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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而成的先进文化。发展好红色文化对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文化生态学有关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文化生态系统的认识和观点为审视新时代中国红色文化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建立在这些理论认识之上的文化多样共生构成了红色文化健康发展的前提基础，文化的协调平衡是红色文化稳定发展的重点关键，文化的开放更新是红色文化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文化生态学视野下，当前红色文化发展要建立整体性与协调性相统一、融合性与创新性相统一、开放性与稳定性相统一的发展理念，并在这些理念指导下，通过不断调整红色文化内生态系统结构、促成内生态系统平衡的同时，实现其与外生态系统的有效互动、协调共生。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系统;中国红色文化;红色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1）11-0118-07
中国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共同创造、积累起来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意识形态，代表了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和前进方向。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产物，红色文化以强烈的精神吸引力凝聚各方意志与情感，为实现中华民族解放和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定的信念支撑。因此，新时代传承与发展红色文化不仅是筑牢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的政治需要，更是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诉求。然而，当前世界形势正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孕育红色文化形成、发展的社会、经济、自然和文化环境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红色文化发展面临资源保护与开发力度不够、创新不足、庸俗化发展等一系列挑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正确认识当前红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科学把握红色文化的演化和发展规律，并探索弘扬与发展红色文化的有效路径，对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意义。
文化生态学是以生态学和系统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其理论视野有助于系统、深入地把握中国红色文化的当代发展规律，为更好地理解当前中国红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顿、形成促进中国红色文化生态发展的理念、确立推进中国红色文化科学发展的具体路径提供新的理论思考。
一、理论及概念界定
（一）文化生态学理论
1.文化生态学概念内涵。文化生态学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 Steward ）于1955年在其论著《文化变迁的理论》中提出，是一种“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学说 ”[1]。文化生态学融生态学于文化学研究，从文化与整个环境生物集的关系视角为研究文化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文化生态学理论主要建构于对文化的两个基本认识：第一，关于文化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文化是人类对环境的一种适应机制[2]。斯图尔德认为文化与其依托的环境密切相关，不同文化现象和模式是人类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的途径和选择。因此，环境的差异必定导致不同地域文化的特有性质。同时，“环境对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三个层次”[3]，而生态就是对这种影响环境的概括，是涵盖人、自然、社会各种复杂变量的动态的影响有机体。第二，关于文化概念的认识。作为文化学的子学科，文化生态学运用生态的世界观和方法对文化概念本身也进行了新的审视，指出人类在长期的文化研究中逐渐对文化有了一个更为全面、清晰的认识。文化一方面是人类创造的全部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相对独立，包含人、自然、社会各种复杂变量的动态系统。文化系统与自然系统一样具有鲜明的生态性特点，系统内部的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同时与文化系统整体以及系统外在环境又密切关联，形成良好的互动。
2.文化生态系统及其特征。文化生态学引入生态学理论和系统学思想，认为影响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各种复杂变量之间相互作用，最终构成文化的“场”，即文化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在其运行演化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有机整体性。文化生态学把人类文化看作一个有机的系统，认为文化是一个由多要素、多层次、多方面的内容共同构建的整体。这个系统整体和内部各文化要素及其所包含的子系统都与总系统外在环境密切关联，而且每个文化因子与系统整体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因此，文化不是分离的、孤立的存在，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每一个文化因子的生存和发展也不是孤立的，周围的环境系统、其他的文化生态和文化因子都与之发生关联，并影响着文化因子和文化整体的产生、发展和变异。二是多样平衡性。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生态系统的文化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文化因子都是文化生态整体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在发挥自身独有价值的同时也为维护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文化多样性越丰富，系统自我调节的能力就越强，因为多样的文化能够让文化系统内部各文化因子之间进行有机的能量和信息交流，从而推动文化系统良好秩序的建立，进而促进文化系统的良性发展。三是动态开放性。动态开放性是文化生态系统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生态系统与其环境之间不断进行著信息、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外部文化因子的引入以及内部文化因子的变异使得文化生态系统时常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此，系统内部的各文化因子必须不断地调整、变化，以达到与系统整体的协调平衡，推动系统的稳定延伸。
（二）中国红色文化概念内涵
