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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1月底的一个秋夜，纽约曼哈顿第七大道上传来一声巨响。斯塔德勒酒店的门卫一边大喊“有人跳楼”，一边冲进大厅。夜班经理发现，出事的是10楼的1018A房间，住客登记簿上有两个名字：弗兰克·奥尔森和罗伯特·拉什布鲁克。
警察很快来到现场。1018A房间的窗户是开着的。当警察推开通往浴室的门时，拉什布鲁克正坐在马桶上，双手抱头。他说自己一直在睡觉，“听到声音，然后就醒了”。
夜班经理心头一动，问接线员是否有从1018A房间拨出的电话。他的直觉是准确的——确实有人往纽约长岛打过电话，号码的主人是哈罗德·艾布拉姆森。艾布拉姆森医生有两重秘密身份：迷幻药专家、中央情报局的合作伙伴。
次日一早，奥尔森的妻子和3个孩子被告知，奥尔森从酒店客房“跌落身亡”。不寻常的是，家属始终没能见到奥尔森的遗体，在葬礼现场，他的棺椁被封得严严实实。
事情似乎到此为止，实际上却刚刚开始。
中情局试图控制人类思维
弗兰克·奥尔森并非等闲之辈。二战期间，他是首批被派往美国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生物战争实验室的科研精英之一。他的同事中包括了一些被秘密带到美国的纳粹德国科学家。一段时间里，他们致力于研究气溶胶技术——向敌人喷射细菌或毒素，以及抵御此类攻击的方法。
奥尔森很快成为这个领域的权威。随着东西方冷战拉开帷幕，美国军方和中情局成立了“特别行动司”，奥尔森是该机构的创始成员和第二任主管。
按照美国作家斯蒂芬·金泽在新著《大毒枭：西德尼·戈特利布和中央情报局对精神控制的尝试》中的说法，奥尔森的专长是“在空气中散播病原体”。他为中情局研制了一系列致命的生化武器，将葡萄球菌肠毒素、委内瑞拉马脑脊髓炎和炭疽病毒填充在便于携带的容器里，伪装成剃须膏、驱蚊剂、打火机和口红等日用品。
1953年初，奥尔森正式入职中情局。在这个神秘的部门，他结识了西德尼·戈特利布及其副手罗伯特·拉什布鲁克，三人一同负责执行代号为MK-Ultra的绝密项目。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戈特利布监督着中情局的医学实验和“特别审讯”项目，数以百计的囚犯被他折磨，很多人陷入永久性精神障碍。为了赢得与苏联的竞争，彼时的中情局格外痴迷于寻找控制人类思维的方法，如果成功，其军事和情报价值不言而喻。
MK-Ultra正是一项高度机密的精神控制实验——给人注射一定剂量的迷幻药，观察效果。戈特利布想知道：一个人可以承受多少迷幻药，是否存在临界点？药物会粉碎人的思想，摧毁人的意识，只留下一具躯壳，将新的人格植入其中是否可行？
在德特里克堡的实验室里，奥尔森参与了许多实验。1953年5月，他目睹了一名志愿受试的20岁士兵，在吸入沙林神经毒气后口吐白沫、倒地抽搐，很快死去。一个月后，他在德国的中情局实验室内看到一些人痛苦不堪地死于他的发明。一份报告称，奥尔森“对他所见的情况深感不安”，“表现出不想对这些事实保密的迹象”。
科学家们身陷“致命酒局”
1953年11月18日，奥尔森接到邀请，要他前去马里兰州西部深溪湖的一个小木屋参加聚会。这是戈特利布每过几个月就会召集的惯常活动之一。与会者一共9人，分别来自中情局MK-Ultra项目和美国陆军化学战部门，彼此非常熟络。
活动起初，一切都很平静。次日晚上，这群人聚在一起吃饭。拉什布鲁克为大伙儿倒了酒，包括奥尔森在内的几人很快酩酊大醉。20分钟后，戈特利布突然问，是否有人感到“奇怪”，随后宣布了一个可怕的消息：饮料中添加了迷幻药。
即使已经喝醉，与会者还是被吓了一跳。很快，所有人被药效带入了幻觉的世界。戈特利布后来报告说，他们“又吵又笑……无法继续开会，也无法进行理智的对话”。
