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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问题到了王小妮面前都不成为问题，这个女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诗歌对你意味着什么？”
“写诗挺有意思。”
“是什么推动你坚持写诗？”
“谈不上坚持，没有这么严重。”
“这两年你的写作状态怎么样？”
“踢球的人讲状态，他们压力大，有人把球和国家都联系在一起了。写作就是我个人的一件小事，没那么重大。”
她甚至会提前招呼不要问她“怎样看待诗歌在中国当下的处境”这样的大问题。有人问，她也会给上一个礼貌的答案，但她想说的是——这些都与她无关。
“淡”在诗人的身上似乎是一种异质，王小妮却拥有这项禀赋。今年9月，第五届珠江国际诗歌节将诗歌大奖授予了她，评委会认为，王小妮“借由质朴平易的语言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极易被知识与推演遮蔽的当代性之门”，她的诗已与日常生活连为一体。
八十年代，王小妮作为朦胧诗人与北岛、顾城、舒婷、杨炼等一起登场。在这串星光熠熠的名单中，她的名字不算耀眼。那是推崇英雄和浪漫的年代，而她的诗从头至尾与此无关。她偏爱书写日常生活的玲珑与平静，拒绝空乏之语，却又不曾为日常生活的琐碎所淹没。她被认为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相比抒情，她更像记录般地在写作。
“王小妮的诗关注着人们易于忽略的事实，关注着那些慢的、小的和隐秘的事物，比如慢的疼、慢的灾难与祸害。”批评家耿占春说，他觉得王小妮这些不呼号、不叫嚷的平静得趋于隐匿的诗，也许有一天可以制作成微观戏剧，而让更多的人理解。
六年前王小妮接受了海南大学的教职，搬到了海口居住，半年教书，半年写作。学校在海口的一座小岛上，开车到海边五分钟。她常常一个月连小岛都不出。诗写了，就塞在抽屉里，扔在电脑里，有的忘记了，有的过几年拿出来，晾一晾还能看。她和所谓圈子没什么来往——除了老诗人多多，他们是邻居。
在一首叫《不写诗的那些日子》的诗里，她自在、松弛地赞美了与这些诗无关的平淡生活：“我不写诗的那些日子/多么平常的日子/诗散漫地出门/树上云端都去走走/诗也有它自己的事情/将军也要度假/守在最近处的锦衣侍者/只要我招呼/只要我抬一抬手/过去的一年我没有买日历/我没写诗的半年里/日子照样时紧时慢地走/沉的东西并不永远沉/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去珍贵/对于别人它什么都不是/对于我它是诗/昨天还是诗/今天已经不是了。”
写诗不写诗，对王小妮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在一次采访中她曾表示，诗人不能靠诗歌吃饭，也不该靠诗歌吃饭。“诗不是生活，我们不能活反了。”她认为诗歌不是职业，甚至连爱好都不算。它只是诗人们比别的人多出来的半根神经，一个小小的微循环—这让诗人需要诗，而不是反过来，诗需要诗人。
“当年朦胧派的诗人，大部分写着写着不见了。有的人经商，有的人从政，有的人埋头过日子，也有一些在事业兴旺了以后转身回来继续写诗的。而她一直在写，低调地站在当代诗歌的最前沿，从来没有落伍。”诗人胡续冬说，王小妮面对此起彼伏的诗歌潮流，一直保持舒徐从容的心境。这使她能够始终保持个人化的写作立场，道出日常事物背后隐藏的力量。
南都周刊 王小妮
让诗是诗，同时又充满力量
南都周刊：这两年见你的诗作不多，倒是每年都能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你的《上课记》。已经写了几年了？
