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日夜夜》 张得蒂
　　
　　《开荒牛》 潘鹤
　　
　　刘焕章先生是这代人中的一个另类。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流之外，1980年代初他蹬着三轮车往那个小院中拉石头的背影，曾经成为我们的先驱。他的趣味是简洁整体的形式感和对材质本身的感受。
　　田世信先生是一个更为深远的人物。他深入到贵州的少数民族中，那种曾经令高更沉醉于塔希堤的东西——原始、神秘、宗教和生命的气息，使他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非常强烈地凸显出来。但这一次参展的作品是四个仕女俑一样的木雕。其汉初黄老之学的精神氛围，好象是从浓烈的宗教般的生命追寻中，退出或是上升到一种超然恬淡的境界。
　　最后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包泡。他几乎可以看作是第二代和第三代人之间唯一的枢纽。由于间隔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两代人之间的界限非常清晰。只有他从第二代人中一直延伸下来：1980年他参加“星星”，是唯一的职业雕塑家；随后他创作了“青蛙”和“猫头鹰”，还有一些很小的铸铜躯干，是国内最早理解布朗库西的“形”和材质意义的作品；后来又做过类近阿尔曼或塞萨尔的东西，这应该符合他的愤青情结；他还搞过非常民族主义或国粹主义的曲阳乌托邦和非常前卫地回归自然的怀柔乌托邦。尽管都失败了——他的时代、知识背景和思想方式决定了他的局限——但他是唯一一个冲进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第二代人，他是雕塑界一个应该受到我们尊重的老战士。这次展览没有他的作品参展应该是第四个遗憾。
　　这次展览的“世纪经典”部分是由曾成钢先生负责的。他竭尽所能筹集了如上两代人的三十余件作品参展。尽管由于一些无法克服的原因而留下些许遗憾，但它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历史和来源。我们搞雕塑的人，大多可以从那里找到我们的老师、老师的老师、以及老师的老师的老师。
　　第三代人是文革后的一代，以恢复高考后各美术院校雕塑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为主体。这一代人已经在过去的20年中成长为中国当代雕塑的中坚力量。整个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感知、摹仿、嫁接、移植、引进、消化、吸收西方现代主义的过程。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没有必要遮遮掩掩。西方的艺术形式、价值体系、精神冲动和哲学思考在那时就是我们的榜样和楷模。我们真正是如饥似渴：萨特和弗洛伊德，朦胧诗、意识流和荒诞剧，高更、凡高、蒙克、毕加索和康定斯基，布朗库西、亨利·摩尔、贾科梅蒂和劳生柏格……于是美术方面就有了“星星”、“85新潮”、“厦门达达”和“89现代艺术大展”。但整体来说雕塑界的反应相对缓慢和滞后，而且非常有限。立体主义颠覆并重建表象的冲动我们没有，未来主义崇拜力量和速度的冲动我们也没有，构成主义的冲动我们更没有。那种结构的、理性与秩序的本体论，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非常薄弱。大概只有河洛、周易的象数一脉在汉代和程朱理学在宋代曾经有过相应的求索。整体来看，现代主义形而上冲动的理性一翼，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雕塑界没有引起强烈的共鸣。
　　从我们的法苏泥塑课堂出发，最直接的发展方向是沿着罗丹、布德尔和马约尔到达布朗库西，然后越过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构成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直接接上战后的亨利·摩尔、贾科梅蒂和后期的阿尔普。形的意识开始从写实具像的塑造中逐渐独立出来。
　　但相对油画方面的异常活跃，一直到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雕塑都处于非常边缘的状态。充气的图腾、黑屋子和电话亭，以当时的概念几乎没有被列入雕塑的范畴。
　　孙振华先生的出现对当代中国雕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他之前中国的雕塑理论著述可谓寥若晨星。他是国内最早研究雕塑的博士之一，《生命·神氏·时空》是第一本具有理论建构意义的著作。这种理论上的高度使他对中国当代雕塑状态有一种整体性的观察和思考，并以一种历史性的视野和出发点，保持着积极介入和推动中国雕塑发展的前倾姿态。
　　1992年由他和曾成钢、杨奇瑞共同发起的“第一回当代青年雕塑家邀请展”，标志着中国现代雕塑的历史正式拉开了序幕。隋建国的《地罡》、傅中望的《榫卯-龙骨》和张永见的《正午》处于最突前的位置。吕品昌、李秀勤、展望、姜杰、史金淞、王中、李象群、施慧、陈妍音、孟庆祝、魏华等一大批后来在雕塑界占有重要地位的雕塑家，也都在那一次展览中开始亮相。
　　时隔8年以后，已经出任深圳雕塑院院长的孙振华与时任中国美院雕塑系主任的曾成钢再度合作，在2000年推出以“冲突与选择”为主题的“第二回当代青年雕塑家邀请展”。与第一回相比较，这次展览呈现出更强的观念性和当代性。参展艺术家的年龄跨度更大，创作的方式更为自由和自觉。（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