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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儿童歌舞队从江西大余池江到达南昌不久，叶挺军长和夫人李秀文女士就到我们歌舞队驻地——书园街高升巷仓库看望我们。
那天上午，我们正在打扫卫生，明仁宗队长告诉我们：“叶军长要专门来看望我们，大家不要乱走。”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十几个小鬼都高兴地跳了起来。
还在赣南打游击的时候，就听老战士说过，叶挺是北伐战争中的名将，他领导的“叶挺团”被人们誉为“铁军”，在攻克武汉时，“叶挺团”曾打退敌人三个师的进攻。现在能亲眼一睹大将军的丰姿，是多么的荣幸。
“立正!”明仁宗队长在门口喊了一声口令。
只见叶军长缓缓地走了过来。他身穿浅黄色呢子军装，手里拄着一根精致的手杖。叶军长个子不高，但非常威猛、精神。
叶挺夫人李秀文女士身穿紫红色旗袍，脚穿着高跟鞋，紧紧地跟在叶军长身后，样子非常庄重高贵。
我们十几个小鬼，赶紧放掉手中的东西，立正向叶军长致军礼。
叶军长询问了我们一路的行军情况。明仁宗队长一一作了回答。
叶军长对李秀文女士说：“你给他们每个小鬼买一把口琴，还要配上一块漂亮的红绸子。”
没过几天，我们歌舞队每个小鬼便发了一把上海造的“中善美”牌二十四孔口琴，这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口琴，是叶军长用自己的钱买来的。
当时，南昌正值寒冬季节，北风刺骨，大雪纷飞。叶军长一一地检查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当他发现我们都没有穿棉衣时，不高兴地说：“这么冷的天气，怎么不穿棉衣?”
明仁宗队长难为情地说：“现在供给紧张，在大余池江时上面没发给我们。”
叶军长当即指示明仁宗队长：“这怎么行?你马上到供给部拉两黄包车棉衣来!”
“是!”明仁宗队长跑到门口，请来二个车夫，不久就从供给部拉来二黄包车衣服，里面有棉衣。叶军长顺手拿起一件，抖了抖，满意地点了点头，说：“这还差不多。”
叶军长招呼大家坐下，和蔼地说道：“现在你们只有十几个人，兵马不多，将来我们还要多动员一些人，成立一个战地服务团，到那时，你们就热闹了。”
叶军长看到我们个个穿着肥大的军衣，特别是阿福，年纪最小，个子又矮，当时还不满九岁，大帽子戴在头上，盖住了大半个脸蛋，叶军长看着，忍不住笑了：“你们经常要到外面去演出，没有统一的服装怎么行呀?”
一边说，叶军长一边从口袋里拿出钱，交给明仁宗队长：“你上街买点布，给每人做二套统一的衣服。”
明仁宗队长接过叶军长的钱，眼睛湿润了。
后来，我们歌舞队十九个小鬼每人做了二套衣服，一套黄的，一套绿的，还有二顶瓜皮帽(苏联式红军帽)。
晚上，我们都换上了新发的棉衣，觉得浑身暖融融的。
在南昌，我们歌舞队的生活既紧张又活泼，我们经常到街上去宣传抗日，教群众唱歌，只要我们一出现在街头，马上就会围上一大群人，他们看到我们小小年纪，就穿着军装在街上唱歌跳舞，都投来惊喜的目光。
歌舞队十九个小鬼大多数来自广东南雄、江西赣南、湖南桂东。来自南雄的有卓树文、邓昌静、朱锦辉。卓树文原来叫卓寿文，后来他嫌“寿”字有点俗气，便把“寿”字改成“树”字。卓树文是我们歌舞队中个子最高、年龄最大的一个，他当时快满十四岁。邓昌静，十一岁，白净的皮肤，圆圆的脸蛋上有一对小小的酒窝，非常讨人喜欢。张茜同志和陈毅司令员都非常喜爱他。在云岭时，他充当信使，为他俩传递过不少情书。朱锦辉，十二岁，是在念小学时从学校里跑出来参加新四军的。来自湖南桂东的有何所翼、黄邦赞。何所翼，十一岁，活泼好动，喜欢开玩笑，说笑话，有时还爱发脾气。黄邦赞，十岁，矮矮的个子，既顽皮，又淘气，小伙伴们最怕他。来自赣南的有我和肖太珠。肖太珠，十二岁，江西信丰人，忠诚老实，胖乎乎的，他专门负责保管道具。
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是阿福了，阿福是江苏无锡人，一口浓重的无锡口音，我们似懂非懂。
