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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南京！》（以下简称《南京》）公映前的这一个月，采访到导演陆川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几乎在媒体采访与剪辑试映之间连轴转着。准确地说，他这四年都几乎都是这样连轴转着。
初次见到陆川是在《南京》剪辑完成后，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试映上。他在电影开场前匆匆走进片场，只言片语地对大家说了几句话，握了握手，而后找了个人少的地方坐了下来，有点不知所措地摆弄着手机，电影放到中途又起身悄悄离去，那会儿电影正慢慢步入高潮，台下混杂着抽泣和叹息。
试映完，观众们给了两次掌声，他站起来，欲言又止，最终只重重地说了声“谢谢”，压低帽檐，快步走出了放映厅。面对这个用四年心血养大的“孩子”，他显然是有些抑制不住紧张和激动的情绪。
这不是一个给大家答案的电影
“你为什么要拍这样一个题材的电影”，这个问题已经被人拎出来问了陆川无数次，人人皆知这是个不好触碰的题材，敏感、沉重。他说他其实也说不清楚，只能归结为本能，本能地对这个题材感兴趣，本能地想表达。
写剧本的时候，陆川曾一度想把《南京》拍成“一个男人（中国军官陆剑雄）在大屠杀中的逃离和救赎，有点像《肖申克的救赎》”，把这个人物与日本军人角川一起作为主线贯穿。
然而最终在拍摄的现场，剧本被改得面目全非。陆川说，“现场才是检验剧本的唯一真理，到了现场你就发现你写得不对，这些人做不了这件事，或者这事不可能发生在这个现场，马上就得改。”
到了现场才发现，与周遭环境相比，饰演陆剑雄的帅气的刘烨显得很突兀，陆川一边试图往下拉他的形象，让他融入环境的质感中去，一边心里直打鼓，“这样一个帅气的小伙子能不能从屠杀的刑场上存活下来，能不能躲过那么多次拉网式的搜查。”最终他尊重了现场给他的直觉：这个誓死守卫南京城的年轻军官在弹尽粮绝之际被日本兵生擒，死在了刑场。
于是日本军人角川成了贯穿全戏的眼睛，这成了这个敏感题材影片中令人侧目的大胆尝试。有人给他提意见：陆川我要质问你，为什么你要用日本人来贯穿剧情？他答：“我们都吃过羊肉串，不能说串羊肉的竹签比羊肉重要，谁贯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吃到了什么。”
这个线索式的角色最终也成了影片的亮点。看完试映，王朔说，“日本人这条线太好了，我没想到会有这条线。这条线是决定这部戏的艺术价值的地方，而且你把它撑起来了。”在中国众多抗日题材的影片中，大概也只有《南京》把战争中日本军人作为主体，部分地从他们的视角去呈现了战争对人的扭曲与伤害。
“当你轻视或者歪曲你的对手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的历史歪曲了，所以首先要正视你的对手，再现还原他们，我不是在这个电影中给大家一个答案，我想让大家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然后结论自己去做。”
“我被这个戏全部控制了”
《南京》的整个色调是黑白的，这也成了陆川过去四年中生活的基调。
从写剧本到拍片，压抑的情绪一直在弥漫，“我被这个戏全部控制了，拍的时候，你的笑容在脸上存留的时间是很短暂的，笑笑就过去了。工作方式也是死磕法，几乎把自己变成一个强迫症，强迫所有人去死磕这个质感，每个细节的考据考究，一件衣服多少个针脚；一个领章到底什么样子，尺寸、占的比例，与图片反复地比对，再现、高仿真地复制，然后放在人身上；找群众演员演日本人，研究那时候日本人的身体结构是什么样的，大概的平均身高是多少……”
在现场的布置和道具的制作上，导演陆川的苛求几乎到了“变态”的地步。他们琢磨日本军队的火器射出后形成的烟的大小，中国军队的火器炸出的烟雾的形状，喷射的块状抛射物，在泥地上沙地上的效果，等等。
