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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设施投资银行（AIIB）即将顺利启动，使人们将目光投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2008年兴起的要求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呼声再度高涨。
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对两大组织应起作用也有深刻反思。IMF总裁拉加德日前谈到全球治理问题时，提出构建“新多边主义”的思想。她认为，全球经济力量变化的“新现实”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发展成长，正在寻求新的“选择”，推动着全球治理改革加快步伐，拓展思路。因此，IMF和世界银行别无选择，应该与AIIB等新兴经济体创建的金融机制密切合作，适应“新现实”，以推动世界经济的复苏。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已多次表示，世行将尽力以“创新”的方式与AIIB合作，就制订2015年后新的联合国发展目标一起做出贡献。金墉还推动在世行内部展开对新时代世行作用的广泛讨论，促使世行向投资发展项目为主的“传统模式”回归，即更多侧重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
这两位国际金融机构掌门人的言行，并非心血来潮或是空穴来风，是全球治理现实变化和需要使然。
以世行为例，我们回顾其70年历史。它与IMF一样都创立于二战行将结束之际。2014年世界银行贷款、赠款和其他资金承诺达650亿美元，支持了131个国家的各种项目，涉及教育、气候变化、卫生政策、建造桥梁和水坝等领域。世界银行有雇员12000名，还有5000名顾问，可谓机构庞大、人才济济。世行创立之初主要投资发展项目，后来重点转向减贫、扶贫，现在要回归投资发展基础设施项目，与减贫、扶贫并重，转型任务十分艰巨。
金墉虽是医学专家，他早就意识到联合国的各个区域发展银行，如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都比世行在基础设施方面做得好。AIIB等新兴经济体倡导的金融机构近来崭露头角，世行压力倍增，推进转型的力度加大、速度加快。最近开始在非洲刚果金等地开始投资建大型水坝等基础设施项目。美国对此并不赞成，在该项目上投了弃权票。世行内部也是阻力重重，不赞成改革的大有人在。
这反映出全球治理的改革并非易事，发展中国家不能“坐、等、靠”，指望“天上掉馅饼”，必须秉承万隆会议“团结、友谊、合作”的精神，形成合力，推动全球治理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同时需要按照习近平主席在纪念万隆会议讲话中强调的那样，努力深化亚非国家的合作，加强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依靠自身力量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
早在AIIB筹建之前，世界银行在全球发展项目融资方面已经在走下坡路，不仅面临联合国各区域开发银行的压力，也受到私人投资资本的挤压，发展项目投资市场份额从过去的“半壁江山”下降到39%。据经合组织（OECD）数据统计，2014年其主要成员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FDI）是这些国家官方援助（ODA）的1.7倍。
无可否认，世界银行在发展援助和实现联合国千年目标减少贫困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也很有成效。但是，世行对发展中国家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甚少，即便有些投入，也附加苛刻政治条件，使接受国难以承受。随着AIIB、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补充性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的陆续出台，国际社会要求世行“回归”发展功能、IMF和世行投票权适当向发展中国家调整的声音越来越大。
无奈世行和IMF的投票权依然控制在美国手中，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2009年决定、世行董事会2010年通过的“份额小幅调整”方案迄今仍束之高阁。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40%以上，外汇储备40%，经济总量22%，但在IMF，金砖国家表决权加起来仅11%，而美国独占近17%、欧洲加起来占30%以上的表决份额。这样的局面迟早总要改变，发展中国家都在拭目以待。
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表示，AIIB将作为世界银行的补充，而不是替代。这既充分表明中国的大国胸怀，也说明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受益者，是全球化大潮的“弄潮儿”，并不想“另起炉灶”，推倒重来。
同时需要指出，补充与改革往往相向而行，不能把“补充”机械地理解为“接续”或者“照搬照抄”。就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来说，AIIB、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应急储备安排等机制是现存国际和区域金融体系的补充和充实，但更是一种进步，体现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精神。因为这样至少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接受IMF和世行贷款的同时被迫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困境。
当然， AIIB等机构也需要主动行动，在筹建阶段即与世行和IMF加强沟通，展开各种形式的合作。世界银行本身有着巨大的人才库，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AIIB在投融资方面还可以与世界银行等联合。这些人力、知识和资本的共享、共用为AIIB与世行和IMF深化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首先，中国在减少贫困和发展基础设施两方面都身体力行。按世界银行每天最低收入1.25美元的标准计算，30多年来中国通过自身努力减少了6亿左右贫困人口，占全球减贫70%。中国减贫、扶贫的思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减少和摆脱贫困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第二，“要富裕，先修路”。这是对发展援助思想最简洁的诠释。目前中国四通八达的公路和铁路网络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习近平主席提出与周边国家建设“一带一路”，从而建立区域和人类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其中就包括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这些思路在“新多边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要予以充分的体现。
全球治理的改革并非易事，发展中国家不能“坐、等、靠”，指望“天上掉馅饼”，必须秉承万隆会议“团结、友谊、合作”的精神，形成合力，推动全球治理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
