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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我进入外交部苏欧司工作,并有幸成为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主要罗马尼亚文翻译之一。我在给毛泽东作翻译的工作接触中,感受最深刻的是他那种 “来如泰山,去如清风”的谈话风格。他始终以战略全局为重,不以一时一事为转移,以自己的言行充分体现了当年给邓小平的赠言: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挥洒自如的风格
1964年3月,罗马尼亚为抵抗赫鲁晓夫的蛮横霸道,打着调停中苏论战的旗号,冲破反华包围圈,派出了包括四名政治局委员在内声势浩大的工人党代表团,到中国来寻求支持和友谊。10日,毛泽东(当时周恩来正在国外访问)在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陪同下,会见了罗马尼亚代表团,与罗方主谈人齐奥塞斯库进行了有柔有刚、高度策略的谈话。
当时,年轻气盛的齐奥塞斯库摆出“年轻的老革命”架式说:我是在座比较年轻的人,看样子可能是最年轻的,但是做党员已经30年了!毛泽东问:你今年多大?齐奥塞斯库很快回答说:我46岁,坐过牢。接着,齐奥塞斯库就中方应停止中苏论战宣讲起来,甚至使用激将法说:停几个月不发表论战文章,几个月时间应该是能够等待的,你们是很有经验、很有耐心的。
从来是不出击则已、出击则势如泰山的毛泽东,对齐奥塞斯库的言论作了强烈的回应。他驳斥说:这不对!不是我们欠了他们的债,而是他们欠了我们的债。你说他们有困难,他们有损失。当初批评我们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没感到困难,没感到会有损失呢?毛泽东揶揄地说:他们从中央到地方,都通过决议,攻击我们。我们还没有回答他们。要讲平等嘛!兄弟党之间应该平等嘛!
经过激烈交锋后,毛泽东又把谈话带回到整个反霸斗争的大局上来,并进行了细致的“以斗争求团结”的工作。他鼓励说:这次你们来得好。我们的共同观点比较多,可以发展友好合作。这次会谈很好,双方都感到是平等的。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联合反霸”:我们可以达成协议,反对那些狂妄自大、挥舞指挥棒、要控制别国的那些人。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跟你们接近的。毛泽东还鼓励罗马尼亚在东欧扩大反对霸权的队伍:在东欧,你们的朋友还不够多,你们还要做别人的工作,人民是会逐步觉悟起来的。
毛泽东雄辩说理的谈话,使心高气傲的齐奥塞斯库也钦佩不已,心悦诚服。他后来跟中国驻罗大使说:毛泽东有一种非凡的能力,他能以极简朴的语言,表述极其复杂的思想。
亦庄亦谐的语言
毛泽东的语言总是生动活泼,绝不刻板。对中苏公开论战如此重大的问题,他轻松乐观地说:这种公开争论不要紧,不要那么紧张。第一条不死人,第二条天不会塌下来,第三条山上的草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毛泽东这番话,给外宾普遍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他还轻蔑嘲讽地说:打文仗,打笔墨官司,写文章,这件事情还比较轻松愉快,没有死一个人!