王小妮：2005年我来海南大学教书，每年秋天教一个学期课，春夏半年写作。我也是第一次当老师，觉得和年轻的孩子们的沟通很有意思，到春天就写了《上课记》。后来发给《人民文学》，他们希望我能持续写，我就这样写了五年。一开始很短，只有四千字，到2010年的《上课记》就有三万字了，我不太喜欢谈诗，但一说到学生就很有话说。
南都周刊：现在教什么课？
王小妮：教诗歌。是学院安排的，课名叫《新时期诗歌导读》，也是上面定好的。其实我的本意并不想教诗歌，因为诗歌不好教啊，你说咋讲？我知道北大教诗歌是一个字一个字拿出来作技术分析的，我不是这样。我们这里的孩子和北大不一样，没有那么精英。海南大学也是一所211院校，但不知是政策上有什么倾斜还是为什么，孩子们大多来自农村，条件很艰苦，很少有人有这么文艺的爱好。所以我只想让他们感受诗。我们把诗印出来，在有些诗句后面我会注上“隐喻”之类的，但我会告诉他们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你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然后上课的时候我会鼓励大家拿各自的方言念诗，孩子们的反应很积极。
南都周刊：最受欢迎的是谁的诗？
王小妮：最出名的是顾城，还有海子、舒婷，这些他们知道，北岛就很少人知道了。现在的孩子的兴趣点不在这上面，他们最喜欢的肯定是打游戏嘛。我觉得这也挺好的。一个平常的社会里特别关心诗歌的人从来都是少数，只有在社会突变的情况下，才会全民读诗写诗。八十年代所有人都一股脑地热爱文学，并不正常。
报名要念顾城的诗的人最多，孩子们觉得他诗写得美，有童真。倒是读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的诗句他们没什么反应。我发现，这些90后的孩子普遍对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东西不太热衷，这和我们年轻时候很不一样，我们那代人当年对这些情绪大多没有抗体。他们倒是喜欢对时代和当下有批判精神的诗，比如沈浩波的《来，咱们学习几个成语》。我还给他们介绍过一个宁夏诗人张联的诗，他是个农民。
南都周刊：为什么会介绍这个人？
王小妮：他们把诗人看得很高，很特别，而我想让他们知道，诗人一点都不特别，就是普通人，甚至是和你们的爸爸妈妈一样的农民，他身上也有诗意，也可以写诗。我是把张联看做一个独立的诗人，而不是乡村代言人来介绍的。他是宁夏盐池的一个农民，自己贷款印过一本诗集，叫《傍晚全集》，里面100多首同题诗全部叫《傍晚》。我后来去盐池拜访过他，他老婆说，她一看到张联心情不好，就让他“去屋子里吧”，她知道张联是需要写了，他写出来就好了。张联只有初中文化，但我在他的诗里感觉到强烈的诗意。他写“天地间好大好大的梦寐”，“我无法在室内静”。他把大地叫“坟”，说傍晚是个“喇叭”，把猪叫“猪儿”，这些词很多就是当地方言的叫法，但经过张联的过滤之后，就成了诗的语言。
南都周刊：孩子们能不能领略这种诗意？他们心中的诗意是什么样子？
王小妮：能！不要小看了他们。这门诗歌课开始前，我问他们都知道哪些诗人，说得最多的是汪国真、席慕容。后来讲完张联的诗后，我让他们谈“心中的诗意是什么”。当时我其实有先入为主的打算。准备先听他们说诗意就是好词好句或者酸溜溜的文艺腔，然后我再在适当的时候“扭转乾坤”。
但你猜孩子们怎么说？有人说诗意是他经过天桥的时候看见一个人迎风吹笛子，有人说是看见一对老夫妇一起过马路，有人说自己乐意做的事都很诗意，有人说有钱才能诗意。最后有个孩子说，什么都可以是诗意，我穿着一双拖鞋站在这儿挺诗意，老师穿白衬衫坐在后面也很诗意，我们在这个教室里讨论诗意本身就是诗意。
接近三个小时的课，他们把我覆盖了。虽然我依旧认为诗意是稀有的，但我更看重眼前这些小动物身上鼓动起来的纯情和能量。我和他们像一群围猎者，假设诗意是林中晃动无形的麇鹿，我们不断缩小包围圈，最后那活灵灵的叫诗意的动物已经在我们的大网中了。我们共同完成了寻找诗意的过程。
南都周刊：孩子们知道他们的老师就是诗人吗？