很重要的一条是，对外援助和提供发展资金都不应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过去几十年美国推行的“华盛顿共识”使许多亚非拉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刻教训片刻也不能忘。无论什么援助和投资，都要充分顾及受援国的客观实际，符合这些国家的发展阶段。
最近，习近平主席在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再次重申，中国将在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基础上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中国之所以能长期坚持这些原则，还有自己曾遭受西方国际体系排挤、欺负的痛苦经历的烙印。
中美作为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有责任带头协调宏观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要很好利用二十国集团（G20）的协调机制，加大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力度。2016年中国将主办G20峰会，需要以此为契机，厘清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可行的方案和监督机制。大国特别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国，不能从一己私利出发来考虑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就是本着这种“同舟共济”的全球主义精神。
2014年有三本书引人瞩目，即基辛格的《世界秩序》、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米尔斯海默的最新版《大国政治的悲剧》。他们都断定中国将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体系，但有意思的是，三本书都说，中国并不想推翻现行国际秩序，而是主张创新发展，更多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从而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适应各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全球治理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和印尼、土耳其、韩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火车头，由此推动国际权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集中表现在：发展中群体性崛起，全球经济重心、权力重心和全球治理重心“东移”。21世纪头十年，新兴经济体年均经济增长超6%，“金砖国家”整体增长超8%，大大高于发达国家2.6%、全球4.1%的水平。美国政治评论家扎卡利亚称，我们目睹的国际权力结构性变化是美国20世纪崛起以来，世界现代史第三次权力大转移。
发展中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与能力均有明显提升。这些数据和事实无非想说明一点，那就是世界已今非昔比，相互依存日益增加，加强大国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协调乃是全球治理应有之义。
美国拒绝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TPP）谈判绕开中国、暗地里反对AIIB，都不能自圆其说，难免有“排挤中国”之嫌。美国需好好考虑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与中国加强合作和磋商，而不是从错误的“再平衡”战略出发给中国“下绊子”。
全球化势头随着信息化革命而风起云涌，网络将世界浓缩成名副其实的“地球村”，使国际社会成为命运共同体。面对众多全球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坦承，如今全球挑战正以日益错综复杂的形式呼啸而来，各国疲于招架，全球治理的发展远远没有跟上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
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对两大组织应起作用也有深刻反思。IMF总裁拉加德日前谈到全球治理问题时，提出构建“新多边主义”的思想。她认为，全球经济力量变化的“新现实”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发展成长，正在寻求新的“选择”，推动着全球治理改革加快步伐，拓展思路。因此，IMF和世界银行别无选择，应该与AIIB等新兴经济体创建的金融机制密切合作，适应“新现实”，以推动世界经济的复苏。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已多次表示，世行将尽力以“创新”的方式与AIIB合作，就制订2015年后新的联合国发展目标一起做出贡献。金墉还推动在世行内部展开对新时代世行作用的广泛讨论，促使世行向投资发展项目为主的“传统模式”回归，即更多侧重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
这两位国际金融机构掌门人的言行，并非心血来潮或是空穴来风，是全球治理现实变化和需要使然。
以世行为例，我们回顾其70年历史。它与IMF一样都创立于二战行将结束之际。2014年世界银行贷款、赠款和其他资金承诺达650亿美元，支持了131个国家的各种项目，涉及教育、气候变化、卫生政策、建造桥梁和水坝等领域。世界银行有雇员12000名，还有5000名顾问，可谓机构庞大、人才济济。世行创立之初主要投资发展项目，后来重点转向减贫、扶贫，现在要回归投资发展基础设施项目，与减贫、扶贫并重，转型任务十分艰巨。
金墉虽是医学专家，他早就意识到联合国的各个区域发展银行，如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都比世行在基础设施方面做得好。AIIB等新兴经济体倡导的金融机构近来崭露头角，世行压力倍增，推进转型的力度加大、速度加快。最近开始在非洲刚果金等地开始投资建大型水坝等基础设施项目。美国对此并不赞成，在该项目上投了弃权票。世行内部也是阻力重重，不赞成改革的大有人在。
这反映出全球治理的改革并非易事，发展中国家不能“坐、等、靠”，指望“天上掉馅饼”，必须秉承万隆会议“团结、友谊、合作”的精神，形成合力，推动全球治理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同时需要按照习近平主席在纪念万隆会议讲话中强调的那样，努力深化亚非国家的合作，加强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依靠自身力量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
“新多边”需要布雷顿森林体系转型
早在AIIB筹建之前，世界银行在全球发展项目融资方面已经在走下坡路，不仅面临联合国各区域开发银行的压力，也受到私人投资资本的挤压，发展项目投资市场份额从过去的“半壁江山”下降到39%。据经合组织（OECD）数据统计，2014年其主要成员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FDI）是这些国家官方援助（ODA）的1.7倍。
无可否认，世界银行在发展援助和实现联合国千年目标减少贫困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也很有成效。但是，世行对发展中国家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甚少，即便有些投入，也附加苛刻政治条件，使接受国难以承受。随着AIIB、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补充性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的陆续出台，国际社会要求世行“回归”发展功能、IMF和世行投票权适当向发展中国家调整的声音越来越大。