中国红色文化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目前学界对中国红色文化概念的阐述也是众说不一，从时间上来看，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诠释角度。狭义的中国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实践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4];广义的中国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4]。尽管学界对中国红色文化的时限定义有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红色文化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产物。从文化核心内容上来看，中国红色文化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理想为精神纽带，以集体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为价值取向”[5]。从文化渊源来看，中国红色文化在生成和发展过程中，既继承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世界红色文化精髓，又借鉴、吸纳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其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并在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的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从文化结构要素上来看，中国红色文化又可以分为 “物质文化遗产、精神文化遗产和制度文化遗产”[6]。从文化影响来看，中国红色文化是 “世界红色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传播的重要阵地，也是世界范围内红色文化体系最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成果”[7]。从文化使命来看，中国红色文化首先要服务于创建、发展中国红色文明的根本使命，同时还担负着与国外红色文化一起推动世界红色文明向前发展、并最终使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文明的历史责任。因此，红色文化的发展需要在多维向度上推进。 二、文化生态学理论下中国红色文化的当代发展逻辑
由上述文化生态学理论可见，文化的生存、发展须依托于一定的文化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内部诸文化形态之间的有机集合、有序共存是不断推进文化发展的强有力保证。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生态系统内部各文化形式和文化因子之间的多样共生以求稳定，重视文化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以求平衡，强调文化生态系统的动态开放以实现持续发展。因此，文化发展的基本法则是“文化的多样共生”“文化的协调平衡” 与“文化的开放再生”[8]。通过保护各文化因子在文化生态系统内部的多样有序共存促进文化生态的健康生长，通过各文化因子不断地调整、适应推进文化生态的协调平衡，通过文化生态系统的开放增强文化的兼和融通，并最终使文化得以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这一关于文化发展规律的思路同样适用于对当前中国红色文化发展的深刻理解。
（一）红色文化健康发展的前提基础：文化的多样共生
文化生态学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它所依存的生态环境。文化的多样共生是良好文化生态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实现文化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作为我国总体文化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文化及其发展同样也需要繁荣多样的文化生态滋养。
一方面，文化的多样共生为红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态土壤，创造了健康成长的文化环境。当前在全球本土化、信息化以及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语境下，多元文化的凸显和多样化的文化生态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之一。 “现代化、儒家文化、社会主义三大道统的激荡、交融、整合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多姿多彩的文化。”[9]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外来文化等不断开拓着人们的文化视野，使得当代中国文化生态呈现为多文化样态构筑的多元图景。多元共存的文化形态不仅可以满足个体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形成层次分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生态，而且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通互动。“让红色文化在繁荣健康的文化土壤上发挥先进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并推进我国社会的发展。”[10]另一方面，多样的文化生态也为红色文化与更多外部世界的先进文化之间进行融合提供了可能，从而促使红色文化根据现实条件不断地进行完善，其包容性、动态性和时代性理论品格也得以延伸发展。因此，发展红色文化，多样有序的文化生态是必不可少的。贫瘠单调的“大一统”文化生态不仅不利于丰富红色文化的时代内涵，而且会削弱红色文化的包容性，使其发展走向衰弱。
（二）红色文化稳定发展的重点关键：文化的协调平衡
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看，红色文化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具有天然的自我调节机制。当红色文化内部生态系统与外部生态系统之间或者红色文化内部各生态子系统之间物质和能量的输入、输出基本接近乃至相同时，该系统会保持一种平衡稳定状态，对于外来的一些干扰因素也能通过自我调整，恢复到原来的共生的有序平衡状态。但是，当外来的冲击因素超越了红色文化系统自身的调节能力时，调节机制就会失去作用，系统原本的平衡协调状态也会遭到破坏，陷入失衡状态，导致系统功能的降低和结构的解体。只有内外各生态因子协调一致，才能保证红色文化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延续，促进红色文化的不断发展与永恒流动。
在当前全球化、现代化和信息技术大发展的背景下，一些外来文化和新兴文化作为红色文化生态系统的强势入侵因子，使我国红色文化发展陷入困境，红色文化生态受到严重威胁，面临新的矛盾冲突和生态失衡危机。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红色文化生态与外部环境的冲突。其一，外来文化对当前红色文化生态的挑战。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纷纷涌入。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一些西方文化、资本文化以文化产品的方式按照大众的口味被改造、纳入消费市场范畴，并被广泛传播、全方位浸染于中国当代社会。鉴于西方文化和部分外来文化在意识形态上显著不同于红色文化的事实，他们愈来愈大的影响力，对 “红色文化的发展和传播空间形成了挤压，导致红色文化压抑”[5]。其二，国内其他文化对红色文化生态的影响。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成为传统意识形态最有力的解构力量。在其推动下，作为主导文化的红色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三者的发展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导致红色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原本的制衡关系出现失调。其中红色文化与大众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态势最为明显。 曾为边缘的大众文化开始承担了人们精神宣泄与慰藉的功能，已逐渐占据中心地位，二者的矛盾冲突以及制衡关系中的失调现象比较突出[11]，红色文化发展出现弱化趋势。另一方面，红色文化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冲突。根据文化生态学比例平衡理论 ，红色文化内部生态系统各文化因子和要素的分配同樣需要达成协调均衡状态，即物质性红色文化、精神性红色文化和制度性红色文化三要素要比例适当。然而当下，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由于受到市场经济因素的影响，精神性红色文化因其与资本文化的冲突而被忽视。一些地方在所谓政绩观的影响下，红色文化常常被形式主义抽空了精神内核，固化为物质性的红色文化形态。此外，还存在红色制度文化欠缺、红色文化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红色文化内部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
红色文化生态系统失衡是红色文化系统与内、外环境之间的作用关系发生改变、失去生态整合与平衡的体现。如果能够积极回应外界因素的冲击，不断调整红色文化内部生态系统结构，使系统由非平衡状态向平衡状态演化，同时保持与生态环境动态平衡的共生关系，则其文化系统就能够得以创新发展;反之，则其文化系统失去活力，红色文化价值功能的发挥受到严重影响，进而制约红色文化的发展进步。
（三）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文化的开放更新
