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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处于我国欠发达地区的贵州农村家庭为例，对农村家庭资产的现状、差异、问题进行分析。通过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农村居民家庭资产总量、结构及变动情况，这有助于了解不同农村家庭资产投资的需求，促进其资产组合选择行为的合理化。
关键词：农村家庭；资产组合；非正式制度
中图分类号：F323.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6.5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6-124-03
一、引言
非正式制度，又称为非正式约束，包括价值信念、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发展形成的准则。本文研究的就是在这些非正式制度下贵州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组合的选择。在现代生活中，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每时每刻都有经济行为的发生，概括起来就是：创造价值和创造消费。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家庭资产由少到多，并且随着金融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建立、发展和深化，家庭资产形式日渐丰富，家庭资产组合的结构也呈多元化。投资模式以家庭为研究单位的投资组合偏好不同而不同，不同的投资工具可能成为家庭的首选项，资产的不同组合所带来的风险和收益会影响到家庭财富的增长方式与增长量。很多文献集中于对进入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的资产组合选择进行研究，很少研究那些没有进入资本市场的家庭投资行为，银行存款仍是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主要途径，房地产支出在实物资产中占比最大，因此，根据家庭生活的不同背景，对家庭资产组合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不仅可以认识家庭资产选择的特点，完善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理论，而且有助于了解不同家庭投资需求，促进家庭资产选择行为合理化。对于家庭的界定不同，研究所得的结论当然也会各异。于2012年5月公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中对于家庭的定义就是：调查对象必须满足共同居住、收入共享、支出共担这3个条件才算一户家庭。本文所研究的居民家庭指同时满足上述3个条件的家庭。
家庭资产组合的目的多为避险与获利。根据经典资产组合理论，给定资产的收益分布，居民的风险规避程度越高，投资于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越低，即使进行了投资，持有的比重也越低。实证研究却发现居民家庭的资产组合选择并不遵从经典资产组合理论的预期（Vissing-Jorgensen，2002）。经典资产组合理论告诫人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但实证却发现很多居民家庭并不是持有一个分散的资产组合（Campell，2006）。因此，以贵州省为例，研究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组合的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居民家庭资产组合一般分为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现有的研究中，大部分文献都偏向于金融资产的组合。张学勇（2010）以河北省居民金融资产的调查问卷数据为参考，详细研究了河北省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决定因素。张海云（2010）针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异质性特征，从宏微观层面分析了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性因素，最后对其财富效应进行了分析。何兴强等（2009）运用2006年中国9城市“投资者行为调查”数据，实证探讨了劳动收入风险、健康状况及房产投资等背景风险对居民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王敏（2009）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构建金融投资模型来分析居民的投资组合。对于实物资产的研究，多数也与金融资产相结合，并且大都是从总量上利用宏观数据进行分析。徐茂卫（2005）以Markowitz的投资组合理论为基础，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选取了风险规避程度、最大风险容忍度、偏好和经济状况等4个投资者行为属性，构建了居民的最佳风险投资组合。李慧英（2005）以四川省城镇居民家庭为研究对象得出，1995至2004年内，四川省城镇居民户均金融资产增长了76.2%，年均增长6.5%，实物资产增长快于金融资产达14%。王岚（1998）通过分析1978至1994城镇居民人均资产存量构成得出，居民资产存量中的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陈国进等（2008）从理论上分析了影响居民家庭资产组合总量和结构的各种因素。
虽然已有研究中有很多对于农村家庭财产进行分析，但涉及具体农村家庭资产组合选择的文献却不多。骆祚炎（2007）实证分析得出农村居民资产规模小、资产种类尤其是金融资产缺乏和可支配收入低，是导致农村居民资产财富效应弱小的重要原因。邓大松（2009）选取家庭资产规模作为家庭富裕程度的代理变量，通过交互分析发现，农村家庭资产规模显著影响其家庭成员健康和保险决策。李锐（2007）采用3000个农村家庭的调查数据，计量分析了农村家庭金融抑制的程度及其福利损失的大小。韩喜平（2004）对农村家庭投资行为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农村家庭该如何利用好生产要素，合理配置资源，以达到利润最大化。
本文以处于我国欠发达地区的贵州农村家庭为例，对农村家庭资产的现状、差异、问题进行分析。通过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农村居民家庭资产总量、结构及变动情况，这有助于了解不同农村家庭资产投资的需求，促进资产组合选择行为的合理化。
