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中国留学生的家国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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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年前,一纸《辛丑条约》给中华民族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几年后,作为这一条约的后续,一项历时近半个世纪的庚款留学活动,让古老的中国在屈辱中找到了与世界对话的另一种方式。一批批学子负笈西学,化大耻为大勇,孜孜以求,成为日后中华民族复兴的一股力量。
  这条留学之路是如何促成的?那一代留学生在异国有着怎样的遭遇,又经历了怎样的文化碰撞?让我们走近这段特殊的历史,探寻那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909年10月,在赴美的“中国号”邮船上,一群20岁左右的年轻人,心绪随着太平洋的海浪澎湃起伏。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来得及伤悼脑后刚剪掉的长辫,便踏上了漂洋过海赴美留学的征程。
  他们是第一批庚款留学生。此后的几十年里,还将有数千名学子负载厚重的家国梦想紧随其后,成为百年中国教育史上一群特殊的存在。
  这是一条怎样不同寻常的留学之路?

退还不实庚款用于办学


  时间回溯到1900年,农历庚子年。该年年初,慈禧太后企图借助义和团“灭洋”,引发了八国联军的疯狂报复。8月14日,北京被攻陷,慈禧仓皇西逃,京津遭受了骇人听闻的蹂躏,史称“庚子事变”。而后,在来福枪与加农炮的威胁下,大清历史上又一屈辱条约——《辛丑条约》签订。其中“赔款”一项规定:中国向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是为“庚子赔款”。
  此条约一出,上至朝廷下至百姓一片沸腾。如此巨额的赔款给了风雨飘摇的大清财政沉重的一击。面对悬于头顶的债务大山,中国人民不堪其重,减免、废除之声不绝于耳。然而,列强哪肯放弃到手的肥肉?
  就在此时,一个不太“合拍”的声音出现——
  1902年,清廷公使梁诚(1864年—1917年,广东番禺人)出访美国。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曾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梁诚作为第4批留美幼童之一,曾在美国学习和生活了6年。1881年奉召回国,后在外交上展现突出才能。他此番远渡重洋故地重游,是代表清政府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商讨庚款“还金”还是“还银”的问题。
  交谈之时,梁诚提出:中国“财政支绌”,若要一概以金代银偿还,“民间艰于负荷,仇洋之念益张,大局或有动摇”,后果不堪设想。海约翰听后长叹,有意无意地说了一句“美国所收庚子赔款原属过多”。这一细节立即被梁诚机敏地捕捉到,他马上调转方向,开始对美国实际损失进行核查,并不失时机地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之间游说,要求核减退还不实赔款。
  经过梁诚等人的交涉,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國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但前提是清廷必须先缴付,美方再以“施舍办学”的方式退还。双方协议,创办清华学堂,并自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续派50名留学生,直到将退款用完为止。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的由来。
  海约翰为何会主动说“所收庚子赔款原属过多”?美国又为何如此好心,促成庚款留学?
  这涉及美国对华微妙的外交政策。
  《辛丑条约》谈判之前,海约翰就给了美国代表团两个有关索取赔款的指示:一是提报美国损失索取额2500万美元,将损失虚报两倍;二是与列强协议总索取额不超过1.5亿美元。他的策略是,用削减美国索取额为由,在会议上要求其他列强也削减他们的索取额,并借此向中国要求贸易上的权利。但最终,美国没能做成“好人”,却从中获取了两倍于实际损失的赔偿。
  不过,对于美国来说,维持一个“领土完整”的贸易市场作为其商品的倾销地,比粗暴地瓜分和掠夺更有吸引力。他们在游说列强时的“指导思想”也颇具策略性:要维护在华利益,则中国必须安定和有秩序,这不仅是为了贸易,更是使其无法逃避对条约国家的义务。也正因此,之后美国的立场才能够被各国接受,使庚款留学成为各国相对一致的行为。
  至于退款为何要用于培养中国留学生,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校长詹姆士1906年致罗斯福的一份国情咨文一语道破天机:
  “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成功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识上和商业上获得最大可能的报偿。如果美国在35年前就成就这件事(一度看来似乎有可能),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美国,并不断扩大这潮流,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采取精心安排、得心应手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 也就是说,使用那种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
  多年后这段文字被庚款留学生之一的梁实秋读到,他幡然醒悟道:“罗斯福大概是接受了这个意见,以教育的方式造就一批亲美人才,从而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几句话,我们听起来,能不警惕,心寒,惭愧?”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正值中国学生前往日本和欧洲留学的高峰时期。1907年2月,日本宣布中国在日留学生多达17860人,而自从清末留美幼童撤回后,近30年中国赴美留学者寥寥无几。对此,美国一份杂志不无担忧地评论:“循是以往,恐不但美国商资绝迹于中国市场,即美国一切制度习惯,亦不能输入中国矣。”为了与英国、日本等争夺对华影响,美国心有焦灼,这也是其急于在1908年促成庚款留学的一大因素。
  对于美国的意图,晚清有识官僚未必不能清醒地洞悉,但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指导之下,他们仍然对推动庚款留学不遗余力。为了将被动的文化输入变为主动的文化吸收,当时负责学部(教育部)的军机大臣张之洞指示,要极力争取留学生的考选与管理权。
  在美国带头退还半数庚款之后,英法德等国的庚款退还问题成为中外邦交的焦点。中国国内,由蔡元培、范源濂、黄炎培、陶行知等领衔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作为全国教育界的代表,为争取“退款”做了不懈努力,但起初并不顺利。作为欧洲诸国领头羊的英国,在美国退款之始便发表声明,称对中国的赔款“没有理由作出任何变动”。不料,1914年爆发了一战,英国为争取中国参战,不得不改变口径,表示愿意按美国的方式退还庚款。但迟至1925年,英国国会才在蔡元培等人的游说、争取下,正式通过“中国赔款案”,承诺将庚款余额“退还”中国,用于教育文化事业。   至于其他国家赔款退还问题,也各有曲折。一战时,中国作为与协约国并肩作战的“盟友”,对协约国各国的赔款协议缓付5年。后作为战胜国,自然终止了对德国和奥地利的战争赔款。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宣布废除同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承诺从1919年12月起放弃庚子赔款(但因为没有像协约国那样将庚款缓付5年,所以实得赔款为各国之最)。法国在退还赔款问题上百般算计,退款拨支零星分散,但由于蔡元培、李石曾等倡导留法勤工俭学,并利用法庚款建立了北京中法大学及中法大学海外部,因而在中国近现代留学史中有着特殊意义。至于日本、意大利等各国,在退款问题上均花招尽现,对庚款兴学贡献有限,在此不一一赘述。

