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一个纪念楼适夷先生的会上，我遇到了20多年未见的张小新，兴奋异常。其父骆宾基先生的音容笑貌清晰浮现在脑海。印象尤为深刻的是1983年骆宾基携女儿小新造访丁玲的那件事。
1983年12月，骆宾基到北京木樨地访问丁玲。则一落座，骆宾基就开门见山地向丁玲叙述访问的原由。
早在1939年2月，骆宾基从上海前往浙江义乌县神坛村拜访乡居在家的冯雪峰。冯雪峰喜出望外地接待了来访的文学知音，并诚邀骆多住几天。在神坛村的那个阁楼上，两围着火盒彻夜长谈。冯雪峰向骆宾基介绍自己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讲述所经历的长征故事，谈自己的情感……从夜幕初降一直到翌日东方既白。
骆宾基在神坛村住了三天，这样的彻夜谈话也进行了整整三个夜晚。那三个夜晚他一直想写下来，却迟迟没有动笔。一直到了1983年，那一年是冯雪峰八十诞辰，在楼适夷一再写信催促下，骆宾基终于在年初，精琢细刻地完成了第一篇《初访神坛（第一夜）》。文章在《新文学史料》一刊出，立刻引起出版界的注意。三联书店登门约稿，希望骆宾基尽快把三个夜晚的谈话写完，交由三联出版。骆宾基也很有信心，计划要写五万字，这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但是在继续往下写的时候，他遇到了困难。毕竟，那是40多年前的事情，当时没有记录，全凭脑子回忆，想要准确地叙述，很难。
那年的5月底至6月初，在浙江义乌举行了第一届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丁玲和骆宾基都参加了。丁玲在5月30日的开幕式上，还以《我与雪峰的交往》为题发了言。骆宾基忽然想起，冯雪峰在那三个夜晚的谈话中，也曾深情地谈到了他与丁玲的关系。因此，为了《初访神坛》的写作，他决定拜访丁玲，看能否从她的回忆中，找到些线索。
骆宾基刚一落座，就开门见山，告诉丁玲：写冯雪峰在神坛村三夜长谈的文章，出版社要出版，但是现在只写出了第一夜，这三个夜晚，雪峰主要都是谈长征，但是其中第二夜谈到了你。
这是丁玲所不知道的，她很有兴趣地问：雪峰怎么讲到我？他没有和我讲过这个事。
骆宾基说：讲到你的时候，雪峰讲到了你写的《水》，他很欣赏《水》，还讲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谈到了他的一些感情。我印象当中，雪峰讲，他见到了你，有一个感想：完了，什么都完了，名誉呀，地位呀，都完了。当时我心里想，怎么会有这种感情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后来年纪大了，才懂得，那实际上是一种被俘虏的样子，一见钟情的样子。
丁玲朗声笑起来，说：这些话雪峰都没有给我讲过。
丁玲相信骆宾基的叙述，因为她深知雪峰对她的感情。她一下子忆起许多往事，回忆起初见雪峰的情景。她说，1927年的冬天我在北京，《莎菲》寄走了，冯雪峰来了，是王三辛介绍他和我认识的，王三辛可能是共产党员，但他没告诉我，我不知道。冯雪峰告诉我了，他是共产党员。我一听到他是共产党员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因为那时我在北京找不到一个共产党员了，都走了，剩下来的我也不认识。我看到雪峰的时候，还没有读过他的诗，也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我知道共产党员都是很好的人，原来我在上海的时候，瞿秋白、施存统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因此，我就对冯雪峰很好。
骆宾基问：那时你已经跟胡也频在一起了？
丁玲说，是的，我那时跟胡也频两个人住在一块，但是还不是夫妻关系。胡也频热情得很，他就是这样想：我也不要你爱我，只要允许我对你好就行了。我们两个说了：你要有了爱人你就走，我要有了爱人我就走，真是解放派呀。我们两个虽然住在一块，但不是真正的夫妻关系，现在我讲这些话，人家都不相信，现在的年轻人不相信呀，有这样的事？你是乌托邦，净讲些神话！说着，丁玲又笑起来。