陈雪坤只有七岁，是我们歌舞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宽宽的脸，大大的嘴巴。一套又肥又大的军装套在他瘦小的身子上，光上衣就快到脚跟，使人一看就想笑。
陈雪坤是同他姑姑一起逃难到江西的，不知道是经谁介绍，在大余池江参加了歌舞队。雪坤的姑姑是个小脚女人，二十多岁，皮肤黑黑的，说话细声细气，她随同歌舞队一直从大余池江到安徽泾县云岭。一路上，她一边照顾雪坤，一边帮歌舞队的小鬼洗衣服和缝衣服。在大余池江时，我们发的衣服太大太长，就是雪坤的姑姑帮我们缝短的。
初到南昌，歌舞队继续扩编。当时，日本鬼子占领东北、华北，大批难民纷纷逃亡南方，歌舞队又从逃亡的学生中招收了四位小鬼，最使我难忘的是张冷冰，十一岁，吉林人，瘦瘦的个子，扁扁的嘴巴，一腔东北口音。人很顽皮，每次吃粉干时，他总是把粉干插进鼻孔里，双手拿着粉干，拉来拉去，像杂技中的滑稽演员，逗得人捧腹大笑。
不久，军政治部给歌舞队专门派来了位舞蹈教员，他叫吴晓邦。吴晓邦同志身材修长，很会跳舞，无论是中国的民族舞，还是西方的伦巴、探戈，他都非常精通。吴晓邦同志不仅舞跳得好，脾气也相当好，整天都笑眯眯的。歌舞队的小鬼大多数来自山区，见识少，文艺素质差，有时候一个动作教上五、六遍，我们也学不会。
一次我练劈叉动作，一连学了几天，也没学会，我有气无力地躺在椅子上，双手捧着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吴晓邦同志走过来，鼓励我：“小黄同志，不要泄气嘛!古人说得好，功到自然成，只要下苦功练，是一定能学会的!”
吴晓邦同志能编，能导，能演，他那优美的舞姿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我至今记忆犹新。
项英同志到达南昌后，南方各游击区的负责人也先后到达南昌。
不久，叶挺、项英等在花园天兰礼堂召开大会，新四军军直机关和歌舞队共五百多人参加了大会，项英副军长主持大会。
叶军长说：“毛主席和蒋委员长信任我，委托我担任新四军军长，我很高兴。当前，我们的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日本鬼子霸占了我东北三省，不久前，上海沦陷了!南京也沦陷了!我新四军全体官兵要团结一致，奋勇抗战，早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大会之后，我们表演了文艺节目，其中有张茜同志的独唱，有卓树文和朱锦华的哑剧《炸军舰》，邓昌静、卓树文、何所翼、朱锦辉和阿福等人也先后进行了表演。阿福扮演流浪汉，只见他穿着一身破衣服，拄着一根下端缺了口的竹棍，歪歪斜斜地走在舞台上，形象逼真，叶军长和项副军长看了都使劲地鼓起掌来。
1939年2月中旬，战地服务团正式成立，歌舞队编入战地服务团。
战地服务团开始有三个队：男生队、女生队和歌舞队。男生队长胡明，女生队长黄杰，歌舞队队长还是明仁宗。
一天早上，天气很冷，风也很大，男生队、女生队和歌舞队在书园街高升巷仓库外面的大坪上集合。
叶军长在朱克靖团长的陪同下，来到我们队伍面前。
朱克靖是1922年入党的老同志，他比叶军长还大两岁。他曾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念过书，北伐战争时当过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的党代表，苏区时担任过第九军党代表。1946年他奉命前往郝鹏举起义部队当政委，1947年郝鹏举叛变，他来不及转移，不幸被捕。国民党曾诱以高官厚禄，但他大义凛然予以拒绝。国民党当局对他毫无办法，只好在解放前夕秘密将他杀害。
朱克靖和叶军长是北伐战争中的老战友，他对叶军长一直非常尊重。
朱克靖给叶军长致过军礼之后，叶军长走到队伍面前，操着浓重的广东口音，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正式成立了，你们的团长是朱克靖同志；白丁是你们的秘书长(相当副团长)，希望你们在朱克靖团长、白丁秘书长的领导下，把新四军的文化、教育、宣传工作搞好!”
