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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徐国利《我记忆中的皖南上海小三线》（见《世纪》2013年第6期）和王蔚《抢救尘封的“小三线”历史》（见2013年12月29日《新民晚报》A15版）两文，感触良多。徐同志介绍的是在安徽省徽州祁门地区的上海小三线，王同志介绍的是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徐有威教授的有关上海小三线的访问记，而我在下面介绍的是我本人先后在屯溪与东至的皖南上海后方化工小三线工作和生活的亲身经历。
筹建红光综合材料厂
我在1966年7月到1985年5月近19个年头，除了1967年曾因病在家休养4个月和在1968年到1971年间被造反派揪回上海老厂批斗、隔离审查、下放劳动近三年外，先后在皖南上海后方化工小三线工作和生活了15年之久。
我原在上海试剂总厂（现已关闭）工作，1966年6月，我正随上海化工局“四清”工作队在上海电化厂搞“四清”，突然接到总厂通知，说根据市、局指示“发展山区经济，保存技术精华”、“小而精、小配套”的方针，总厂决定要我去皖南屯溪（现黄山市）筹建一个化工研究所，名叫红光综合材料厂（后改称红光材料厂），先由总厂安排生产一些化学试剂，产品返销上海，以后逐步研发制造军工需要的高精尖新型的化学试剂晶体类。于是我从1966年7月底起，先后分批带领二十几名、大多是二十刚出头技校毕业的男女青年和几位试剂生产老工人去红光厂。厂址设在屯溪镇东十里外的一个小山坳里。到厂一看，我们不禁大皱眉头：几间厂房和宿舍，大多是用黄泥碎石夯成的“干打垒”;屋内没有卫生间，公用厕所是在厂房和宿舍外的一间小茅草房内，靠墙放两只供男同志撒尿的大木桶，另一边是一只深埋地下、上搁几块长木板的大陶瓷七石缸，四周用木板条围拦遮掩，旁搁扶手，让人抓住蹲着大小便，尿粪由农村生产队农民隔天挑去肥田。所谓食堂，只有两只大铁锅和几只竹木制的大蒸笼，要用木柴烧火的大土灶，连饭桌和凳子都没有。吃的水是由民工从半里外挑来的深井水，或用明矾沉淀处理的山沟水。因没有厨师肯来，开始的时候吃饭成了问题，我们只好先用从上海带来的几只煤球炉用煤饼生火，或用火油炉以煤油烧开水、炒菜和烧饭，吃饭自找地方蹲着吃。后来我们组织大家上山砍柴、割茅草，轮流至屯溪镇上购买粮食、鱼肉、蔬菜回来，自己动手用木柴在土灶生火烧水、炒菜、蒸饭，后来在屯溪请来两个厨师（后减为一个），才解决了炊事问题。他们烧的菜极咸，又喜放辣椒，口味偏辣，上海人吃不惯，但也只好勉强将就过去。当时口粮标准按上海发放，去屯溪买粮食要将上海粮票先换成全国粮票，而当时当地的购粮标准是每百斤粮票可购籼米80斤和搭配黑荞麦粉20斤;用粮票可以购白面粉，但大米不配给，要高价买。当地农民因籼米吃了较熬饥，常用自产大米来和我们调换籼米，我们以合理差价补钱给他们;而荞麦粉和白面粉可做包子、馄饨吃，当地鱼肉蔬菜价格又较上海便宜，很实惠。食堂内的饭桌和条凳也逐步购置解决;又请了当地民工打了深井和把山上泉水接下来，或把厂旁小溪内的沟水经过滤处理成清水，用泵打入高位水箱，才解决了生活和生产用水，所以饮食方面已不成问题，又请民工重造了一个厕所，解决了男女大小便问题。
那时，女同志用热水在一只木制大脚盆里洗澡，室内用煤球炉生火取暖，不料有一次一位女同志洗澡时遭煤气中毒晕倒，吓得众人惊慌失措，幸经急救才缓过气来，险些酿成大祸。而男同志则常在厂边一条小溪流里洗澡，要一边洗一边用一根小竹竿扑打溪边杂草与流水，以防水蛇、蜈蚣、水虱和蚊虫噬咬，所以当时我们的生活非常艰苦。经过两三个月的辛苦劳动和不懈努力，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而生产用的原材料和设备仪器，也陆续从上海运来，于是便组织生产。开始生产的是试剂三酸（硫酸、硝酸、盐酸）、二碱（烧碱、纯碱），以后便生产如二氧化硅、硫酸锌、正硅酸乙酯等化学试剂，成品运总厂销售。有了收入，情况改善，有时还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大家都很开心。
上纲上线
厂情况报告竟成“文字狱”