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理毛雷尔时,谈话在关于气候的话题中轻轻松松地展开。他像叙家常似的问,对北京的气候是不是适应?毛雷尔说,北京的气温同布加勒斯特差不多。谈话一下子就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毛泽东还往往以说反话来达到辛辣讽刺的效果,同时使谈话趣味盎然。比如他反唇相讥赫鲁晓夫的攻击说:我是“好战”出了名的,赫鲁晓夫又封了我们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还有‘假革命’,跟帝国主义站在一起……
毛泽东的谈话,有时还带上一两句英文,使谈话更加丰富多彩。他在批判当时苏联的霸权主义实质时,就用英文说苏联是social-imperialism,是社会帝国主义,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帝国主义。
毛泽东彻底的唯物主义,也总是使谈话生辉。1965年9月30日,毛泽东、刘少奇接见访华的罗马尼亚外长和总参谋长。当罗外长对中国成就发表了一大通赞扬的话后,毛泽东说:我们还有缺点,有错误!他的一句“大实话”,
使在场的人都不禁畅怀大笑,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
毛泽东在和我们一起时,态度亲切,毫无“大人物”的影子。他的平易近人,使得我们见他之前的一点紧张也烟消云散了。1957年,他在宴请来访的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时,在谈话间歇,就同坐在身旁的翻译毫无隔阂地聊起家常来了,问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是什么地方人,使翻译感到长辈般的亲切温馨。
对翻译工作者
既亲切关照又严格要求
毛泽东在国务繁忙、日理万机之中,还亲自过问提高翻译质量,解决一些关键的翻译问题。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当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声明稿已事先组织外交部几位翻译准备好,所以外语译文稿也随即发表。可是,在京的几位外国朋友看了译文,觉得翻译的质量和这一重大事件不相称,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指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对此很重视,亲自召集有关翻译开会,指出:翻译质量问题过去也谈过几次,这次是否想个办法认真抓一抓?外交部认真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使翻译工作者深受教育,决心提高翻译质量。“翻译的质量应和中国的威望相称”这句话,深深地印进了我们的头脑中。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九大时,各个语种翻译的代表事先集中在西苑饭店,预先翻译九大文件,以便大会一闭幕,文件的中外文本同时发表。我们在翻译中遇到了如何把“毛泽东思想”这个关键的词翻译准、翻译好的问题,因为“思想”这个词在外文里有多种理解和表达方式。有的人还主张翻译成“毛泽东主义”。问题请示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又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经过认真慎重的研究,最后确定了Maozedong Thought这个译法,而不用Maozedong Idea等译法。这个译法后来就一直正式沿用了下来。
我们在给毛泽东作翻译时,都曾担心听不懂他的湖南土话。但是一上场,听到他那平缓易懂的湖南官话,心情马上就放松了。毛泽东讲话显然很照顾翻译,不是大段大段地讲,一般都是一句一句慢慢地讲。即使发生个别容易混淆意思的话,前后文联系起来也就懂了。极个别的词没听懂也在陪见人的帮助下,得到了解决。1965年2月,毛泽东接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幽默地讲反话说:“我这个人名誉不好。”当时翻译犹豫了一下,不知他讲的是“名誉不好”,还是“命运不好”。联系到毛泽东还讲到,别人骂他“民族主义、教条主义......”,随即也就理解了,他讲的是“名誉不好”。 (责任编辑 刘一丁 汪文庆)
挥洒自如的风格
1964年3月,罗马尼亚为抵抗赫鲁晓夫的蛮横霸道,打着调停中苏论战的旗号,冲破反华包围圈,派出了包括四名政治局委员在内声势浩大的工人党代表团,到中国来寻求支持和友谊。10日,毛泽东(当时周恩来正在国外访问)在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陪同下,会见了罗马尼亚代表团,与罗方主谈人齐奥塞斯库进行了有柔有刚、高度策略的谈话。
当时,年轻气盛的齐奥塞斯库摆出“年轻的老革命”架式说:我是在座比较年轻的人,看样子可能是最年轻的,但是做党员已经30年了!毛泽东问:你今年多大?齐奥塞斯库很快回答说:我46岁,坐过牢。接着,齐奥塞斯库就中方应停止中苏论战宣讲起来,甚至使用激将法说:停几个月不发表论战文章,几个月时间应该是能够等待的,你们是很有经验、很有耐心的。
从来是不出击则已、出击则势如泰山的毛泽东,对齐奥塞斯库的言论作了强烈的回应。他驳斥说:这不对!不是我们欠了他们的债,而是他们欠了我们的债。你说他们有困难,他们有损失。当初批评我们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没感到困难,没感到会有损失呢?毛泽东揶揄地说:他们从中央到地方,都通过决议,攻击我们。我们还没有回答他们。要讲平等嘛!兄弟党之间应该平等嘛!
