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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知识分子的丑史吗？
不！《儒林外史》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痛史。
《儒林外史》写的不是知识分子百出的丑态，而是知识分子百出的痛态。
《儒林外史》的作者本人，就是一个痛苦了一生的儒。他，“文澜学海，落笔千言徒洒洒”。他，“三十年来，哪得双眉时暂开”。他，“明日明年，踪迹浮萍剧可怜”(均吴敬梓作八首《减字木兰花》中句)。他看透了世态炎凉：“竟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仗仆”。他过够了困窘生活“拨寒炉之夜灰，向屠门而嚼肉”(见吴作《移家赋》)。他虽也温饱过，荒唐过，但实际上是终生潦倒，一世凄凉，甚至以好书易米，以夜行暖足。死了连埋葬的钱都没有，“身后茅屋余破漏”(程晋芳《哭吴敏轩》)。他写《儒林外史》，实在是哀人写哀事，悲人写悲剧，痛人写痛史，惺惺惜惺惺。要说讽刺，那也是含着泪在讽刺，是一种不幸的知识分子对不幸的知识分子无可奈何的辛酸的自我嘲弄式的讽刺。他不仅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实际上也是在把被毁灭的美好的东西显示给人看，使人笑了之后深思，深思之后痛哭。别林斯基把果戈理叫作诗人，因为果戈理的喜剧中有悲剧性，笑中有深刻的哀伤。我们也完全应该把吴敬梓看成这样的诗人。我们决不能把旧社会的凶残化为一笑，收场大吉。
一个初夏，天时乍热，东方月上，王冕和秦老一道在打麦场上小饮。当时“眠鸥宿鹭，阒然无声”。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
何止一代文人有厄，几千年私有制历史，简直是天天贯索犯文昌。
《儒林外史》写儒林。这些儒们，他们是在自由自觉合目的性地劳动创造吗？他们的所作所为又能使得任何人得以自由自觉合目的性地劳动创造吗？
贯索犯文昌！
当人们的异己力量在犯全体人民的时候，贯索犯文昌哪里还能算是意外的奇事？
鲁迅写了个清末的孔乙己，吴敬梓笔下有一些儒也曾经历过与孔乙己差不多的命运。
周进，六十多岁还不曾进过学，门外狗叫，人家就晓得这位穷儒来了。梅玖小小年纪，只因进了学，就敢于在他面前搭架子。三十多岁的举人王惠，当着只能吃老菜叶下饭的周进，大咽堆满春台的鸡、鱼、鸭、肉。在工匠修理贡院时，周进想挨进去看看，被“看门的大鞭子赶了出来”。第二天，他的姐夫化了点钱让他进去观光。他百感交集，一阵心酸，“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几个旅客表示愿意帮助他纳监进场，他感激得“跪倒叩头”，把几个旅客叫作“重生父母”。
范进，五十四岁还是个童生。他到已经当了学道的周进跟前去参加考试时，“十二月上旬，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辛辛苦苦去考了一场，回家时，家里人已经饿了两三天。中了举，欢喜得发了疯，头发跌散，满手黄泥，一身的水。亏得杀猪的老丈人打了一记耳光，昏倒在地，才治好了疯病。
在那人吃人的社会，在那知识分子除了秀才、举人、进士一路考了上去，做官报效朝廷之外，决不可能靠知识创造自己的事业以利己利人的社会，蒙受苦难，大出洋相的，何止周进、范进这两个穷儒。这样的穷儒哪里还有什么人的尊严，哪里还有人之所以为人的样子？
这两个“进”，后来是进了，发迹了。他们的人性又从一种异化转到另一种异化。没发迹时，他们受苦。发迹后，虽没做什么罪恶昭彰的坏事，但是由缺吃少穿发展到了白吃白穿。他们这种人的人性异化，异化在无论发迹与否，都不能占有人的本质，都不能自由自觉地合目的性地劳动创造。只不过未发迹时，被践踏；发迹后，徒然消耗民脂民膏，而并不能为人民造福。周进当了学道，考虑的只不过是：“我在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客，屈了真才。”结果，取了个同样年老而穷困的范进。周进的所谓“真才”，也只不过指的会做一手八股文章。
周进、范进还算不坏，当官的王惠、当乡绅的严贡生，这样的儒就显然是吃人的兽了。