与自然生态系统一样，文化生态系统也是一个无限开放的动态系统，其中每一种文化都在与环境的信息、物质和能量交换中不断汲取良性因子，从而变成更大系统的子系统。如果系统封闭，缺乏来自系统外部的新的营养注入，必然导致系统内文化多样性以及信息整合的减少，文化生态的活力也会减低，直至最后的枯竭和灭亡。因此，文化的生长不仅需要系统内部的多样性生态环境，而且需要保持系统的动态开放，与外部不断进行交流。对于文化生态开放所带来的外来文化冲突和挑战，不能盲目地回避或者封闭系统，而应以理性的认识去面对、以包容的态度去合理借鉴。 文化生态系统的开放同样也是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的根本保障。纵观红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它始终处在与社会环境的同步发展状态之下，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反映出不同时代所特有的思想价值与精神内涵。正是红色文化生态的进步开放赋予红色文化多元的文化基因，使其拥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丰富的内涵，并在与时俱进的基础上，不断增强自我的发展活力与生机，不断开拓升华，成为一种洋溢时代气息、特色鲜明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因此，只有开放的红色文化生态系统才能保障红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文化生态学视角下中国红色文化的当代发展理念
根据文化生态学基本观点，红色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维护红色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循环更新，因而对红色文化生态系统的研究是红色文化发展研究的基础。要保持红色文化的持续、科学发展，最根本的因素在于维护红色文化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而要破坏红色文化的发展，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破坏其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8]。因此，新时代背景下要推动红色文化的长效发展，必须确立生态发展的基本理念。
（一）整体性与协调性相统一
红色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多个要素结合而成的有机系统，其发展一方面受内部精神文化要素、制度文化要素和物质文化要素等各种复杂变量的相互作用和演变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其外部环境系统相互促进、共存共生，因此运用系统、统筹的方法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红色文化系统进行整体地把握，保持内部系统各文化要素以及与外部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我们要合理配置红色文化三要素，努力实现红色精神文化、红色制度文化和红色物质文化与红色文化外生态系统的有效互动，同时要坚持文化全局的工作理念，有效整合开发各地区多样、零散的红色制度文化和红色物质文化。红色文化发展还应 “与周遭生态环境实现比例协调，满足当前社会政治生态、经济结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气对于红色文化发展的需求”[12]。对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整体系统与要素之间、各文化要素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进行综合性的考察，从而实现各要素及主体的有效整合与协调管理，形成共同推进红色文化建设的协同效应。
（二）融合性与创新性相统一
中国红色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其本质上是由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地域文化以及国外红色文化等诸多文化元素交互作用，从而融合生成的一种独特文化。从空间上看，由于地方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的差异，中国红色文化不仅具有鲜明的多样化、地方性特点，而且 “继承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形成的红色文化精髓”[7]。从时间上看，中国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同历史时期先进文化精神的浓缩，又经历长期的发展成为新的文化传统。在这一文化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其融通吸收了不同文化因子的积极因素，并根据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进行综合创新，构建了一个 “立体交叉、兼收并蓄的多维有机文化体”[5]。因此，发展红色文化就是要坚持融合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理念，在不断地进行比较与鉴别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文化中合理的、能够适应时代需要的成分，融合有益于中国红色文化生存、发展的其他积极文化成果，并通过综合创新，凸显其符合事物发展和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规律的科学性，而这也是红色文化发展的根本方法。
（三）开放性与稳定性相统一
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视野和当下场域决定了红色文化与时俱进、不断开拓的发展特质。因此，必须保持一种包容多样、尊重差异的开放态度，向环境开放，促使红色文化在与周围生态的互动中不断吸入良性因子，以得到自我优化和丰富充实。与此同时，文化生态系统特有的遗传性和稳定性又决定了红色文化必然体现出其文化发展稳定性的一面，必须通过教育和传播促使红色文化观念不断被传递、强化，在不同代际人群中得以继承和发展。事实上，开放性和稳定性是一对辩证的统一体。由于开放的文化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和稳定能力，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调整自身，从而保持文化生态系统功能和结构相对稳定，开放性也是红色文化得以稳定存在的条件;而文化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也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具有开放的、不断变迁的特性。所以，发展红色文化必须秉持开放性与稳定性相统一的理念，尤其要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正处在广泛的交融和碰撞中， 我们必须遵循红色文化自身发展规律，一方面要在与外部环境的良性沟通中，不断寻求先进的文化思想，积极推动红色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红色文化的特色和优势，尤其是红色文化最核心和最精华的部分，以保持红色文化的稳定延续和传承。只有兼具开放性与稳定性的红色文化生态系统，才能在稳定传承中相对变迁，进而保证红色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四、文化生态学视野下中国红色文化的当代发展路径
以文化生态发展理念为基础，分析当前红色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内部主要是红色文化内部生态系统结构失调导致的发展式微，外部主要是红色文化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文化生态失衡。因此，要维持红色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实现红色文化科学协调发展，一方面必须调整红色文化内部生态系统结构，使之与外在环境处于协调状态，另一方面必须优化红色文化生态环境。鉴于社会发展变化的恒定性，红色文化生态系统平衡性的维持应以内部系统的调整适应为主导，通过合理配置红色精神文化、红色制度文化和红色物质文化，在促成内生态系统平衡的同时，实现其与外生态系统的有效互动、和谐共生。在具体实施路径上，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探索。
（一）精神层面：增强红色文化自觉，营造良性红色文化生态环境