经过激烈交锋后,毛泽东又把谈话带回到整个反霸斗争的大局上来,并进行了细致的“以斗争求团结”的工作。他鼓励说:这次你们来得好。我们的共同观点比较多,可以发展友好合作。这次会谈很好,双方都感到是平等的。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联合反霸”:我们可以达成协议,反对那些狂妄自大、挥舞指挥棒、要控制别国的那些人。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跟你们接近的。毛泽东还鼓励罗马尼亚在东欧扩大反对霸权的队伍:在东欧,你们的朋友还不够多,你们还要做别人的工作,人民是会逐步觉悟起来的。
毛泽东雄辩说理的谈话,使心高气傲的齐奥塞斯库也钦佩不已,心悦诚服。他后来跟中国驻罗大使说:毛泽东有一种非凡的能力,他能以极简朴的语言,表述极其复杂的思想。
亦庄亦谐的语言
毛泽东的语言总是生动活泼,绝不刻板。对中苏公开论战如此重大的问题,他轻松乐观地说:这种公开争论不要紧,不要那么紧张。第一条不死人,第二条天不会塌下来,第三条山上的草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毛泽东这番话,给外宾普遍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他还轻蔑嘲讽地说:打文仗,打笔墨官司,写文章,这件事情还比较轻松愉快,没有死一个人!
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理毛雷尔时,谈话在关于气候的话题中轻轻松松地展开。他像叙家常似的问,对北京的气候是不是适应?毛雷尔说,北京的气温同布加勒斯特差不多。谈话一下子就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毛泽东还往往以说反话来达到辛辣讽刺的效果,同时使谈话趣味盎然。比如他反唇相讥赫鲁晓夫的攻击说:我是“好战”出了名的,赫鲁晓夫又封了我们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还有‘假革命’,跟帝国主义站在一起……
毛泽东的谈话,有时还带上一两句英文,使谈话更加丰富多彩。他在批判当时苏联的霸权主义实质时,就用英文说苏联是social-imperialism,是社会帝国主义,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帝国主义。
毛泽东彻底的唯物主义,也总是使谈话生辉。1965年9月30日,毛泽东、刘少奇接见访华的罗马尼亚外长和总参谋长。当罗外长对中国成就发表了一大通赞扬的话后,毛泽东说:我们还有缺点,有错误!他的一句“大实话”,
使在场的人都不禁畅怀大笑,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
毛泽东在和我们一起时,态度亲切,毫无“大人物”的影子。他的平易近人,使得我们见他之前的一点紧张也烟消云散了。1957年,他在宴请来访的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时,在谈话间歇,就同坐在身旁的翻译毫无隔阂地聊起家常来了,问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是什么地方人,使翻译感到长辈般的亲切温馨。
对翻译工作者
既亲切关照又严格要求
毛泽东在国务繁忙、日理万机之中,还亲自过问提高翻译质量,解决一些关键的翻译问题。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当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声明稿已事先组织外交部几位翻译准备好,所以外语译文稿也随即发表。可是,在京的几位外国朋友看了译文,觉得翻译的质量和这一重大事件不相称,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指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对此很重视,亲自召集有关翻译开会,指出:翻译质量问题过去也谈过几次,这次是否想个办法认真抓一抓?外交部认真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使翻译工作者深受教育,决心提高翻译质量。“翻译的质量应和中国的威望相称”这句话,深深地印进了我们的头脑中。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九大时,各个语种翻译的代表事先集中在西苑饭店,预先翻译九大文件,以便大会一闭幕,文件的中外文本同时发表。我们在翻译中遇到了如何把“毛泽东思想”这个关键的词翻译准、翻译好的问题,因为“思想”这个词在外文里有多种理解和表达方式。有的人还主张翻译成“毛泽东主义”。问题请示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又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经过认真慎重的研究,最后确定了Maozedong Thought这个译法,而不用Maozedong Idea等译法。这个译法后来就一直正式沿用了下来。
我们在给毛泽东作翻译时,都曾担心听不懂他的湖南土话。但是一上场,听到他那平缓易懂的湖南官话,心情马上就放松了。毛泽东讲话显然很照顾翻译,不是大段大段地讲,一般都是一句一句慢慢地讲。即使发生个别容易混淆意思的话,前后文联系起来也就懂了。极个别的词没听懂也在陪见人的帮助下,得到了解决。1965年2月,毛泽东接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幽默地讲反话说:“我这个人名誉不好。”当时翻译犹豫了一下,不知他讲的是“名誉不好”,还是“命运不好”。联系到毛泽东还讲到,别人骂他“民族主义、教条主义......”,随即也就理解了,他讲的是“名誉不好”。 (责任编辑 刘一丁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