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剧组还有专门的导演组来研究“中枪倒地”的效果，在筹备的现场，常年都一块软垫，每天“砰”的一声枪响，有人应声倒地，场景拍下来让他过目；他自己也搜集大量的杀戮的资料和记录片，研究胸口、头部、腿部中枪都是怎么倒地……“每天研究这些，你就觉得心里其实挺受伤的，”陆川说，现在再提这些都觉得恶心。
几个月的的准备，大量的胶片，大量的试拍，大屠杀时的南京城终于在现场得以重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李宗远副馆长在看完影片后对他说，“陆川，你把屠杀再现得太逼真了，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于是陆川和剧组的人商议，把电影拍摄中关于屠杀的原始胶片剪成短片赠给纪念馆，作为教育之用。
“现场给我的刺激太大了，你能看到我们把现场做得多么逼真，我经常在现场用手机拍张照片，给一些学者发过去，他们会惊呼，‘你又发现了新的历史照片’，其实那是我们再现的现场。”陆川说。
采访的间隙，饰演陆剑雄的刘烨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回忆起拍摄的情景，他感叹不已，“感觉现场就真是那个世界了，每天心里面特别难受。平时没事，一块出去吃饭聊天都没事，一到现场上千个演员都穿上剧组服装了，现场见不到现代人的衣服，日本兵拿着刺刀，说着日语，那时心里就会咯噔一下，真的感到绝望。”
正是这些付诸心血、逼近真实的道具和现场，让陆川和演员们一起回到了1937-1938年的南京城。很多次，他在拍摄机器的镜头后面禁不住默默流泪。
最终走出了这个生死之城
拍摄伊始，很多人担心年轻的陆川能不能“吃住”这么一个敏感而厚重的题材，仅仅还原和再现战争和屠杀场面，显然无法打动人，也无法传达更深的意义。
看过影片后会发现，这种担忧在影片行进至小半的时候就已被打消。
当长镜头追随着陆剑雄带着未成年的士兵小豆子，缓缓地穿过城门，步入刑场，目光掠过日本兵呆滞的脸庞时，战争的宏大议题已经悄悄退隐，个体被放大，影片突然松弛了下来，反而在叙事上显得更加有力。越往后，陆川想要呈现战争中“被忽略的真正的个人史”的愿望被观者感知得越明显。
一张张鲜活的面孔注定会被长久地记住：倔强的妓女小江，关键时刻举起了柔弱而坚强的手；斯文和蔼的唐先生，曾为保全家人出卖同胞，却又在最后关头选择赴死；会唱戏的漂亮的唐家小姨子；在战争中心灵被扭曲的角川……
战争和灾难不再是一组冰冷的数字和纪念碑，而成了可以触摸的生命的转瞬即逝与无常。
影片结尾，角川在一片荒草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重获新生的小豆子拿着蒲公英，奔跑在荒野中，泪水盛满在绽放的笑脸上。
“在《南京》里，你可以看到我的成长。影片最后，当角川滚下那个荒草坡的时候，我突然明白电影跟生命的关系了，它是关于人性、信仰或者甚至都不是这么具体的东西。”
“最终我们走出了这个生死之城。它像一个影子一样矗立在地平线上，但是我们走出来了。我们能通过它触摸更大的主题，这是这个电影更深的意义所在：它让你审视当下的问题和我们的未来。”他说。
导演及影片介绍：
陆川1998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38岁开始拍摄电影作品，迄今有三部电影作品问世。2002年电影处女作《寻枪》受邀参展第55届戛纳电影节，2004年第二部作品《可可西里》获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台湾金马电影奖最佳影片奖等国内外各种奖项。《南京！南京！》是他拍摄的第三部电影。