会上，朱克靖团长和白丁秘书长都讲了话。
战地服务团就像一座大学校，在业务上划分为歌咏、舞蹈、戏剧、美术、文学和民运六个组，她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一大批有志青年。当时，南方许多爱国青年纷纷来到南昌，要求参加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全盛时期曾达到五百多人。
战地服务团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我们歌舞队除到街上宣传外，还到南昌和各国民党驻南昌部队演出。最难忘的是在江西大剧院为国民党伤兵演出，当我们唱到《救国军歌》：“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时，台下的伤兵使劲地鼓起掌来。演出完毕后，许多伤兵抱住我们这些小鬼，硬要我们到他们单位去吃饭，那兄弟般的深情厚意使人久久难忘。
一天，叶军长觉得身上很痒，就到新四军三眼井军部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患了疥疮。
叶军长眯着眼沉思着，我这个军长住的是张勋公馆，条件比战士好多了，还得了疥疮，战士中肯定有不少得疥疮的。
当时，我们睡的都是地铺，蚤子很多，许多人身上都长了风疱，又痒，又痛，又肿，又烂。
他生气地把明仁宗队长叫到跟前：“你为什么不报告?”
明仁宗队长摸不着头脑：“没有什么要报告的呀?”
叶军长说：“你们歌舞队有百分之八十的小鬼得了疥疮，你知道吗?”
明仁宗队长抿嘴一笑：“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呢?”
“还笑?”叶军长提高嗓音，语气更加严肃，“如果不及时根治，发展下去，是要感染发烧的。发生减员，是要影响部队战斗力的，作为一名人民军队的干部，就是要善于关心战士的疾苦。”
明仁宗队长知道大事不妙，当即表态：“我马上集合队伍检查一下!”
叶军长严肃地说：“不用检查了，你去把医务处长叫来!”
医务处长来了，决定给我们每个小鬼打一支青霉素，并在患处涂上硫磺药膏。
当时青霉素很难搞到，是一种非常昂贵的药品，如果不是叶军长亲自指示，一般人要用这种药是根本不可能的。
青霉素一打，涂了几次硫磺药膏，我们身上的疱很快就好了。
去南昌机场演出的那天，天气特别冷，天空的乌云沉甸甸的，寒风吹来，雨点夹着雪花纷纷地落下来，天真冷啊!
演出时，由于穿的衣服太少，回到高升巷仓库驻地，我就病了。
我一直发烧，体温到40度，当时新四军几乎没有什么药，只有“奎宁”(治打摆子的药)，我吃了几天“奎宁”，但没有什么效果，高烧一直不退。
当时，我很悲观，总觉得自己快不行了。夜里，望着窗外冰冷而又黑洞洞的天空，我的心倏地一阵难过。
我想起了妈妈，想起了死去的爸爸……
我的病越来越重，最后被送进了新四军三眼井医院。
同一个病室的三个伤病员，都是军直机关的战士，个个瘦得皮包骨头。
一个年纪比我稍大的战士，住在我的对面，他病得很重，脸色又青又黄，护士给他喂稀饭时，他总是摇着头：“我不想吃，什么也吃不下……”
护士安慰他：“要吃!不吃东西就没有抵抗力呀!”
“反正我是不行了……”
尽管这样，女护士还是耐心地一勺一勺地喂他。
解放后，听说这位女护士当了南京一家医院的院长，可惜我忘了她的名字。
晚上，我出去解小手，只觉得眼前金星一闪，就像掉进了一个黑洞洞的地窖里，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只见身旁站着许多人，都是我们歌舞队的人，有明仁宗队长，卓树文，邓昌静，何所翼，还有小淘气张冷冰。
小何惊喜地说：“队长，你看，小黄醒过来啦!小黄醒过来啦……”
明仁宗队长俯下身子，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小黄，你醒来就好，我以为你……”
我一看周围三张床铺都空空荡荡的，忙问道：“他们三个人呢?”
