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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杜丽娘和陈芸都是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女性形象，但她们的可贵之处在于勇于反抗。通过对她们反抗礼教的背景，表现及与礼教的妥协等方面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更好的认识封建社会觉醒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杜丽娘；陳芸；封建礼教；反抗
明人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中曾说道：“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从中足见《牡丹亭》不朽之魅力。作为《牡丹亭》女主人公的杜丽娘，更是因其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对封建礼教的不屈抗争，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画廊中一个流光溢彩式的人物。而陈芸则是清人沈复在《浮生六记》中，用最平质的语言、最纯挚的感情塑造出来的爱妻。林语堂在为西风社出版的英汉对照本《浮生六记》的序言中说：“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人。”“‘芸’的形象之美，在于她身为封建时代的女性，在她的身上有着追求爱情之美，追求艺术生活之美和追求心灵自由之美。”[1]
杜丽娘和陈芸的可贵之处在于她们虽然处于封建礼教的压迫之下，仍然顺从至真至善的本心，追求爱情，热爱生活。但同时，作为从小受封建思想耳濡目染的女性，她们的反抗不可避免的会打折扣。通过对她们反抗礼教的背景，表现及与礼教的妥协等方面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更好的认识封建社会觉醒的女性形象。
一、反抗背景之比较
杜丽娘和陈芸虽然一个待字闺中，一个已为人妇，但在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她们时时刻刻都会遭受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制，而这些压制，在她们身上也有不同的表现。
首先，从大的环境来看，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而儒家的“三从四德”则是套在每个封建女性身上的厚重枷锁。“三从四德”中“三德”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它把女性的一生都规定为男性的附庸，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制约，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意识。同时，宋朝时期，程朱理学盛行，“存天理，灭人欲”已经成为统治者统治百姓的良丹妙药，人性进一步受到摧残与扼杀。而杜丽娘和陈芸就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她们实现本心的活动必然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其进行反抗。
再次，从个体的生存空间来讲，杜丽娘还需要反抗封建家长制的权威。杜丽娘是安南太守之独女，从小被父母严加管教。她是父母按照封建礼教培养出来的大家闺秀，品貌俱佳，擅长丹青女工，知书达礼。父母对其一言一行都要严加干涉，不许春日睡觉，不准去花园散心，不能在衣裙上绣花……更有甚者，二八韶龄的杜丽娘从出生起，也只见过父亲和先生两名男性。
陈芸生活的困境还来自于同室翁姑的压力和不理解。“余夫妇居家，偶有需用，不免典质。始则移东补西，继则左支右绌。谚云：‘处家之情，非钱不行。’先起小人之议，渐招同室之讥。”[2]《坎坷记愁》中还讲述了沈复陈芸夫妇两次被逐的经历。第一次被逐是因为陈芸替婆婆写信、为公公娶妾而受到双方的误解，再加之陈芸隐忍不发，被迫迁居鲁半舫的萧爽楼。第二次是因为陈芸“不守闺训，结盟娼妓” [2]，沈复“不思习上，滥伍小人” [2]，这引起了沈复父亲的大怒，夫妻二人被逐出家门。虽然在《浮生六记》中，陈芸一直致力于维持好与翁姑同室的关系，但总不能如愿。
二、反抗表现的比较
封建社会中的女性，处处遭受压制，命运十分悲惨。但更加可悲的是，有太多太多的女性，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麻木不仁，不加以反抗。甚至，成为封建礼制的忠实拥护者和刽子手，继续荼毒和残害曾经和她们境况一样的人。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但凡身具反抗意识和精神的女性，都会成为不朽的形象。无论是追求爱情和幸福婚姻而自挂东南枝的刘兰芝，还是与梁山泊化为翩跹共舞蝶的祝英台，无论是是斥天骂地、痛诉黑暗封建社会的窦娥，还是自尊敏感、遵循本心的林黛玉……乃至杜丽娘和陈芸，她们都在反抗着。
