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于漫长的铁路旅行，我们的启蒙大概都来源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尤其是当电影将所有场景具象化之后，迥异于我们永远拥挤的铁路列车的东方快车，那么舒适，那么优雅。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说：“在旅行的时候，人生的地平线移近;坐汽车只几个钟点，而乘客仿佛下半世全在车里消磨的，只要坐定了，身心像得到归宿，一劳永逸地看书、看报、抽烟、吃东西、瞌睡，路程以外的事暂时等于身后身外的事。”而若像东方快车那样旅途漫长，不是几个钟点而是几天，那么身心便可以得到更久的归宿。甚至不愿结束。
当我们可以走出去的时候，东方快车早已结束营运，那种工业时代的旅行方式，再也无法在欧洲大陆体验。还好，在无尽的西伯利亚，还有一条更加漫长的铁路线，西伯利亚铁路，我们还可以在那里重温漫长的旅行，把一切路程以外的事情抛于身后。甚至可以七天七夜。
晚点的207次列车
若干世纪之前风格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看起来不像是西去遥远的西伯利亚铁路的起点，更像是通往过去某个世纪的、关于时间旅行的火车站。
在电子公告板上看到人类共通的数字，我才明白傍晚开往哈巴罗夫斯克的俄罗斯铁路207次列车，笃定地晚点三个半小时。这样开始我的西伯利亚铁路之旅，实在令人沮丧。延至午夜的发车时间，会让我错过原本可以看见的9288公里西伯利亚铁路最初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风景。
如果我能未卜先知，就不应当早早离开旅馆，不应当早早坐在这里，应当在外面的哪里，看路过的行人微笑或者吵架。比如，清晨的俄罗斯岛桥。北桥堍不远，苏汉诺夫大街路旁，阿穆尔斯基伯爵正站在他自己的坟墓之后，远眺着他的金角湾。阿穆尔斯基伯爵是俄国人的英雄，刻着东正教十字架浮雕的大理石棺上满是花串，他是俄罗斯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的册封，奖赏其为俄国开疆拓土的功绩—1858年的《瑷珲条约》。
晚点到令人绝望的207次列车终于进站了，我像是一个困极了的溃兵，被裹挟在难民之中，找到我的车厢—三号二等卧铺36号上铺，安置行李，铺上床垫，甚至等不及乘务员送上干净的被单被罩，在开始西伯利亚铁路的第一公里之前，我已经彻底昏迷。
醒来的时候，身上落着清晨的阳光，窗外的西伯利亚一片浓雾，太阳在浓雾之外，阳光被漫射到每个角落。昨夜我独自昏迷的车厢，已经铺无虚席。对面上铺坐着两个不丁点儿大的小姑娘，散落满铺的小人偶，认真而美丽儿过家家，边铺下铺躺着的女人，在自己的手臂与腿上敷满了浸有某种药膏的纱布，也晒伤了吧？
西伯利亚铁路长途旅客列车，动辄耗时三五天，最长七天的开行时间，一般不会编组硬座车厢，除非生不如死是令人愉悦的。卧铺车厢分为三等，特等豪华双人包间、一等四人隔间、二等六人敞间。每等卧铺票价相差约一倍。二等卧铺类似中国旅客列车的硬卧，区别在于，中国的卧铺是两排三层，而这个是三排两层—对面两排，过道临窗一排，称之为边铺。每排铺位事实上也有三层，不过顶层只是用来安置上铺旅客的行李，并不作为卧铺出售车票，下铺铺位的板子可以向上打开，底部是下铺旅客的行李储存空间。