红色文化的发展需要营造一种基于红色文化自觉的良性文化生态环境，为红色文化发展创造社会思想共识。文化自觉是文化存在的自我意识以及对文化的高度自信和自觉践行，文化自信来自对文化的高度认同。“文化自觉彰显了文化的独立品性和文化主体精神”[13]，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红色文化自觉“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红色文化发展的自觉，蕴含着对红色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红色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以及对发展红色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動担当”[14]，因而对红色文化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全社会树立高度的红色文化自觉， 将会使红色文化成为社会大众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并以此形成一种自觉传播、弘扬红色精神的文化生态环境。不仅如此，红色文化自觉还使人清醒认识到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对于红色文化发展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从而使人民群众自发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自觉清理、净化红色文化生态环境。 增强红色文化自觉，可以从文化自觉的主体、客体对象和传播中介等方面入手来探寻其实现路径。在主体层面，广大人民群众作为红色文化自觉的主体，增强红色文化自觉，一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红色文化自觉意识，建立科学的红色文化教育体系、完善公民素质教育体系对于当下全社会红色文化自觉的增进大有助益。二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让社会发展成果更好地服务于民生，由人民共享，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三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红色文化建设的积极性， “将红色文化融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以提高人民群众对于创新性发展红色文化的热情”[15]。在客体对象层面，一要坚持红色文化的先进性引领作用，把发展红色文化与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合起来，凝聚最广泛的共识;二要以红色文化的民族风格和中国精神贴近人民群众，弘扬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精神，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使人民群众自觉抵制不良外来文化的侵蚀与渗透。三要积极拓展与升华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深化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增强红色文化自身的“软”实力，提升人民群众对红色文化在思想上、情感上和心理上的认可与信心。在传播中介层面，要合理选用传播工具和传播模式，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方式和传播话语机制以提升红色文化传播空间。同时，还要加强红色文化传播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增强红色文化传播效果，使接受与认同红色文化成为一种精神上的自觉追求。
（二）制度层面：建构红色文化发展制度机制，保障红色文化生态平衡
红色文化发展需要构建系统的发展制度机制来化解红色文化生态失衡的压力， “通过制度的生态杠杆作用消解外来物质、能量的冲击以保障红色文化生态平衡和稳定发展”[12]。健全、完善的制度机制为红色文化发展提供了明确的行为架构和良好的制度环境，是红色文化发展的“硬”保障。建构红色文化发展制度机制可以 “从健全发展制度体系和建立制度实施机制两个方面着手进行”[16]。
健全发展制度体系，一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好整体规划和长期规划，以健全的文化政策促进整个社会和红色文化建设协调发展。二要制定规范的法律法规为红色文化的发展提供政治、经济和安全保障。制定系统的、成熟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我国红色文化在保护与发展等方面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增加诋毁和破坏红色精神文化、物质文化的成本，确保红色文化发展得到有效的保护。此外，由于红色文化存在地域多样性和差异性，各地要根据各自地域性特点制定地方性的法律法规以保护和开发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三是政府要通过行政权力，制定各项经济和社会优惠政策，重点扶持一些研究、宣传红色文化的机构，为红色文化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保障环境。
良好的制度规范需要有效的实施机制，制度性红色文化的发展应高度重视制度的执行力，保障促进红色文化科学发展的制度法规得到贯彻落实，这就需要在执行理念以及红色文化发展责任机制等方面不断探索。一是执行者需要树立法治意识和责任意识，秉持尊重历史、珍视红色精神、为我国文化事业发展服务的理念，实现依法执行、人性化执行，保证红色文化保护与发展法规的执行有序有效。二要建立红色文化管理联动机制，規范各级政府各部门文化管理责任区划，保障红色文化发展不出现管理错位现象。三要建立常态化管理、综合研究发展机制。定期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以及红色文化政策利用相关研究，强化管理与项目具体实施推进相结合。此外，“建立共同参与、全社会督查机制，鼓励民间团体、学术机构及社会民众积极参与研讨和监督红色文化保护与发展法规制度的具体实施”[17]。
（三）物质层面：科学开发、利用红色物质文化资源，促进红色文化创新性发展
作为红色文化的有形遗产，红色物质文化资源以物化的有形载体呈现红色文化的精神理念，不仅 “为红色文化的传播提供可考凭据，也是红色文化建设与外生态环境对接的必要方式”[12]。红色物质文化资源蕴含着重要的文化、政治、社会、教育和经济价值，充分发掘和利用好红色物质文化独特的价值功能，不仅有利于文化育民、助力经济富民，也是促进红色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应然途径。当前，我国红色物质文化资源开发还存在着理论研究体系不完整、资源利用和开发模式单一等问题。因此，要在全面调查红色物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的基础上，制定系统科学的实施措施。一要加强对红色物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宏观指导和统筹规划，避免零散、盲目开发。红色物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充分调研开发现状的基础上，政府和社会各界密切配合，成立协调领导机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加强对红色物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宏观管理和规划。同时，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培养，不断提高他们的红色文化素养，以实现在红色物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速度、效度和深度方面稳步推进。二要树立“系统、协调、多元”的开发利用原则，把红色物质文化资源及其周边生态环境作为有机整体，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加强红色物质文化资源与周边地区环境的有机整合与联动发展，以提升资源所在地整体环境氛围与功能活力。同时，根据红色文物资源周边地区功能特色和环境条件，对不同类型特点的资源进行精心设计，努力实现多元化利用和多维度展示。要鼓励利用各种新技术手段，不断丰富红色物质文化资源的开放方式以加强文化参观者的特色体验。三要充分发挥红色物质文化资源的经济孵化功能，推进红色物质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其一，要整合社会各种有效的资源力量，对处于不同开发状态的资源进行分类研究，施以相应的开发利用策略。 “对潜在的、尚未开发的红色资源，研讨如何以恰当的形式呈现其经济价值”[18];对于目前尚未开发完全的资源，努力拓宽其价值领域; “对于零散的红色物质文化资源， 将其价值进行有机整合， 使其释放出新的价值”[18]。其二，要推动红色旅游品牌项目建设，并加强红色旅游资源同遗产旅游地绿色生态资源、当地民族特色文化资源的整合，形成红色旅游产业集群。其三，要培育红色文化市场，打造红色文化品牌，鼓励、引导群众进行红色文化消费，努力打造区域红色文化经济圈。四要加大投入，完善红色文化基地设施、提高服务技能。红色物质文化资源大多诞生于特定历史时期，距今已有较长的历史，随着时间推移，一些红色文化基地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相关配套服务也因重视不够而相对落后。因此，要加大对这些物质资源开发利用上的资金投入，构建全社会多元参与投资开发的新体系，完善资源地基础设施。同时，政府应加强资金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强软服务，积极培训相关人员以提高文化服务技能。 总之，当前在全球化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保证红色文化健康、稳定和创新性发展，就必须遵循红色文化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和调适性机理，从精神层面、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调整其内部生态系统，在促成内生态系统平衡的同时，使之与外生态系统形成有效互动、协调共生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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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雨蕙】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系统;中国红色文化;红色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1）11-0118-07