杜丽娘出身名门，是大家闺秀。她从小就处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中，严父，慈母，迂腐的封建卫道老师，狭小的闺阁空间，这都压抑着杜丽娘的身心。 “长向花阴课女工”[3]，“茶余饭饱破工夫，玉镜台前插架书”[3]，“凡为女子， 鸡初鸣，咸盥、漱、栉、笄，问安于父母；日出之后，各供其事” [3]，“手不许把秋千索拿，脚不许把花园路踏”[3]，可以说，杜丽娘每天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一言一行都要受到约束。然而，当先生说《关雎》是讲述后妃之德时，杜丽娘从人性出发，发现了男女之情，“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诸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3]。在游园的时候，她发现了春天的美好，并且表示“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的是天然”[3]。但随后，杜丽娘的感情由春色喜人到觉得春色恼人，“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3]，“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 [3]，这是因为她发觉自己不能在正值青春之时，享受爱情，获得自由。
杜丽娘从《关雎》中生出情肠，这是其心理叛逆的开始，而其趁父亲下乡劝农之机，瞒着母亲到后花园游园，则是从行动上叛逆的开始。因情思郁结，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发泄的对象，所以杜丽娘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结合。值得一提的是，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结合是因欲生情，而不是像《西厢记》中崔莺莺那样是因爱生欲。这不同寻常的情节安排就更加显示了封建礼教对人欲望的压制，反抗色彩也就更加鲜明和强烈。杜丽娘梦醒后郁郁寡欢，最终相思成疾，为情而死。复生后，她与柳梦梅的结合还是充满着重重阻力，但是杜丽娘还是十分勇敢，为“无媒自合”的爱情而奔走呼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杜丽娘始终遵循自己的真性情，与封建礼教作着斗争，反抗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
如果说杜丽娘的反抗集中表现在思春和爱情上，那么陈芸的反抗则体现在她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陈芸的反抗表现在对知识的追求。封建社会讲求“女子无才便是德”，但陈芸却克服种种困难，自觉的去习字念书。陈芸四岁时父亲去世，与其母及弟相依为命，处境艰难。“芸既长，娴女红，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昌从师修脯无缺。一日，于书簏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爽染菊花肥’之句。”[2]更难能可贵的是，陈芸对知识的学习和追求终生不止。沈复第一次见陈芸就称赞其才思隽永。与沈复新婚时，陈芸也抓紧时间学习，阅读《西厢记》。后来也经常陪伴沈复读书，与其畅谈古今。陈芸的文学修养不断提升，从她对李白和杜甫的评价中就可窥见一斑。 其次，陈芸的反抗表现在对爱情的追求和忠贞上。沈复与陈芸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他们的婚姻可以说是在自由恋爱基础上，请求父母成全的结果。订婚之后，一次沈复参加陈芸表姐的婚礼，肚子饿了，陈芸就将沈复领进自己的闺房，让沈复吃她特地私藏的热粥和小菜，还遭到别人的嘲笑。陈芸甚至因为沈复出水痘，就斋戒祈福，从中可见其对沈复的满腔爱意。婚后，更是与沈复相濡以沫，琴瑟和谐，尽心尽力的扮演好妻子的角色，还费劲心思的为沈复谋求有风韵的女子为妾。在陈芸弥留之际，她还不忘将后事一一交代好，其“妾若稍有一线生机，断不敢惊君听闻” [2]和“断续叠言‘来世’二字” [2]的表白更是让人潸然泪下，感动不已。陈芸与沈复的爱情，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具有了平等性，他们的婚姻也显示出现代婚姻的一些特点。
再次，陈芸的反抗表现在对美好自由生活的追求上。古代的女子常常被闺阁的狭小天地所束缚，被家长里短所烦恼，不得拥抱自然，没有自由。而陈芸则不然，她天资聪颖，敢于尝试和创新。陈芸建议沈复在插画时效仿画中画昆虫的技法，将死昆虫的头用线绑在花草之间，整理昆虫的脚，使其做出各种姿态。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陈芸的才情和风情就是对封建旧社会的最好抗争。陈芸换男装逛庙会的情景更是耐人寻味。这是不满女性身份的表现，是对男性生活领域的向往，将陈芸的反叛精神变现的淋漓尽致。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杜丽娘和陈芸虽然都对封建礼教进行了反抗，但方式是不同的。杜丽娘是汤显祖在《牡丹亭》中虚构出来的人物，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和虚幻成分。其因情生梦，为爱而死，死而复生的反抗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寄寓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和调侃。“作者在戏剧的理想世界里将人的情感生活和自然欲望从‘性命义理’的禁银中解放出来，恢复其应有的权利和地位。柱丽娘由此成为冲破封建理学的蔡锢、渴望个性自由、勇于追求幸福的艺术象征。”[4]