《南京！南京！》筹备到杀青共历时4年。影片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背景下，通过驻守南京城的中国军官陆剑雄、归国女教师姜淑云、日本军官角川、拉贝助理唐先生一家的经历，讲述了战争对人的摧残和毁灭。导演陆川透过镜头再现并重新审视了70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灾难。
初次见到陆川是在《南京》剪辑完成后，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试映上。他在电影开场前匆匆走进片场，只言片语地对大家说了几句话，握了握手，而后找了个人少的地方坐了下来，有点不知所措地摆弄着手机，电影放到中途又起身悄悄离去，那会儿电影正慢慢步入高潮，台下混杂着抽泣和叹息。
试映完，观众们给了两次掌声，他站起来，欲言又止，最终只重重地说了声“谢谢”，压低帽檐，快步走出了放映厅。面对这个用四年心血养大的“孩子”，他显然是有些抑制不住紧张和激动的情绪。
这不是一个给大家答案的电影
“你为什么要拍这样一个题材的电影”，这个问题已经被人拎出来问了陆川无数次，人人皆知这是个不好触碰的题材，敏感、沉重。他说他其实也说不清楚，只能归结为本能，本能地对这个题材感兴趣，本能地想表达。
写剧本的时候，陆川曾一度想把《南京》拍成“一个男人（中国军官陆剑雄）在大屠杀中的逃离和救赎，有点像《肖申克的救赎》”，把这个人物与日本军人角川一起作为主线贯穿。
然而最终在拍摄的现场，剧本被改得面目全非。陆川说，“现场才是检验剧本的唯一真理，到了现场你就发现你写得不对，这些人做不了这件事，或者这事不可能发生在这个现场，马上就得改。”
到了现场才发现，与周遭环境相比，饰演陆剑雄的帅气的刘烨显得很突兀，陆川一边试图往下拉他的形象，让他融入环境的质感中去，一边心里直打鼓，“这样一个帅气的小伙子能不能从屠杀的刑场上存活下来，能不能躲过那么多次拉网式的搜查。”最终他尊重了现场给他的直觉：这个誓死守卫南京城的年轻军官在弹尽粮绝之际被日本兵生擒，死在了刑场。
于是日本军人角川成了贯穿全戏的眼睛，这成了这个敏感题材影片中令人侧目的大胆尝试。有人给他提意见：陆川我要质问你，为什么你要用日本人来贯穿剧情？他答：“我们都吃过羊肉串，不能说串羊肉的竹签比羊肉重要，谁贯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吃到了什么。”
这个线索式的角色最终也成了影片的亮点。看完试映，王朔说，“日本人这条线太好了，我没想到会有这条线。这条线是决定这部戏的艺术价值的地方，而且你把它撑起来了。”在中国众多抗日题材的影片中，大概也只有《南京》把战争中日本军人作为主体，部分地从他们的视角去呈现了战争对人的扭曲与伤害。
“当你轻视或者歪曲你的对手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的历史歪曲了，所以首先要正视你的对手，再现还原他们，我不是在这个电影中给大家一个答案，我想让大家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然后结论自己去做。”
“我被这个戏全部控制了”
《南京》的整个色调是黑白的，这也成了陆川过去四年中生活的基调。
从写剧本到拍片，压抑的情绪一直在弥漫，“我被这个戏全部控制了，拍的时候，你的笑容在脸上存留的时间是很短暂的，笑笑就过去了。工作方式也是死磕法，几乎把自己变成一个强迫症，强迫所有人去死磕这个质感，每个细节的考据考究，一件衣服多少个针脚；一个领章到底什么样子，尺寸、占的比例，与图片反复地比对，再现、高仿真地复制，然后放在人身上；找群众演员演日本人，研究那时候日本人的身体结构是什么样的，大概的平均身高是多少……”
在现场的布置和道具的制作上，导演陆川的苛求几乎到了“变态”的地步。他们琢磨日本军队的火器射出后形成的烟的大小，中国军队的火器炸出的烟雾的形状，喷射的块状抛射物，在泥地上沙地上的效果，等等。
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剧组还有专门的导演组来研究“中枪倒地”的效果，在筹备的现场，常年都一块软垫，每天“砰”的一声枪响，有人应声倒地，场景拍下来让他过目；他自己也搜集大量的杀戮的资料和记录片，研究胸口、头部、腿部中枪都是怎么倒地……“每天研究这些，你就觉得心里其实挺受伤的，”陆川说，现在再提这些都觉得恶心。