中国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共同创造、积累起来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意识形态，代表了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和前进方向。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产物，红色文化以强烈的精神吸引力凝聚各方意志与情感，为实现中华民族解放和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定的信念支撑。因此，新时代传承与发展红色文化不仅是筑牢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的政治需要，更是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诉求。然而，当前世界形势正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孕育红色文化形成、发展的社会、经济、自然和文化环境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红色文化发展面临资源保护与开发力度不够、创新不足、庸俗化发展等一系列挑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正确认识当前红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科学把握红色文化的演化和发展规律，并探索弘扬与发展红色文化的有效路径，对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意义。
文化生态学是以生态学和系统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其理论视野有助于系统、深入地把握中国红色文化的当代发展规律，为更好地理解当前中国红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顿、形成促进中国红色文化生态发展的理念、确立推进中国红色文化科学发展的具体路径提供新的理论思考。
一、理论及概念界定
（一）文化生态学理论
1.文化生态学概念内涵。文化生态学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 Steward ）于1955年在其论著《文化变迁的理论》中提出，是一种“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学说 ”[1]。文化生态学融生态学于文化学研究，从文化与整个环境生物集的关系视角为研究文化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文化生态学理论主要建构于对文化的两个基本认识：第一，关于文化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文化是人类对环境的一种适应机制[2]。斯图尔德认为文化与其依托的环境密切相关，不同文化现象和模式是人类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的途径和选择。因此，环境的差异必定导致不同地域文化的特有性质。同时，“环境对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三个层次”[3]，而生态就是对这种影响环境的概括，是涵盖人、自然、社会各种复杂变量的动态的影响有机体。第二，关于文化概念的认识。作为文化学的子学科，文化生态学运用生态的世界观和方法对文化概念本身也进行了新的审视，指出人类在长期的文化研究中逐渐对文化有了一个更为全面、清晰的认识。文化一方面是人类创造的全部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相对独立，包含人、自然、社会各种复杂变量的动态系统。文化系统与自然系统一样具有鲜明的生态性特点，系统内部的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同时与文化系统整体以及系统外在环境又密切关联，形成良好的互动。
2.文化生态系统及其特征。文化生态学引入生态学理论和系统学思想，认为影响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各种复杂变量之间相互作用，最终构成文化的“场”，即文化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在其运行演化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有机整体性。文化生态学把人类文化看作一个有机的系统，认为文化是一个由多要素、多层次、多方面的内容共同构建的整体。这个系统整体和内部各文化要素及其所包含的子系统都与总系统外在环境密切关联，而且每个文化因子与系统整体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因此，文化不是分离的、孤立的存在，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每一个文化因子的生存和发展也不是孤立的，周围的环境系统、其他的文化生态和文化因子都与之发生关联，并影响着文化因子和文化整体的产生、发展和变异。二是多样平衡性。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生态系统的文化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文化因子都是文化生态整体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在发挥自身独有价值的同时也为维护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文化多样性越丰富，系统自我调节的能力就越强，因为多样的文化能够让文化系统内部各文化因子之间进行有机的能量和信息交流，从而推动文化系统良好秩序的建立，进而促进文化系统的良性发展。三是动态开放性。动态开放性是文化生态系统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生态系统与其环境之间不断进行著信息、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外部文化因子的引入以及内部文化因子的变异使得文化生态系统时常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此，系统内部的各文化因子必须不断地调整、变化，以达到与系统整体的协调平衡，推动系统的稳定延伸。
（二）中国红色文化概念内涵
中国红色文化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目前学界对中国红色文化概念的阐述也是众说不一，从时间上来看，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诠释角度。狭义的中国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实践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4];广义的中国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4]。尽管学界对中国红色文化的时限定义有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红色文化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产物。从文化核心内容上来看，中国红色文化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理想为精神纽带，以集体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为价值取向”[5]。从文化渊源来看，中国红色文化在生成和发展过程中，既继承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世界红色文化精髓，又借鉴、吸纳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其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并在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的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从文化结构要素上来看，中国红色文化又可以分为 “物质文化遗产、精神文化遗产和制度文化遗产”[6]。从文化影响来看，中国红色文化是 “世界红色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传播的重要阵地，也是世界范围内红色文化体系最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成果”[7]。从文化使命来看，中国红色文化首先要服务于创建、发展中国红色文明的根本使命，同时还担负着与国外红色文化一起推动世界红色文明向前发展、并最终使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文明的历史责任。因此，红色文化的发展需要在多维向度上推进。 二、文化生态学理论下中国红色文化的当代发展逻辑