大家都默不作声。
半晌，明仁宗队长才缓缓地说：“出于药物缺少，他们三个人的高烧一直退不下来，后来得了并发症，都去世了。”
他们还年轻呵!正是为国家出力的时候，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想到此，我的心都碎了。
小邓说：“小黄，你一直昏迷了半个月，不省人事，吓死我们了。”
明仁宗队长接着说：“你昏迷之后，叶军长知道了这件事，他指示医院，一定要想方设法把你抢救过来。叶军长说：‘这小鬼还小呵!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救活他，没有的药，要想方法向地方医院求救。’叶军长还专门交待，要歌舞队的同志轮流来照顾你。”
想起叶军长的关怀，我不禁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叶军长爱兵，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王北发整理)
责任编辑张荣辉
那天上午，我们正在打扫卫生，明仁宗队长告诉我们：“叶军长要专门来看望我们，大家不要乱走。”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十几个小鬼都高兴地跳了起来。
还在赣南打游击的时候，就听老战士说过，叶挺是北伐战争中的名将，他领导的“叶挺团”被人们誉为“铁军”，在攻克武汉时，“叶挺团”曾打退敌人三个师的进攻。现在能亲眼一睹大将军的丰姿，是多么的荣幸。
“立正!”明仁宗队长在门口喊了一声口令。
只见叶军长缓缓地走了过来。他身穿浅黄色呢子军装，手里拄着一根精致的手杖。叶军长个子不高，但非常威猛、精神。
叶挺夫人李秀文女士身穿紫红色旗袍，脚穿着高跟鞋，紧紧地跟在叶军长身后，样子非常庄重高贵。
我们十几个小鬼，赶紧放掉手中的东西，立正向叶军长致军礼。
叶军长询问了我们一路的行军情况。明仁宗队长一一作了回答。
叶军长对李秀文女士说：“你给他们每个小鬼买一把口琴，还要配上一块漂亮的红绸子。”
没过几天，我们歌舞队每个小鬼便发了一把上海造的“中善美”牌二十四孔口琴，这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口琴，是叶军长用自己的钱买来的。
当时，南昌正值寒冬季节，北风刺骨，大雪纷飞。叶军长一一地检查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当他发现我们都没有穿棉衣时，不高兴地说：“这么冷的天气，怎么不穿棉衣?”
明仁宗队长难为情地说：“现在供给紧张，在大余池江时上面没发给我们。”
叶军长当即指示明仁宗队长：“这怎么行?你马上到供给部拉两黄包车棉衣来!”
“是!”明仁宗队长跑到门口，请来二个车夫，不久就从供给部拉来二黄包车衣服，里面有棉衣。叶军长顺手拿起一件，抖了抖，满意地点了点头，说：“这还差不多。”
叶军长招呼大家坐下，和蔼地说道：“现在你们只有十几个人，兵马不多，将来我们还要多动员一些人，成立一个战地服务团，到那时，你们就热闹了。”
叶军长看到我们个个穿着肥大的军衣，特别是阿福，年纪最小，个子又矮，当时还不满九岁，大帽子戴在头上，盖住了大半个脸蛋，叶军长看着，忍不住笑了：“你们经常要到外面去演出，没有统一的服装怎么行呀?”
一边说，叶军长一边从口袋里拿出钱，交给明仁宗队长：“你上街买点布，给每人做二套统一的衣服。”
明仁宗队长接过叶军长的钱，眼睛湿润了。
后来，我们歌舞队十九个小鬼每人做了二套衣服，一套黄的，一套绿的，还有二顶瓜皮帽(苏联式红军帽)。
晚上，我们都换上了新发的棉衣，觉得浑身暖融融的。
在南昌，我们歌舞队的生活既紧张又活泼，我们经常到街上去宣传抗日，教群众唱歌，只要我们一出现在街头，马上就会围上一大群人，他们看到我们小小年纪，就穿着军装在街上唱歌跳舞，都投来惊喜的目光。
歌舞队十九个小鬼大多数来自广东南雄、江西赣南、湖南桂东。来自南雄的有卓树文、邓昌静、朱锦辉。卓树文原来叫卓寿文，后来他嫌“寿”字有点俗气，便把“寿”字改成“树”字。卓树文是我们歌舞队中个子最高、年龄最大的一个，他当时快满十四岁。邓昌静，十一岁，白净的皮肤，圆圆的脸蛋上有一对小小的酒窝，非常讨人喜欢。张茜同志和陈毅司令员都非常喜爱他。在云岭时，他充当信使，为他俩传递过不少情书。朱锦辉，十二岁，是在念小学时从学校里跑出来参加新四军的。来自湖南桂东的有何所翼、黄邦赞。何所翼，十一岁，活泼好动，喜欢开玩笑，说笑话，有时还爱发脾气。黄邦赞，十岁，矮矮的个子，既顽皮，又淘气，小伙伴们最怕他。来自赣南的有我和肖太珠。肖太珠，十二岁，江西信丰人，忠诚老实，胖乎乎的，他专门负责保管道具。
