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诸种冠以口述历史、口述实录、口述传记、口述访谈等名目的著作接连出版，不少以口述历史为定位的电视节目、纪录片争相亮相，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口述历史的浓厚兴趣。口述历史正在日益成为被学术界认可与接纳的一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传播学、艺术学、文学等领域也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在一片喧嚣背后，也隐藏着一些混乱，甚至连口述史最根本的身份问题都已模糊难辨。何种作品可以被冠名以口述历史？优秀的口述历史作品应该具有哪些特征？这些都需要我们静下心来，进行更为扎实的探索与审视。
　　何以立身
　　众多传记、回忆录、实录、访谈都乐于冠名以口述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口述历史的“火爆”，受到市场热捧，大凡以口述历史命名之作品总相对好卖一些。以曾经轰动一时的《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为例，光是山东友谊出版社版本，一年多就卖了6.9万套。该书还荣获了国家书刊发行行业协会颁发的2002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被新华社等国内100多家媒体报道和16家报纸连载。《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一书，皇皇90万字，然而在这90万字中，张学良的口述不到15%，有学者就这种现象发出了诘问：“如果口述史料只在口述史著作中占15%以下，还有没有必要冠上口述史的名字？”更令人深思的是，2005年9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该书存在侵权事实，要求出版社停止发行，登报道歉，并赔偿诉讼费、鉴定费等。2006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被告上诉，维持原判。据曾任香港作家总会会长、现任职于香港中国现代史学会的胡志伟先生介绍，唐德刚先生的夫人吴昭文女士曾经申明此书在出版时并未获得采访者唐德刚授权，其序言《论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署名唐德刚，实际上是作者王书君将唐过去的演讲、杂文拼凑而成。
　　一本曾经受到市场肯定并荣获国家级奖项的口述历史畅销书，却因作者涉嫌抄袭而被起诉乃至最终败诉，这从某一角度反映出口述历史作品的深层问题。那些表面看来属于概念不清带来的混乱，究其实质，乃是口述历史的身份危机问题。
　　当下口述历史的蓬勃发展并非根植于严谨、切实的学科张力，而主要来自于注意力经济带来的市场效益，是出版社、杂志社及电视台等媒体的强大运作，引导着口述历史表面的“火爆”。这就难免导致口述历史作品在实践过程中的失范状态，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
　　2010年出版的《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历史》一书也曾引起争论。该书是季羡林先生的口述体自传，以整理者与季先生在10个月住院期间的75次谈话为基础，在季先生去世后14个月得以出版。有学者指出了书中的诸多问题：“通览《大国学》，很难从中发现真正有益于读者的精神营养，多的是无谓闲扯，且暴露如此明显的知识性硬伤和思维欠缺。”《大国学》一书之所以引起争议，除书中的知识性错误以外，也因为其存在名实不符的问题。该书冠名“大国学”，其中绝大多数篇幅却是有关季先生私生活的：“首次全面回顾人生经历、求学历程、爱情婚姻、家庭生活；首次披露过继叔父的前因后果以及与叔父、婶母生活的经历；首次披露在北大任教期间与北大校花妹妹的交往经历”。作为第一本根据季羡林先生口述录音整理而成的口述历史著作，书中关注季先生的私生活本无过错，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还原口述者形象的饱满、丰富与立体。但将一本与“大国学”的精神格调相去甚远的著作强以为名就不免令人难以接受了，也难怪读者会发出“‘国学’何辜，被其亵渎乃尔”的喟叹。
　　翻检市面上的数百本口述历史作品，我们不得不承认，严谨之作、求实之作少之又少，而速成之作、拼凑之作为数甚多。这种现象的产生，首先说明了学界的理论研究并没有与口述历史蓬勃的发展活力处于同一水平面上。当下口述历史的研究现状不容乐观，零星研究的多，系统研究的少，浅层次研究多，深度研究少。研究的薄弱与匮乏，使得口述历史的独特价值难以充分体现。到底什么是口述历史，理论界并没有给出清晰、明确的定义。在一个新兴领域的奠基阶段，实践工作的广泛开展是至关重要的，但与之相匹配的理论研究也不能滞后。面对乱相纷呈的实践领域，理论界缺乏以批评的态度、批判的立场加以澄清、鉴别的回应。大众传媒领域的出版者们自然也只能望文生义，各自把握。衡量的尺度就难免以畅销为准绳，以市场为归宿了。少数急于开疆拓土、跑马圈地的作者们为了眼球经济不惜强拉硬拽、牵强附会，共同构筑了口述历史出版市场的失范与乱相。
