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治平年间，经学术界大佬欧阳修举荐，刘贡父获任馆阁校勘。馆阁乃清水衙门，薪水不是很高，也不配“公车”，为方便上下班，刘贡父自掏腰包买了一匹很便宜的骒马（雌马）代步。
　　骒马其实不太适合代步，因为胆子太小，容易受惊狂奔或踢人。于是同僚取笑他，“你就不怕它踢人吗？”刘贡父说：“买幅青布系在马屁股上就行了。”同僚说：“这就更诡异了。”刘贡父说：“我刚来上班，只能买这么一匹马，谁知你们老嘲笑我，我只能这样堵你们的嘴了。”
　　由此可见，北宋绝大多数官员不能享受配备“公车”的待遇。你若不想辛苦走路上下班，只能自掏腰包买匹“私家马”。有些官员可能买不起像样的“私家马”，又不想像刘贡父这样买匹骒马充数，那怎么办？可以坐“出租马”。《东京梦华录》中载，开封市民出门习惯租马代步，一次租金只需100文钱左右，即便半夜也能租到。
　　宋仁宗时，开封府军巡院有个叫孙良孺的法官，平日喜欢装穷，出门公干都是坐“出租马”。一次，他押死囚赴刑场，居然还是坐“出租马”。马夫问：“官人准备去哪儿？”孙良孺说：“刑场。”马夫又问：“还回来吗？”听到的人忍不住哄堂大笑。
　　宋代宰执级别的高官才配有专用的官马（武臣另当别论，中高层武臣均配官马三匹以上），相当于“专车”;还配有马夫，相当于专职“司机”;工资清单上还有“马刍粟”一项，相当于“燃油补贴”。王旦当宰相时，一名马夫为他效力五年，工作期满，前来辞行，王旦惊讶地说：“我怎不认识你？”等马夫转身离去，王旦看着他的背影，感到非常熟悉，这才恍然想起，忙叫住马夫，问：“汝乃某人乎？”然后赠给马夫非常丰厚的礼物。
　　原来王旦平日只见马夫之背而从未见其面，由此可以猜出，王旦坐的马车与用的马夫都是政府分配的，不大可能是他雇佣的，否则怎么可能“未尝视其面”？
　　宰相一旦退休，即取消“公车待遇”，比如名相富弼、王安石致仕后，都是自己買了头小毛驴。富弼有次骑驴郊游，遇上一个小官巡检，对方的马前卒吆喝着要富弼下驴让道。富弼也不计较，默默鞭驴走开。要是富弼坐在挂着宰相牌子的豪华“公车”上，小官敢如此放肆？
　　宰相机构的公务员（胥吏），虽行政级别不高，但因公务繁忙、工作性质重要，也可乘坐“公车”。
　　或许有人会问：古人不是都坐轿吗？其实北宋士大夫很少坐轿，通常只是女性、新娘与年迈之人才坐轿。
　　王旦有次下班回家，被一个书生堵在半路大骂。骂着骂着，书生将手中的书本掷过来，正中王旦的脑袋。可以看出，王旦下班并没坐轿，否则那本书不可能砸中他的脑袋。王旦也真大度，交代左右侍卫不要为难那书生，放他离开。
　　王安石辞去宰相之位后隐居金陵，出入骑驴。亲朋好友念他年事渐高，劝他坐轿，他正色道：“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
　　王安石的政敌司马光也不喜欢坐轿，而是坐马车出门，且不用随从张开伞盖，自己举着一把扇子遮太阳。朋友程颐说：“司马公出门连个跟随的差人都没，太低调，百姓不知您是司马大人，怕不大方便。”司马光说：“某惟求人不识耳。”
　　程颐有次与两位官员游蜀道，山路崎岖难行，作陪的官员提出坐轿，他坚决反对，说：“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若疾病及泥泞，则不得已也。”当时士大夫多以坐轿为耻，认为不合人道。有些士大夫因病弱年迈，不得已要坐轿，也是再三推辞。
　　如果宋朝官员因公出远门，有没有“公车”接送？景祐三年（1036年），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从京师到夷陵有水、陆两途，陆路近些，水路远些，但欧阳修家中没有良马，只好合近求远，雇船走水路。
　　宋朝设有发达的递铺与驿站系统，递铺负责快马传递，驿站负责公务接待。根据制度，官员若因公出差，可向枢密院、户部或地方的转运司申请一份“走马头子”和一份“驿券”——凭“走马头子”可以调用驿站与递铺的官马，凭“驿券”可在各地驿站免费食宿。
　　谁添鬓边一抹香
　　清·《什平署脸谱》局部
　　夏日时节，南方人常将新鲜的茉莉、玉兰做成这种造型叫卖，簪在头上俏丽别致，很像古代女子戴的花围。
　　但宋朝政府对递铺官马与驿站食宿的管理甚严，只有紧急办公或赴任才可动用。欧阳修被贬到夷陵当个小小的县令，并不是什么重大、急切的事，当然动用不了递铺与驿站的资源，只能自己雇船。
　　如果官员擅自动用递铺与驿站的官马呢？按宋朝法律：诈乘驿马，判流刑;未取得凭证而擅乘驿马，判徒刑一年;私借驿马，杖一百，若驿马借出五天，即判徒刑一年。宋真宗年间，荆湖北路转运使梅询擅自将驿马借与广州知州邵晔的儿子，以便他赶往广州看望病危的父亲，导致驿马累死于途中。梅询用心虽善，怎奈触犯了驿马制度，只能领受降职的处分。
　　清·《仕女图》局部
　　这款花围用的是兰花，颇有细密、柔软之美。此外，丁香、栀子等好看又好闻的花卉也常用于花围，特别适合走清新路线的森系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