三、贵州家庭资产总量分析
据调查数据（见表1）显示，2010年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人均3471.93元，其中，家庭经营纯收入占比最大，为1706.33元，占人均纯收入的49.1%；其次是工资性收入，占37.55%；可见人均纯收入主要来自家庭经营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这与整个西部的人均纯收入分配比例是相似的，但是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还没有达到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贵州农村收入水平仍是处于落后阶段。在人均服务消费量方面，2010年贵州省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见表2）为2852.5元，比2005年提高了1300.1元，增长率为83.7%，其中食品支出由2005年的819.87元上升到2010年的1319.4元，上升幅度接近61%；食品占比（即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从2005年的52.8%下降为2010年的46.3%，下降了6.5个百分点，居住占消费比重为21.8%，可见贵州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大部分仍花在了食品和居住上。交通通讯消费由2005年的99.22元上升到2010年的229.66元，上升幅度为131.5%，表明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带动下，贵州省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加强提高了农村居民家庭在这方面的支出。从贵州农村家庭居住环境来看，2010年人均住房面积27m2，同2005年相比，增加了14.9%，可见，贵州农村家庭的居住环境有所改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的调查数据，在贵州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方面（见表3），近十年来贵州农村家庭的传统耐用消费品如黑白电视机、自行车等拥有量有所下降，而反映生活水平的现代家用电器拥有量有较大幅度的上升。2010年，每百户家庭拥有洗衣机55.18台，较2009年上升了13.3%；每百户电冰箱拥有量27.23台，较2009年的19.29台上升了不少；空调每百户拥有1.47台，虽然较2009年的0.98台有所上升，可是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除了的电话机拥有量较2009年略有所下降，这可能受移动电话拥有量上升的影响，其他耐用消费品如汽车、摩托车、彩色电视机、照相机等拥有量都有所上升。但与东部地区农户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生产性固定资产数量反映了农村家庭物质资本的积累水平。对于农村特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拥有情况统计（见表4），贵州农村家庭传统和现代工具并用，其中涨幅最大的应该是农用水泵，从2009年的每百户7.32台上升为2010年的每百户9.96台，增加了36.1%。役畜和产品畜的数量都有所下降，拖拉机、脱粒机等机械生产工具数量有所上升，可以看出，贵州山区农村家庭生产性工具正向机械化慢慢转变。
综上所述，贵州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近10年来生活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都迅速提高，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四、结论与建议
贵州是我国贫困人口较为集中的省份，农村人口数占贵州总人口的很大比例，农村家庭的资产组合行为从微观角度看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从宏观层面看，家庭的经（上接125页）济行为也会带来高效益。但是贵州农村家庭收入预期难以预测，家庭资产组合的研究受到限制，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1. 收入是资产组合行为的起点，有了收入才会有投资、消费等行为，但是农村家庭较城市家庭收入来源更是各异，由于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必然导致家庭经济行为的发展受到限制，人们也不敢进行多种类的资产组合配置，以避免风险，导致近些年来居民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优先考虑储蓄的倾向仍在继续，资产组合的品种较单一。
2. 依赖政府的传统型生活方式，使得家庭自主创新能力较差。多数农村家庭仍然基本停留在靠有限工资过日子的层面上，没有意识到用过家庭理财的渠道来进行创收。
3. 市场导向不够。与企业经济相比，微观家庭经济行为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家庭经济行为，尤其是资产组合选择行为具有较强的多元化趋势，是市场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目前，贵州省家庭经济行为缺乏有效的市场支持。
影响家庭资产组合选择的因素众多，不管是收入还是健康、偏好，对资产配置都有复杂的影响，家庭资产组合的选择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对金融政策和家庭福利带来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要重视家庭经济主体地位，加强家庭对资产有效配置的相关认识，促进家庭资产的多元化组合。
参考文献：
[1] 黄朗辉、孟庆欣等.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现状[J].中国统计，2002，（12）.
[2] 孙元欣.美国家庭资产结构和变化趋势[J].上海经济研究，2005，（11）.
[3] 刘洪玉、郑思齐.住宅资产：居民家庭资产组合中的重要 角色[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3，（04）.
[4] 伍燕然.资产管理中客户偏好的研究——兼论考虑偏好条件下基金的评估 [J].经济研究，2002，（08）.
[5] 吴卫星等.中国居民家庭投资结构：基于生命周期、财富和住房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0，（S1）.