陈芸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在尊奉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时代，她的许多行为都不为世人所容。她的反抗虽然没有杜丽娘那么轰轰烈烈，惊天地泣鬼神，但却是性格使然，是发自本心，顺从本心的结果，也是对封建纲常的有力控诉。
三、反抗妥协性的比较
无论一个人有多么的超凡脱俗，他都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在他身上必然会时代时代的痕迹和烙印，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女性的心态举止基本上受其文化传承和环境的制约。因此，出身、教养、职业、社会地位，更能说明女性心理的形成变化。”[5]而杜丽娘和陈芸就是这样，而且在陈芸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
杜丽娘从小受封建思想的漸染，虽然她大胆的反抗封建礼教，但封建礼教的某些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尤其表现在其死而复生之后。重回人间的杜丽娘开始注重她曾反叛过封建伦理道德，在书生柳梦梅想和她行云雨之事时，她以“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3]，“前夕鬼也 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体”[3]的理由拒绝了柳梦梅。而杜丽娘和柳梦梅成亲的直接诱因是陈最良“明日要上小姐坟去，事露之时，一来小姐有妖冶之名，二来公相无闺阁之教，三来秀才坐迷惑之讥，四来老身招发掘之罪” [3]。杜丽娘复活后也开始注重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二人到达临安，她“盼今朝得傍你蟾宫客，你和俺倍精神金阶对策。高中了，同去访你丈人、丈母呵，则道俺从地窟里登仙字安排” [3]。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杜丽娘性格的复杂性和真实性。一方面，她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超越生死，这是对封建礼教的有力批判和反抗；另一方面，寻求到了梦寐以求的爱情，传统的力量就在她的身上反应出来。如果汤显祖仅仅只强调一个方面，那么杜丽娘这个形象就会失真和单一。虽然对传统的妥协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杜丽娘这个形象的进步意义，但相比其他女性甚至陈芸，她大胆率真的作为都更加具有彻底性和鼓舞性。
陈芸反抗的妥协性则比杜丽娘明显的多。陈芸一直是一个贤良淑德、知书达礼的女性，她相夫教子、孝顺公婆，努力做一个贤妇。她渴望知识爱情，向往自由的性格固然使其反抗了封建礼制，但这种反抗更多的是一种不自觉的反抗，陈芸与礼教的冲突并不如杜丽娘那么势不两立和激烈。“为了守礼而违礼，这就是她的处境的悖论，这就是她与自己所处时代礼教制度之间的尴尬关系。”[6]在《浮生六记》中，许多叙述都表现了她的这种妥协性和不自觉性。
初为新妇，陈芸“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每见朝暾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3]。陈芸秉持孝道，设法讨翁姑欢心，早到误解也不辩解。“迨余归，探知委曲，欲为婉剖。芸急止之曰：‘宁受责于翁，勿失欢于姑也。’竟不自白。” [3]陈芸委曲求全、消极妥协的性格跃然纸上。甚至在其临死时，说“满望能做一好媳妇，而不能得” [3]。全书中，陈芸为沈复纳妾的事最能体现她的愚昧和反抗的不自觉性。陈芸全心全意的爱沈复，但在她看来，丈夫是可以分享的。因为在陈芸所处的时代，一夫多妻十分普遍，不为丈夫纳妾，会被认为不贤，为人所诟病。她积极为沈复物色有风韵的女子为妾，达到了“后憨为有力者夺去，不果，芸竟以之死的地步”[3]。虽然陈芸的这种行为是无私的表现，但这也正体现了她对封建礼教的认同与遵守，反映了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传统的东方女性。
杜丽娘和陈芸，这两个封建社会的奇女子，她们善良多情，她们至情至性，为了爱情，为了舒展被压抑的本心，她们坚强的与封建礼教作斗争。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我国古代女性的觉醒，看到了资本主义萌芽影响下人性的复苏。虽然她们的反抗仍旧有种种局限，存在妥协和不自觉的一面，但不可否认，她们永远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最可爱的人！
参考文献：
[1]刘 慧.一曲追求爱和美的女性生命赞歌——沈复《浮生六记》中陈芸形象解读[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2]沈 复.浮生六记[M].马一夫评议.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3]汤显祖.牡丹亭[M].徐朔方，杨笑梅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4]洪 艳.至“情”的化身——析《牡丹亭》中杜丽娘的艺术形象[J]. 景德镇高专学报，2005（1）.
[5]孙绍先.从女性文学到女性主义文学[J].当代文艺思潮，1987.
[6]程小青.试论《浮生六记》陈芸两难的文化处境[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9（5）.