骆宾基说：我是理解的，过去育才学校培养的学生也是那样的，男女都在一个房间，但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根本没有想过，觉得做那样的事情是卑鄙的。骆宾基希望丁玲谈谈她和雪峰两个人在北京时，印象深刻的事情。
丁玲说，我到北京是为了念书。我原先在上海搞了几年，什么都不是，革命也不是，念书也耽误了，北京我有几个朋友，过去中学的同学，她们都上了大学了，希望我到北京念书。那时候王剑虹也死了，我对瞿秋白有些意见，觉得他对不起王剑虹，所以就跑到北京去了。到了北京，我不想谈恋爱，那时候没有那个感情的需要，但是我需要朋友，需要一两个人一块奋斗。后来，1925五年她们都走了，都上南边去了，我虽然跟胡也频两个人住在一块，但寂寞得很，所以才写小说。
骆宾基问，胡也频了解你和雪峰的关系吗？
丁玲说，当然了解了，我和雪峰很好，但是什么时候都有胡也频参加的。有一件事情，只有徐霞村知道，就是厦门大学的徐元庆。那时我们住在北京沙滩，北大红楼的对门，一天晚上，我送雪峰走的时候，下楼梯的时候，我跟雪峰说，明天早晨去北海吧。我在北京寂寞得很，有一些话又不能跟也频讲，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员，没有革命的生活，我只能跟雪峰讲。第二天我们两个人就上北海了，我走的时候，也频还没起来。我和冯雪峰把一些话讲完了，打算到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去吃饭，我就打了个电话回去，找胡也频来吃饭。电话是徐霞村接的，他说，胡也频正在找你，正在发脾气，待会等他气消了，你再回来吧！
骆宾基说，后来你们又一起到了上海？
丁玲说，那件事情之后没几天，冯雪峰就去了上海。后来我们也到了上海，冯雪峰又替我和胡也频在杭州葛岭找了房子。我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有点任性，我跟胡也频说，我们两个人谈谈好不好，我们不要打架，不要成天老在一块，你要求的东西我不能满足，我要求的你又不能满足，这样子弄下去不好，我们分开一下，你到上海住几天试试看。胡也频同意了，他就高高兴兴地到上海去了。我和冯雪峰两个人留在杭州，晚间我们聊了一会天，我就给胡也频写信，写很长一封信，写到很晚。第二天一早，胡也频回来了。他本来说去三天的，结果一天就回来了。他跟沈从文是好朋友，他到了上海，沈从文问他，你怎么跑回来了？他就告诉沈从文我们这些关系。沈从文说，你怎么这么一个蠢人呢？你一定要回去，你现在这样，不就是空了吗？哪里有什么精神恋爱，你怎么这样傻呢！结果他就回来了。
我当时心里想，我跟胡也频是1925年认识的，住了两年半了，我从来就没有说同意两个人结婚，可我也没有拒绝人家对我的感情，胡也频很纯洁，也是特别的人，像他那样的男人也很少了。尽管我们两个有约，我们不是夫妻，可以随时分开，但是形式上，人家看我们是夫妻呀。那我就决定了，确定跟胡也频的夫妻关系了。我自己的脾气是不要拖拖拉拉的。
以后冯雪峰、胡也频我们三个人的关系还是很好的。1930年我和胡也频从山东一回到上海，雪峰就来找也频，到左联举办的暑期文艺补习班去教课。雪峰说，你最近在济南教了一些课，比较有经验，再去讲讲吧。那时胡也频和他有来往，我和他没有来往。我同自己说，不要来往，来往了，这个生活就会麻烦了。
骆宾基说，雪峰好像讲过，你们有书信来往。
丁玲说，雪峰给我写信说：我注视着你的创作。后来雪峰就结婚了。胡也频牺牲以后，我同冯达好，这里边雪峰还起了作用。他看到我一个人在上海生活，没有朋友，坐在那里写文章，很苦，就给我出主意说，是不是有一个人照顾你好，要像也频那么好的人当然也不容易找，但是过一种平安的家庭生活，让你的所有力量从事创作，也很好。雪峰同冯达关系不错，冯达对他很尊敬的。“一二八”以后，雪峰把老婆送走了，他一个人在上海生活，经常来我们家里，我们住在善钟路沈起予那里，有时我们也一起约了到外头去喝咖啡，上海嘛，这些地方很方便。有一次，我们三个人聊了一夜。那个时候他一个人寂寞一点，来我们这里多一点。有时我写文章，他和冯达聊聊天，聊完了，两个人一块儿走了。
1933年我在上海被捕了，国民党把我抓到南京，三年以后好不容易才和党组织联系上。我到上海又见到了雪峰，这时我们的心情不一样，他就是喜欢谈长征的故事，谈毛主席。后来我们两个人还是做朋友。我那首诗《给我爱的》，还有《不算情书》，这两个东西也可以看出，我那个时候不愿意跟雪峰有其他关系，就是朋友嘛。