由上述文化生态学理论可见，文化的生存、发展须依托于一定的文化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内部诸文化形态之间的有机集合、有序共存是不断推进文化发展的强有力保证。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生态系统内部各文化形式和文化因子之间的多样共生以求稳定，重视文化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以求平衡，强调文化生态系统的动态开放以实现持续发展。因此，文化发展的基本法则是“文化的多样共生”“文化的协调平衡” 与“文化的开放再生”[8]。通过保护各文化因子在文化生态系统内部的多样有序共存促进文化生态的健康生长，通过各文化因子不断地调整、适应推进文化生态的协调平衡，通过文化生态系统的开放增强文化的兼和融通，并最终使文化得以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这一关于文化发展规律的思路同样适用于对当前中国红色文化发展的深刻理解。
（一）红色文化健康发展的前提基础：文化的多样共生
文化生态学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它所依存的生态环境。文化的多样共生是良好文化生态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实现文化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作为我国总体文化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文化及其发展同样也需要繁荣多样的文化生态滋养。
一方面，文化的多样共生为红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态土壤，创造了健康成长的文化环境。当前在全球本土化、信息化以及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语境下，多元文化的凸显和多样化的文化生态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之一。 “现代化、儒家文化、社会主义三大道统的激荡、交融、整合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多姿多彩的文化。”[9]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外来文化等不断开拓着人们的文化视野，使得当代中国文化生态呈现为多文化样态构筑的多元图景。多元共存的文化形态不仅可以满足个体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形成层次分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生态，而且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通互动。“让红色文化在繁荣健康的文化土壤上发挥先进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并推进我国社会的发展。”[10]另一方面，多样的文化生态也为红色文化与更多外部世界的先进文化之间进行融合提供了可能，从而促使红色文化根据现实条件不断地进行完善，其包容性、动态性和时代性理论品格也得以延伸发展。因此，发展红色文化，多样有序的文化生态是必不可少的。贫瘠单调的“大一统”文化生态不仅不利于丰富红色文化的时代内涵，而且会削弱红色文化的包容性，使其发展走向衰弱。
（二）红色文化稳定发展的重点关键：文化的协调平衡
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看，红色文化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具有天然的自我调节机制。当红色文化内部生态系统与外部生态系统之间或者红色文化内部各生态子系统之间物质和能量的输入、输出基本接近乃至相同时，该系统会保持一种平衡稳定状态，对于外来的一些干扰因素也能通过自我调整，恢复到原来的共生的有序平衡状态。但是，当外来的冲击因素超越了红色文化系统自身的调节能力时，调节机制就会失去作用，系统原本的平衡协调状态也会遭到破坏，陷入失衡状态，导致系统功能的降低和结构的解体。只有内外各生态因子协调一致，才能保证红色文化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延续，促进红色文化的不断发展与永恒流动。
在当前全球化、现代化和信息技术大发展的背景下，一些外来文化和新兴文化作为红色文化生态系统的强势入侵因子，使我国红色文化发展陷入困境，红色文化生态受到严重威胁，面临新的矛盾冲突和生态失衡危机。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红色文化生态与外部环境的冲突。其一，外来文化对当前红色文化生态的挑战。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纷纷涌入。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一些西方文化、资本文化以文化产品的方式按照大众的口味被改造、纳入消费市场范畴，并被广泛传播、全方位浸染于中国当代社会。鉴于西方文化和部分外来文化在意识形态上显著不同于红色文化的事实，他们愈来愈大的影响力，对 “红色文化的发展和传播空间形成了挤压，导致红色文化压抑”[5]。其二，国内其他文化对红色文化生态的影响。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成为传统意识形态最有力的解构力量。在其推动下，作为主导文化的红色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三者的发展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导致红色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原本的制衡关系出现失调。其中红色文化与大众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态势最为明显。 曾为边缘的大众文化开始承担了人们精神宣泄与慰藉的功能，已逐渐占据中心地位，二者的矛盾冲突以及制衡关系中的失调现象比较突出[11]，红色文化发展出现弱化趋势。另一方面，红色文化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冲突。根据文化生态学比例平衡理论 ，红色文化内部生态系统各文化因子和要素的分配同樣需要达成协调均衡状态，即物质性红色文化、精神性红色文化和制度性红色文化三要素要比例适当。然而当下，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由于受到市场经济因素的影响，精神性红色文化因其与资本文化的冲突而被忽视。一些地方在所谓政绩观的影响下，红色文化常常被形式主义抽空了精神内核，固化为物质性的红色文化形态。此外，还存在红色制度文化欠缺、红色文化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红色文化内部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
红色文化生态系统失衡是红色文化系统与内、外环境之间的作用关系发生改变、失去生态整合与平衡的体现。如果能够积极回应外界因素的冲击，不断调整红色文化内部生态系统结构，使系统由非平衡状态向平衡状态演化，同时保持与生态环境动态平衡的共生关系，则其文化系统就能够得以创新发展;反之，则其文化系统失去活力，红色文化价值功能的发挥受到严重影响，进而制约红色文化的发展进步。
（三）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文化的开放更新