[6] 雷晓燕、周月刚.中国家庭的资产组合选择：健康状况与风险偏好[J].金融研究，2010，（01）.
关键词：农村家庭；资产组合；非正式制度
中图分类号：F323.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6.5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6-124-03
一、引言
非正式制度，又称为非正式约束，包括价值信念、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发展形成的准则。本文研究的就是在这些非正式制度下贵州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组合的选择。在现代生活中，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每时每刻都有经济行为的发生，概括起来就是：创造价值和创造消费。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家庭资产由少到多，并且随着金融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建立、发展和深化，家庭资产形式日渐丰富，家庭资产组合的结构也呈多元化。投资模式以家庭为研究单位的投资组合偏好不同而不同，不同的投资工具可能成为家庭的首选项，资产的不同组合所带来的风险和收益会影响到家庭财富的增长方式与增长量。很多文献集中于对进入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的资产组合选择进行研究，很少研究那些没有进入资本市场的家庭投资行为，银行存款仍是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主要途径，房地产支出在实物资产中占比最大，因此，根据家庭生活的不同背景，对家庭资产组合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不仅可以认识家庭资产选择的特点，完善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理论，而且有助于了解不同家庭投资需求，促进家庭资产选择行为合理化。对于家庭的界定不同，研究所得的结论当然也会各异。于2012年5月公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中对于家庭的定义就是：调查对象必须满足共同居住、收入共享、支出共担这3个条件才算一户家庭。本文所研究的居民家庭指同时满足上述3个条件的家庭。
家庭资产组合的目的多为避险与获利。根据经典资产组合理论，给定资产的收益分布，居民的风险规避程度越高，投资于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越低，即使进行了投资，持有的比重也越低。实证研究却发现居民家庭的资产组合选择并不遵从经典资产组合理论的预期（Vissing-Jorgensen，2002）。经典资产组合理论告诫人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但实证却发现很多居民家庭并不是持有一个分散的资产组合（Campell，2006）。因此，以贵州省为例，研究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组合的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居民家庭资产组合一般分为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现有的研究中，大部分文献都偏向于金融资产的组合。张学勇（2010）以河北省居民金融资产的调查问卷数据为参考，详细研究了河北省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决定因素。张海云（2010）针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异质性特征，从宏微观层面分析了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性因素，最后对其财富效应进行了分析。何兴强等（2009）运用2006年中国9城市“投资者行为调查”数据，实证探讨了劳动收入风险、健康状况及房产投资等背景风险对居民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王敏（2009）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构建金融投资模型来分析居民的投资组合。对于实物资产的研究，多数也与金融资产相结合，并且大都是从总量上利用宏观数据进行分析。徐茂卫（2005）以Markowitz的投资组合理论为基础，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选取了风险规避程度、最大风险容忍度、偏好和经济状况等4个投资者行为属性，构建了居民的最佳风险投资组合。李慧英（2005）以四川省城镇居民家庭为研究对象得出，1995至2004年内，四川省城镇居民户均金融资产增长了76.2%，年均增长6.5%，实物资产增长快于金融资产达14%。王岚（1998）通过分析1978至1994城镇居民人均资产存量构成得出，居民资产存量中的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陈国进等（2008）从理论上分析了影响居民家庭资产组合总量和结构的各种因素。
虽然已有研究中有很多对于农村家庭财产进行分析，但涉及具体农村家庭资产组合选择的文献却不多。骆祚炎（2007）实证分析得出农村居民资产规模小、资产种类尤其是金融资产缺乏和可支配收入低，是导致农村居民资产财富效应弱小的重要原因。邓大松（2009）选取家庭资产规模作为家庭富裕程度的代理变量，通过交互分析发现，农村家庭资产规模显著影响其家庭成员健康和保险决策。李锐（2007）采用3000个农村家庭的调查数据，计量分析了农村家庭金融抑制的程度及其福利损失的大小。韩喜平（2004）对农村家庭投资行为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农村家庭该如何利用好生产要素，合理配置资源，以达到利润最大化。
本文以处于我国欠发达地区的贵州农村家庭为例，对农村家庭资产的现状、差异、问题进行分析。通过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农村居民家庭资产总量、结构及变动情况，这有助于了解不同农村家庭资产投资的需求，促进资产组合选择行为的合理化。
三、贵州家庭资产总量分析
