是要发达地区承担相当大的一部分的。
　　重要的是，中国各个省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毕竟只是一国内部地区之间的关系，要谨防出现 “欧洲化”的局面，在对待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这一问题时，各个地区都在采取类似“国家间”的思维模式，如果这样，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公共利益”将会严重受损。
　　笔者多次强调，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应该走一条“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道路。当前中国的经济集聚程度正在提高，而生产要素（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劳动力）的集聚却远远滞后，其结果就是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如果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能够更充分地在城乡间和地区间流动，那么，城乡间和地区间在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反而更容易实现。在生产要素更为充分流动的前提下，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城市之间就能够形成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分工，从而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
　　当前的中国必须在最为基本的原理之上凝聚共识，在强调“公共利益”的目标之下推进改革，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此文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独家供稿，是作者即将出版的《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