（作者简介：马 敏（1991.11-），回族，湖北十堰人，大学本科，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
关键词：杜丽娘；陳芸；封建礼教；反抗
明人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中曾说道：“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从中足见《牡丹亭》不朽之魅力。作为《牡丹亭》女主人公的杜丽娘，更是因其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对封建礼教的不屈抗争，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画廊中一个流光溢彩式的人物。而陈芸则是清人沈复在《浮生六记》中，用最平质的语言、最纯挚的感情塑造出来的爱妻。林语堂在为西风社出版的英汉对照本《浮生六记》的序言中说：“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人。”“‘芸’的形象之美，在于她身为封建时代的女性，在她的身上有着追求爱情之美，追求艺术生活之美和追求心灵自由之美。”[1]
杜丽娘和陈芸的可贵之处在于她们虽然处于封建礼教的压迫之下，仍然顺从至真至善的本心，追求爱情，热爱生活。但同时，作为从小受封建思想耳濡目染的女性，她们的反抗不可避免的会打折扣。通过对她们反抗礼教的背景，表现及与礼教的妥协等方面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更好的认识封建社会觉醒的女性形象。
一、反抗背景之比较
杜丽娘和陈芸虽然一个待字闺中，一个已为人妇，但在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她们时时刻刻都会遭受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制，而这些压制，在她们身上也有不同的表现。
首先，从大的环境来看，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而儒家的“三从四德”则是套在每个封建女性身上的厚重枷锁。“三从四德”中“三德”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它把女性的一生都规定为男性的附庸，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制约，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意识。同时，宋朝时期，程朱理学盛行，“存天理，灭人欲”已经成为统治者统治百姓的良丹妙药，人性进一步受到摧残与扼杀。而杜丽娘和陈芸就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她们实现本心的活动必然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其进行反抗。
再次，从个体的生存空间来讲，杜丽娘还需要反抗封建家长制的权威。杜丽娘是安南太守之独女，从小被父母严加管教。她是父母按照封建礼教培养出来的大家闺秀，品貌俱佳，擅长丹青女工，知书达礼。父母对其一言一行都要严加干涉，不许春日睡觉，不准去花园散心，不能在衣裙上绣花……更有甚者，二八韶龄的杜丽娘从出生起，也只见过父亲和先生两名男性。
陈芸生活的困境还来自于同室翁姑的压力和不理解。“余夫妇居家，偶有需用，不免典质。始则移东补西，继则左支右绌。谚云：‘处家之情，非钱不行。’先起小人之议，渐招同室之讥。”[2]《坎坷记愁》中还讲述了沈复陈芸夫妇两次被逐的经历。第一次被逐是因为陈芸替婆婆写信、为公公娶妾而受到双方的误解，再加之陈芸隐忍不发，被迫迁居鲁半舫的萧爽楼。第二次是因为陈芸“不守闺训，结盟娼妓” [2]，沈复“不思习上，滥伍小人” [2]，这引起了沈复父亲的大怒，夫妻二人被逐出家门。虽然在《浮生六记》中，陈芸一直致力于维持好与翁姑同室的关系，但总不能如愿。
二、反抗表现的比较
封建社会中的女性，处处遭受压制，命运十分悲惨。但更加可悲的是，有太多太多的女性，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麻木不仁，不加以反抗。甚至，成为封建礼制的忠实拥护者和刽子手，继续荼毒和残害曾经和她们境况一样的人。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但凡身具反抗意识和精神的女性，都会成为不朽的形象。无论是追求爱情和幸福婚姻而自挂东南枝的刘兰芝，还是与梁山泊化为翩跹共舞蝶的祝英台，无论是是斥天骂地、痛诉黑暗封建社会的窦娥，还是自尊敏感、遵循本心的林黛玉……乃至杜丽娘和陈芸，她们都在反抗着。
杜丽娘出身名门，是大家闺秀。她从小就处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中，严父，慈母，迂腐的封建卫道老师，狭小的闺阁空间，这都压抑着杜丽娘的身心。 “长向花阴课女工”[3]，“茶余饭饱破工夫，玉镜台前插架书”[3]，“凡为女子， 鸡初鸣，咸盥、漱、栉、笄，问安于父母；日出之后，各供其事” [3]，“手不许把秋千索拿，脚不许把花园路踏”[3]，可以说，杜丽娘每天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一言一行都要受到约束。然而，当先生说《关雎》是讲述后妃之德时，杜丽娘从人性出发，发现了男女之情，“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诸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3]。在游园的时候，她发现了春天的美好，并且表示“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的是天然”[3]。但随后，杜丽娘的感情由春色喜人到觉得春色恼人，“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3]，“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 [3]，这是因为她发觉自己不能在正值青春之时，享受爱情，获得自由。
