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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时期，西方艺术风格与设计思想传入中国，在书籍装帧界，以鲁迅为首的先进人士开始了对书籍设计的变革。中西合璧、文化交融，西方艺术风格极大地推动了民国书籍设计的发展进步。本文分析西方艺术风格传入与传播的社会背景，对相关案例进行研究，探讨西方艺术风格在书籍设计中的具体应用与啟示。
关键词：民国;书籍设计;西方艺术风格;研究
中图分类号：J5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8-0-02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政治格局不断变化，新技术、新文化、新思想对社会各界产生不断的冲击。五四运动后，许多国外留学的艺术家回到中国，带回了西方的现代艺术思潮，西方各种流行艺术风格开始与中国本土艺术设计领域进行试探性的融合。民国时期是中国书籍设计领域从传统装帧向现代设计演变的重要过渡时期，鲁迅、陶元庆等人组成的早期书籍设计团体不断扩大发展，民国时期的书籍设计在与西方艺术风格的融合过程中呈现出百花齐放、精彩纷呈的景象。
1 民国社会背景下西方艺术风格的传播
1.1 思想领域“西学东渐”
艺术设计与社会环境、文化思想紧密相连[1]。辛亥革命后，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须从文化领域冲击封建思想、打破封建樊篱，由此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新青年》杂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给政治家、文学家传播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思想提供了肥沃土壤，杂志的封面设计与内部文章，处处具有西学东渐的影子。从设计角度看来，《新青年》摆脱了传统书籍设计的图样，书籍的装帧、封面、文字设计都开始明显地展现出西方艺术风格的迹象。作为一本思想内涵丰富的刊物，《新青年》在社会上发挥了政治宣传、鼓舞意志的重要功能，同时也记录了当时中西方思想与文化的碰撞。
1.2 鲁迅倡导“拿来主义”
民国时期并无书籍设计师这一职业，当时的学者精通书法绘画，他们通常亲自设计自著封面，引导着时代的审美[2]。鲁迅倡导“拿来主义”，在日留学期间，他接触了大量欧洲与日本的艺术作品，并广泛收集各国艺术家的版画、插画，编撰出版了《引玉集》。鲁迅注重挖掘书籍自身的文化内涵，将西方设计元素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结合[3]，他所倡导的“拿来主义”打破了传统书籍千篇一律的形式，对民国书籍设计者与书籍设计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中国近现代书籍设计实现了多元化发展。
1.3 凸版印刷占据主导
19世纪末，随着石印技术以及西方机械化凸版印刷技术的传入，传统线装不再是最常用的装帧方式，印刷向现代的铅印平装形式靠拢。清末，铅铜版凸版印刷在部分地区盛行，到了民国时期，凸版印刷技术进一步发展，西方技术与中国现有技术融合，凸版印刷成为当时的主导印刷方式[4]。虽然凸版印刷无法与现代的彩色印刷技术相提并论，但已经可以清晰地印出鲜亮的色彩与文字，艺术家们通过拓印、木刻版画等方式进行书籍设计[5]。除印刷技术的进步外，“开本”概念的出现、进口纸张也为民国书籍设计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民国书籍设计中西方艺术风格的应用
2.1 强调自然装饰的新艺术风格
新艺术运动由工艺美术运动发展而来，强调自然，推崇手工，主张植物装饰和无序的弧形线条[6]。叶灵凤、闻一多等众多艺术家极为推崇主张自然且极富装饰性的新艺术风格。
英国插图家、装帧艺术家比亚兹莱的装饰绘画与设计作品唯美浪漫且自然，颇具东方趣味，叶灵凤对其风格的汲取与效仿十分明显，在他的《读书随笔》《灵凤小说集》等封面，以及《残夜》《幻象》等插图中所塑造的人物皆柔和婀娜，带有颓废之感，在主体画面的周边用植物花纹作为装饰，设计的作品从线条到构图都展现出了浓郁的唯美意味，充满了东方抒情的意蕴[7]。鲁迅对叶灵凤的艺术风格并不持支持态度，但人们依旧不能否定叶灵凤为书籍设计的发展赋予了丰富的艺术价值和时代意义[8]。在以比亚兹莱为代表的新艺术风格得到广泛传播后，书籍的封面设计常置入自然卷曲的植物纹样、装饰性的图案，体现出一种唯美浪漫的风格，在视觉上为书籍设计增添了自然唯美感，展现了意境上的独特艺术性[9]。民国时期的设计师与艺术家们通过新艺术风格的线条发现了现代性的形式语言;知识分子与先进青年在倡导新艺术风格的人物身上寻到了不同的思想路径与社会价值观;民众们在叶灵凤等新艺术风格追随者的创作中形成了自己对书籍设计的艺术喜好与文化消费习惯[10]。