骆宾基十分理解，赞同地点点头说：这里头有一种东西，就是那种革命的友情，个人的感情是可以克制的。他又问道：解放以后你们都在作家协会，来往比过去多了吧？
丁玲摇摇头说，全国解放以后，条件好了，我们来往反而少了。大概是1957年初，我和陈明两个去看他们夫妇，那个时候我的“反党集团”的案子说是搞错了，要给我平反，所以敢跟朋友恢复了来往。我们买上戏票，叫他两个人去看戏，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生活太单调了，太枯燥了，哪里都不去玩。但当时我们还是有一点顾虑的，所以看戏的座位没有在一起，我们给他们夫妻买了楼下的票，我和陈明是楼上的票，还是担心有人看见了，说是我们又在私下里搞什么名堂。1958年我们去了北大荒，就更见不到面了。丁玲反问道：你们好像来往反倒多一些？你知道他后来的情况吧？
骆宾基感慨地说：是啊，一直到了1976年，雪峰死之前几天我还去看过他。第一次看他，我和我爱人一起去，他在烤窝头片。我说，你怎么吃这个？他说，我爱吃。（丁玲听到这里，有些心疼地说了一句：那么苦啊！）我们觉得他的日子太艰苦了，我爱人出去给他们买了二斤点心。去了客人了，他自己去热咖啡，戴着手套。我们有一次临走时跟他爱人讲，说雪峰同志已经这样了，应该照顾他吃得好一点，增加点营养啊什么的。他爱人哭了，她也难过。
我从客人一落座，就端来茶水和水果，然后就坐在一旁，静静地听他们谈话。我被谈话的内容深深吸引，更为三位老同志之间那种真挚、微妙的关系所感染。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真实的却又近乎离奇的故事。那个下午，客厅里弥漫着一股深深的思念与伤怀之情，两位老人都用一种感慨的语气，回忆、思索和述说着往事。在我的记忆中，丁玲待客谈话时，很少像那个下午那样动感情。时间过得很快，屋子里的光线暗淡下去，骆宾基要告辞了。丁玲笑着对他说：我等着看你后边那两个晚上的谈话呢，你什么时候写出来？骆宾基沉吟了一下，用一种不大肯定的语气说：尽快吧！
至今，《初访神坛》后面两夜的文章我始终没有看到。
（作者为丁玲生前秘书）
1983年12月，骆宾基到北京木樨地访问丁玲。则一落座，骆宾基就开门见山地向丁玲叙述访问的原由。
早在1939年2月，骆宾基从上海前往浙江义乌县神坛村拜访乡居在家的冯雪峰。冯雪峰喜出望外地接待了来访的文学知音，并诚邀骆多住几天。在神坛村的那个阁楼上，两围着火盒彻夜长谈。冯雪峰向骆宾基介绍自己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讲述所经历的长征故事，谈自己的情感……从夜幕初降一直到翌日东方既白。
骆宾基在神坛村住了三天，这样的彻夜谈话也进行了整整三个夜晚。那三个夜晚他一直想写下来，却迟迟没有动笔。一直到了1983年，那一年是冯雪峰八十诞辰，在楼适夷一再写信催促下，骆宾基终于在年初，精琢细刻地完成了第一篇《初访神坛（第一夜）》。文章在《新文学史料》一刊出，立刻引起出版界的注意。三联书店登门约稿，希望骆宾基尽快把三个夜晚的谈话写完，交由三联出版。骆宾基也很有信心，计划要写五万字，这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但是在继续往下写的时候，他遇到了困难。毕竟，那是40多年前的事情，当时没有记录，全凭脑子回忆，想要准确地叙述，很难。
那年的5月底至6月初，在浙江义乌举行了第一届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丁玲和骆宾基都参加了。丁玲在5月30日的开幕式上，还以《我与雪峰的交往》为题发了言。骆宾基忽然想起，冯雪峰在那三个夜晚的谈话中，也曾深情地谈到了他与丁玲的关系。因此，为了《初访神坛》的写作，他决定拜访丁玲，看能否从她的回忆中，找到些线索。
骆宾基刚一落座，就开门见山，告诉丁玲：写冯雪峰在神坛村三夜长谈的文章，出版社要出版，但是现在只写出了第一夜，这三个夜晚，雪峰主要都是谈长征，但是其中第二夜谈到了你。
这是丁玲所不知道的，她很有兴趣地问：雪峰怎么讲到我？他没有和我讲过这个事。
