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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浩最近的工作异常忙。身为湖北省工商联副主席的他，正忙着筹备将于今秋在武汉举办的第二届楚商大会。楚商大会是全球楚商的盛会，也是当前规格最高的楚商聚会，届时千余楚商将从全球各地赶回湖北，共襄楚商发展大计。
楚商大会两年举办一次。2013年11月，首届楚商大会在武汉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湖北商人抱团成立楚商联合会，通过《楚商联合会章程》，宣告精诚团结，互促发展。
“第二届楚商大会，不仅要促成一大批招商引资成果，更重要的是引智。引进发达地区、先进企业的发展理念、经营模式和管理方式，促进楚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楚商新产业新业态提供智力支持。”江浩说，楚商正成为中国经济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商帮力量。
现代楚商闪耀全球
事实也的确如此。近年来，湖北商人在中国乃至世界商界的表现，证明了楚商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商帮。
在4月发布的福布斯2015华人富豪榜中，湖北共有6位富豪上榜，其中来自仙桃市的雷军以132亿美元身价领跑湖北富豪，排名总榜单第13位。而在福布斯2011华人富豪榜中，当时的湖北首富——九州通医药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宝林排名第139位。
在2月发布的胡润2015全球富豪榜中，雷军以850亿元的财富排名中国富豪榜第7位，仅次于李河君、王健林家族、马云家族、宗庆后家族、李彦宏夫妇、马化腾之后。排名前6位的富豪中，除宗庆后外，其他人的公司均已上市，而雷军创立的小米科技并未上市。
如果说富豪榜只是增加了顶级明星的曝光率，那么商会就好比一个大家族，每个成员都在为着家族的繁荣而奋斗。商会是商帮的重要组织形式，商会越发达，商帮也越兴旺。当前，包括楚商联合会、湖北省楚商发展促进会在内，楚商在国内共建立了69家省级商会组织。同时，还在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多个分会。
在众多商会中，于2014年5月20日成立的湖北省长江国际商会更是引人瞩目：会长是前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名誉会长有三位，分别是被称为“世界金融保险教父”的美国史带金融财团董事局主席莫利斯·格林伯格、华人首富李嘉诚和美国知名企业家方李邦琴女士。
“建设长江经济带已确立为国家战略，长江国际商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势而生。配合国家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商会成立的使命。”湖北长江国际商会创始人、执行会长兼秘书长刘萌说，商会将立足湖北玩转全球商业资源。
“货到汉口活”的尴尬
尽管楚商在多个领域“闹”得风生水起，但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实：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在人们最认可的知名商帮中，都看不到楚商的名号。楚商在“江湖”中的地位，不仅不如浙商、粤商，也不如同样处于中部地区的晋商、徽商。
这一现象令很多湖北人不服，因为湖北自古以来就有重商文化。
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说的就是楚国的商贩、农民、工匠、店主不废时失业，一切井井有条。
“在战国时期，其他国家将‘士、农、工、商’列为四民，而楚国的四民为‘商、农、工、贾’，把商放在首位，足见楚国对商人的重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湖北楚国历史文化学会会长刘玉堂认为，湖北的重商文化源远流长。
楚商的兴旺，自唐宋一直延续到明清，随着汉口开埠发展到顶峰，九省通衢的武汉坐拥汉江、长江两条内河之便，发展迅猛，一时间“驾乎津门，直逼沪上”，成为全国经济中心。
“正因为‘货到汉口活’，那时人们多称湖北商人为‘汉商’。”刘玉堂说，跟其他地方以省份简称为商帮名称不同的是，明清时代对湖北商人的称呼，叫“鄂商”的反倒不多。
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刘玉堂认为，地理优势虽成就了大武汉，却也让“汉商”更多的只是做转手买卖的“二道贩子”。用现在的话说，当时“汉商”主要从事的是商业产业链中的集散销售环节，既没有涉足上游产品制造工序，也很少向下游的店铺门店延伸。反观同样兴盛于明清时代的晋商和徽商，其地理环境虽无法与武汉相比，但正因如此，他们反而被逼上华山一条路，纷纷从山里走出来，将生意做到全国各地，其佼佼者莫过于一代晋商乔致庸。最辉煌时，乔氏家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