2.2 推崇鲜明大胆的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传播范围广且包含种类极多，对民国时期书籍封面的形式风格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影响较大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立体主义将画面解析重组;达达主义用拼贴的方式设计版式;未来主义打破了古典版式的枷锁;超现实主义推动思维在设计中的导向作用[11]。鲜明大胆的现代主义艺术风格丰富了设计语言，也使得设计师们通过借鉴和尝试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意，推动书籍封面设计在思想与创意上的发展与突破[12]。
钱君匋为沈雁冰《欧洲大战与文学》一书所设计的封面就极富现代主义特色，封面运用一些英文的报纸进行剪贴和排列拼贴，加入和融合了一些图案设计，使得形象被抽象化，表现出达达主义的特征[13]。此外，德国包豪斯的无衬线字体也被应用到民国的书籍设计中，大量书籍的字体设计尝试运用无衬线形式，由此，这一具有现代主义鲜明特色的无衬线字体得以在封面与内页的文字中广泛应用，成为突破传统字体模式禁锢的重要标志[14]。民国中后期，书籍设计的政治宣传功能大大加强，无论解放区、国统区还是沦陷区，现代主义都因其简洁朴素又庄严大方的艺术风格被广泛应用，具有鼓舞士气、传递进步政治意识的重要作用。为宣传生产与抗战，在书籍的具体设计中采用了便于印刷又富有感染力的文字图形，鲜明大胆地使用各种字体与色彩。
2.3 注重简洁强烈的构成主义 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俄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大大的激励作用，知识分子们对建成新社会的希冀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促使构成主义风格的兴起与流行。构成主义使用大量的色块与几何线条，抽象运用充满机械美感的文字图形与色彩，呈现出简洁强烈的视觉效果[15]。
1945年左翼作家冯雪峰出版了杂文集《有进无退》，这本杂文集的封面设計从色彩到线条元素都充满现代感，很明显是受俄国构成主义代表人物李西斯基的影响。《有进无退》的封面元素较为简单，但黄色纸张上的红黑二色，抽象的大三角形块面、弯曲的红色粗线条、透视感极强且尖锐方正的字体都是设计者对构成主义各视觉元素的强化运用与对书籍意义的抽象化描述[16]。构成主义充满了浓烈的政治意味，在俄国的发展时间并不长，后传入我国，鲁迅先生首先认识到构成主义的魅力，大力推广这一艺术风格，在他的许多书籍设计作品中都体现了构成主义风格。受鲁迅先生“拿来主义”思想的影响，一些才华横溢的青年设计师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将先锋大师们的思想与实践传播得更远[17]，同时在实践时融入更多的东方古典风格，因此，民国书籍设计通常具备简洁强烈的构成主义美感与本土特色。
3 西方艺术风格对民国书籍设计的启示
3.1 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民国时期，西方不同的艺术风格在时间与空间的变迁更迭中被流传、解读、延展，接着以具有本土意味的形式出现在中国的书籍设计中[18]。这不仅是当时设计师们“消化吸收”西方艺术风格与设计观念的体现，也是本土的民族性与西方的现代性进行激流交汇的结果，是当时盘互交错的社会力量与书籍设计师们的双向反馈[19]。民国时期，书籍设计在政治时局、先进分子、技术变革的各方推动下得以中西合璧，书籍设计为思想解放服务的定位意味着艺术解放，书籍设计界百花齐放，书籍设计艺术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中国传统书籍设计在时代变迁中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改进，当前时代，书籍设计师们也需汲取西方艺术风格中的先进元素，纳为己用，才不至于闭门造车，导致设计出的书籍丑陋、缺少文化内涵，与时代脱节。
3.2 去其糟粕，反哺民族
吸收西方艺术风格，应用于本土书籍设计，并不意味着“全盘西化”。民国时期，书籍设计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纯粹“拿来”的过程，在这段时期，书籍封面常出现直接原封不动应用西方某种艺术风格的情况，缺少提取再造的过程[20]，使得这些书籍的封面设计千篇一律、毫无特色，并没有给中国的书籍设计注入新鲜血液，许多书籍封面无法准确表达书籍的内涵与主题，丧失了书籍封面设计的个性与民族性[21]。在书籍设计中实行“拿来”，并不是全盘接受客观或主观上定义的优秀对象，而是有选择、有底线地“拿”，需要以本民族特有的文化、风格为基底，加以改造和利用[22]。中西结合、中体西用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弘扬和发展本国文化与民族个性，经过理解、吸收、再造等一系列过程，让西方设计理念的精华与本民族精神融合，反哺民族文化与未来设计。
4 结语
由于民国时期社会时局风云变幻，科学技术也不十分先进，设计理念较为落后，民国的书籍设计难免存在不足，但在设计过程中对西方艺术风格的汲取与转化充满了积极的时代意义。从民国到现代，设计师们进行书籍装帧设计，都需要对西方艺术风格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传承中国书籍的内在意蕴，广纳文风、中西并进，既保留传统文化的古典之美，又紧跟时代发展。
参考文献：
[1] 陶皓淼，耿植荣.浅析文化思想的繁荣对美术作品的影响[J].艺术科技，2020（21）：125-126.