几个月的的准备，大量的胶片，大量的试拍，大屠杀时的南京城终于在现场得以重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李宗远副馆长在看完影片后对他说，“陆川，你把屠杀再现得太逼真了，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于是陆川和剧组的人商议，把电影拍摄中关于屠杀的原始胶片剪成短片赠给纪念馆，作为教育之用。
“现场给我的刺激太大了，你能看到我们把现场做得多么逼真，我经常在现场用手机拍张照片，给一些学者发过去，他们会惊呼，‘你又发现了新的历史照片’，其实那是我们再现的现场。”陆川说。
采访的间隙，饰演陆剑雄的刘烨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回忆起拍摄的情景，他感叹不已，“感觉现场就真是那个世界了，每天心里面特别难受。平时没事，一块出去吃饭聊天都没事，一到现场上千个演员都穿上剧组服装了，现场见不到现代人的衣服，日本兵拿着刺刀，说着日语，那时心里就会咯噔一下，真的感到绝望。”
正是这些付诸心血、逼近真实的道具和现场，让陆川和演员们一起回到了1937-1938年的南京城。很多次，他在拍摄机器的镜头后面禁不住默默流泪。
最终走出了这个生死之城
拍摄伊始，很多人担心年轻的陆川能不能“吃住”这么一个敏感而厚重的题材，仅仅还原和再现战争和屠杀场面，显然无法打动人，也无法传达更深的意义。
看过影片后会发现，这种担忧在影片行进至小半的时候就已被打消。
当长镜头追随着陆剑雄带着未成年的士兵小豆子，缓缓地穿过城门，步入刑场，目光掠过日本兵呆滞的脸庞时，战争的宏大议题已经悄悄退隐，个体被放大，影片突然松弛了下来，反而在叙事上显得更加有力。越往后，陆川想要呈现战争中“被忽略的真正的个人史”的愿望被观者感知得越明显。
一张张鲜活的面孔注定会被长久地记住：倔强的妓女小江，关键时刻举起了柔弱而坚强的手；斯文和蔼的唐先生，曾为保全家人出卖同胞，却又在最后关头选择赴死；会唱戏的漂亮的唐家小姨子；在战争中心灵被扭曲的角川……
战争和灾难不再是一组冰冷的数字和纪念碑，而成了可以触摸的生命的转瞬即逝与无常。
影片结尾，角川在一片荒草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重获新生的小豆子拿着蒲公英，奔跑在荒野中，泪水盛满在绽放的笑脸上。
“在《南京》里，你可以看到我的成长。影片最后，当角川滚下那个荒草坡的时候，我突然明白电影跟生命的关系了，它是关于人性、信仰或者甚至都不是这么具体的东西。”
“最终我们走出了这个生死之城。它像一个影子一样矗立在地平线上，但是我们走出来了。我们能通过它触摸更大的主题，这是这个电影更深的意义所在：它让你审视当下的问题和我们的未来。”他说。
导演及影片介绍：
陆川1998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38岁开始拍摄电影作品，迄今有三部电影作品问世。2002年电影处女作《寻枪》受邀参展第55届戛纳电影节，2004年第二部作品《可可西里》获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台湾金马电影奖最佳影片奖等国内外各种奖项。《南京！南京！》是他拍摄的第三部电影。
《南京！南京！》筹备到杀青共历时4年。影片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背景下，通过驻守南京城的中国军官陆剑雄、归国女教师姜淑云、日本军官角川、拉贝助理唐先生一家的经历，讲述了战争对人的摧残和毁灭。导演陆川透过镜头再现并重新审视了70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