慢慢地，守着码头做生意的“汉商”，反而没有全国各地抱团创事业的晋商、徽商名头响。另外，又因为武汉的地理位置在中国版图上相当重要，历来是“四战之地”，从辛亥革命到武汉抗战，战火连连对商业冲击较大，“汉商”也逐渐势衰。
而从张之洞督鄂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武汉的经济以重工业为主，一直是工业重镇。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批“武字头”国企落户武汉，筑起国家工业脊梁。相对国企，湖北民营经济发展滞后。
敢为人先崛起新楚商
没有大的作为，并不代表楚商就从此隐退。江浩认为，历经三千年传承的楚商文化，已深深在荆楚大地烙下印记。只要外部条件稍微开一道口子，敢为人先的楚商就能破茧成蝶。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政策。1979年9月，武汉市政府率先在全国恢复个体户，重新开放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当时，第一批办理了103个营业执照。国内外经济学家研究汉正街发展史，一致认为这103户是中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先行者、探索者。
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靠胆量致富的年代，不仅经商需要胆量，当企业家更需要胆量。1985年，还在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天鹅镇当赤脚医生的刘宝林毅然决定下海，承包镇上供销社医药批发部，做医药批发生意。靠着诚信经营和一股韧劲，刘宝林的生意越做越大，到现在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民营医药流通企业，他本人身价早已过百亿元，数次登上湖北首富宝座。 1992年邓小平南巡，再次为中国民营企业撕开一道“口子”。那一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纷纷主动下海创业，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92派”现象。而“92派”中的杰出代表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毛振华等都是湖北人。如今，他们已是中国企业界出类拔萃的人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推进，楚商的活力得以进一步释放。
精明的“九头鸟”不仅商业嗅觉灵敏，还擅于借势发力。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心在哪里，楚商的脚步就走到哪里。珠三角沿海地区率先开放，武汉人谢敬在广东创立了深圳雅图科技文化集团。2014年，雅图投影仪品牌与市场份额在全球排名前四，是国内唯一与世界500强竞争并不断超越的投影企业。
恰逢上海浦东开放热潮，湖北仙桃人陆风，来到上海创办了上海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填补了国内金融数据服务行业空白。如今，Wind资讯正与全球三巨头彭博社、汤姆逊集团、路透社等公司展开竞争。
在西部大开发浪潮中，湖北黄陂人刘革新在四川创立了科伦实业集团。10余年来，他率领公司成长为全球最大的输液设备制造商。2012年-2013年，在四川上市公司富豪榜中，刘革新连续两年力压刘永好蝉联富豪榜冠军。
2006年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后，湖北本土楚商更是迎来了新一轮快速扩张。在由全国工商联每年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2005年湖北企业占10席，到了2010年便增加到16席。此后，湖北企业在该榜单中一直占有15-18席，上榜数量持续多年位居中部第一。
新一代楚商，正以新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抱团协作开启新征程
楚商崛起的势头令人欣喜。但事实上，很多人心里都清楚，楚商若想走得更远、品牌打得更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以2014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为例，尽管湖北有15家企业上榜，引领中部六省，但这一成绩与发达省份的差距巨大：浙江上榜企业有138家，江苏有96家，山东有54家。另外，湖北民营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在前100强企业中，湖北只有九州通1家入围，其余14家排名均靠后。
