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化问题，我决定用最诚恳、最隆重的方式来试着回答”，余秋雨老师在新作《何谓文化》的自序中如是说道。所谓“诚恳”，所谓“隆重”，指的是余老师将从学理、生命、文明、古典四大方面来“全面解释文化究竟是什么”。
　　不比他人尽精力于文化之一门一目，余老师则专力研究文化本身。或者说得更清楚些，某种意义上，余老师大概觉得自己颇能和文化等同起来，“从四年前开始，台湾最著名的《远见》杂志作出一个决定，他们杂志定期评出一个‘五星级市长’，作为对这个市长的奖励之一，可以安排我到那个城市作一个文化演讲。可见，他们心中的最高奖励，还是文化”。难怪余老师不自觉地以为一己之人事遭际也就是文化的当代遭遇，而所谓关于目下文化的“最不留情面的剖析”，读来读去竟似一场关于余秋雨的斗争与反斗争的大戏，“全面剖析”沦为了“全面宣泄”。
　　实话说，我相信余老师对文化虔诚之至。只是他的文化观处处离不了自己，似乎爱余老师的人，才是爱文化的人，而那些诽谤、诬陷、批评他的人，无疑是十足的文化的伤害者。我不感兴趣反余派对他的猛烈批判，但书中几篇关于文化的讲演几乎处处掮着名人的牌位鸣锣开道，忽而点明演讲对象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和“联合国总干事”，忽而自炫是“唯一受邀的中国演讲者”，一位谆谆指导人们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的文化大师，竟如此在意讲演的对象和规格，似乎有违“普及”的本义吧？
　　古人言，智及不能仁守，余老师实亦难免。一边批评全国各地忙于“惰性耗损”文化，制造近似“楼堂馆所”的“文化精品工程”，一边欣然为各地古迹新景题写碑文；一边告诫当代人切莫“扮演文化”，写什么“半通不通的民国文言”，一边收录自谓“立足今日情思，略采古典句韵”的尤甚于“半通不通的民国文言”的独家中文；一边在《我等不到了》一书中自陈入股上海某公司，是因为该公司“很多职工都是余秋雨的忠实读者”，他入股，“一定能提升他们的信心，稳定他们的情绪”，于是“冒险入股”，在《何谓文化》中的解释却又成了他“早早地发现了这家商店一位能干的年轻经理，觉得他就是前途，便进行了投资”，以此证明“并不具备财经专业背景”的余老师比很多财经专家都有远见；一边指点人们“要想做一个受人尊敬的文化人”，就必须有“量不必太多”的知识的“必要贮存”，一边自己对名列“必要贮存”的《心经》今译不乏可商榷处，不知《心经》中的“舍利子”并非人往生火化后的灵骨遗存，而是佛祖十大弟子之一、有“智慧第一”之誉的弟子舍利弗，亦不知《心经》中所谓“空”非否定世间万物，空之前提恰恰是承认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想来余老师还是犯了望文生义之错。
　　不过我们谈的这些错都无关文化，甚或很可能在余老师看来阻碍了文化。昔年他因金文明之“咬嚼”慨叹“中华文化现在遇到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摆脱自己身上无数陈腐、无聊的包袱，重新寻找到秦汉雄魂、唐宋风范，激发起巨大的创造力，与国际接轨”。诚哉斯言。
　　大师吞吐大词，大词成就大师。问题是，秦汉雄魂、唐宋风范、何谓文化，这些文化大嗓门与其说令人更了解、熟悉、亲近文化本身，毋宁说反倒使一大批原本有心于此的朋友既无考掘文化实务的苦功夫，亦乏探勘琐细问题的小耐心。文化也不是味精，好给我们拿来吊鲜口，不拘时地，一挥而就。诚然，中华文化有种种自身的问题与误区，昔年五四先贤早已口诛笔伐，针砭棒喝之程度亦非余大师所能及，至于文化经典如何与大众作更亲近的接触则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但绝不如余老师的轻巧空灵可以一笔带过的。恰恰是因为眾多言论明星电视学者的降格以取媚，应景以适俗，使得古人的幽邃精神和优雅情致无力开显，连带文化的本来面目也横遭涂抹，遑论在这嚣骚的小时代见识传统文化的铅华凝重了。念念有词何谓文化，终不会归返秦汉再造唐宋。
　　末了说一句，余老师一直哀怨自己为时代所误，其实于他而言，他自来与时代相见欢，时代给予他的远比别人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