一场宁缺毋滥的甄选


  1909年6月,一个由学部和外务部共同筹建的奇特机构——“游美学务处”正式挂牌。该机构甫一成立,便马不停蹄地展开了庚款留美学生的甄别选拔工作。因为按约定,首批100名学生年内就要抵美,考选后已没有时间再进行培训,只能“甄别”后直接派遣。
  在那个酷暑难耐的7月,一份游美学务处的考试公告在学子中激起万丈狂澜。公告就招收“游学美国留学生”的资格、考试与录取方式,做了详细的说明。“游学美国留学生”在英文中对应的词是“Indemnity Students”,直译成中文就是“赔款学生”。可想而知,这带着屈辱烙印的名字曾遭到过何等非议。但抗议的声音很快被报名的热潮淹没。
  1909年农历八月,北京史家胡同里搭起了长长的考棚,两部要员和学务处官员周自齐(山东人,曾任驻美公使馆参赞)、唐国安(曾是清末留美幼童之一,后任清华学校首任校长)、范源濂等亲临考场监考,由京师和各省选送的603名考生鱼贯而入,对号入座。考试内容不仅有国文、本国史地,还包括英文、理化、数学、几何、外国史地等。
  而在甄选过程中,甄选部门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据有关记载,外务部代表唐国安主张招收16岁以下的少年,认为要像他自己那样,从小去美国受教育,否则对外国语言“绝无专精之望”。学部主事范源濂则主张招收30岁以上的学子,理由是幼童“国学即乏功底”,有被异邦完全同化的担忧。双方针锋相对,评阅考卷时,外务部所取的英文第一名,在学部一分未得。而学部所取的第一名,在外务部得到同样的待遇。斗来斗去,最后发榜,正式录取仅47人,年龄最大的严家驺25岁,比最年幼的曾昭权(曾国藩曾孙)年长10岁。
  这批学生大部分来自新式学堂,有很强的英文功底。从地域分布来看,多来自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省份。如江苏、上海籍录取人数达21人,浙江、广东的录取生更是多达36人,诸多内地闭塞省份则榜上无名,唯有湖南录取考生3人,居于上述四省之后,录取人数为内地省份之首。
  来自天津的梅贻琦考了第6名。他大概不会想到,多年后,由于执掌清华,他会与庚款兴学结下终身之缘。除梅贻琦外,首批被录取的还有后来成为我国现代物理学奠基者之一的胡刚复、我国现代化学开山者张子高、王珊,以及后来任外交部次长的唐悦良等人。
  由于有第一次甄选的示范,之后1910年、1911年的两次甄选显得从容和规范。这两次一共甄选了133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现代科教文化事业的开拓者,如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语言文学家赵元任、数学家胡明复与姜立夫、冶金学家周仁、动物学家秉志、农学家过探先、生物化学家吴宪、化工专家孙学悟等。
  由于本着宁缺毋滥的精神,这三次甄别考试选拔的人数均未达到每年100人的指标。而这些“过五关斩六将”得以“晋级”的学子,无一不是学贯东西。如后来就读机电专业的梅贻琦就十分自负于腹中经纶:“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而许多日后成为中国自然科学领域开山鼻祖式人物的学生,几乎都能写出色的古体诗,以至于研究中国近代科学的外国学者都惊叹:为何中国科学家人人会写诗?这种深厚的文化根基、均衡的知识结构,日后对他们的学科发展、人生规划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砥砺清华园


