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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到50年代末，我先后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的政务院、国务院工作，接触周总理较多。耳濡目染，他的风范行止深深镌刻在我的心里，常忆常新。
伟人风范耳濡目染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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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到50年代末，我先后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的政务院、国务院工作，接触周总理较多。耳濡目染，他的风范行止深深镌刻在我的心里，常忆常新。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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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文献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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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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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在谈到我国对外工作时曾说过：“我国在对外关系方面，一向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毛泽东思想和他的国际战略”。的确，毛泽东对我国外交工作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他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每一时期国际关系的特点和中国的实际，深谋远虎，精辟地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战略思想以及一些具体的政策和原则，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对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指导国际关系的酱遍原则。周恩来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中印两国关于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的谈判开始之时，对印度政府代表团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
一千九百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红二方面军乘着粉碎敌人对湘鄂川黔苏区大举进攻的伟大胜利的余威，由湘西底桑植出发，北上抗日了。由于天险的长江，横断苏区北面，敌人有严密的守备，不能使我们向北直进，直达抗日前进阵地，这样便不能不在战略上取大的迂回，由西再转向北；行动的开始，首先以大胆底战略战术机动，突破澧水、沅江，直抵湘中，横跨资、沅两水，与正在开展新的胜利的陕北红军及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二九”事件不约而同的互相配合，遥相呼应，这时候正是十二月初旬。
深秋的北京街头，红叶烂漫。我们按响了西城区一个普通的老式四合院的门铃，这是萧克将军的家。应声而来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萧老正在等待着我们的到来。在会客室里，我们见到了83岁高龄的衍克将军。寒暄过后，我们拿出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保存的一批档案中查到的署名“萧克”的《红二方面军的北上抗日》油印件，清萧老辨认。萧老带起老花镜，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
1949年12月16日中午，车站的大钟正打十二下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开进莫斯科北站（雅罗斯拉夫车站）。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军元帅布尔加宁在车站迎接毛泽东。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毛泽东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前。这是毛泽东研究的拨乱反正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理论界、党史界对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基本上没有研究。一些文章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主要限于介绍和宣传毛泽东在批判和继承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基本视点。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1939年冬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同志合作写的一个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是由其他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
民族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问题，少数民族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从1939年初起到1966年“文革”初期，做了27年党的少数民族工作。这一工作，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与周恩来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重大问题是经他处理的。我有幸在工作中经常得到周恩来的直接指导和面示，也耳闻目睹了周恩来在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和处理民族关系这项重要工作中作出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