到了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也开始波及红光厂，全厂二十多个人都吵着逼我签发路费回上海去外地串联闹革命去了。最后只剩我一个人留在厂里，我无事可做，闷闷不乐，便向上海后方基地、上海市革会、上海化工局和试剂总厂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三条意见：一、目前红光厂规模太小，高级技术人员都没有，生产研究方向不明，不像是搞高精尖新的军工试剂研究所，难担重任，建议扩大投资，明确方向，配备高级技术力量，建设一个规模较大像样的化工军品试剂研究所;二、职工现全部外出串联，无法生产，建议总厂动员他们回来后暂时就在上海培训劳动，等这里生产建设方针明确，设备仪器配备齐全后再回来生产;三、鉴于在后方生产化学试剂派不上用场，所谓军工试剂毫无头绪，既无服务对象，也无为它服务的单位，生产用的原材料和产品销售都要依靠上海，运输费用既大，成本又高，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目前这里有几个也是化工系统包建的树脂厂和涂料厂，因产品不对路，后方不需要，已经上级批准停建撤销，红光厂同一情况，建议上级调研审查后也核准停产撤建。哪知这一报告，后来竟被无限上纲，对我酿成“文字狱”。1967年6月，我回总厂检查和接受批斗，后因所患痔疮严重出血，不得不住院手术，才回家病休四个月，10月底回来后便又命我回红光厂工作。但好景不长，在1967年底，总厂造反总部来红光厂宣布成立红光造反支部，接管红光厂党政财文大权，揪我回总厂批斗，说我写的那份报告，是彻头彻尾反对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七字方针的现行反革命行为，再加上其他多项罪名：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反动技术权威，在总厂与其他几位厂长搞反夺权，在红光厂挑动群众斗群众、刮经济风、怂恿职工停产外出串联，年轻时搞反动文艺团体，是一个文化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等等。从1968年6月起，我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达一年多，直到1970年2月，才说所有问题已全部查清，是一般历史问题，宣布“解放”，下放劳动。于是我在总厂原料仓库当装卸搬运工，打扫厕所和周围环境。我想这下倒好了，无官一身轻，宁愿在下面当一名工人，一辈子劳动，不要再去当什么领导，搞什么管理工作，可以省却不少的烦心事了。 苦尽甘来 重返小三线
不料在1971年3月，总厂革委会政工组组长召我谈话，要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文化大革命”，说我的历史问题已全部查清楚了，是一般历史问题，今后不用再担心了，应该感谢党和造反派，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要服从党的调配，回后方工作。我不愿，但经不住施压，我不得不去。回到红光后，我怀着抵触情绪，离厂已多年，且已交权，现厂已有新的领导人，我这次是回来劳动改造而不是来当领导的，我已是一般职工，不应再搞任何管理工作。厂领导和军代表虽数次劝说，我都不听，置之不理。于是我每天上午骑自行车或踏三轮车去屯溪为食堂买菜，回来后在食堂帮厨洗菜烧火，有空时便下小组和工人一起参加试剂生产和成品包装工作。在分析员缺勤时，我便代做成品质量的检验和进厂原材料质量的抽验工作;下午没事，就拿了一把小铁锤，下车间敲铲设备与管道上的铁锈，涂刷油漆，做设备维护保养工作。只认真劳动，不问厂事，自由自在，身心反倒愉悦。直到1973年9月，上级经过调研，觉得在后方搞化学试剂确实不起作用，派不了用场，没有必要再存在下去，而那时上面已决定把原来搞后方小三线的方针“发展山区经济，保存技术精华”改为“从备战出发，以军工为主，发展常规武器”，化工局已计划在皖南东至县香隅镇筹建一个新的生产火炸药等军品的化工基地，已在加紧建设，于是决定红光厂也随树脂、涂料等厂停产停建撤销，把厂移交给后方另一单位——红旗（跃进）机械厂，改由该厂安排生产。红光厂的一部分人员即调给红旗厂，我和其他人员转去新建的皖南东至县上海后方化工小三线的下属军工单位。1974年3月，我到了东至，即去上海后方化工公司（对外称四分部）报到，旋即被留下安排在四分部工作。