“相比浙商、粤商，楚商一直未成大气候。”楚商联合会会长、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认为，楚商这种现状，既有湖北所面临的经济大环境原因，也有楚商自身原因，比如商人气息太重，企业家精神不足。
在陈东升看来，商人唯利是图，哪里有钱就往哪里去；而企业家则会为一种信念去坚守，哪怕暂时的挫折，也会坚持下去，直到取得最终的成功。“这也是为什么湖北境内很少有全国知名的民营企业，而很多湖北人却在省外生意做得很大的原因。”
而楚商另一个被人们所诟病的现象，则是未能抱团发展。业内流传着“一个湖北人一条龙，三个湖北人一条虫”的顺口溜，这种说法虽有失偏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九头鸟”好内斗。到省外发展的湖北商人，很多未打楚商牌，是独自打天下——这显然不利于做大做强楚商品牌。
刘玉堂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楚商身上的三个不足：重情感，轻理智——缺乏长远谋划；重开拓，轻守恒——缺乏持久毅力；重竞争，轻协作——不够团结。
在新一代楚商迎来良好发展势头之际，如何提升楚商群体整体战斗力，如何扬长避短，成为政府和企业家必须解决的问题。
抱团协作，首先从统一称呼开始。鉴于外界对湖北商人一直以来有鄂商、汉商、荆商等多种称谓，2011年7月22日至8月3日，湖北省工商联面向社会开展了湖北商人征名定名活动，投票结果显示，赞成“楚商”的票数最高。湖北省政府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湖北商人正式定名为“楚商”。
统一称呼，开启了湖北重商文化新征程。2012年6月，“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理念，被写进湖北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强调政府部门要为企业当好“保姆”；2013年12月，湖北在全国率先晒出省级行政权力清单，减少省级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3708项。湖北由此成为全国行政审批事项最少的省份；2014年，湖北国税、地税部门为九成小微企业减免各项税收20亿元……
“实际上，楚商大会也是在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召开的。”江浩说，楚商大会就是要广泛联络海内外楚商，开展文化与经济交流，汇聚智慧力量，互相取长补短，抱团协作，增强楚商凝聚力。
三千年沧海桑田，只是历史长河的惊鸿一瞥。但三千年孕育的楚商文化，已扎根于湖北人民心底，这种“筚路蓝缕，开放包容，崇文尚智，守信重义”的楚商精神，必将激励新一代楚商砥砺前行。（支点杂志2015年7月刊）
楚商大会两年举办一次。2013年11月，首届楚商大会在武汉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湖北商人抱团成立楚商联合会，通过《楚商联合会章程》，宣告精诚团结，互促发展。
“第二届楚商大会，不仅要促成一大批招商引资成果，更重要的是引智。引进发达地区、先进企业的发展理念、经营模式和管理方式，促进楚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楚商新产业新业态提供智力支持。”江浩说，楚商正成为中国经济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商帮力量。
现代楚商闪耀全球
事实也的确如此。近年来，湖北商人在中国乃至世界商界的表现，证明了楚商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商帮。
在4月发布的福布斯2015华人富豪榜中，湖北共有6位富豪上榜，其中来自仙桃市的雷军以132亿美元身价领跑湖北富豪，排名总榜单第13位。而在福布斯2011华人富豪榜中，当时的湖北首富——九州通医药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宝林排名第139位。
在2月发布的胡润2015全球富豪榜中，雷军以850亿元的财富排名中国富豪榜第7位，仅次于李河君、王健林家族、马云家族、宗庆后家族、李彦宏夫妇、马化腾之后。排名前6位的富豪中，除宗庆后外，其他人的公司均已上市，而雷军创立的小米科技并未上市。
如果说富豪榜只是增加了顶级明星的曝光率，那么商会就好比一个大家族，每个成员都在为着家族的繁荣而奋斗。商会是商帮的重要组织形式，商会越发达，商帮也越兴旺。当前，包括楚商联合会、湖北省楚商发展促进会在内，楚商在国内共建立了69家省级商会组织。同时，还在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多个分会。
在众多商会中，于2014年5月20日成立的湖北省长江国际商会更是引人瞩目：会长是前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名誉会长有三位，分别是被称为“世界金融保险教父”的美国史带金融财团董事局主席莫利斯·格林伯格、华人首富李嘉诚和美国知名企业家方李邦琴女士。