第三天早上，奥尔森回到办公室，仿佛变了个人。11月23日上午，奥尔森的上司文森特·鲁维特注意到，奥尔森的情绪异常激动，满腹疑虑和恐惧。
此时，MK-Ultra项目已经进行了7个月。作为美国政府最大的秘密之一，总共只有24人知道它的真面目;更麻烦的是，极少数知情者中，有人因迷幻剂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
服用迷幻药后的第6天，奥尔森的状态仍然很糟。鲁维特向戈特利布报告了这一情况，后者下令将奥尔森送到纽约的哈罗德·艾布拉姆森医生那里。11月27日，在拉什布鲁克的陪伴下，奥尔森离开诊所，入住斯塔德勒酒店。拉什布鲁克回忆说，奥尔森情绪不错，还念叨着住院期间要读什么书，他“几乎就是我在实验前认识的奥尔森博士”。
两人住进房间，奥尔森洗漱完毕后，看了一会儿电视就躺下休息了。
谁也想不到，次日凌晨2时25分，奥尔森从客房的窗户“飞”了出去。
是實验失误还是欲盖弥彰
事发后，中央情报局娴熟地掩盖了这起“意外”。警方不进行调查，死者家属“情绪稳定”。《大毒枭：西德尼·戈特利布和中央情报局对精神控制的尝试》一书称，处理这件事的中情局特工名叫詹姆斯·麦考德，日后成了水门事件的主角之一。官方结论是：奥尔森“在跳楼或跌倒后”死于多处骨折。
对中情局来说，危险并未真正解除。1975年6月12日，《华盛顿邮报》旧事重提，称奥尔森服用了迷幻药，从酒店窗户跳了出去。受水门事件影响，当时的中情局在美国国内处于“落水狗”境地，各路记者随即涌向中情局总部所在地——弗吉尼亚州兰利。
奥尔森的亲属也打破了沉默。他的遗孀爱丽丝发表声明说，全家人决定“在两周内对中情局提起诉讼，要求数百万美元的赔偿”。她说：“自1953年以来，我们一直难以接受弗兰克·奥尔森死于无法解释的‘自杀’。他的真实死因被隐瞒了22年。”
这桩陈年旧案甚至令白宫拉响了警报。为避免更多见不得人的秘密被曝光，美国总统福特亲自出马，邀请爱丽丝和她的孩子到白宫，并代表美国政府道歉。遗属们还在兰利会见了中情局局长威廉·科尔比，后者为这件“本不该发生”的“可怕的事情”道歉。
“一些人当时失去了控制。”科尔比说，“他们走得太远了，存在监管问题。”
事件的直接责任人也被揪了出来。看到爱丽丝等人出现，西德尼·戈特利布的第一反应是松了口气。“很高兴你没带家伙来。”这位“毒枭”说，“昨晚我做了个梦，梦见你们来到这扇门前，向我开枪。”1984年年底，他同意对奥尔森一家说明真相。
戈特利布解释了1953年11月19日在深溪湖小屋里发生的一切。他说，作为实验的一部分，奥尔森等人被服用了迷幻药，以观察“如果一名科学家被捕并被下药会发生什么——他会泄露秘密吗”。说着说着，他陷入沉思。“你父亲和我很像。”他告诉奥尔森之子埃里克，“我们都是出于爱国之情才加入的，但我们做得有点过火，做了一些可能不该做的事。”
这是戈特利布最接近忏悔的一次表态。但他拒绝对某些细节进行全面彻底的解释，特别是官方对奥尔森之死的描述为何前后矛盾。
1994年6月2日，调查又迈出了一步。埃里克·奥尔森挖出了父亲的遗体。法医验尸后发现，奥尔森的伤势令人生疑——头颈部没有玻璃碎片，这与他从窗户跳出去的假设不一致。更奇怪的是，奥尔森是仰面着地的，但他左眼上方的骨头却变形了。
“这是奥尔森博士在从1018A房间摔落之前被钝器击打头部的确凿证据。”法医总结道，“我认为，弗兰克·奥尔森是被蓄意抛出窗外的。”
奥尔森被重新安葬的前一天，埃里克召开记者会，宣布对父亲的遭遇有了新的见解：
“1953年11月28日，弗兰克·奥尔森的死是谋杀而非自杀。”埃里克始终坚信，父亲意外离世，并不是由于他是“运气不佳的小白鼠”，而是“有人担心他会泄露20世纪50年代初中情局高度机密的信息，以及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内情”。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青年参考》
