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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战后的现代主义新城有三项核心职责:社会住宅的承载,经济产业的推动,人居理想的实现,由此形成大都市的竞争力。对照这一背景,香港与新加坡两地战后的新城建设走向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前者囿于社会住宅的单一职能,集约化空间逐渐变成地产的盈利工具;后者利用新城作为大都市综合战略的平台,推行产业衍生的同时,协助社会管理模式,提高了社群生活凝聚力,并逐步成为城市文化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