[2] 管佩佩，金晓雯.日本浮世绘的形式及其社会学研究[J].美术教育研究，2020（21）：46-47.
[3] 夏宇蔚，陆怡婷.汉字符号的视觉传达及创意策略探析[J].艺术科技，2020（21）：33-34.
[4] 李飞扬.差异化社会环境下象征主义的发展路径——以古斯塔夫·莫罗、克利姆特为例[J].艺术科技，2020，33（23）：65-66.
[5] 董文君，孙献华.木版年画和现代纤维软雕塑的契合[J].美术教育研究，2020（14）：75-76.
[6] 戴寅，李好，缪玲.中式卷草纹与日式唐草纹的差异对比与实际应用[J].艺海，2020（4）：152-153.
[7] 刘明珠，展云锋，陈周翔.南京古牌坊的装饰艺术研究与现代设计借鉴[J].艺术科技，2020，33（23）：164-165.
[8] 吴歆悦，李雪艳.艺术中的雅俗文化之辨析[J].美术教育研究，2020（20）：52-53，57.
[9] 袁熙旸.新艺术的余辉——20世纪20年代中国书籍装帧界的“比亚兹莱热”[J].装饰，2007（05）：26-29.
[10] 李妍欣. 20世纪欧美摇滚乐唱片封面设计的视觉表达研究[J].艺术科技，2020（21）：31-32.
[11] 黄滢，孙佳慧.超现实主义在景观拼贴图绘中的运用[J].艺术科技，2020，33（21）：25-26.
[12] 周卫臣.孙献华.浅析西方古典绘画中的美学特征[J].美术教育研究，2020（9）：22-23，27
[13] 汪静，杨杰.旅游目的地产品包装创新设计的“点”“线”“面”[J].美术教育研究，2019（11）：74-76.
[14] 张含之，范雯云，缪玲.探寻建筑大师贝聿铭作品中的几何艺术——以苏州博物馆为例[J].艺术科技，2020，33（23）：31-32.
[15] 任宏，蒋晖.浅谈密斯·凡·德·罗对现代建筑的影响[J].美术教育研究，2020（10）：92-93，98.
[16] 李嘉婕，曹磊，朱宇婷.浪漫主义绘画的创作过程及代表作欣赏[J].艺术科技，2020（21）：13-14.
[17] 李少波.构成主义在中国——以民国期间的封面设计为例[J].装饰，2011（10）：44-47.
[18] 夏爱爱，汪瑞霞.“象思维”：一种“取象比类”的设计思维范式[J].美术教育研究，2020（20）：58-59.
[19] 王维依，蒋晖.论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的历史源流[J].美术教育研究，2020（18）：54-55.
[20] 郭家利，张宇，黄婕.从“五感理论”的角度探索现代立体书设计[J].艺术科技，2020（20）：44-45.
[21] 吴双双，李永昌，孙云鸿.宋代文人画审美与现代平面设计[J].美术教育研究，2020（2）：60-61.
[22] 雷浩然，王艺，孙琦.浅析书籍生态设计的创新与研究[J].艺术科技，2020，33（24）：32-33.