与自然生态系统一样，文化生态系统也是一个无限开放的动态系统，其中每一种文化都在与环境的信息、物质和能量交换中不断汲取良性因子，从而变成更大系统的子系统。如果系统封闭，缺乏来自系统外部的新的营养注入，必然导致系统内文化多样性以及信息整合的减少，文化生态的活力也会减低，直至最后的枯竭和灭亡。因此，文化的生长不仅需要系统内部的多样性生态环境，而且需要保持系统的动态开放，与外部不断进行交流。对于文化生态开放所带来的外来文化冲突和挑战，不能盲目地回避或者封闭系统，而应以理性的认识去面对、以包容的态度去合理借鉴。 文化生态系统的开放同样也是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的根本保障。纵观红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它始终处在与社会环境的同步发展状态之下，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反映出不同时代所特有的思想价值与精神内涵。正是红色文化生态的进步开放赋予红色文化多元的文化基因，使其拥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丰富的内涵，并在与时俱进的基础上，不断增强自我的发展活力与生机，不断开拓升华，成为一种洋溢时代气息、特色鲜明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因此，只有开放的红色文化生态系统才能保障红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文化生态学视角下中国红色文化的当代发展理念
根据文化生态学基本观点，红色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维护红色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循环更新，因而对红色文化生态系统的研究是红色文化发展研究的基础。要保持红色文化的持续、科学发展，最根本的因素在于维护红色文化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而要破坏红色文化的发展，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破坏其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8]。因此，新时代背景下要推动红色文化的长效发展，必须确立生态发展的基本理念。
（一）整体性与协调性相统一
红色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多个要素结合而成的有机系统，其发展一方面受内部精神文化要素、制度文化要素和物质文化要素等各种复杂变量的相互作用和演变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其外部环境系统相互促进、共存共生，因此运用系统、统筹的方法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红色文化系统进行整体地把握，保持内部系统各文化要素以及与外部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我们要合理配置红色文化三要素，努力实现红色精神文化、红色制度文化和红色物质文化与红色文化外生态系统的有效互动，同时要坚持文化全局的工作理念，有效整合开发各地区多样、零散的红色制度文化和红色物质文化。红色文化发展还应 “与周遭生态环境实现比例协调，满足当前社会政治生态、经济结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气对于红色文化发展的需求”[12]。对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整体系统与要素之间、各文化要素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进行综合性的考察，从而实现各要素及主体的有效整合与协调管理，形成共同推进红色文化建设的协同效应。
（二）融合性与创新性相统一
中国红色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其本质上是由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地域文化以及国外红色文化等诸多文化元素交互作用，从而融合生成的一种独特文化。从空间上看，由于地方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的差异，中国红色文化不仅具有鲜明的多样化、地方性特点，而且 “继承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形成的红色文化精髓”[7]。从时间上看，中国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同历史时期先进文化精神的浓缩，又经历长期的发展成为新的文化传统。在这一文化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其融通吸收了不同文化因子的积极因素，并根据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进行综合创新，构建了一个 “立体交叉、兼收并蓄的多维有机文化体”[5]。因此，发展红色文化就是要坚持融合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理念，在不断地进行比较与鉴别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文化中合理的、能够适应时代需要的成分，融合有益于中国红色文化生存、发展的其他积极文化成果，并通过综合创新，凸显其符合事物发展和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规律的科学性，而这也是红色文化发展的根本方法。
（三）开放性与稳定性相统一
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视野和当下场域决定了红色文化与时俱进、不断开拓的发展特质。因此，必须保持一种包容多样、尊重差异的开放态度，向环境开放，促使红色文化在与周围生态的互动中不断吸入良性因子，以得到自我优化和丰富充实。与此同时，文化生态系统特有的遗传性和稳定性又决定了红色文化必然体现出其文化发展稳定性的一面，必须通过教育和传播促使红色文化观念不断被传递、强化，在不同代际人群中得以继承和发展。事实上，开放性和稳定性是一对辩证的统一体。由于开放的文化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和稳定能力，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调整自身，从而保持文化生态系统功能和结构相对稳定，开放性也是红色文化得以稳定存在的条件;而文化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也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具有开放的、不断变迁的特性。所以，发展红色文化必须秉持开放性与稳定性相统一的理念，尤其要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正处在广泛的交融和碰撞中， 我们必须遵循红色文化自身发展规律，一方面要在与外部环境的良性沟通中，不断寻求先进的文化思想，积极推动红色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红色文化的特色和优势，尤其是红色文化最核心和最精华的部分，以保持红色文化的稳定延续和传承。只有兼具开放性与稳定性的红色文化生态系统，才能在稳定传承中相对变迁，进而保证红色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四、文化生态学视野下中国红色文化的当代发展路径
以文化生态发展理念为基础，分析当前红色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内部主要是红色文化内部生态系统结构失调导致的发展式微，外部主要是红色文化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文化生态失衡。因此，要维持红色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实现红色文化科学协调发展，一方面必须调整红色文化内部生态系统结构，使之与外在环境处于协调状态，另一方面必须优化红色文化生态环境。鉴于社会发展变化的恒定性，红色文化生态系统平衡性的维持应以内部系统的调整适应为主导，通过合理配置红色精神文化、红色制度文化和红色物质文化，在促成内生态系统平衡的同时，实现其与外生态系统的有效互动、和谐共生。在具体实施路径上，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探索。
（一）精神层面：增强红色文化自觉，营造良性红色文化生态环境