王小妮：这届可能慢慢知道了，现在资讯太发达了，以前的都不太知道，我也从来不跟他们说。
南都周刊：为什么要刻意淡化诗人的身份？
王小妮：我不想让他们觉得诗人是特殊的，我觉得大家太把诗人想象成什么样了，我希望让他们明白诗和诗人的平凡。每个人身上都有诗性，那东西并不高，每个人都可以做。
南都周刊：诗人不是职业？
王小妮：诗人不是身份也不是职业，我觉得连爱好都不算，它比爱好还低落一点—但它和你的身体离得更近，是一种属性。人家生命里长了一根神经，你比别人多长了半根，或者说比别人多个微循环。它是你的要求。就像一片小药片，你吃了没什么副作用，还让你安宁。所以我说，不是诗需要诗人，是诗人需要诗。
南都周刊：你的先生徐敬亚是批评家也是诗人，他如何评价你的诗？
王小妮：我们不是所有作品都给对方看的，大部分都放着，读者就自己一个人。他会觉得我的诗有时缺少超越性，太日常了。他对形而上的东西比较感兴趣，我相反，我喜欢叙事，喜欢含蓄，喜欢日常生活。
南都周刊：你觉得诗需要介入当下生活吗？
王小妮：我觉得需要，尤其在这个时代，诗应该考虑当下议题。就像朵渔在汶川地震后写的那首《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一样，但那首还不够—如何让诗是诗，同时又充满力量，像齐邦媛的《巨流河》和何伟的《寻路中国》那样，能直击现实，却又诗意盎然。这是我最近在琢磨的问题。
致阴影
怀里掩着灯的人过去了，我不认识那人
但是我认识那无光的灯。
没人信我，你们坚信没什么人过去
不过是心灰意冷以后的幻觉
你们说我太盼望光了。
未来刚刚过去。
未来的黑暗带着自己的阴影。
在光芒的反面
任何时候我都能见到他
另一个世界的引领者
他本身就是暗的
他经过的地方不再有光亮。
这结果让你们变了脸色，但是我要说出来。
致紧跟着火车的太阳
某年某月凌晨，在火车上
窗口的光把我刺醒。
那火球太大太亮太凶猛了
蹦跳啊，緊追不舍
火车在逃亡
这塞满人的铁皮蛇
我们亡命天涯到了哪个省。
睁开眼的人们都在长叹。
整夜的疲倦还没过去
有一个刷墙工扬起黝黑的胳膊
遮挡那冒火的怪兽
嘴里骂着：这要帐的鬼。
新的一天啊，为什么不来得和缓一点。
“诗歌对你意味着什么？”
“写诗挺有意思。”
“是什么推动你坚持写诗？”
“谈不上坚持，没有这么严重。”
“这两年你的写作状态怎么样？”
“踢球的人讲状态，他们压力大，有人把球和国家都联系在一起了。写作就是我个人的一件小事，没那么重大。”
她甚至会提前招呼不要问她“怎样看待诗歌在中国当下的处境”这样的大问题。有人问，她也会给上一个礼貌的答案，但她想说的是——这些都与她无关。
“淡”在诗人的身上似乎是一种异质，王小妮却拥有这项禀赋。今年9月，第五届珠江国际诗歌节将诗歌大奖授予了她，评委会认为，王小妮“借由质朴平易的语言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极易被知识与推演遮蔽的当代性之门”，她的诗已与日常生活连为一体。
八十年代，王小妮作为朦胧诗人与北岛、顾城、舒婷、杨炼等一起登场。在这串星光熠熠的名单中，她的名字不算耀眼。那是推崇英雄和浪漫的年代，而她的诗从头至尾与此无关。她偏爱书写日常生活的玲珑与平静，拒绝空乏之语，却又不曾为日常生活的琐碎所淹没。她被认为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相比抒情，她更像记录般地在写作。
“王小妮的诗关注着人们易于忽略的事实，关注着那些慢的、小的和隐秘的事物，比如慢的疼、慢的灾难与祸害。”批评家耿占春说，他觉得王小妮这些不呼号、不叫嚷的平静得趋于隐匿的诗，也许有一天可以制作成微观戏剧，而让更多的人理解。
六年前王小妮接受了海南大学的教职，搬到了海口居住，半年教书，半年写作。学校在海口的一座小岛上，开车到海边五分钟。她常常一个月连小岛都不出。诗写了，就塞在抽屉里，扔在电脑里，有的忘记了，有的过几年拿出来，晾一晾还能看。她和所谓圈子没什么来往——除了老诗人多多，他们是邻居。