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是阿福了，阿福是江苏无锡人，一口浓重的无锡口音，我们似懂非懂。
陈雪坤只有七岁，是我们歌舞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宽宽的脸，大大的嘴巴。一套又肥又大的军装套在他瘦小的身子上，光上衣就快到脚跟，使人一看就想笑。
陈雪坤是同他姑姑一起逃难到江西的，不知道是经谁介绍，在大余池江参加了歌舞队。雪坤的姑姑是个小脚女人，二十多岁，皮肤黑黑的，说话细声细气，她随同歌舞队一直从大余池江到安徽泾县云岭。一路上，她一边照顾雪坤，一边帮歌舞队的小鬼洗衣服和缝衣服。在大余池江时，我们发的衣服太大太长，就是雪坤的姑姑帮我们缝短的。
初到南昌，歌舞队继续扩编。当时，日本鬼子占领东北、华北，大批难民纷纷逃亡南方，歌舞队又从逃亡的学生中招收了四位小鬼，最使我难忘的是张冷冰，十一岁，吉林人，瘦瘦的个子，扁扁的嘴巴，一腔东北口音。人很顽皮，每次吃粉干时，他总是把粉干插进鼻孔里，双手拿着粉干，拉来拉去，像杂技中的滑稽演员，逗得人捧腹大笑。
不久，军政治部给歌舞队专门派来了位舞蹈教员，他叫吴晓邦。吴晓邦同志身材修长，很会跳舞，无论是中国的民族舞，还是西方的伦巴、探戈，他都非常精通。吴晓邦同志不仅舞跳得好，脾气也相当好，整天都笑眯眯的。歌舞队的小鬼大多数来自山区，见识少，文艺素质差，有时候一个动作教上五、六遍，我们也学不会。
一次我练劈叉动作，一连学了几天，也没学会，我有气无力地躺在椅子上，双手捧着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吴晓邦同志走过来，鼓励我：“小黄同志，不要泄气嘛!古人说得好，功到自然成，只要下苦功练，是一定能学会的!”
吴晓邦同志能编，能导，能演，他那优美的舞姿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我至今记忆犹新。
项英同志到达南昌后，南方各游击区的负责人也先后到达南昌。
不久，叶挺、项英等在花园天兰礼堂召开大会，新四军军直机关和歌舞队共五百多人参加了大会，项英副军长主持大会。
叶军长说：“毛主席和蒋委员长信任我，委托我担任新四军军长，我很高兴。当前，我们的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日本鬼子霸占了我东北三省，不久前，上海沦陷了!南京也沦陷了!我新四军全体官兵要团结一致，奋勇抗战，早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大会之后，我们表演了文艺节目，其中有张茜同志的独唱，有卓树文和朱锦华的哑剧《炸军舰》，邓昌静、卓树文、何所翼、朱锦辉和阿福等人也先后进行了表演。阿福扮演流浪汉，只见他穿着一身破衣服，拄着一根下端缺了口的竹棍，歪歪斜斜地走在舞台上，形象逼真，叶军长和项副军长看了都使劲地鼓起掌来。
1939年2月中旬，战地服务团正式成立，歌舞队编入战地服务团。
战地服务团开始有三个队：男生队、女生队和歌舞队。男生队长胡明，女生队长黄杰，歌舞队队长还是明仁宗。
一天早上，天气很冷，风也很大，男生队、女生队和歌舞队在书园街高升巷仓库外面的大坪上集合。
叶军长在朱克靖团长的陪同下，来到我们队伍面前。
朱克靖是1922年入党的老同志，他比叶军长还大两岁。他曾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念过书，北伐战争时当过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的党代表，苏区时担任过第九军党代表。1946年他奉命前往郝鹏举起义部队当政委，1947年郝鹏举叛变，他来不及转移，不幸被捕。国民党曾诱以高官厚禄，但他大义凛然予以拒绝。国民党当局对他毫无办法，只好在解放前夕秘密将他杀害。
朱克靖和叶军长是北伐战争中的老战友，他对叶军长一直非常尊重。
朱克靖给叶军长致过军礼之后，叶军长走到队伍面前，操着浓重的广东口音，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正式成立了，你们的团长是朱克靖同志；白丁是你们的秘书长(相当副团长)，希望你们在朱克靖团长、白丁秘书长的领导下，把新四军的文化、教育、宣传工作搞好!”