“建设长江经济带已确立为国家战略，长江国际商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势而生。配合国家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商会成立的使命。”湖北长江国际商会创始人、执行会长兼秘书长刘萌说，商会将立足湖北玩转全球商业资源。
“货到汉口活”的尴尬
尽管楚商在多个领域“闹”得风生水起，但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实：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在人们最认可的知名商帮中，都看不到楚商的名号。楚商在“江湖”中的地位，不仅不如浙商、粤商，也不如同样处于中部地区的晋商、徽商。
这一现象令很多湖北人不服，因为湖北自古以来就有重商文化。
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说的就是楚国的商贩、农民、工匠、店主不废时失业，一切井井有条。
“在战国时期，其他国家将‘士、农、工、商’列为四民，而楚国的四民为‘商、农、工、贾’，把商放在首位，足见楚国对商人的重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湖北楚国历史文化学会会长刘玉堂认为，湖北的重商文化源远流长。
楚商的兴旺，自唐宋一直延续到明清，随着汉口开埠发展到顶峰，九省通衢的武汉坐拥汉江、长江两条内河之便，发展迅猛，一时间“驾乎津门，直逼沪上”，成为全国经济中心。
“正因为‘货到汉口活’，那时人们多称湖北商人为‘汉商’。”刘玉堂说，跟其他地方以省份简称为商帮名称不同的是，明清时代对湖北商人的称呼，叫“鄂商”的反倒不多。
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刘玉堂认为，地理优势虽成就了大武汉，却也让“汉商”更多的只是做转手买卖的“二道贩子”。用现在的话说，当时“汉商”主要从事的是商业产业链中的集散销售环节，既没有涉足上游产品制造工序，也很少向下游的店铺门店延伸。反观同样兴盛于明清时代的晋商和徽商，其地理环境虽无法与武汉相比，但正因如此，他们反而被逼上华山一条路，纷纷从山里走出来，将生意做到全国各地，其佼佼者莫过于一代晋商乔致庸。最辉煌时，乔氏家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
慢慢地，守着码头做生意的“汉商”，反而没有全国各地抱团创事业的晋商、徽商名头响。另外，又因为武汉的地理位置在中国版图上相当重要，历来是“四战之地”，从辛亥革命到武汉抗战，战火连连对商业冲击较大，“汉商”也逐渐势衰。
而从张之洞督鄂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武汉的经济以重工业为主，一直是工业重镇。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批“武字头”国企落户武汉，筑起国家工业脊梁。相对国企，湖北民营经济发展滞后。
敢为人先崛起新楚商
没有大的作为，并不代表楚商就从此隐退。江浩认为，历经三千年传承的楚商文化，已深深在荆楚大地烙下印记。只要外部条件稍微开一道口子，敢为人先的楚商就能破茧成蝶。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政策。1979年9月，武汉市政府率先在全国恢复个体户，重新开放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当时，第一批办理了103个营业执照。国内外经济学家研究汉正街发展史，一致认为这103户是中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先行者、探索者。
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靠胆量致富的年代，不仅经商需要胆量，当企业家更需要胆量。1985年，还在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天鹅镇当赤脚医生的刘宝林毅然决定下海，承包镇上供销社医药批发部，做医药批发生意。靠着诚信经营和一股韧劲，刘宝林的生意越做越大，到现在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民营医药流通企业，他本人身价早已过百亿元，数次登上湖北首富宝座。 1992年邓小平南巡，再次为中国民营企业撕开一道“口子”。那一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纷纷主动下海创业，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92派”现象。而“92派”中的杰出代表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毛振华等都是湖北人。如今，他们已是中国企业界出类拔萃的人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推进，楚商的活力得以进一步释放。