作者简介：薛锦慧（1998—），女，江苏苏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
周杨静（1977—），女，江苏南京人，硕士，副教授，系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广告设计、包装系统设计。
关键词：民国;书籍设计;西方艺术风格;研究
中图分类号：J5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8-0-02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政治格局不断变化，新技术、新文化、新思想对社会各界产生不断的冲击。五四运动后，许多国外留学的艺术家回到中国，带回了西方的现代艺术思潮，西方各种流行艺术风格开始与中国本土艺术设计领域进行试探性的融合。民国时期是中国书籍设计领域从传统装帧向现代设计演变的重要过渡时期，鲁迅、陶元庆等人组成的早期书籍设计团体不断扩大发展，民国时期的书籍设计在与西方艺术风格的融合过程中呈现出百花齐放、精彩纷呈的景象。
1 民国社会背景下西方艺术风格的传播
1.1 思想领域“西学东渐”
艺术设计与社会环境、文化思想紧密相连[1]。辛亥革命后，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须从文化领域冲击封建思想、打破封建樊篱，由此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新青年》杂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给政治家、文学家传播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思想提供了肥沃土壤，杂志的封面设计与内部文章，处处具有西学东渐的影子。从设计角度看来，《新青年》摆脱了传统书籍设计的图样，书籍的装帧、封面、文字设计都开始明显地展现出西方艺术风格的迹象。作为一本思想内涵丰富的刊物，《新青年》在社会上发挥了政治宣传、鼓舞意志的重要功能，同时也记录了当时中西方思想与文化的碰撞。
1.2 鲁迅倡导“拿来主义”
民国时期并无书籍设计师这一职业，当时的学者精通书法绘画，他们通常亲自设计自著封面，引导着时代的审美[2]。鲁迅倡导“拿来主义”，在日留学期间，他接触了大量欧洲与日本的艺术作品，并广泛收集各国艺术家的版画、插画，编撰出版了《引玉集》。鲁迅注重挖掘书籍自身的文化内涵，将西方设计元素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结合[3]，他所倡导的“拿来主义”打破了传统书籍千篇一律的形式，对民国书籍设计者与书籍设计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中国近现代书籍设计实现了多元化发展。
1.3 凸版印刷占据主导
19世纪末，随着石印技术以及西方机械化凸版印刷技术的传入，传统线装不再是最常用的装帧方式，印刷向现代的铅印平装形式靠拢。清末，铅铜版凸版印刷在部分地区盛行，到了民国时期，凸版印刷技术进一步发展，西方技术与中国现有技术融合，凸版印刷成为当时的主导印刷方式[4]。虽然凸版印刷无法与现代的彩色印刷技术相提并论，但已经可以清晰地印出鲜亮的色彩与文字，艺术家们通过拓印、木刻版画等方式进行书籍设计[5]。除印刷技术的进步外，“开本”概念的出现、进口纸张也为民国书籍设计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民国书籍设计中西方艺术风格的应用
2.1 强调自然装饰的新艺术风格
新艺术运动由工艺美术运动发展而来，强调自然，推崇手工，主张植物装饰和无序的弧形线条[6]。叶灵凤、闻一多等众多艺术家极为推崇主张自然且极富装饰性的新艺术风格。
英国插图家、装帧艺术家比亚兹莱的装饰绘画与设计作品唯美浪漫且自然，颇具东方趣味，叶灵凤对其风格的汲取与效仿十分明显，在他的《读书随笔》《灵凤小说集》等封面，以及《残夜》《幻象》等插图中所塑造的人物皆柔和婀娜，带有颓废之感，在主体画面的周边用植物花纹作为装饰，设计的作品从线条到构图都展现出了浓郁的唯美意味，充满了东方抒情的意蕴[7]。鲁迅对叶灵凤的艺术风格并不持支持态度，但人们依旧不能否定叶灵凤为书籍设计的发展赋予了丰富的艺术价值和时代意义[8]。在以比亚兹莱为代表的新艺术风格得到广泛传播后，书籍的封面设计常置入自然卷曲的植物纹样、装饰性的图案，体现出一种唯美浪漫的风格，在视觉上为书籍设计增添了自然唯美感，展现了意境上的独特艺术性[9]。民国时期的设计师与艺术家们通过新艺术风格的线条发现了现代性的形式语言;知识分子与先进青年在倡导新艺术风格的人物身上寻到了不同的思想路径与社会价值观;民众们在叶灵凤等新艺术风格追随者的创作中形成了自己对书籍设计的艺术喜好与文化消费习惯[10]。
2.2 推崇鲜明大胆的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传播范围广且包含种类极多，对民国时期书籍封面的形式风格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影响较大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立体主义将画面解析重组;达达主义用拼贴的方式设计版式;未来主义打破了古典版式的枷锁;超现实主义推动思维在设计中的导向作用[11]。鲜明大胆的现代主义艺术风格丰富了设计语言，也使得设计师们通过借鉴和尝试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意，推动书籍封面设计在思想与创意上的发展与突破[12]。
