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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个普通人,不聪明,也不能干,我能得奖,证明即使资质一般的人,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这就是谢家麟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奖感言。
院士、粒子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包括科技进步特等奖在内的11项奖励,这些外界给予他的荣誉和头衔,他说均是“过誉之词”。
不悔的选择
1920年8月,谢家麟出生于哈尔滨。占领东三省的日本人强横跋扈、欺压百姓,军阀混战给农民带来的痛苦,都深深烙在他年幼的心里。
“那时候想的,一个是抗日,一个是要复兴国家。”他说。1942年,因日军攻进燕京大学,学生被迫离校,谢家麟和部分同学来到成都。本来在物理系只需半年就可毕业,但在“航空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他选择在乐山复校的武汉大学航空系就读。
“这个行动很明显地说明了我们那一代青年强烈的救国心情。”他日后回忆。1947年,在天津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工作的谢家麟通过教育部举办的留美考试,赴美留学。
在美国留学期间,谢家麟接到美国移民局来信,要他在做永久居民和限期离境之间做出抉择,谢家麟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尽早回国的决定。
“想吃馒头,先种麦子”
回国后,他带领不到十个人的小组,开始研制可向高能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除谢家麟外,小组里都是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很多人甚至都没听说过加速器。当时所面临的情况可以用两个词形容,即“一无所知”和“一无所有”。除了要研制加速器外,还需要使用当时世界上功率最大的速调管和调制器。这两个系统的技术难度不亚于加速器本身。
于是,从自行研制各种微波元器件开始,谢家麟带着一批学生从零开始建造微波实验室、调制器实验室,开始了“要吃馒头,先种麦子”的耕耘。经过八年奋斗,我国首台可向高能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于1964年建成。
该仪器进行的第一个实验就是模拟核爆产生的辐射,以进行仪表的校正和电子学硬化的研究。同时该仪器在我国两弹的研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跳上高能加速器的“列车”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央就曾几度筹划和酝酿建造高能加速器、发展高能物理实验一事。
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在原子能研究所一部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此后,加速器的建设进展得并不顺利。时至1980年,由于基建收缩,中央决定下马这一工程。
一时间,高能事业如何继续发展这一严峻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决策成为关键。对撞机技术难度很大,需要冒较大风险。“以至于当时有人说,我们好比站在铁路月台上,要想跳上一辆飞驰而来的特快列车。如果跳上了就飞驰向前,如果没有抓住,就会摔下来粉身碎骨。”叶铭汉院士回忆说。
而谢家麟等人坚信2.2GeV对撞机虽难度大,但造价适合我国国情,可以使我国在粲能区的研究居于国际前沿水平。在这一关键性的选择中,谢家麟组织参与数十次研讨,反复权衡这两种装置的优缺点,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后来,通过会议讨论,基本肯定了对撞机方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谢家麟带领团队跳上了飞驰的特快列车。1988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实现对撞,中国进入了能够进行高能物理实验研究的科技先进国家之列。我国几代物理学家的梦想终于实现。
院士、粒子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包括科技进步特等奖在内的11项奖励,这些外界给予他的荣誉和头衔,他说均是“过誉之词”。
不悔的选择
1920年8月,谢家麟出生于哈尔滨。占领东三省的日本人强横跋扈、欺压百姓,军阀混战给农民带来的痛苦,都深深烙在他年幼的心里。
“那时候想的,一个是抗日,一个是要复兴国家。”他说。1942年,因日军攻进燕京大学,学生被迫离校,谢家麟和部分同学来到成都。本来在物理系只需半年就可毕业,但在“航空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他选择在乐山复校的武汉大学航空系就读。
“这个行动很明显地说明了我们那一代青年强烈的救国心情。”他日后回忆。1947年,在天津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工作的谢家麟通过教育部举办的留美考试,赴美留学。
在美国留学期间,谢家麟接到美国移民局来信,要他在做永久居民和限期离境之间做出抉择,谢家麟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尽早回国的决定。
“想吃馒头,先种麦子”
回国后,他带领不到十个人的小组,开始研制可向高能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除谢家麟外,小组里都是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很多人甚至都没听说过加速器。当时所面临的情况可以用两个词形容,即“一无所知”和“一无所有”。除了要研制加速器外,还需要使用当时世界上功率最大的速调管和调制器。这两个系统的技术难度不亚于加速器本身。
于是,从自行研制各种微波元器件开始,谢家麟带着一批学生从零开始建造微波实验室、调制器实验室,开始了“要吃馒头,先种麦子”的耕耘。经过八年奋斗,我国首台可向高能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于1964年建成。
该仪器进行的第一个实验就是模拟核爆产生的辐射,以进行仪表的校正和电子学硬化的研究。同时该仪器在我国两弹的研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跳上高能加速器的“列车”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央就曾几度筹划和酝酿建造高能加速器、发展高能物理实验一事。
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在原子能研究所一部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此后,加速器的建设进展得并不顺利。时至1980年,由于基建收缩,中央决定下马这一工程。
一时间,高能事业如何继续发展这一严峻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决策成为关键。对撞机技术难度很大,需要冒较大风险。“以至于当时有人说,我们好比站在铁路月台上,要想跳上一辆飞驰而来的特快列车。如果跳上了就飞驰向前,如果没有抓住,就会摔下来粉身碎骨。”叶铭汉院士回忆说。
而谢家麟等人坚信2.2GeV对撞机虽难度大,但造价适合我国国情,可以使我国在粲能区的研究居于国际前沿水平。在这一关键性的选择中,谢家麟组织参与数十次研讨,反复权衡这两种装置的优缺点,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后来,通过会议讨论,基本肯定了对撞机方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谢家麟带领团队跳上了飞驰的特快列车。1988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实现对撞,中国进入了能够进行高能物理实验研究的科技先进国家之列。我国几代物理学家的梦想终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