红色文化的发展需要营造一种基于红色文化自觉的良性文化生态环境，为红色文化发展创造社会思想共识。文化自觉是文化存在的自我意识以及对文化的高度自信和自觉践行，文化自信来自对文化的高度认同。“文化自觉彰显了文化的独立品性和文化主体精神”[13]，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红色文化自觉“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红色文化发展的自觉，蕴含着对红色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红色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以及对发展红色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動担当”[14]，因而对红色文化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全社会树立高度的红色文化自觉， 将会使红色文化成为社会大众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并以此形成一种自觉传播、弘扬红色精神的文化生态环境。不仅如此，红色文化自觉还使人清醒认识到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对于红色文化发展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从而使人民群众自发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自觉清理、净化红色文化生态环境。 增强红色文化自觉，可以从文化自觉的主体、客体对象和传播中介等方面入手来探寻其实现路径。在主体层面，广大人民群众作为红色文化自觉的主体，增强红色文化自觉，一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红色文化自觉意识，建立科学的红色文化教育体系、完善公民素质教育体系对于当下全社会红色文化自觉的增进大有助益。二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让社会发展成果更好地服务于民生，由人民共享，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三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红色文化建设的积极性， “将红色文化融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以提高人民群众对于创新性发展红色文化的热情”[15]。在客体对象层面，一要坚持红色文化的先进性引领作用，把发展红色文化与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合起来，凝聚最广泛的共识;二要以红色文化的民族风格和中国精神贴近人民群众，弘扬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精神，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使人民群众自觉抵制不良外来文化的侵蚀与渗透。三要积极拓展与升华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深化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增强红色文化自身的“软”实力，提升人民群众对红色文化在思想上、情感上和心理上的认可与信心。在传播中介层面，要合理选用传播工具和传播模式，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方式和传播话语机制以提升红色文化传播空间。同时，还要加强红色文化传播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增强红色文化传播效果，使接受与认同红色文化成为一种精神上的自觉追求。
（二）制度层面：建构红色文化发展制度机制，保障红色文化生态平衡
红色文化发展需要构建系统的发展制度机制来化解红色文化生态失衡的压力， “通过制度的生态杠杆作用消解外来物质、能量的冲击以保障红色文化生态平衡和稳定发展”[12]。健全、完善的制度机制为红色文化发展提供了明确的行为架构和良好的制度环境，是红色文化发展的“硬”保障。建构红色文化发展制度机制可以 “从健全发展制度体系和建立制度实施机制两个方面着手进行”[16]。
健全发展制度体系，一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好整体规划和长期规划，以健全的文化政策促进整个社会和红色文化建设协调发展。二要制定规范的法律法规为红色文化的发展提供政治、经济和安全保障。制定系统的、成熟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我国红色文化在保护与发展等方面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增加诋毁和破坏红色精神文化、物质文化的成本，确保红色文化发展得到有效的保护。此外，由于红色文化存在地域多样性和差异性，各地要根据各自地域性特点制定地方性的法律法规以保护和开发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三是政府要通过行政权力，制定各项经济和社会优惠政策，重点扶持一些研究、宣传红色文化的机构，为红色文化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保障环境。
良好的制度规范需要有效的实施机制，制度性红色文化的发展应高度重视制度的执行力，保障促进红色文化科学发展的制度法规得到贯彻落实，这就需要在执行理念以及红色文化发展责任机制等方面不断探索。一是执行者需要树立法治意识和责任意识，秉持尊重历史、珍视红色精神、为我国文化事业发展服务的理念，实现依法执行、人性化执行，保证红色文化保护与发展法规的执行有序有效。二要建立红色文化管理联动机制，規范各级政府各部门文化管理责任区划，保障红色文化发展不出现管理错位现象。三要建立常态化管理、综合研究发展机制。定期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以及红色文化政策利用相关研究，强化管理与项目具体实施推进相结合。此外，“建立共同参与、全社会督查机制，鼓励民间团体、学术机构及社会民众积极参与研讨和监督红色文化保护与发展法规制度的具体实施”[17]。
（三）物质层面：科学开发、利用红色物质文化资源，促进红色文化创新性发展
作为红色文化的有形遗产，红色物质文化资源以物化的有形载体呈现红色文化的精神理念，不仅 “为红色文化的传播提供可考凭据，也是红色文化建设与外生态环境对接的必要方式”[12]。红色物质文化资源蕴含着重要的文化、政治、社会、教育和经济价值，充分发掘和利用好红色物质文化独特的价值功能，不仅有利于文化育民、助力经济富民，也是促进红色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应然途径。当前，我国红色物质文化资源开发还存在着理论研究体系不完整、资源利用和开发模式单一等问题。因此，要在全面调查红色物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的基础上，制定系统科学的实施措施。一要加强对红色物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宏观指导和统筹规划，避免零散、盲目开发。红色物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充分调研开发现状的基础上，政府和社会各界密切配合，成立协调领导机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加强对红色物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宏观管理和规划。同时，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培养，不断提高他们的红色文化素养，以实现在红色物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速度、效度和深度方面稳步推进。二要树立“系统、协调、多元”的开发利用原则，把红色物质文化资源及其周边生态环境作为有机整体，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加强红色物质文化资源与周边地区环境的有机整合与联动发展，以提升资源所在地整体环境氛围与功能活力。同时，根据红色文物资源周边地区功能特色和环境条件，对不同类型特点的资源进行精心设计，努力实现多元化利用和多维度展示。要鼓励利用各种新技术手段，不断丰富红色物质文化资源的开放方式以加强文化参观者的特色体验。三要充分发挥红色物质文化资源的经济孵化功能，推进红色物质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其一，要整合社会各种有效的资源力量，对处于不同开发状态的资源进行分类研究，施以相应的开发利用策略。 “对潜在的、尚未开发的红色资源，研讨如何以恰当的形式呈现其经济价值”[18];对于目前尚未开发完全的资源，努力拓宽其价值领域; “对于零散的红色物质文化资源， 将其价值进行有机整合， 使其释放出新的价值”[18]。其二，要推动红色旅游品牌项目建设，并加强红色旅游资源同遗产旅游地绿色生态资源、当地民族特色文化资源的整合，形成红色旅游产业集群。其三，要培育红色文化市场，打造红色文化品牌，鼓励、引导群众进行红色文化消费，努力打造区域红色文化经济圈。四要加大投入，完善红色文化基地设施、提高服务技能。红色物质文化资源大多诞生于特定历史时期，距今已有较长的历史，随着时间推移，一些红色文化基地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相关配套服务也因重视不够而相对落后。因此，要加大对这些物质资源开发利用上的资金投入，构建全社会多元参与投资开发的新体系，完善资源地基础设施。同时，政府应加强资金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强软服务，积极培训相关人员以提高文化服务技能。 总之，当前在全球化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保证红色文化健康、稳定和创新性发展，就必须遵循红色文化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和调适性机理，从精神层面、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调整其内部生态系统，在促成内生态系统平衡的同时，使之与外生态系统形成有效互动、协调共生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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