骆宾基说：讲到你的时候，雪峰讲到了你写的《水》，他很欣赏《水》，还讲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谈到了他的一些感情。我印象当中，雪峰讲，他见到了你，有一个感想：完了，什么都完了，名誉呀，地位呀，都完了。当时我心里想，怎么会有这种感情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后来年纪大了，才懂得，那实际上是一种被俘虏的样子，一见钟情的样子。
丁玲朗声笑起来，说：这些话雪峰都没有给我讲过。
丁玲相信骆宾基的叙述，因为她深知雪峰对她的感情。她一下子忆起许多往事，回忆起初见雪峰的情景。她说，1927年的冬天我在北京，《莎菲》寄走了，冯雪峰来了，是王三辛介绍他和我认识的，王三辛可能是共产党员，但他没告诉我，我不知道。冯雪峰告诉我了，他是共产党员。我一听到他是共产党员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因为那时我在北京找不到一个共产党员了，都走了，剩下来的我也不认识。我看到雪峰的时候，还没有读过他的诗，也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我知道共产党员都是很好的人，原来我在上海的时候，瞿秋白、施存统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因此，我就对冯雪峰很好。
骆宾基问：那时你已经跟胡也频在一起了？
丁玲说，是的，我那时跟胡也频两个人住在一块，但是还不是夫妻关系。胡也频热情得很，他就是这样想：我也不要你爱我，只要允许我对你好就行了。我们两个说了：你要有了爱人你就走，我要有了爱人我就走，真是解放派呀。我们两个虽然住在一块，但不是真正的夫妻关系，现在我讲这些话，人家都不相信，现在的年轻人不相信呀，有这样的事？你是乌托邦，净讲些神话！说着，丁玲又笑起来。
骆宾基说：我是理解的，过去育才学校培养的学生也是那样的，男女都在一个房间，但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根本没有想过，觉得做那样的事情是卑鄙的。骆宾基希望丁玲谈谈她和雪峰两个人在北京时，印象深刻的事情。
丁玲说，我到北京是为了念书。我原先在上海搞了几年，什么都不是，革命也不是，念书也耽误了，北京我有几个朋友，过去中学的同学，她们都上了大学了，希望我到北京念书。那时候王剑虹也死了，我对瞿秋白有些意见，觉得他对不起王剑虹，所以就跑到北京去了。到了北京，我不想谈恋爱，那时候没有那个感情的需要，但是我需要朋友，需要一两个人一块奋斗。后来，1925五年她们都走了，都上南边去了，我虽然跟胡也频两个人住在一块，但寂寞得很，所以才写小说。
骆宾基问，胡也频了解你和雪峰的关系吗？
丁玲说，当然了解了，我和雪峰很好，但是什么时候都有胡也频参加的。有一件事情，只有徐霞村知道，就是厦门大学的徐元庆。那时我们住在北京沙滩，北大红楼的对门，一天晚上，我送雪峰走的时候，下楼梯的时候，我跟雪峰说，明天早晨去北海吧。我在北京寂寞得很，有一些话又不能跟也频讲，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员，没有革命的生活，我只能跟雪峰讲。第二天我们两个人就上北海了，我走的时候，也频还没起来。我和冯雪峰把一些话讲完了，打算到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去吃饭，我就打了个电话回去，找胡也频来吃饭。电话是徐霞村接的，他说，胡也频正在找你，正在发脾气，待会等他气消了，你再回来吧！
骆宾基说，后来你们又一起到了上海？
丁玲说，那件事情之后没几天，冯雪峰就去了上海。后来我们也到了上海，冯雪峰又替我和胡也频在杭州葛岭找了房子。我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有点任性，我跟胡也频说，我们两个人谈谈好不好，我们不要打架，不要成天老在一块，你要求的东西我不能满足，我要求的你又不能满足，这样子弄下去不好，我们分开一下，你到上海住几天试试看。胡也频同意了，他就高高兴兴地到上海去了。我和冯雪峰两个人留在杭州，晚间我们聊了一会天，我就给胡也频写信，写很长一封信，写到很晚。第二天一早，胡也频回来了。他本来说去三天的，结果一天就回来了。他跟沈从文是好朋友，他到了上海，沈从文问他，你怎么跑回来了？他就告诉沈从文我们这些关系。沈从文说，你怎么这么一个蠢人呢？你一定要回去，你现在这样，不就是空了吗？哪里有什么精神恋爱，你怎么这样傻呢！结果他就回来了。
