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春节，铁凝来看我。她说：“我刚从杨绛先生那里来。她问我，你要去看钟璞吗？我说是的。杨先生说，替我问她好。”
　　 我一听，立刻叫人拨通杨先生的电话。好在电话号码还在那里。报名以后，保姆小吴说：“我去问奶奶。”杨先生很快来接电话了。
　　 我向杨先生问安，两人都很高兴。我们本是师生关系。我上过她的英国小说选读这门课。说着话，彼此都有点伤感。杨先生说：“我还记得你听课时候的样子。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学生，我一直把你当作作家。我是上一代女作家里最年轻的，你是这一代女作家最年长的。我们两个联系了两代人。”我从不知杨先生有这样的想法，也没听到过这样的说法。我这一代中最年长的应该是茹志鹃。但因为我是杨先生的学生，所以她知道我。在电话里我听见杨先生的声音稍有些沙哑，但讲话还是很清楚。杨先生说：“我又听见鸟叫了。”我当学生时她就说我的声音像鸟叫。我说要去看她，铁凝在旁说：“我陪你去。”可是，因为南沙沟没有电梯，我不能上楼。结果就像许多事情一样，拖啊拖，拖到最后终于没有去看她。这是我们的遗憾。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前有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为配合这次接见，各单位又揪出一些不起眼的“牛鬼蛇神”，我便在其中。我当时已被隔离在贡院西街《世界文学》杂志原址，和编辑部几位同志一起，每天中午在火炉上煮方便面。这一天下午，我被传唤到社科院大院编辑部的办公室，和外文所的老先生们一起接受批斗。我好像是升级了，当时杨绛先生也在场。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喊口号，有人向杨先生大声喝叫：“告诉你不准搽粉，你怎么还搽？”杨先生天生皮肤很白，她低声分辩：“没有搽。”那人又大声喝叫：“不准分辩！”
　　 因为“子弹”不多，批斗很快结束。这是8.18那天在我们这个小单位的一幕。
　　 1969年秋，我和蔡仲德结婚，当时“文革”气氛已经有所缓和。《世界文学》编辑部和外文所有十来位同志来祝贺，杨先生也在其中。她是来客中唯一的长者。
　　 以后，我和杨先生之间的不愉快是时代的颠簸所致。一切关系都撕裂了、扭曲了，极不正常。
　　 杨先生走在人生边缘上时，想来是希望一切正常。我现在也到了人生的边缘。我要说一声：“杨先生，我的老师。不久在彼岸，讓我再在你的指导下研读英国小说吧。”以上的文字是多年前写的。因为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提起，也就搁下了。转眼间，杨先生去世已将五年。现在看来这些话还是应该说，告诉大家杨先生和我的关系状况。我想这也是杨先生所希望的。
　　 北宋哲学家张载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人的一生不知有多少大小恩怨，只是争执，离仇还远，也都应该和而解。我相信这个道理。
　　选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