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宣传再研究——基于日本馆藏档案的考察

来源 :新闻与传播研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qingming_369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对日军事斗争的同时,积极开展对日宣传。中国共产党积极教育转化日军俘虏,领导并联合解放区各日本反战组织,通过各类媒介形式开展了对日宣传活动;同时,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积极开展对日宣传工作。这些宣传活动主要通过日文开展,具体文本鲜有学者关注。目前在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发现的系列一手档案,较完整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日本反战组织开展的对日宣传和通过第三厅开展的对日宣传。
其他文献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英、美和我国都正面临新闻聚合版权纠纷的司法治理问题。通过比较,我国司法在处理新闻聚合版权纠纷上面对的独特问题是原告的诉请并不明确,从而导致法院确立审理范围的随意性。我国司法在处理新闻聚合版权纠纷上面对的关键问题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判断标准的机械移植以及新闻聚合服务商“应知”认定的变动不羁。该文认为,在原告诉请上可以让其提起直接侵权之诉和间接侵权之诉,明确诉请目标;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判断标准应坚持“服务器标准”“用户感知标准”和举证证明责任分配联动使用;在新闻聚合服务商“应知”的认定上坚
期刊
从《时局全图》开始,清末报刊漫画运用地图、千里镜的符码,建构读者对自我国家现状的认知,通过“瓜分”“病夫”的视觉隐喻,塑造民众的民族国家观念以及对民族危机的想象。民初报刊漫画家形成了创作的“真相观”,用漫画作为照见社会现实的“灯和镜”,在一种“去蔽”的视觉机制下,呈现反照凋敝政局和落后国民性的“镜中像”,启发国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在中国从封建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迈进的过程中,清末民初报刊漫画以视觉修辞启蒙话语建构读者特别是底层民众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和国民主体意识,实现了图像的“高调启蒙”,构成了中国视觉现代性
当下的新闻传播生态,尤其是对比“新冠肺炎”期间与17年前的“非典”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2019年底至2020年2月,我国“新冠肺炎”事件传播中20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多由自媒体推动进入公众视野,而专业媒体仍是后续报道的中坚力量。多元主体介入新闻场域后,新闻边界日益模糊,新闻成为多元主体协作竞争的产物,新闻内容泛化,事实与意见的界限模糊,新闻的对话性与个人视角增强,传统新闻基模面临社交媒体新叙事的颠覆。
目前“信息茧房”学术场域表现出“算法偏倚”与“理论偏倚”两种倾向。前者指将“信息茧房”与算法推荐紧密关联,后者指将其视为理论而非假设。基于对“信息茧房”学术史的考察和学术场域内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桑斯坦提出“信息茧房”时采用的是技术批判视角,算法为其批判的重点,因此“算法偏倚”具有合理性。另外,“信息茧房”效应以假说形式提出,且以验证“信息茧房”存在性为第一落点的已有研究在概念理解、操作性定义、推导逻辑、数据采集等方面多有缺陷,因此“理论偏倚”值得商榷。尊重“信息茧房”效应假说本意,并推动信息过滤技术批判
多年以来,以戴维·莫利的研究为代表的“受众民族志”被视为大众传播研究“诠释主义转向”或“民族志转向”的转折点,而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哈洛伦等的《游行示威与传播:一项个案研究》、坎特的《好莱坞电视制作人:他的工作与受众》、沃思等的《透过纳瓦霍人之眼:一次电影传播与人类学领域的探索》以及勒尔的家庭电视受众研究等在时间上均早于莫利的研究,并符合成为转折点的其他要件。这四项研究被忽略的原因主要在于莫利的研究更符合当时学术政治的需要,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此次转向仅被视为方法论层面的转向,而遮蔽了研究对象层面的媒介生产研
面对全球健康不平等问题,学界开始反思由专家主导的健康传播项目的有效性和霸权支配问题。“文化中心路径”(culture-centered approach,CCA)从另类视角出发,生成了在边缘群体中进行健康传播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方法,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对CCA认识尚存不足。关于该理论,应从其对生物医疗和社会心理范式的批判和对健康传播研究的重构进行深入理解。从四个层面对CCA进行分析,可发现:在理论建构上,CCA将文化置于理解健康意义的核心位置;在边界划定上,CCA通过批判主导的健康传播研究和“文化敏感性”来突显
中国古代的历书由官方编造与发行,是一种具备显著仪式化特征的政治传播。官方曾尝试以专卖、免费发放两种方式向民众普及历书,其印数多达上百万册,中国古代的其他政治传播形式,未有及此规模者。在官历未能遍及的情况下,虽有禁令,民间私历仍灵活供应市场,成为一种有效的补充形式。直到清代中期,官方放宽禁令,允许官历与私历并行,满足了社会需求,又导致了历书的进一步多样化。
研判新媒体接触对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以新媒体促进社会治理参与的可能路径,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必然要求。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3期混合截面数据,通过关于公众的新媒体接触对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和参与意愿的影响的实证考察,以及引致上述影响的可能机制分析,该研究发现新媒体接触显著提升了公众多元化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和参与意愿。此外,浏览型新媒体接触显著提升了个体的社会治理参与意愿,社会公平感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且国家自豪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
虚假健康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行,对人们的健康观念与行为产生消极影响。纠正虚假信息或谣言已经成为数字时代健康传播的重要议题。该研究基于微信朋友圈的平台特性,从个人信息处理的心理视角出发,通过实验法操控不同健康议题的不同纠错策略,并考察了纠错效果。研究发现:在纠错效果上,在微信朋友圈,只要提供纠错信息,不论采用什么纠错策略,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降低人们错误的健康观念;在纠错策略上,无论是科学论证或者个人叙述的内容表达,还是算法推荐或者好友推荐的发布方式,影响力相差无几。微信朋友圈塑造的熟人社交网络或是导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