会上，朱克靖团长和白丁秘书长都讲了话。
战地服务团就像一座大学校，在业务上划分为歌咏、舞蹈、戏剧、美术、文学和民运六个组，她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一大批有志青年。当时，南方许多爱国青年纷纷来到南昌，要求参加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全盛时期曾达到五百多人。
战地服务团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我们歌舞队除到街上宣传外，还到南昌和各国民党驻南昌部队演出。最难忘的是在江西大剧院为国民党伤兵演出，当我们唱到《救国军歌》：“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时，台下的伤兵使劲地鼓起掌来。演出完毕后，许多伤兵抱住我们这些小鬼，硬要我们到他们单位去吃饭，那兄弟般的深情厚意使人久久难忘。
一天，叶军长觉得身上很痒，就到新四军三眼井军部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患了疥疮。
叶军长眯着眼沉思着，我这个军长住的是张勋公馆，条件比战士好多了，还得了疥疮，战士中肯定有不少得疥疮的。
当时，我们睡的都是地铺，蚤子很多，许多人身上都长了风疱，又痒，又痛，又肿，又烂。
他生气地把明仁宗队长叫到跟前：“你为什么不报告?”
明仁宗队长摸不着头脑：“没有什么要报告的呀?”
叶军长说：“你们歌舞队有百分之八十的小鬼得了疥疮，你知道吗?”
明仁宗队长抿嘴一笑：“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呢?”
“还笑?”叶军长提高嗓音，语气更加严肃，“如果不及时根治，发展下去，是要感染发烧的。发生减员，是要影响部队战斗力的，作为一名人民军队的干部，就是要善于关心战士的疾苦。”
明仁宗队长知道大事不妙，当即表态：“我马上集合队伍检查一下!”
叶军长严肃地说：“不用检查了，你去把医务处长叫来!”
医务处长来了，决定给我们每个小鬼打一支青霉素，并在患处涂上硫磺药膏。
当时青霉素很难搞到，是一种非常昂贵的药品，如果不是叶军长亲自指示，一般人要用这种药是根本不可能的。
青霉素一打，涂了几次硫磺药膏，我们身上的疱很快就好了。
去南昌机场演出的那天，天气特别冷，天空的乌云沉甸甸的，寒风吹来，雨点夹着雪花纷纷地落下来，天真冷啊!
演出时，由于穿的衣服太少，回到高升巷仓库驻地，我就病了。
我一直发烧，体温到40度，当时新四军几乎没有什么药，只有“奎宁”(治打摆子的药)，我吃了几天“奎宁”，但没有什么效果，高烧一直不退。
当时，我很悲观，总觉得自己快不行了。夜里，望着窗外冰冷而又黑洞洞的天空，我的心倏地一阵难过。
我想起了妈妈，想起了死去的爸爸……
我的病越来越重，最后被送进了新四军三眼井医院。
同一个病室的三个伤病员，都是军直机关的战士，个个瘦得皮包骨头。
一个年纪比我稍大的战士，住在我的对面，他病得很重，脸色又青又黄，护士给他喂稀饭时，他总是摇着头：“我不想吃，什么也吃不下……”
护士安慰他：“要吃!不吃东西就没有抵抗力呀!”
“反正我是不行了……”
尽管这样，女护士还是耐心地一勺一勺地喂他。
解放后，听说这位女护士当了南京一家医院的院长，可惜我忘了她的名字。
晚上，我出去解小手，只觉得眼前金星一闪，就像掉进了一个黑洞洞的地窖里，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只见身旁站着许多人，都是我们歌舞队的人，有明仁宗队长，卓树文，邓昌静，何所翼，还有小淘气张冷冰。
小何惊喜地说：“队长，你看，小黄醒过来啦!小黄醒过来啦……”
明仁宗队长俯下身子，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小黄，你醒来就好，我以为你……”
我一看周围三张床铺都空空荡荡的，忙问道：“他们三个人呢?”
大家都默不作声。
半晌，明仁宗队长才缓缓地说：“出于药物缺少，他们三个人的高烧一直退不下来，后来得了并发症，都去世了。”
他们还年轻呵!正是为国家出力的时候，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想到此，我的心都碎了。
小邓说：“小黄，你一直昏迷了半个月，不省人事，吓死我们了。”
明仁宗队长接着说：“你昏迷之后，叶军长知道了这件事，他指示医院，一定要想方设法把你抢救过来。叶军长说：‘这小鬼还小呵!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救活他，没有的药，要想方法向地方医院求救。’叶军长还专门交待，要歌舞队的同志轮流来照顾你。”
想起叶军长的关怀，我不禁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叶军长爱兵，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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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