由于我过去在试剂总厂和后方红光厂有较好的工作表现，公司领导很信任我并予我以重任，要我担任总管全公司生产、技术、运输调度，以及生产技术规章制度的编制工作等，我慨然允诺，从容应对。暇时便常去下面工厂作调研和业务技术指导，走访了后方十多家军工单位。在公司领导去沪出差，公司没头儿时，我便补缺代理主持工作。由于工作尚能称职，最后被上级任命为后方化工公司的副总工程师。而这时我的妻子、女儿和从部队退伍回来的两个儿子也先后调来后方被分配在下面几个厂里工作，儿女们也先后在后方成家，生儿育女，我们的户口也从上海和无锡迁来，从此我结束了二十多年来的两地分居困难，全家团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其乐也融融，所以我在那里工作虽是繁忙辛苦，但精神上很愉快，决意把余生献给伟大的小三线建设，并做一个真正的安徽人。但从1980年起，后方化工小三线无任务，已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状态，我三个儿女及其爱人已先后借往上海工作，我也在1985年5月调回上海。局指示我不要去老厂而调去上海吴泾化工厂技术开发室当一名研发新产品的工程师，后被市局评为高级工程师，直至1989年7月退休。
后方化工小三线撤建移交给安徽省地方后，按照政策，职工及家属可以回沪的全部回沪，我全家符合条件全部回沪定居。从此，我全家又从具有临时户口的安徽人成为新上海人。
（作者为原上海吴泾化工厂高级工程师）
责任编辑 殷之俊 章 洁
作者附记：
安徽省地方在接收上海后方化工区后，经过几年的调研和评估，成立了一个“华尔泰化工有限公司”，他们利用上海化工区留下的设备、材料、技术和部分厂房，以及聘用借调充实技术力量，以自强和龙江两厂为核心，聚合三十多家单位组建成一个“香隅化工区”，生产硝酸、合成氨、碳酸氢钠和其他化工产品。在祖国改革开放实现中国梦的大好形势下，目前新产品迭出，更是蒸蒸日上，大放异彩，现已成为安徽省最大的精细化工生产基地。这一重大变革，使我们这批曾在那里工作和生活过的人员没有了遗憾，见到了希望，觉得我们当年的汗水没有白流，感到极大的欣慰。
回想这段皖南上海小三线后方化工区从宣告消亡解散到现在的脱胎换骨重获新生的历史，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段历史，我们不应让它湮没而应公之于世，特别是要让上海后人知道当年上海后方小三线是怎么回事，现在又是怎么样了。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故我乐为之记。
筹建红光综合材料厂
我在1966年7月到1985年5月近19个年头，除了1967年曾因病在家休养4个月和在1968年到1971年间被造反派揪回上海老厂批斗、隔离审查、下放劳动近三年外，先后在皖南上海后方化工小三线工作和生活了15年之久。
我原在上海试剂总厂（现已关闭）工作，1966年6月，我正随上海化工局“四清”工作队在上海电化厂搞“四清”，突然接到总厂通知，说根据市、局指示“发展山区经济，保存技术精华”、“小而精、小配套”的方针，总厂决定要我去皖南屯溪（现黄山市）筹建一个化工研究所，名叫红光综合材料厂（后改称红光材料厂），先由总厂安排生产一些化学试剂，产品返销上海，以后逐步研发制造军工需要的高精尖新型的化学试剂晶体类。于是我从1966年7月底起，先后分批带领二十几名、大多是二十刚出头技校毕业的男女青年和几位试剂生产老工人去红光厂。厂址设在屯溪镇东十里外的一个小山坳里。到厂一看，我们不禁大皱眉头：几间厂房和宿舍，大多是用黄泥碎石夯成的“干打垒”;屋内没有卫生间，公用厕所是在厂房和宿舍外的一间小茅草房内，靠墙放两只供男同志撒尿的大木桶，另一边是一只深埋地下、上搁几块长木板的大陶瓷七石缸，四周用木板条围拦遮掩，旁搁扶手，让人抓住蹲着大小便，尿粪由农村生产队农民隔天挑去肥田。所谓食堂，只有两只大铁锅和几只竹木制的大蒸笼，要用木柴烧火的大土灶，连饭桌和凳子都没有。吃的水是由民工从半里外挑来的深井水，或用明矾沉淀处理的山沟水。因没有厨师肯来，开始的时候吃饭成了问题，我们只好先用从上海带来的几只煤球炉用煤饼生火，或用火油炉以煤油烧开水、炒菜和烧饭，吃饭自找地方蹲着吃。后来我们组织大家上山砍柴、割茅草，轮流至屯溪镇上购买粮食、鱼肉、蔬菜回来，自己动手用木柴在土灶生火烧水、炒菜、蒸饭，后来在屯溪请来两个厨师（后减为一个），才解决了炊事问题。他们烧的菜极咸，又喜放辣椒，口味偏辣，上海人吃不惯，但也只好勉强将就过去。当时口粮标准按上海发放，去屯溪买粮食要将上海粮票先换成全国粮票，而当时当地的购粮标准是每百斤粮票可购籼米80斤和搭配黑荞麦粉20斤;用粮票可以购白面粉，但大米不配给，要高价买。当地农民因籼米吃了较熬饥，常用自产大米来和我们调换籼米，我们以合理差价补钱给他们;而荞麦粉和白面粉可做包子、馄饨吃，当地鱼肉蔬菜价格又较上海便宜，很实惠。食堂内的饭桌和条凳也逐步购置解决;又请了当地民工打了深井和把山上泉水接下来，或把厂旁小溪内的沟水经过滤处理成清水，用泵打入高位水箱，才解决了生活和生产用水，所以饮食方面已不成问题，又请民工重造了一个厕所，解决了男女大小便问题。