在远东无尽的晨雾中，我看见西伯利亚铁路的第一株白桦。迷离的、淡淡的，只像是随意涂抹在呵气成霜的车窗玻璃上的轮廓。那时已经在维亚泽姆斯基，片刻之后就是维亚泽姆斯卡娅火车站，又一栋黄色墙体、绿色顶棚的候车楼，以及清冷的弥散着淡淡的雾的月台。
我很难判断列车晚点的利弊。所以，这也是我从来不制订什么该死的旅行计划的原因。无论怎样计划，总会错过些什么;无论怎样没有计划，总也会没错过些什么。
有趣的旅客都在这里
在西伯利亚的列车上，如果试着表现得像一位俄国人，最好的方法就是立刻向乘务员要一只茶杯—普通的玻璃杯—花上十几卢布买一袋俄国产的便宜袋泡红茶，当然糖是免费的，然后稔熟地泡上一杯红茶。如果是自带的茶杯与茶袋，那简直是毋庸置疑的老俄国。
偏僻的西伯利亚的人们似乎更加友善，或者说，更愿意接近陌生人。周围敞间的人们都在努力尝试着与我聊天，用慢速的俄语、手势以及一切肢体语言。可惜这些语言都是晦涩的，不可能有什么深入的交谈，无非是国别、姓名、年纪、婚姻等等，但是顺理成章的“为什么还没有结婚”这样复杂深奥并且直指人心的问题，已在我们的沟通能力之外。
两个小姑娘和她们的外祖母一同从乌苏里斯克回哈巴罗夫斯克的家，老太太指着窗外愈发浓密的树林，不停尝试着告诉我什么，树林里散落着许多尖顶的木屋，那是她父母的家。她忽然安静下来，注视着窗外，默默回望着，目光慈祥。
边铺上铺的男人面相凶残，其实是典型的面恶心善，在我守在洗手间外的窗户拍照片时，他会比画着跟我聊上几句，告诉我开合窗帘的机关，告诉我将要去的城市乌兰乌德（Ulan-Ude）在俄语的正确发音应为“乌兰奴德”。他说自己是乌克兰人，将前往赤塔。
27号下铺的俄罗斯老头是个酒鬼，上车时依然宿醉未醒，整个上午都在酣睡，直到被暴晒在身上的阳光热醒。与坐在边铺上看风景的我视线相对时，老头鬼鬼祟祟地露出黑色塑料袋里的伏特加，然后向我拍起了喉咙—俄罗斯人独特的表示喝酒的动作。搭乘俄罗斯铁路列车是严禁饮酒的，我果断拒绝。但他并没有放弃寻找一个酒友的企图，先后向乌克兰人和31号下铺的叫亚历克斯的年轻人发出邀请，可惜都被拒绝了。老头无可奈何，挪回小桌前，一口伏特加，一口碎苹果，不胜凄凉。
当我们可以走出去的时候，东方快车早已结束营运，那种工业时代的旅行方式，再也无法在欧洲大陆体验。还好，在无尽的西伯利亚，还有一条更加漫长的铁路线，西伯利亚铁路，我们还可以在那里重温漫长的旅行，把一切路程以外的事情抛于身后。甚至可以七天七夜。
晚点的207次列车
若干世纪之前风格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看起来不像是西去遥远的西伯利亚铁路的起点，更像是通往过去某个世纪的、关于时间旅行的火车站。
在电子公告板上看到人类共通的数字，我才明白傍晚开往哈巴罗夫斯克的俄罗斯铁路207次列车，笃定地晚点三个半小时。这样开始我的西伯利亚铁路之旅，实在令人沮丧。延至午夜的发车时间，会让我错过原本可以看见的9288公里西伯利亚铁路最初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风景。
如果我能未卜先知，就不应当早早离开旅馆，不应当早早坐在这里，应当在外面的哪里，看路过的行人微笑或者吵架。比如，清晨的俄罗斯岛桥。北桥堍不远，苏汉诺夫大街路旁，阿穆尔斯基伯爵正站在他自己的坟墓之后，远眺着他的金角湾。阿穆尔斯基伯爵是俄国人的英雄，刻着东正教十字架浮雕的大理石棺上满是花串，他是俄罗斯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的册封，奖赏其为俄国开疆拓土的功绩—1858年的《瑷珲条约》。