无奈世行和IMF的投票权依然控制在美国手中，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2009年决定、世行董事会2010年通过的“份额小幅调整”方案迄今仍束之高阁。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40%以上，外汇储备40%，经济总量22%，但在IMF，金砖国家表决权加起来仅11%，而美国独占近17%、欧洲加起来占30%以上的表决份额。这样的局面迟早总要改变，发展中国家都在拭目以待。
“新多边”需要互补互帮的新格局
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表示，AIIB将作为世界银行的补充，而不是替代。这既充分表明中国的大国胸怀，也说明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受益者，是全球化大潮的“弄潮儿”，并不想“另起炉灶”，推倒重来。
同时需要指出，补充与改革往往相向而行，不能把“补充”机械地理解为“接续”或者“照搬照抄”。就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来说，AIIB、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应急储备安排等机制是现存国际和区域金融体系的补充和充实，但更是一种进步，体现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精神。因为这样至少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接受IMF和世行贷款的同时被迫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困境。
当然， AIIB等机构也需要主动行动，在筹建阶段即与世行和IMF加强沟通，展开各种形式的合作。世界银行本身有着巨大的人才库，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AIIB在投融资方面还可以与世界银行等联合。这些人力、知识和资本的共享、共用为AIIB与世行和IMF深化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新多边”需要兼顾基建和脱贫
首先，中国在减少贫困和发展基础设施两方面都身体力行。按世界银行每天最低收入1.25美元的标准计算，30多年来中国通过自身努力减少了6亿左右贫困人口，占全球减贫70%。中国减贫、扶贫的思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减少和摆脱贫困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第二，“要富裕，先修路”。这是对发展援助思想最简洁的诠释。目前中国四通八达的公路和铁路网络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习近平主席提出与周边国家建设“一带一路”，从而建立区域和人类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其中就包括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这些思路在“新多边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要予以充分的体现。
很重要的一条是，对外援助和提供发展资金都不应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过去几十年美国推行的“华盛顿共识”使许多亚非拉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刻教训片刻也不能忘。无论什么援助和投资，都要充分顾及受援国的客观实际，符合这些国家的发展阶段。
最近，习近平主席在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再次重申，中国将在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基础上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中国之所以能长期坚持这些原则，还有自己曾遭受西方国际体系排挤、欺负的痛苦经历的烙印。
“新多边”需要以共赢为基本理念
中美作为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有责任带头协调宏观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要很好利用二十国集团（G20）的协调机制，加大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力度。2016年中国将主办G20峰会，需要以此为契机，厘清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可行的方案和监督机制。大国特别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国，不能从一己私利出发来考虑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就是本着这种“同舟共济”的全球主义精神。
2014年有三本书引人瞩目，即基辛格的《世界秩序》、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米尔斯海默的最新版《大国政治的悲剧》。他们都断定中国将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体系，但有意思的是，三本书都说，中国并不想推翻现行国际秩序，而是主张创新发展，更多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从而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适应各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全球治理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和印尼、土耳其、韩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火车头，由此推动国际权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集中表现在：发展中群体性崛起，全球经济重心、权力重心和全球治理重心“东移”。21世纪头十年，新兴经济体年均经济增长超6%，“金砖国家”整体增长超8%，大大高于发达国家2.6%、全球4.1%的水平。美国政治评论家扎卡利亚称，我们目睹的国际权力结构性变化是美国20世纪崛起以来，世界现代史第三次权力大转移。
发展中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与能力均有明显提升。这些数据和事实无非想说明一点，那就是世界已今非昔比，相互依存日益增加，加强大国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协调乃是全球治理应有之义。
美国拒绝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TPP）谈判绕开中国、暗地里反对AIIB，都不能自圆其说，难免有“排挤中国”之嫌。美国需好好考虑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与中国加强合作和磋商，而不是从错误的“再平衡”战略出发给中国“下绊子”。
全球化势头随着信息化革命而风起云涌，网络将世界浓缩成名副其实的“地球村”，使国际社会成为命运共同体。面对众多全球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坦承，如今全球挑战正以日益错综复杂的形式呼啸而来，各国疲于招架，全球治理的发展远远没有跟上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