那时，女同志用热水在一只木制大脚盆里洗澡，室内用煤球炉生火取暖，不料有一次一位女同志洗澡时遭煤气中毒晕倒，吓得众人惊慌失措，幸经急救才缓过气来，险些酿成大祸。而男同志则常在厂边一条小溪流里洗澡，要一边洗一边用一根小竹竿扑打溪边杂草与流水，以防水蛇、蜈蚣、水虱和蚊虫噬咬，所以当时我们的生活非常艰苦。经过两三个月的辛苦劳动和不懈努力，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而生产用的原材料和设备仪器，也陆续从上海运来，于是便组织生产。开始生产的是试剂三酸（硫酸、硝酸、盐酸）、二碱（烧碱、纯碱），以后便生产如二氧化硅、硫酸锌、正硅酸乙酯等化学试剂，成品运总厂销售。有了收入，情况改善，有时还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大家都很开心。
上纲上线
厂情况报告竟成“文字狱”
到了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也开始波及红光厂，全厂二十多个人都吵着逼我签发路费回上海去外地串联闹革命去了。最后只剩我一个人留在厂里，我无事可做，闷闷不乐，便向上海后方基地、上海市革会、上海化工局和试剂总厂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三条意见：一、目前红光厂规模太小，高级技术人员都没有，生产研究方向不明，不像是搞高精尖新的军工试剂研究所，难担重任，建议扩大投资，明确方向，配备高级技术力量，建设一个规模较大像样的化工军品试剂研究所;二、职工现全部外出串联，无法生产，建议总厂动员他们回来后暂时就在上海培训劳动，等这里生产建设方针明确，设备仪器配备齐全后再回来生产;三、鉴于在后方生产化学试剂派不上用场，所谓军工试剂毫无头绪，既无服务对象，也无为它服务的单位，生产用的原材料和产品销售都要依靠上海，运输费用既大，成本又高，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目前这里有几个也是化工系统包建的树脂厂和涂料厂，因产品不对路，后方不需要，已经上级批准停建撤销，红光厂同一情况，建议上级调研审查后也核准停产撤建。哪知这一报告，后来竟被无限上纲，对我酿成“文字狱”。1967年6月，我回总厂检查和接受批斗，后因所患痔疮严重出血，不得不住院手术，才回家病休四个月，10月底回来后便又命我回红光厂工作。但好景不长，在1967年底，总厂造反总部来红光厂宣布成立红光造反支部，接管红光厂党政财文大权，揪我回总厂批斗，说我写的那份报告，是彻头彻尾反对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七字方针的现行反革命行为，再加上其他多项罪名：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反动技术权威，在总厂与其他几位厂长搞反夺权，在红光厂挑动群众斗群众、刮经济风、怂恿职工停产外出串联，年轻时搞反动文艺团体，是一个文化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等等。从1968年6月起，我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达一年多，直到1970年2月，才说所有问题已全部查清，是一般历史问题，宣布“解放”，下放劳动。于是我在总厂原料仓库当装卸搬运工，打扫厕所和周围环境。我想这下倒好了，无官一身轻，宁愿在下面当一名工人，一辈子劳动，不要再去当什么领导，搞什么管理工作，可以省却不少的烦心事了。 苦尽甘来 重返小三线