晚点到令人绝望的207次列车终于进站了，我像是一个困极了的溃兵，被裹挟在难民之中，找到我的车厢—三号二等卧铺36号上铺，安置行李，铺上床垫，甚至等不及乘务员送上干净的被单被罩，在开始西伯利亚铁路的第一公里之前，我已经彻底昏迷。
醒来的时候，身上落着清晨的阳光，窗外的西伯利亚一片浓雾，太阳在浓雾之外，阳光被漫射到每个角落。昨夜我独自昏迷的车厢，已经铺无虚席。对面上铺坐着两个不丁点儿大的小姑娘，散落满铺的小人偶，认真而美丽儿过家家，边铺下铺躺着的女人，在自己的手臂与腿上敷满了浸有某种药膏的纱布，也晒伤了吧？
西伯利亚铁路长途旅客列车，动辄耗时三五天，最长七天的开行时间，一般不会编组硬座车厢，除非生不如死是令人愉悦的。卧铺车厢分为三等，特等豪华双人包间、一等四人隔间、二等六人敞间。每等卧铺票价相差约一倍。二等卧铺类似中国旅客列车的硬卧，区别在于，中国的卧铺是两排三层，而这个是三排两层—对面两排，过道临窗一排，称之为边铺。每排铺位事实上也有三层，不过顶层只是用来安置上铺旅客的行李，并不作为卧铺出售车票，下铺铺位的板子可以向上打开，底部是下铺旅客的行李储存空间。
在远东无尽的晨雾中，我看见西伯利亚铁路的第一株白桦。迷离的、淡淡的，只像是随意涂抹在呵气成霜的车窗玻璃上的轮廓。那时已经在维亚泽姆斯基，片刻之后就是维亚泽姆斯卡娅火车站，又一栋黄色墙体、绿色顶棚的候车楼，以及清冷的弥散着淡淡的雾的月台。
我很难判断列车晚点的利弊。所以，这也是我从来不制订什么该死的旅行计划的原因。无论怎样计划，总会错过些什么;无论怎样没有计划，总也会没错过些什么。
有趣的旅客都在这里
在西伯利亚的列车上，如果试着表现得像一位俄国人，最好的方法就是立刻向乘务员要一只茶杯—普通的玻璃杯—花上十几卢布买一袋俄国产的便宜袋泡红茶，当然糖是免费的，然后稔熟地泡上一杯红茶。如果是自带的茶杯与茶袋，那简直是毋庸置疑的老俄国。
偏僻的西伯利亚的人们似乎更加友善，或者说，更愿意接近陌生人。周围敞间的人们都在努力尝试着与我聊天，用慢速的俄语、手势以及一切肢体语言。可惜这些语言都是晦涩的，不可能有什么深入的交谈，无非是国别、姓名、年纪、婚姻等等，但是顺理成章的“为什么还没有结婚”这样复杂深奥并且直指人心的问题，已在我们的沟通能力之外。
两个小姑娘和她们的外祖母一同从乌苏里斯克回哈巴罗夫斯克的家，老太太指着窗外愈发浓密的树林，不停尝试着告诉我什么，树林里散落着许多尖顶的木屋，那是她父母的家。她忽然安静下来，注视着窗外，默默回望着，目光慈祥。
边铺上铺的男人面相凶残，其实是典型的面恶心善，在我守在洗手间外的窗户拍照片时，他会比画着跟我聊上几句，告诉我开合窗帘的机关，告诉我将要去的城市乌兰乌德（Ulan-Ude）在俄语的正确发音应为“乌兰奴德”。他说自己是乌克兰人，将前往赤塔。
27号下铺的俄罗斯老头是个酒鬼，上车时依然宿醉未醒，整个上午都在酣睡，直到被暴晒在身上的阳光热醒。与坐在边铺上看风景的我视线相对时，老头鬼鬼祟祟地露出黑色塑料袋里的伏特加，然后向我拍起了喉咙—俄罗斯人独特的表示喝酒的动作。搭乘俄罗斯铁路列车是严禁饮酒的，我果断拒绝。但他并没有放弃寻找一个酒友的企图，先后向乌克兰人和31号下铺的叫亚历克斯的年轻人发出邀请，可惜都被拒绝了。老头无可奈何，挪回小桌前，一口伏特加，一口碎苹果，不胜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