2019年10月4日〕
警察很快来到现场。1018A房间的窗户是开着的。当警察推开通往浴室的门时，拉什布鲁克正坐在马桶上，双手抱头。他说自己一直在睡觉，“听到声音，然后就醒了”。
夜班经理心头一动，问接线员是否有从1018A房间拨出的电话。他的直觉是准确的——确实有人往纽约长岛打过电话，号码的主人是哈罗德·艾布拉姆森。艾布拉姆森医生有两重秘密身份：迷幻药专家、中央情报局的合作伙伴。
次日一早，奥尔森的妻子和3个孩子被告知，奥尔森从酒店客房“跌落身亡”。不寻常的是，家属始终没能见到奥尔森的遗体，在葬礼现场，他的棺椁被封得严严实实。
事情似乎到此为止，实际上却刚刚开始。
中情局试图控制人类思维
弗兰克·奥尔森并非等闲之辈。二战期间，他是首批被派往美国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生物战争实验室的科研精英之一。他的同事中包括了一些被秘密带到美国的纳粹德国科学家。一段时间里，他们致力于研究气溶胶技术——向敌人喷射细菌或毒素，以及抵御此类攻击的方法。
奥尔森很快成为这个领域的权威。随着东西方冷战拉开帷幕，美国军方和中情局成立了“特别行动司”，奥尔森是该机构的创始成员和第二任主管。
按照美国作家斯蒂芬·金泽在新著《大毒枭：西德尼·戈特利布和中央情报局对精神控制的尝试》中的说法，奥尔森的专长是“在空气中散播病原体”。他为中情局研制了一系列致命的生化武器，将葡萄球菌肠毒素、委内瑞拉马脑脊髓炎和炭疽病毒填充在便于携带的容器里，伪装成剃须膏、驱蚊剂、打火机和口红等日用品。
1953年初，奥尔森正式入职中情局。在这个神秘的部门，他结识了西德尼·戈特利布及其副手罗伯特·拉什布鲁克，三人一同负责执行代号为MK-Ultra的绝密项目。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戈特利布监督着中情局的医学实验和“特别审讯”项目，数以百计的囚犯被他折磨，很多人陷入永久性精神障碍。为了赢得与苏联的竞争，彼时的中情局格外痴迷于寻找控制人类思维的方法，如果成功，其军事和情报价值不言而喻。
MK-Ultra正是一项高度机密的精神控制实验——给人注射一定剂量的迷幻药，观察效果。戈特利布想知道：一个人可以承受多少迷幻药，是否存在临界点？药物会粉碎人的思想，摧毁人的意识，只留下一具躯壳，将新的人格植入其中是否可行？
在德特里克堡的实验室里，奥尔森参与了许多实验。1953年5月，他目睹了一名志愿受试的20岁士兵，在吸入沙林神经毒气后口吐白沫、倒地抽搐，很快死去。一个月后，他在德国的中情局实验室内看到一些人痛苦不堪地死于他的发明。一份报告称，奥尔森“对他所见的情况深感不安”，“表现出不想对这些事实保密的迹象”。
科学家们身陷“致命酒局”
1953年11月18日，奥尔森接到邀请，要他前去马里兰州西部深溪湖的一个小木屋参加聚会。这是戈特利布每过几个月就会召集的惯常活动之一。与会者一共9人，分别来自中情局MK-Ultra项目和美国陆军化学战部门，彼此非常熟络。
活动起初，一切都很平静。次日晚上，这群人聚在一起吃饭。拉什布鲁克为大伙儿倒了酒，包括奥尔森在内的几人很快酩酊大醉。20分钟后，戈特利布突然问，是否有人感到“奇怪”，随后宣布了一个可怕的消息：饮料中添加了迷幻药。
即使已经喝醉，与会者还是被吓了一跳。很快，所有人被药效带入了幻觉的世界。戈特利布后来报告说，他们“又吵又笑……无法继续开会，也无法进行理智的对话”。
第三天早上，奥尔森回到办公室，仿佛变了个人。11月23日上午，奥尔森的上司文森特·鲁维特注意到，奥尔森的情绪异常激动，满腹疑虑和恐惧。