我当时心里想，我跟胡也频是1925年认识的，住了两年半了，我从来就没有说同意两个人结婚，可我也没有拒绝人家对我的感情，胡也频很纯洁，也是特别的人，像他那样的男人也很少了。尽管我们两个有约，我们不是夫妻，可以随时分开，但是形式上，人家看我们是夫妻呀。那我就决定了，确定跟胡也频的夫妻关系了。我自己的脾气是不要拖拖拉拉的。
以后冯雪峰、胡也频我们三个人的关系还是很好的。1930年我和胡也频从山东一回到上海，雪峰就来找也频，到左联举办的暑期文艺补习班去教课。雪峰说，你最近在济南教了一些课，比较有经验，再去讲讲吧。那时胡也频和他有来往，我和他没有来往。我同自己说，不要来往，来往了，这个生活就会麻烦了。
骆宾基说，雪峰好像讲过，你们有书信来往。
丁玲说，雪峰给我写信说：我注视着你的创作。后来雪峰就结婚了。胡也频牺牲以后，我同冯达好，这里边雪峰还起了作用。他看到我一个人在上海生活，没有朋友，坐在那里写文章，很苦，就给我出主意说，是不是有一个人照顾你好，要像也频那么好的人当然也不容易找，但是过一种平安的家庭生活，让你的所有力量从事创作，也很好。雪峰同冯达关系不错，冯达对他很尊敬的。“一二八”以后，雪峰把老婆送走了，他一个人在上海生活，经常来我们家里，我们住在善钟路沈起予那里，有时我们也一起约了到外头去喝咖啡，上海嘛，这些地方很方便。有一次，我们三个人聊了一夜。那个时候他一个人寂寞一点，来我们这里多一点。有时我写文章，他和冯达聊聊天，聊完了，两个人一块儿走了。
1933年我在上海被捕了，国民党把我抓到南京，三年以后好不容易才和党组织联系上。我到上海又见到了雪峰，这时我们的心情不一样，他就是喜欢谈长征的故事，谈毛主席。后来我们两个人还是做朋友。我那首诗《给我爱的》，还有《不算情书》，这两个东西也可以看出，我那个时候不愿意跟雪峰有其他关系，就是朋友嘛。
骆宾基十分理解，赞同地点点头说：这里头有一种东西，就是那种革命的友情，个人的感情是可以克制的。他又问道：解放以后你们都在作家协会，来往比过去多了吧？
丁玲摇摇头说，全国解放以后，条件好了，我们来往反而少了。大概是1957年初，我和陈明两个去看他们夫妇，那个时候我的“反党集团”的案子说是搞错了，要给我平反，所以敢跟朋友恢复了来往。我们买上戏票，叫他两个人去看戏，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生活太单调了，太枯燥了，哪里都不去玩。但当时我们还是有一点顾虑的，所以看戏的座位没有在一起，我们给他们夫妻买了楼下的票，我和陈明是楼上的票，还是担心有人看见了，说是我们又在私下里搞什么名堂。1958年我们去了北大荒，就更见不到面了。丁玲反问道：你们好像来往反倒多一些？你知道他后来的情况吧？
骆宾基感慨地说：是啊，一直到了1976年，雪峰死之前几天我还去看过他。第一次看他，我和我爱人一起去，他在烤窝头片。我说，你怎么吃这个？他说，我爱吃。（丁玲听到这里，有些心疼地说了一句：那么苦啊！）我们觉得他的日子太艰苦了，我爱人出去给他们买了二斤点心。去了客人了，他自己去热咖啡，戴着手套。我们有一次临走时跟他爱人讲，说雪峰同志已经这样了，应该照顾他吃得好一点，增加点营养啊什么的。他爱人哭了，她也难过。
我从客人一落座，就端来茶水和水果，然后就坐在一旁，静静地听他们谈话。我被谈话的内容深深吸引，更为三位老同志之间那种真挚、微妙的关系所感染。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真实的却又近乎离奇的故事。那个下午，客厅里弥漫着一股深深的思念与伤怀之情，两位老人都用一种感慨的语气，回忆、思索和述说着往事。在我的记忆中，丁玲待客谈话时，很少像那个下午那样动感情。时间过得很快，屋子里的光线暗淡下去，骆宾基要告辞了。丁玲笑着对他说：我等着看你后边那两个晚上的谈话呢，你什么时候写出来？骆宾基沉吟了一下，用一种不大肯定的语气说：尽快吧！
至今，《初访神坛》后面两夜的文章我始终没有看到。
（作者为丁玲生前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