杜丽娘从《关雎》中生出情肠，这是其心理叛逆的开始，而其趁父亲下乡劝农之机，瞒着母亲到后花园游园，则是从行动上叛逆的开始。因情思郁结，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发泄的对象，所以杜丽娘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结合。值得一提的是，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结合是因欲生情，而不是像《西厢记》中崔莺莺那样是因爱生欲。这不同寻常的情节安排就更加显示了封建礼教对人欲望的压制，反抗色彩也就更加鲜明和强烈。杜丽娘梦醒后郁郁寡欢，最终相思成疾，为情而死。复生后，她与柳梦梅的结合还是充满着重重阻力，但是杜丽娘还是十分勇敢，为“无媒自合”的爱情而奔走呼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杜丽娘始终遵循自己的真性情，与封建礼教作着斗争，反抗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
如果说杜丽娘的反抗集中表现在思春和爱情上，那么陈芸的反抗则体现在她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陈芸的反抗表现在对知识的追求。封建社会讲求“女子无才便是德”，但陈芸却克服种种困难，自觉的去习字念书。陈芸四岁时父亲去世，与其母及弟相依为命，处境艰难。“芸既长，娴女红，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昌从师修脯无缺。一日，于书簏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爽染菊花肥’之句。”[2]更难能可贵的是，陈芸对知识的学习和追求终生不止。沈复第一次见陈芸就称赞其才思隽永。与沈复新婚时，陈芸也抓紧时间学习，阅读《西厢记》。后来也经常陪伴沈复读书，与其畅谈古今。陈芸的文学修养不断提升，从她对李白和杜甫的评价中就可窥见一斑。 其次，陈芸的反抗表现在对爱情的追求和忠贞上。沈复与陈芸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他们的婚姻可以说是在自由恋爱基础上，请求父母成全的结果。订婚之后，一次沈复参加陈芸表姐的婚礼，肚子饿了，陈芸就将沈复领进自己的闺房，让沈复吃她特地私藏的热粥和小菜，还遭到别人的嘲笑。陈芸甚至因为沈复出水痘，就斋戒祈福，从中可见其对沈复的满腔爱意。婚后，更是与沈复相濡以沫，琴瑟和谐，尽心尽力的扮演好妻子的角色，还费劲心思的为沈复谋求有风韵的女子为妾。在陈芸弥留之际，她还不忘将后事一一交代好，其“妾若稍有一线生机，断不敢惊君听闻” [2]和“断续叠言‘来世’二字” [2]的表白更是让人潸然泪下，感动不已。陈芸与沈复的爱情，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具有了平等性，他们的婚姻也显示出现代婚姻的一些特点。
再次，陈芸的反抗表现在对美好自由生活的追求上。古代的女子常常被闺阁的狭小天地所束缚，被家长里短所烦恼，不得拥抱自然，没有自由。而陈芸则不然，她天资聪颖，敢于尝试和创新。陈芸建议沈复在插画时效仿画中画昆虫的技法，将死昆虫的头用线绑在花草之间，整理昆虫的脚，使其做出各种姿态。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陈芸的才情和风情就是对封建旧社会的最好抗争。陈芸换男装逛庙会的情景更是耐人寻味。这是不满女性身份的表现，是对男性生活领域的向往，将陈芸的反叛精神变现的淋漓尽致。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杜丽娘和陈芸虽然都对封建礼教进行了反抗，但方式是不同的。杜丽娘是汤显祖在《牡丹亭》中虚构出来的人物，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和虚幻成分。其因情生梦，为爱而死，死而复生的反抗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寄寓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和调侃。“作者在戏剧的理想世界里将人的情感生活和自然欲望从‘性命义理’的禁银中解放出来，恢复其应有的权利和地位。柱丽娘由此成为冲破封建理学的蔡锢、渴望个性自由、勇于追求幸福的艺术象征。”[4]
陈芸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在尊奉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时代，她的许多行为都不为世人所容。她的反抗虽然没有杜丽娘那么轰轰烈烈，惊天地泣鬼神，但却是性格使然，是发自本心，顺从本心的结果，也是对封建纲常的有力控诉。