　　当然，因为口述历史本身的特殊性，各界有识之士出于抢救史料的急迫感，难免埋头实践，这并无可厚非。笔者呼吁的是，我们不要忘了口述历史的立身之本。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是基于人类在知识观问题上的自我反思及探索，是人们对记录时代轨迹的既有文献史料不满意或不相信的表现，这种不满意及不相信，反映出人类要用自己的眼光和判断来读史、写史的自觉意识。口述历史所彰显出来的力量，是人类得以在精神领域不断发展的力量，体现了人类对于历史本真及自由王国的向往与追求。口述历史既是一个理解一认识路径，同时更是一种叙述一阐释手段。作为访谈人的倾听者与运用文献史料的学者们相比，他们不仅在借用口述历史手段书写当代史，同时也在参与着当代精神的书写。从这个角度而言，口述历史的从业者不仅选择了一种职业，也同样选择了一种志业，一种义务。特别对于当下中国来说，口述历史更有可能突破治学方法的身份规约，进入到一个更加深远的意义框架中。作为投身于此的学者，不应该丧失“学术方向感和目的论”，简单地将口述历史视为一种谋生工具或职业领地，而应该去谋求更深层次的学术自觉与自省。也只有这样，口述历史才会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以何立身
　　口述历史作品虽一时有风起云涌之势，但明眼人也能从其盛中见衰，热中见冷。首先，口述历史仍未纳入主流史学界的生态循环之中。绝大多数学者持观望态势，少数身体力行进行口述历史实践的学者也都各有本职，口述历史只是兼顾而已。其次，真正有分量的口述历史作品屈指可数，可谓凤毛麟角。那么，口述历史如何能突破现有瓶颈，在解决了立身之本的意义危机后搭建起足够稳固的方法论平台，走上一条稳健的发展之路呢？这就牵涉到口述历史以何立身的问题。 　　首先，口述历史要想发挥其实质性作用，必须要有独立于现行学术评价体制之外的新平台。由于口述历史由活人论史，难免涉及一些仍健在的当世人、仍敏感的当世事，有些内容恐怕一时难以公开。如果以公开出版为目的，口述者论及有较强政治性或隐私性的内容时势必有所顾虑，或者当时三缄其口，或者事后要求删改，这显然都有碍于口述历史的求真。如果口述历史作品能够不以出版为目的，这显然为口述者提供了一个相对放松的条件和前提，但对访谈者或研究者来说，却又成为一件不那么轻易就能肯定与接受的选择。现行学术体制需要以公开出版的量化成果作为学术水平高低之衡量标准，如果成果不能公开发表，就意味着不能纳入评价体系，随之而来的现实问题是访谈者和研究者在职称评聘、工资待遇等等各个环节被边缘化，这难免会导致不少学者对口述历史敬而远之，严谨的口述历史作品当然会相应减少。如果能够设立专门机构对不适合出版的口述历史作品进行收藏、整理，并提供借阅、流通乃至鉴定、评价服务，使得口述历史作品拥有更符合其自身特点的展示及评价体系，显然更有利于口述历史的长远发展。
　　其次，口述历史的从业者们也要珍视口述历史的内在品质，在进行口述历史实践中深入挖掘其独特之处。优秀的口述历史作品必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与责任关照，口述历史工作的背后，应是对于某类问题的求解、某些群体的关注，或某些事件的思考。
　　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历史之所以成为典范，正如有学者评价的：“以历史证口述，以口述串历史，是唐氏对‘口述历史’最大的贡献”，唐先生有如一位高明的侦探，他借助口述历史俯瞰政局演进、破解历史迷局的功力成为后来者的楷模。
　　纵览当下的口述历史实践成果，我们会发现，从问题出发的口述历史作品，在拓宽历史研究视野、加深历史认识等方面都会发挥出卓尔不群的作用。傅光明先生围绕着“老舍之死”进行了长达8年的口述历史实践与研究，先后出版了《老舍之死采访实录》（1999年）、《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2001年）、《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2007年）三本著作，是依托实践对口述历史理论进行深入探讨与反思的代表性系列作品。傅光明夫妇作为访谈者，曾经经历过对于同一事件“相互矛盾的叙述”带来的疑惑甚至是手足无措、瞠目结舌，但经过不断探寻及思考之后，提炼出了口述历史所承载的深层意义：“我们所要和正在做的便是无限近地趋近真实，并尽最大努力以此来反抗历史叙述中的暴政和人类认知的有限。”
　　口述历史的讲述者虽然是个体，其所讲述的内容也以自身的经历为主，但好的口述历史作品却能通过个体的生命历程对历史的脉络与走向进行透视，引发读者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在众多以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口述历史作品中，“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是其中的杰作，研究者通过这种“物”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呈现了“民主改革”这样一场“改天换地”的社会运动是如何被人们的点滴生活所承载的历史现场，充分展示出了口述历史细腻而深入的固有特征。
　　当然，提倡问题意识，并非是要访谈者以研究问题为名，过度介入，甚至左右口述者的口述内容。口述历史寻找答案的过程，是一个相较于传统治史方法更为开放的过程，口述者的经历、观点对于访谈者来说，往往不仅是一种见识上的增长，更是一种知识观上的颠覆。只有充分尊重这种冲击与颠覆，才有助于更好地找到问题的答案。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