在一首叫《不写诗的那些日子》的诗里，她自在、松弛地赞美了与这些诗无关的平淡生活：“我不写诗的那些日子/多么平常的日子/诗散漫地出门/树上云端都去走走/诗也有它自己的事情/将军也要度假/守在最近处的锦衣侍者/只要我招呼/只要我抬一抬手/过去的一年我没有买日历/我没写诗的半年里/日子照样时紧时慢地走/沉的东西并不永远沉/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去珍贵/对于别人它什么都不是/对于我它是诗/昨天还是诗/今天已经不是了。”
写诗不写诗，对王小妮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在一次采访中她曾表示，诗人不能靠诗歌吃饭，也不该靠诗歌吃饭。“诗不是生活，我们不能活反了。”她认为诗歌不是职业，甚至连爱好都不算。它只是诗人们比别的人多出来的半根神经，一个小小的微循环—这让诗人需要诗，而不是反过来，诗需要诗人。
“当年朦胧派的诗人，大部分写着写着不见了。有的人经商，有的人从政，有的人埋头过日子，也有一些在事业兴旺了以后转身回来继续写诗的。而她一直在写，低调地站在当代诗歌的最前沿，从来没有落伍。”诗人胡续冬说，王小妮面对此起彼伏的诗歌潮流，一直保持舒徐从容的心境。这使她能够始终保持个人化的写作立场，道出日常事物背后隐藏的力量。
南都周刊 王小妮
让诗是诗，同时又充满力量
南都周刊：这两年见你的诗作不多，倒是每年都能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你的《上课记》。已经写了几年了？
王小妮：2005年我来海南大学教书，每年秋天教一个学期课，春夏半年写作。我也是第一次当老师，觉得和年轻的孩子们的沟通很有意思，到春天就写了《上课记》。后来发给《人民文学》，他们希望我能持续写，我就这样写了五年。一开始很短，只有四千字，到2010年的《上课记》就有三万字了，我不太喜欢谈诗，但一说到学生就很有话说。
南都周刊：现在教什么课？
王小妮：教诗歌。是学院安排的，课名叫《新时期诗歌导读》，也是上面定好的。其实我的本意并不想教诗歌，因为诗歌不好教啊，你说咋讲？我知道北大教诗歌是一个字一个字拿出来作技术分析的，我不是这样。我们这里的孩子和北大不一样，没有那么精英。海南大学也是一所211院校，但不知是政策上有什么倾斜还是为什么，孩子们大多来自农村，条件很艰苦，很少有人有这么文艺的爱好。所以我只想让他们感受诗。我们把诗印出来，在有些诗句后面我会注上“隐喻”之类的，但我会告诉他们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你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然后上课的时候我会鼓励大家拿各自的方言念诗，孩子们的反应很积极。
南都周刊：最受欢迎的是谁的诗？
王小妮：最出名的是顾城，还有海子、舒婷，这些他们知道，北岛就很少人知道了。现在的孩子的兴趣点不在这上面，他们最喜欢的肯定是打游戏嘛。我觉得这也挺好的。一个平常的社会里特别关心诗歌的人从来都是少数，只有在社会突变的情况下，才会全民读诗写诗。八十年代所有人都一股脑地热爱文学，并不正常。
报名要念顾城的诗的人最多，孩子们觉得他诗写得美，有童真。倒是读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的诗句他们没什么反应。我发现，这些90后的孩子普遍对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东西不太热衷，这和我们年轻时候很不一样，我们那代人当年对这些情绪大多没有抗体。他们倒是喜欢对时代和当下有批判精神的诗，比如沈浩波的《来，咱们学习几个成语》。我还给他们介绍过一个宁夏诗人张联的诗，他是个农民。
南都周刊：为什么会介绍这个人？