据调查数据（见表1）显示，2010年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人均3471.93元，其中，家庭经营纯收入占比最大，为1706.33元，占人均纯收入的49.1%；其次是工资性收入，占37.55%；可见人均纯收入主要来自家庭经营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这与整个西部的人均纯收入分配比例是相似的，但是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还没有达到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贵州农村收入水平仍是处于落后阶段。在人均服务消费量方面，2010年贵州省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见表2）为2852.5元，比2005年提高了1300.1元，增长率为83.7%，其中食品支出由2005年的819.87元上升到2010年的1319.4元，上升幅度接近61%；食品占比（即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从2005年的52.8%下降为2010年的46.3%，下降了6.5个百分点，居住占消费比重为21.8%，可见贵州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大部分仍花在了食品和居住上。交通通讯消费由2005年的99.22元上升到2010年的229.66元，上升幅度为131.5%，表明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带动下，贵州省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加强提高了农村居民家庭在这方面的支出。从贵州农村家庭居住环境来看，2010年人均住房面积27m2，同2005年相比，增加了14.9%，可见，贵州农村家庭的居住环境有所改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的调查数据，在贵州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方面（见表3），近十年来贵州农村家庭的传统耐用消费品如黑白电视机、自行车等拥有量有所下降，而反映生活水平的现代家用电器拥有量有较大幅度的上升。2010年，每百户家庭拥有洗衣机55.18台，较2009年上升了13.3%；每百户电冰箱拥有量27.23台，较2009年的19.29台上升了不少；空调每百户拥有1.47台，虽然较2009年的0.98台有所上升，可是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除了的电话机拥有量较2009年略有所下降，这可能受移动电话拥有量上升的影响，其他耐用消费品如汽车、摩托车、彩色电视机、照相机等拥有量都有所上升。但与东部地区农户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生产性固定资产数量反映了农村家庭物质资本的积累水平。对于农村特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拥有情况统计（见表4），贵州农村家庭传统和现代工具并用，其中涨幅最大的应该是农用水泵，从2009年的每百户7.32台上升为2010年的每百户9.96台，增加了36.1%。役畜和产品畜的数量都有所下降，拖拉机、脱粒机等机械生产工具数量有所上升，可以看出，贵州山区农村家庭生产性工具正向机械化慢慢转变。
综上所述，贵州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近10年来生活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都迅速提高，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四、结论与建议
贵州是我国贫困人口较为集中的省份，农村人口数占贵州总人口的很大比例，农村家庭的资产组合行为从微观角度看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从宏观层面看，家庭的经（上接125页）济行为也会带来高效益。但是贵州农村家庭收入预期难以预测，家庭资产组合的研究受到限制，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1. 收入是资产组合行为的起点，有了收入才会有投资、消费等行为，但是农村家庭较城市家庭收入来源更是各异，由于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必然导致家庭经济行为的发展受到限制，人们也不敢进行多种类的资产组合配置，以避免风险，导致近些年来居民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优先考虑储蓄的倾向仍在继续，资产组合的品种较单一。
2. 依赖政府的传统型生活方式，使得家庭自主创新能力较差。多数农村家庭仍然基本停留在靠有限工资过日子的层面上，没有意识到用过家庭理财的渠道来进行创收。
3. 市场导向不够。与企业经济相比，微观家庭经济行为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家庭经济行为，尤其是资产组合选择行为具有较强的多元化趋势，是市场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目前，贵州省家庭经济行为缺乏有效的市场支持。
影响家庭资产组合选择的因素众多，不管是收入还是健康、偏好，对资产配置都有复杂的影响，家庭资产组合的选择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对金融政策和家庭福利带来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要重视家庭经济主体地位，加强家庭对资产有效配置的相关认识，促进家庭资产的多元化组合。
参考文献：
[1] 黄朗辉、孟庆欣等.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现状[J].中国统计，2002，（12）.
[2] 孙元欣.美国家庭资产结构和变化趋势[J].上海经济研究，2005，（11）.
[3] 刘洪玉、郑思齐.住宅资产：居民家庭资产组合中的重要 角色[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3，（04）.
[4] 伍燕然.资产管理中客户偏好的研究——兼论考虑偏好条件下基金的评估 [J].经济研究，2002，（08）.
[5] 吴卫星等.中国居民家庭投资结构：基于生命周期、财富和住房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0，（S1）.
[6] 雷晓燕、周月刚.中国家庭的资产组合选择：健康状况与风险偏好[J].金融研究，2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