此时，MK-Ultra项目已经进行了7个月。作为美国政府最大的秘密之一，总共只有24人知道它的真面目;更麻烦的是，极少数知情者中，有人因迷幻剂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
服用迷幻药后的第6天，奥尔森的状态仍然很糟。鲁维特向戈特利布报告了这一情况，后者下令将奥尔森送到纽约的哈罗德·艾布拉姆森医生那里。11月27日，在拉什布鲁克的陪伴下，奥尔森离开诊所，入住斯塔德勒酒店。拉什布鲁克回忆说，奥尔森情绪不错，还念叨着住院期间要读什么书，他“几乎就是我在实验前认识的奥尔森博士”。
两人住进房间，奥尔森洗漱完毕后，看了一会儿电视就躺下休息了。
谁也想不到，次日凌晨2时25分，奥尔森从客房的窗户“飞”了出去。
是實验失误还是欲盖弥彰
事发后，中央情报局娴熟地掩盖了这起“意外”。警方不进行调查，死者家属“情绪稳定”。《大毒枭：西德尼·戈特利布和中央情报局对精神控制的尝试》一书称，处理这件事的中情局特工名叫詹姆斯·麦考德，日后成了水门事件的主角之一。官方结论是：奥尔森“在跳楼或跌倒后”死于多处骨折。
对中情局来说，危险并未真正解除。1975年6月12日，《华盛顿邮报》旧事重提，称奥尔森服用了迷幻药，从酒店窗户跳了出去。受水门事件影响，当时的中情局在美国国内处于“落水狗”境地，各路记者随即涌向中情局总部所在地——弗吉尼亚州兰利。
奥尔森的亲属也打破了沉默。他的遗孀爱丽丝发表声明说，全家人决定“在两周内对中情局提起诉讼，要求数百万美元的赔偿”。她说：“自1953年以来，我们一直难以接受弗兰克·奥尔森死于无法解释的‘自杀’。他的真实死因被隐瞒了22年。”
这桩陈年旧案甚至令白宫拉响了警报。为避免更多见不得人的秘密被曝光，美国总统福特亲自出马，邀请爱丽丝和她的孩子到白宫，并代表美国政府道歉。遗属们还在兰利会见了中情局局长威廉·科尔比，后者为这件“本不该发生”的“可怕的事情”道歉。
“一些人当时失去了控制。”科尔比说，“他们走得太远了，存在监管问题。”
事件的直接责任人也被揪了出来。看到爱丽丝等人出现，西德尼·戈特利布的第一反应是松了口气。“很高兴你没带家伙来。”这位“毒枭”说，“昨晚我做了个梦，梦见你们来到这扇门前，向我开枪。”1984年年底，他同意对奥尔森一家说明真相。
戈特利布解释了1953年11月19日在深溪湖小屋里发生的一切。他说，作为实验的一部分，奥尔森等人被服用了迷幻药，以观察“如果一名科学家被捕并被下药会发生什么——他会泄露秘密吗”。说着说着，他陷入沉思。“你父亲和我很像。”他告诉奥尔森之子埃里克，“我们都是出于爱国之情才加入的，但我们做得有点过火，做了一些可能不该做的事。”
这是戈特利布最接近忏悔的一次表态。但他拒绝对某些细节进行全面彻底的解释，特别是官方对奥尔森之死的描述为何前后矛盾。
1994年6月2日，调查又迈出了一步。埃里克·奥尔森挖出了父亲的遗体。法医验尸后发现，奥尔森的伤势令人生疑——头颈部没有玻璃碎片，这与他从窗户跳出去的假设不一致。更奇怪的是，奥尔森是仰面着地的，但他左眼上方的骨头却变形了。
“这是奥尔森博士在从1018A房间摔落之前被钝器击打头部的确凿证据。”法医总结道，“我认为，弗兰克·奥尔森是被蓄意抛出窗外的。”
奥尔森被重新安葬的前一天，埃里克召开记者会，宣布对父亲的遭遇有了新的见解：
“1953年11月28日，弗兰克·奥尔森的死是谋杀而非自杀。”埃里克始终坚信，父亲意外离世，并不是由于他是“运气不佳的小白鼠”，而是“有人担心他会泄露20世纪50年代初中情局高度机密的信息，以及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内情”。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青年参考》
2019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