王小妮：他们把诗人看得很高，很特别，而我想让他们知道，诗人一点都不特别，就是普通人，甚至是和你们的爸爸妈妈一样的农民，他身上也有诗意，也可以写诗。我是把张联看做一个独立的诗人，而不是乡村代言人来介绍的。他是宁夏盐池的一个农民，自己贷款印过一本诗集，叫《傍晚全集》，里面100多首同题诗全部叫《傍晚》。我后来去盐池拜访过他，他老婆说，她一看到张联心情不好，就让他“去屋子里吧”，她知道张联是需要写了，他写出来就好了。张联只有初中文化，但我在他的诗里感觉到强烈的诗意。他写“天地间好大好大的梦寐”，“我无法在室内静”。他把大地叫“坟”，说傍晚是个“喇叭”，把猪叫“猪儿”，这些词很多就是当地方言的叫法，但经过张联的过滤之后，就成了诗的语言。
南都周刊：孩子们能不能领略这种诗意？他们心中的诗意是什么样子？
王小妮：能！不要小看了他们。这门诗歌课开始前，我问他们都知道哪些诗人，说得最多的是汪国真、席慕容。后来讲完张联的诗后，我让他们谈“心中的诗意是什么”。当时我其实有先入为主的打算。准备先听他们说诗意就是好词好句或者酸溜溜的文艺腔，然后我再在适当的时候“扭转乾坤”。
但你猜孩子们怎么说？有人说诗意是他经过天桥的时候看见一个人迎风吹笛子，有人说是看见一对老夫妇一起过马路，有人说自己乐意做的事都很诗意，有人说有钱才能诗意。最后有个孩子说，什么都可以是诗意，我穿着一双拖鞋站在这儿挺诗意，老师穿白衬衫坐在后面也很诗意，我们在这个教室里讨论诗意本身就是诗意。
接近三个小时的课，他们把我覆盖了。虽然我依旧认为诗意是稀有的，但我更看重眼前这些小动物身上鼓动起来的纯情和能量。我和他们像一群围猎者，假设诗意是林中晃动无形的麇鹿，我们不断缩小包围圈，最后那活灵灵的叫诗意的动物已经在我们的大网中了。我们共同完成了寻找诗意的过程。
南都周刊：孩子们知道他们的老师就是诗人吗？
王小妮：这届可能慢慢知道了，现在资讯太发达了，以前的都不太知道，我也从来不跟他们说。
南都周刊：为什么要刻意淡化诗人的身份？
王小妮：我不想让他们觉得诗人是特殊的，我觉得大家太把诗人想象成什么样了，我希望让他们明白诗和诗人的平凡。每个人身上都有诗性，那东西并不高，每个人都可以做。
南都周刊：诗人不是职业？
王小妮：诗人不是身份也不是职业，我觉得连爱好都不算，它比爱好还低落一点—但它和你的身体离得更近，是一种属性。人家生命里长了一根神经，你比别人多长了半根，或者说比别人多个微循环。它是你的要求。就像一片小药片，你吃了没什么副作用，还让你安宁。所以我说，不是诗需要诗人，是诗人需要诗。
南都周刊：你的先生徐敬亚是批评家也是诗人，他如何评价你的诗？
王小妮：我们不是所有作品都给对方看的，大部分都放着，读者就自己一个人。他会觉得我的诗有时缺少超越性，太日常了。他对形而上的东西比较感兴趣，我相反，我喜欢叙事，喜欢含蓄，喜欢日常生活。
南都周刊：你觉得诗需要介入当下生活吗？
王小妮：我觉得需要，尤其在这个时代，诗应该考虑当下议题。就像朵渔在汶川地震后写的那首《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一样，但那首还不够—如何让诗是诗，同时又充满力量，像齐邦媛的《巨流河》和何伟的《寻路中国》那样，能直击现实，却又诗意盎然。这是我最近在琢磨的问题。
致阴影
怀里掩着灯的人过去了，我不认识那人
但是我认识那无光的灯。
没人信我，你们坚信没什么人过去
不过是心灰意冷以后的幻觉
你们说我太盼望光了。
未来刚刚过去。
未来的黑暗带着自己的阴影。
在光芒的反面
任何时候我都能见到他
另一个世界的引领者
他本身就是暗的
他经过的地方不再有光亮。
这结果让你们变了脸色，但是我要说出来。
致紧跟着火车的太阳
某年某月凌晨，在火车上
窗口的光把我刺醒。
那火球太大太亮太凶猛了
蹦跳啊，緊追不舍
火车在逃亡
这塞满人的铁皮蛇
我们亡命天涯到了哪个省。
睁开眼的人们都在长叹。
整夜的疲倦还没过去
有一个刷墙工扬起黝黑的胳膊
遮挡那冒火的怪兽
嘴里骂着：这要帐的鬼。
新的一天啊，为什么不来得和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