精明的“九头鸟”不仅商业嗅觉灵敏，还擅于借势发力。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心在哪里，楚商的脚步就走到哪里。珠三角沿海地区率先开放，武汉人谢敬在广东创立了深圳雅图科技文化集团。2014年，雅图投影仪品牌与市场份额在全球排名前四，是国内唯一与世界500强竞争并不断超越的投影企业。
恰逢上海浦东开放热潮，湖北仙桃人陆风，来到上海创办了上海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填补了国内金融数据服务行业空白。如今，Wind资讯正与全球三巨头彭博社、汤姆逊集团、路透社等公司展开竞争。
在西部大开发浪潮中，湖北黄陂人刘革新在四川创立了科伦实业集团。10余年来，他率领公司成长为全球最大的输液设备制造商。2012年-2013年，在四川上市公司富豪榜中，刘革新连续两年力压刘永好蝉联富豪榜冠军。
2006年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后，湖北本土楚商更是迎来了新一轮快速扩张。在由全国工商联每年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2005年湖北企业占10席，到了2010年便增加到16席。此后，湖北企业在该榜单中一直占有15-18席，上榜数量持续多年位居中部第一。
新一代楚商，正以新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抱团协作开启新征程
楚商崛起的势头令人欣喜。但事实上，很多人心里都清楚，楚商若想走得更远、品牌打得更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以2014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为例，尽管湖北有15家企业上榜，引领中部六省，但这一成绩与发达省份的差距巨大：浙江上榜企业有138家，江苏有96家，山东有54家。另外，湖北民营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在前100强企业中，湖北只有九州通1家入围，其余14家排名均靠后。
“相比浙商、粤商，楚商一直未成大气候。”楚商联合会会长、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认为，楚商这种现状，既有湖北所面临的经济大环境原因，也有楚商自身原因，比如商人气息太重，企业家精神不足。
在陈东升看来，商人唯利是图，哪里有钱就往哪里去；而企业家则会为一种信念去坚守，哪怕暂时的挫折，也会坚持下去，直到取得最终的成功。“这也是为什么湖北境内很少有全国知名的民营企业，而很多湖北人却在省外生意做得很大的原因。”
而楚商另一个被人们所诟病的现象，则是未能抱团发展。业内流传着“一个湖北人一条龙，三个湖北人一条虫”的顺口溜，这种说法虽有失偏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九头鸟”好内斗。到省外发展的湖北商人，很多未打楚商牌，是独自打天下——这显然不利于做大做强楚商品牌。
刘玉堂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楚商身上的三个不足：重情感，轻理智——缺乏长远谋划；重开拓，轻守恒——缺乏持久毅力；重竞争，轻协作——不够团结。
在新一代楚商迎来良好发展势头之际，如何提升楚商群体整体战斗力，如何扬长避短，成为政府和企业家必须解决的问题。
抱团协作，首先从统一称呼开始。鉴于外界对湖北商人一直以来有鄂商、汉商、荆商等多种称谓，2011年7月22日至8月3日，湖北省工商联面向社会开展了湖北商人征名定名活动，投票结果显示，赞成“楚商”的票数最高。湖北省政府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湖北商人正式定名为“楚商”。
统一称呼，开启了湖北重商文化新征程。2012年6月，“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理念，被写进湖北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强调政府部门要为企业当好“保姆”；2013年12月，湖北在全国率先晒出省级行政权力清单，减少省级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3708项。湖北由此成为全国行政审批事项最少的省份；2014年，湖北国税、地税部门为九成小微企业减免各项税收20亿元……
“实际上，楚商大会也是在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召开的。”江浩说，楚商大会就是要广泛联络海内外楚商，开展文化与经济交流，汇聚智慧力量，互相取长补短，抱团协作，增强楚商凝聚力。
三千年沧海桑田，只是历史长河的惊鸿一瞥。但三千年孕育的楚商文化，已扎根于湖北人民心底，这种“筚路蓝缕，开放包容，崇文尚智，守信重义”的楚商精神，必将激励新一代楚商砥砺前行。（支点杂志2015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