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乾符年间，京城长安。宰相郑畋正在家中接见诗人罗隐。罗隐虽是布衣之身，却是文坛大V，赫赫有名。连郑畋的女儿也是他的铁粉，每次读到他的诗句，心都会怦怦跳，恨不得立刻找到罗隐，在他面前撒个娇。时间一久，她便害起了单相思，整天长吁短叹，茶饭不思。
　　知女莫若父，心病还得心药医。郑畋这才把罗隐接到府中，准备当面考量一番，如果罗隐的确是可造之才，就顺势成就女儿的良缘。不过这场考量中，郑大小姐不能出面，只得躲在门后，趁着罗隐和父亲交谈之际，偷偷往客厅里瞄几眼。罗隐虽然不知道屋里还有第三个人在给自己打分，但他绝对清楚，如果能够获得宰相垂青，自己定会名声大振，在下一轮大考中金榜题名。
　　这是一场提前进行的面试。
　　罗隐使出浑身解数，小心谨慎地回答每一个提问，最终以渊博的学识、犀利的语言和独特的观点，赢得了郑畋的五星好评。但郑大小姐的心情一言难尽。她原以为，罗隐的才华那么好，其颜值一定高，没想到隔着门缝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土味油腻中年男。“哎……”一声长叹之后，郑大小姐转身离去，从此再也不读罗隐的诗句。
　　史书并没有交代，后来的罗隐有没有知道真相。如果他听说，宰相的女儿因为颜值问题，最终放弃了自己，心里肯定受到一万点暴击。
　　当然，罗隐的手上也抓到过一些好牌。由于“少英敏，善属文，诗笔尤俊拔”，家乡的长官对他高看一眼，同龄的玩伴也都非常看好他的前程。年轻的罗隐自是满怀豪情，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经世济用。
　　和其他读书人不同的是，罗隐求“位”却不求“贵”，谋取功名却不在乎利禄。他坚信，有“位”才有“为”，有“职权”才能“行其道”。如果没有合适的“位子”，舜不过是一介农夫，吕望也只是一个穷叟，哪里能够完成大业？
　　在普遍信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时代，罗隐能有这种觉悟，可以说很难得了。但遗憾的是，他几乎耗尽一生光阴，都没有金榜题名。罗隐“凡十上不第”，一辈子不是在考场，就是在去考场的路上，悲摧到无以言表。是因为罗隐的才华不够吗？当然不是。
　　他第一次进京赶考，就碰上了有唐以来力度最大的科举改革。新政出台后，权贵子弟应试不再受到限制，参考人数大幅增加，进士名额却维持不变，每榜仅录用三十余人。加上试卷不密封，考生的后台越硬，名气越大，上榜的概率肯定就越高。这种情况下，“江左孤根”“族惟卑贱”的罗隐自然无力和“公相子弟”竞争，以致他从弱冠考到花甲，却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
　　尽管如此，罗隐依然没有忘记初心，坚持要用所学之术行道济世。他决定弃仕从文，用手中的如椽巨笔，“著私书而疏善恶”“警当世而诫将来”。罗隐首先关注的，就是有切肤之痛的晚唐科举。
　　当落榜成为一种习惯之后，他对朝廷选拔人才的制度有了更清醒而透彻的认识：金榜题名之人，全出自权贵之门。毫无疑问，晚唐的阶层已经固化，纵是“锦鳞”，也只能困于钓竿，任人捉弄。寒门庶族的命运早已注定，再多的努力都是徒劳。民间尽是遗贤，侯门全是非才。对朝廷痛心不已的罗隐只能用反话正说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愤恨以及忧心。但他的这番操作，给他本来就被堵死的入仕之门又加了一把铁锁。
