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生活，抑或反腐，都进入了新常态。
　　新常态下，中央经济政策不再以传统的方式去刺激经济增长，而更多体现为观念转变、政策转变、发展方式转变;而对于地方官员来说，不再要求官员们以企业家方式去推动地方发展，而是要像真正的政治家一样去管理城市和治理社会。因此，新常态的转型首先要求政府官员们思维转型。
　　“高、大、快、上”不再是地方铁腕官员的光鲜标签，以地方政府公司化运作，竞次式招商引资、同时依赖土地财政吹大房地产泡沫为主要特征的地方经济增长模式，一去不复返了。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43号）要求实现政府职能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将职能转向教育、医疗、环境等民生事业。服务型政府而非投资型政府将成为政府职能的新常态。
　　新常态意味着选择更均衡的经济发展结构，摒弃高投资、高污染的工业，经济增长方式更为可持续。
　　与此同时，反腐向国企、军队和海外延伸。贪腐绝不是为官为政的动力，关系也绝不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让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将成为新常态。反腐不是运动，反腐永远在路上，绝没有所谓特赦，高压态势将是新常态。
　　召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之后，曾有人以为该项活动告一段落，拟摆庆功酒。而事实上是，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也将成为新常态。
　　2015年是实施依法治国开局之年，希望依法治国成为新常态。关键在于执政党能否依法执政，各级政府能否依法行政。政府工作要主动适应依法治国新常态，自觉运用法治思维、法治理念、法治程序、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职能，规范依法决策程序，推进政务公开透明，同时防止懒政惰政，强化行政问责将成为新常态。
　　展望2015年的新常态，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界做好准备了吗？
　　首先，国民经济靠创新驱动，企业家的作用至关重要。中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将成主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大量涌现。企业家如何适应、引领经济领域的新常态？不适应、不引领必遭淘汰。
　　中国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上限，必须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北京APEC会议上中国的减排承诺必将倒逼企业生产模式的改革。中国要全面化解、输出产能过剩，在推进和实施“一带一路”的宏大战略时，企业如何“走出去”，如何被别国国民、被海外消费者接纳，将是面临的重大课题。
　　未来经济，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如何顺应移动互联网浪潮，顺应第三次工业革命，让新型企业模式成为中国市场化、全球化的尖兵，既是国家战略，也是企业使命。
　　政策已允许大学生休学创业，年轻人创业成为新常态。对年轻世代，社会应适时引导，创造条件，多一些创业族，少一些“考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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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常态，锐改革。中国经济的升级转型，必需依靠一系列配套改革來完成。
　　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单独二孩、废除劳教、新型城镇化、户籍、纪检、简政放权等领域的改革已经实施，司法、财税、文化、土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方案也已启动。未来，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方略下，各领域攻坚的改革方案料将陆续出台。
　　2015年，改革难度进一步加大，容易改的、增量化的改革基本改完了，进一步改革必须要动存量，但存量改革就必须要破除把持存量的利益集团对改革可能制造的掣肘——包括土地、户籍、行业垄断、金融、财政体制等方方面面。这就决定了改革必须从破除固有的制度安排做起，这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这样才能给地方政府、实体部门和全社会传递正确的信号和激励，最大限度激活全社会活力，最后实现中国经济的刮骨疗伤与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