  为了保证留学生质量,游美学务处成立后便开始筹建专门培训庚款留美学生的游美肄业馆。1911年2月,游美肄业馆迁入清华园,正式更名为“清华学堂”(清帝逊位后易名为清华学校),核定学生规模为500名,分高等、中等各4年,高等科毕业后,相当于美国大学二年级水平。
  1911年4月19日,北京西郊清华园里,礼乐齐鸣。468名衣冠整齐的青少年学生与身着朝服的游美学务处官员,以及身着燕尾服和长袍马褂的美国和本土教员济济一堂,迎来了留美预备学堂开学的第一天。这一天后来成了清华的校庆日。
  这468名首批入学的新生,是从全国各省逐一挑选出来,并通过了清华严格的入学考试才得以留下的。他们中有后来的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侯德榜,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叶企孙,国学大师汤用彤、吴宓,中国真菌学的创始人戴芳澜等。
  而此前考選的三批共180名“甄别生”,虽未在清华学堂接受留学前的培训,但同属清华留美序列,被称为“史前期”清华生。
  对当时的学子来说,能跨进清华园的大门,是十分了得的事。但“混进”清华不代表就能高枕无忧,能否毕业还是未知。清华对学生的日常考核极严,口试几乎天天进行,月考更是例在必行。成绩差的学生要留级,极差者要退学。据统计,1911年—1921年10年间,清华共招收了1500名学生,其中除去在校肄业者383人外,被开除者301人,退学者135人,死亡的有45人,淘汰率竟高达39%。1924年留美生胡毅(湖南长沙人,教育心理学家)曾回忆:“当时我们省1916年考进清华的五个人,按成绩我是第四名,到1924年毕业时,只留下我和原来第五名的两个人。”如此高压的学习环境,实则反映了当时积弱的中国对人才培养的迫切与焦灼。
  作为一所用美国退还的庚款建立起来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有着与生俱来的“美国基因”。正如英国学者罗素一针见血的论断:清华好似一座“从美国移植来的学校”。
  学堂除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等用中国教材,用中文讲授外,西学课程均用美国原版教科书,用英文教授。如果学生国文课程不及格,西学课程及格,照样可以毕业,反之则不能。
  按美国公使馆的要求,清华学堂一定要开设美国历史、地理及公民课。美籍老师在课堂上更是要求中国学生将美国历任总统、历史上的伟大人物、48个州名,及大中城市、山川风物等一一熟背,还提出要开设更多的美国文学课程。时任教务长的胡敦复从培养中国亟须的“实业”人才出发,主张多开设数、理、化课程,这引起了美籍教师的不满。1911年暑假结束,新学期刚开始,学堂气氛就骤然散出一股“火药味”。一些美籍教员恣意抨击“课程设置不当”,甚至以此为由上诉到刚成立的民国政府外交部,美国使馆也气势汹汹地出面干涉。重压之下,胡敦复以“不能遵办”为由,愤而辞职。
  这一事件后,美国并未放松对清华的控制,美国史仍是必修课,课程里还有兵操一门,学生上操都得穿上美式军服,训练也按美国西点军校的程式进行。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浓厚的文化输出与渗透意味。
  在这样的“洗脑式”教育氛围下,学生的思想有没有变为崇美?优异生潘光旦(社会学家)说,学校无须特别做工作,崇美思想是当时国内潮流。可见美国退款“善意”的辐射力之大。
  1912年,清华派遣高等科毕业生16人留学美国。这是清华成立后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此后,清华每年的高等科毕业生全部留美。大约每隔一年,学校还招收一次女生(1914年开始)和专科生(1916年开始)直接资送留美。这些留美自费生也接受清华的“部分津贴”,称为“津贴生”,如冰心即是以这种方式开启了留美之路。以清华为中坚力量的清末民初赴美留学活动由此进入高潮。(未完,待续)
  (选自《文史博览·文史》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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