钱君匋为沈雁冰《欧洲大战与文学》一书所设计的封面就极富现代主义特色，封面运用一些英文的报纸进行剪贴和排列拼贴，加入和融合了一些图案设计，使得形象被抽象化，表现出达达主义的特征[13]。此外，德国包豪斯的无衬线字体也被应用到民国的书籍设计中，大量书籍的字体设计尝试运用无衬线形式，由此，这一具有现代主义鲜明特色的无衬线字体得以在封面与内页的文字中广泛应用，成为突破传统字体模式禁锢的重要标志[14]。民国中后期，书籍设计的政治宣传功能大大加强，无论解放区、国统区还是沦陷区，现代主义都因其简洁朴素又庄严大方的艺术风格被广泛应用，具有鼓舞士气、传递进步政治意识的重要作用。为宣传生产与抗战，在书籍的具体设计中采用了便于印刷又富有感染力的文字图形，鲜明大胆地使用各种字体与色彩。
2.3 注重简洁强烈的构成主义 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俄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大大的激励作用，知识分子们对建成新社会的希冀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促使构成主义风格的兴起与流行。构成主义使用大量的色块与几何线条，抽象运用充满机械美感的文字图形与色彩，呈现出简洁强烈的视觉效果[15]。
1945年左翼作家冯雪峰出版了杂文集《有进无退》，这本杂文集的封面设計从色彩到线条元素都充满现代感，很明显是受俄国构成主义代表人物李西斯基的影响。《有进无退》的封面元素较为简单，但黄色纸张上的红黑二色，抽象的大三角形块面、弯曲的红色粗线条、透视感极强且尖锐方正的字体都是设计者对构成主义各视觉元素的强化运用与对书籍意义的抽象化描述[16]。构成主义充满了浓烈的政治意味，在俄国的发展时间并不长，后传入我国，鲁迅先生首先认识到构成主义的魅力，大力推广这一艺术风格，在他的许多书籍设计作品中都体现了构成主义风格。受鲁迅先生“拿来主义”思想的影响，一些才华横溢的青年设计师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将先锋大师们的思想与实践传播得更远[17]，同时在实践时融入更多的东方古典风格，因此，民国书籍设计通常具备简洁强烈的构成主义美感与本土特色。
3 西方艺术风格对民国书籍设计的启示
3.1 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民国时期，西方不同的艺术风格在时间与空间的变迁更迭中被流传、解读、延展，接着以具有本土意味的形式出现在中国的书籍设计中[18]。这不仅是当时设计师们“消化吸收”西方艺术风格与设计观念的体现，也是本土的民族性与西方的现代性进行激流交汇的结果，是当时盘互交错的社会力量与书籍设计师们的双向反馈[19]。民国时期，书籍设计在政治时局、先进分子、技术变革的各方推动下得以中西合璧，书籍设计为思想解放服务的定位意味着艺术解放，书籍设计界百花齐放，书籍设计艺术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中国传统书籍设计在时代变迁中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改进，当前时代，书籍设计师们也需汲取西方艺术风格中的先进元素，纳为己用，才不至于闭门造车，导致设计出的书籍丑陋、缺少文化内涵，与时代脱节。
3.2 去其糟粕，反哺民族
吸收西方艺术风格，应用于本土书籍设计，并不意味着“全盘西化”。民国时期，书籍设计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纯粹“拿来”的过程，在这段时期，书籍封面常出现直接原封不动应用西方某种艺术风格的情况，缺少提取再造的过程[20]，使得这些书籍的封面设计千篇一律、毫无特色，并没有给中国的书籍设计注入新鲜血液，许多书籍封面无法准确表达书籍的内涵与主题，丧失了书籍封面设计的个性与民族性[21]。在书籍设计中实行“拿来”，并不是全盘接受客观或主观上定义的优秀对象，而是有选择、有底线地“拿”，需要以本民族特有的文化、风格为基底，加以改造和利用[22]。中西结合、中体西用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弘扬和发展本国文化与民族个性，经过理解、吸收、再造等一系列过程，让西方设计理念的精华与本民族精神融合，反哺民族文化与未来设计。
4 结语
由于民国时期社会时局风云变幻，科学技术也不十分先进，设计理念较为落后，民国的书籍设计难免存在不足，但在设计过程中对西方艺术风格的汲取与转化充满了积极的时代意义。从民国到现代，设计师们进行书籍装帧设计，都需要对西方艺术风格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传承中国书籍的内在意蕴，广纳文风、中西并进，既保留传统文化的古典之美，又紧跟时代发展。
参考文献：
[1] 陶皓淼，耿植荣.浅析文化思想的繁荣对美术作品的影响[J].艺术科技，2020（21）：125-126.