三、反抗妥协性的比较
无论一个人有多么的超凡脱俗，他都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在他身上必然会时代时代的痕迹和烙印，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女性的心态举止基本上受其文化传承和环境的制约。因此，出身、教养、职业、社会地位，更能说明女性心理的形成变化。”[5]而杜丽娘和陈芸就是这样，而且在陈芸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
杜丽娘从小受封建思想的漸染，虽然她大胆的反抗封建礼教，但封建礼教的某些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尤其表现在其死而复生之后。重回人间的杜丽娘开始注重她曾反叛过封建伦理道德，在书生柳梦梅想和她行云雨之事时，她以“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3]，“前夕鬼也 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体”[3]的理由拒绝了柳梦梅。而杜丽娘和柳梦梅成亲的直接诱因是陈最良“明日要上小姐坟去，事露之时，一来小姐有妖冶之名，二来公相无闺阁之教，三来秀才坐迷惑之讥，四来老身招发掘之罪” [3]。杜丽娘复活后也开始注重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二人到达临安，她“盼今朝得傍你蟾宫客，你和俺倍精神金阶对策。高中了，同去访你丈人、丈母呵，则道俺从地窟里登仙字安排” [3]。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杜丽娘性格的复杂性和真实性。一方面，她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超越生死，这是对封建礼教的有力批判和反抗；另一方面，寻求到了梦寐以求的爱情，传统的力量就在她的身上反应出来。如果汤显祖仅仅只强调一个方面，那么杜丽娘这个形象就会失真和单一。虽然对传统的妥协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杜丽娘这个形象的进步意义，但相比其他女性甚至陈芸，她大胆率真的作为都更加具有彻底性和鼓舞性。
陈芸反抗的妥协性则比杜丽娘明显的多。陈芸一直是一个贤良淑德、知书达礼的女性，她相夫教子、孝顺公婆，努力做一个贤妇。她渴望知识爱情，向往自由的性格固然使其反抗了封建礼制，但这种反抗更多的是一种不自觉的反抗，陈芸与礼教的冲突并不如杜丽娘那么势不两立和激烈。“为了守礼而违礼，这就是她的处境的悖论，这就是她与自己所处时代礼教制度之间的尴尬关系。”[6]在《浮生六记》中，许多叙述都表现了她的这种妥协性和不自觉性。
初为新妇，陈芸“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每见朝暾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3]。陈芸秉持孝道，设法讨翁姑欢心，早到误解也不辩解。“迨余归，探知委曲，欲为婉剖。芸急止之曰：‘宁受责于翁，勿失欢于姑也。’竟不自白。” [3]陈芸委曲求全、消极妥协的性格跃然纸上。甚至在其临死时，说“满望能做一好媳妇，而不能得” [3]。全书中，陈芸为沈复纳妾的事最能体现她的愚昧和反抗的不自觉性。陈芸全心全意的爱沈复，但在她看来，丈夫是可以分享的。因为在陈芸所处的时代，一夫多妻十分普遍，不为丈夫纳妾，会被认为不贤，为人所诟病。她积极为沈复物色有风韵的女子为妾，达到了“后憨为有力者夺去，不果，芸竟以之死的地步”[3]。虽然陈芸的这种行为是无私的表现，但这也正体现了她对封建礼教的认同与遵守，反映了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传统的东方女性。
杜丽娘和陈芸，这两个封建社会的奇女子，她们善良多情，她们至情至性，为了爱情，为了舒展被压抑的本心，她们坚强的与封建礼教作斗争。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我国古代女性的觉醒，看到了资本主义萌芽影响下人性的复苏。虽然她们的反抗仍旧有种种局限，存在妥协和不自觉的一面，但不可否认，她们永远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最可爱的人！
参考文献：
[1]刘 慧.一曲追求爱和美的女性生命赞歌——沈复《浮生六记》中陈芸形象解读[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2]沈 复.浮生六记[M].马一夫评议.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3]汤显祖.牡丹亭[M].徐朔方，杨笑梅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4]洪 艳.至“情”的化身——析《牡丹亭》中杜丽娘的艺术形象[J]. 景德镇高专学报，2005（1）.
[5]孙绍先.从女性文学到女性主义文学[J].当代文艺思潮，1987.
[6]程小青.试论《浮生六记》陈芸两难的文化处境[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9（5）.
（作者简介：马 敏（1991.11-），回族，湖北十堰人，大学本科，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