　　唐昭宗即位后，久闻罗隐大名，想赐他进士及第。有人当场就提出异议：“罗隐这小子，有才但缺德，连玄宗皇帝都敢嘲讽。一旦他跻身朝堂，我们这些人可能都会被他按在地上摩擦。”看来这位大臣的智商或许不高，倒还有自知之明。唐昭宗也不想破壞当前安定团结的局面，从此再不提起用罗隐之事。
　　罗隐注定布衣终身。这事于他个人而言，肯定是天大的不幸。但“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坎坷波折的经历，却让罗隐的诗文写得愈发真挚和深刻：“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买取胡孙弄，一笑君王便著绯。”读书人苦熬十年寒窗，却入仕无望;耍猴人能博君王一笑，便可穿上紫袍，果然“及第不用读书，做官何须事业”，真是荒唐透顶。
　　“我很丑，我也不温柔”的罗隐继续用更大胆、更犀利文笔以诗讲故事。他写号称“道德胜尧舜”的玄宗，也会迷恋女人的石榴裙;他写广明元年，黄巢起兵，长安沦陷，唐僖宗出逃四川，将玄宗一朝的剧情又翻拍了一遍;他写汉武帝在封禅之时，听到百姓呼喊“万岁”之后，心里祈祷的不是岁丰时顺，也不是子民安康，而是自己万寿无疆。难怪后来的汉武帝会置百姓穷困于不顾，穷兵黩武，劳师弊俗。这样看来，山呼“万岁”不是祥瑞之兆，而是灾祸之端。
　　《新唐书》认为，罗隐“自以当得大用，而一第落落，传食诸侯，因人成事，深怨唐室”，将罗隐多写讥讽之语的原因，归结为他对唐室的怨恨，这是有失偏颇的。都说“不平则鸣”，罗隐的诗文中，既有对自身遭遇的不满，也有对晚唐黑暗现实的鞭挞，且后者明显要多于前者。如此说来，他对唐室的忠心并没有因为数十年的持续落榜而有丝毫改变。
　　公元887年，在最后一次名落孙山之后，55岁的罗隐彻底放弃了科举，转而流浪各地。迫于生计，他在杭州加入了刺史钱镠的幕府。“不是金陵钱太尉，世间谁肯更容身？”漂泊半生的罗隐终于有了一处安身之所。
　　但好景不长，天佑年间，梁王朱温篡权。为招徕英才，他以右谏大夫的官职，特召罗隐进京。说起来也真可笑，朝廷弃之如敝屣的罗隐，篡权者却视之如珍宝。这究竟是朝廷无视人才，还是篡权者在拉拢人心，答案不言自明。
　　但让所有人都意外的是，一辈子被大唐朝廷当蹴鞠踢来踢去的罗隐，断然拒绝了朱温的邀请。甚至，他还规劝一心想成为第二个孙权的钱镠：“您是大唐的臣子，理应起兵北伐，即便不能灭梁，也能保全吴越，怎能向北称臣，背负万世骂名呢？”此时的钱镠已经被朱温册封为吴越王，但对赤胆忠心的罗隐格外敬重，先后任命罗隐为钱塘令、司勋郎中和给事中，算是给了他一个略微体面和安定的晚年。
　　公元910年，罗隐病逝于杭州，享年77岁。
　　虽说人格平等，人品却有高下之分。以对唐室的忠诚度为标准，晚唐的文人大致可分为三等。末等是皮日休、杜荀鹤与韦庄，贫贱必移，威武必屈：一个侍奉黄巢，一个谄媚朱温，还有一个为了能当宰相，竟在西蜀劝人另立朝廷。次等是司空图、韩偓、郑谷，作为李唐的大臣，他们在朝廷危难之际隐居藏匿，未能建功立业，倒也算独善其身。上等则是罗隐，一直被抛弃，从未生二心。“陵迁谷变须高节，莫向人间作大夫”，坚决不食大梁俸禄的罗隐，成了晚唐文人中唯一称朱温为“贼”的书生，立场坚定，铁骨铮铮，令人肃然起敬。
　　或许正因如此，清代文学家洪亮吉对罗隐的文品和人品，都给了近乎完美的好评：“律至唐末造，惟罗昭谏（罗隐）最感慨苍凉，沉郁顿挫，实可以远绍浣花（杜甫），近俪玉溪（李商隐）。盖由其人品之高，见地之卓，迥非他人所及。”
　　编 辑/羽 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