不料在1971年3月，总厂革委会政工组组长召我谈话，要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文化大革命”，说我的历史问题已全部查清楚了，是一般历史问题，今后不用再担心了，应该感谢党和造反派，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要服从党的调配，回后方工作。我不愿，但经不住施压，我不得不去。回到红光后，我怀着抵触情绪，离厂已多年，且已交权，现厂已有新的领导人，我这次是回来劳动改造而不是来当领导的，我已是一般职工，不应再搞任何管理工作。厂领导和军代表虽数次劝说，我都不听，置之不理。于是我每天上午骑自行车或踏三轮车去屯溪为食堂买菜，回来后在食堂帮厨洗菜烧火，有空时便下小组和工人一起参加试剂生产和成品包装工作。在分析员缺勤时，我便代做成品质量的检验和进厂原材料质量的抽验工作;下午没事，就拿了一把小铁锤，下车间敲铲设备与管道上的铁锈，涂刷油漆，做设备维护保养工作。只认真劳动，不问厂事，自由自在，身心反倒愉悦。直到1973年9月，上级经过调研，觉得在后方搞化学试剂确实不起作用，派不了用场，没有必要再存在下去，而那时上面已决定把原来搞后方小三线的方针“发展山区经济，保存技术精华”改为“从备战出发，以军工为主，发展常规武器”，化工局已计划在皖南东至县香隅镇筹建一个新的生产火炸药等军品的化工基地，已在加紧建设，于是决定红光厂也随树脂、涂料等厂停产停建撤销，把厂移交给后方另一单位——红旗（跃进）机械厂，改由该厂安排生产。红光厂的一部分人员即调给红旗厂，我和其他人员转去新建的皖南东至县上海后方化工小三线的下属军工单位。1974年3月，我到了东至，即去上海后方化工公司（对外称四分部）报到，旋即被留下安排在四分部工作。由于我过去在试剂总厂和后方红光厂有较好的工作表现，公司领导很信任我并予我以重任，要我担任总管全公司生产、技术、运输调度，以及生产技术规章制度的编制工作等，我慨然允诺，从容应对。暇时便常去下面工厂作调研和业务技术指导，走访了后方十多家军工单位。在公司领导去沪出差，公司没头儿时，我便补缺代理主持工作。由于工作尚能称职，最后被上级任命为后方化工公司的副总工程师。而这时我的妻子、女儿和从部队退伍回来的两个儿子也先后调来后方被分配在下面几个厂里工作，儿女们也先后在后方成家，生儿育女，我们的户口也从上海和无锡迁来，从此我结束了二十多年来的两地分居困难，全家团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其乐也融融，所以我在那里工作虽是繁忙辛苦，但精神上很愉快，决意把余生献给伟大的小三线建设，并做一个真正的安徽人。但从1980年起，后方化工小三线无任务，已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状态，我三个儿女及其爱人已先后借往上海工作，我也在1985年5月调回上海。局指示我不要去老厂而调去上海吴泾化工厂技术开发室当一名研发新产品的工程师，后被市局评为高级工程师，直至1989年7月退休。
后方化工小三线撤建移交给安徽省地方后，按照政策，职工及家属可以回沪的全部回沪，我全家符合条件全部回沪定居。从此，我全家又从具有临时户口的安徽人成为新上海人。
（作者为原上海吴泾化工厂高级工程师）
责任编辑 殷之俊 章 洁
作者附记：
安徽省地方在接收上海后方化工区后，经过几年的调研和评估，成立了一个“华尔泰化工有限公司”，他们利用上海化工区留下的设备、材料、技术和部分厂房，以及聘用借调充实技术力量，以自强和龙江两厂为核心，聚合三十多家单位组建成一个“香隅化工区”，生产硝酸、合成氨、碳酸氢钠和其他化工产品。在祖国改革开放实现中国梦的大好形势下，目前新产品迭出，更是蒸蒸日上，大放异彩，现已成为安徽省最大的精细化工生产基地。这一重大变革，使我们这批曾在那里工作和生活过的人员没有了遗憾，见到了希望，觉得我们当年的汗水没有白流，感到极大的欣慰。
回想这段皖南上海小三线后方化工区从宣告消亡解散到现在的脱胎换骨重获新生的历史，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段历史，我们不应让它湮没而应公之于世，特别是要让上海后人知道当年上海后方小三线是怎么回事，现在又是怎么样了。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故我乐为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