[2] 管佩佩，金晓雯.日本浮世绘的形式及其社会学研究[J].美术教育研究，2020（21）：46-47.
[3] 夏宇蔚，陆怡婷.汉字符号的视觉传达及创意策略探析[J].艺术科技，2020（21）：33-34.
[4] 李飞扬.差异化社会环境下象征主义的发展路径——以古斯塔夫·莫罗、克利姆特为例[J].艺术科技，2020，33（23）：65-66.
[5] 董文君，孙献华.木版年画和现代纤维软雕塑的契合[J].美术教育研究，2020（14）：75-76.
[6] 戴寅，李好，缪玲.中式卷草纹与日式唐草纹的差异对比与实际应用[J].艺海，2020（4）：152-153.
[7] 刘明珠，展云锋，陈周翔.南京古牌坊的装饰艺术研究与现代设计借鉴[J].艺术科技，2020，33（23）：164-165.
[8] 吴歆悦，李雪艳.艺术中的雅俗文化之辨析[J].美术教育研究，2020（20）：52-53，57.
[9] 袁熙旸.新艺术的余辉——20世纪20年代中国书籍装帧界的“比亚兹莱热”[J].装饰，2007（05）：26-29.
[10] 李妍欣. 20世纪欧美摇滚乐唱片封面设计的视觉表达研究[J].艺术科技，2020（21）：31-32.
[11] 黄滢，孙佳慧.超现实主义在景观拼贴图绘中的运用[J].艺术科技，2020，33（21）：25-26.
[12] 周卫臣.孙献华.浅析西方古典绘画中的美学特征[J].美术教育研究，2020（9）：22-23，27
[13] 汪静，杨杰.旅游目的地产品包装创新设计的“点”“线”“面”[J].美术教育研究，2019（11）：74-76.
[14] 张含之，范雯云，缪玲.探寻建筑大师贝聿铭作品中的几何艺术——以苏州博物馆为例[J].艺术科技，2020，33（23）：31-32.
[15] 任宏，蒋晖.浅谈密斯·凡·德·罗对现代建筑的影响[J].美术教育研究，2020（10）：92-93，98.
[16] 李嘉婕，曹磊，朱宇婷.浪漫主义绘画的创作过程及代表作欣赏[J].艺术科技，2020（21）：13-14.
[17] 李少波.构成主义在中国——以民国期间的封面设计为例[J].装饰，2011（10）：44-47.
[18] 夏爱爱，汪瑞霞.“象思维”：一种“取象比类”的设计思维范式[J].美术教育研究，2020（20）：58-59.
[19] 王维依，蒋晖.论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的历史源流[J].美术教育研究，2020（18）：54-55.
[20] 郭家利，张宇，黄婕.从“五感理论”的角度探索现代立体书设计[J].艺术科技，2020（20）：44-45.
[21] 吴双双，李永昌，孙云鸿.宋代文人画审美与现代平面设计[J].美术教育研究，2020（2）：60-61.
[22] 雷浩然，王艺，孙琦.浅析书籍生态设计的创新与研究[J].艺术科技，2020，33（24）：32-33.
作者简介：薛锦慧（1998—），女，江苏苏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
周杨静（1977—），女，江苏南京人，硕士，副教授，系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广告设计、包装系统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