王惠当举人时，就欺负尚未发迹的周进。一当上南昌太守，就打听南昌“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生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当前任太守的儿子说南昌太守府原先的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将要在王惠任内换成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时，他还一本正经地说什么“而今你我替朝廷办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认真”。可是就这么一个既贪婪又残酷的家伙，“各上司访问，都道是江西第一个能员，做到两年多些，各处推荐。”
在私有制社会，劳动产品、劳动过程都从人异化了出去，有权有钱就能叫鬼推磨，能做官能捞钱的捷径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光明大道，趋炎附势成了理所当然的社会风气，人怎么能不从人异化，人怎么能不从人这个族类本质异化呢？
为什么五河县的人听说某人有品行就歪着嘴笑？因为有品行不等于有钱有势。为什么五河县的人听说某人做诗赋古文就眉毛都会笑，因为中举人进士做官，靠的不是诗赋古文而是八股。
八股制艺，多少年使多少人入迷呀！鲁编修父女最能算作典型了。鲁编修简直把八股吹得神乎其神。他说：“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这位鲁先生对女儿天天灌输这一套，把一个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的姑娘也弄成板板六十四的八股迷。
马二先生更是一辈子陷在八股里头。他倒真是吃透了这一套，说来头头是道。什么“文章总以理法为主”；写文章批文章都不能“有碍于圣贤口气”；不能“带风花雪月的字样”。他“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他认为“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因为“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
文章本来是人们用来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是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服务的，是为了使人们幸福。可是八股这种鬼东西却也成了异化于人的敌对力量，成了对生产、生活无用甚至有害的东西，使人痛苦的东西。它唯一的用处就是只要文章中试官，就可往上爬，弄个一官半职，大刮民脂民膏。文章异化于人，人异化于人的族类本质。文章是他的敌对力量，他是人民的敌对力量。文章使他吃苦头，他使人民吃苦头。
封建王朝有两个使人的族类本质异化、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软武器，除了八股，就是礼教。王玉辉，大女儿守节在家，三姑娘又成寡妇了。女儿怕连累爹妈，下决心绝食自杀殉夫。王玉辉的老婆及亲家公婆全不同意。可是这位开口闭口讲“礼”，还写出了一部《礼书》的先生倒很能身体力行当样板。他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不必拦阻”。女儿饿死了，他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
吴敬梓写的是明朝，实际上影射的是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明朝有何心隐这样具有叛逆思想的哲学家，有李贽这样具有战斗性格的血性男儿，有东林、复社这样敢于对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党人，还有海瑞、左光斗、史可法这种有点操守，能为人民办点好事的官吏。可是清朝几次文字狱，使得知识分子人人心惊胆战，以致有学问的只埋头搞考据，有才情的则大弄游戏笔墨，终于弄得真人几乎绝迹，假货充斥市场。名士是假的。所谓“王佐之才”与“真儒”也是假的。侠客是假侠客，神仙是假神仙。和尚，有的是骗子，有的是无赖。假风盛行，青年学样了。蘧公孙把高启未曾发表的“诗话”，加上自己的大名，谓之“补遗”，刻印送人，从而充当了所谓“少年名士”。牛浦搞到牛布衣的诗稿，从此冒充牛布衣，以诗人自居，到处招摇撞骗。
《儒林外史》是一部知识分子的丑史吗？
不！《儒林外史》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痛史。
《儒林外史》写的不是知识分子百出的丑态，而是知识分子百出的痛态。
《儒林外史》的作者本人，就是一个痛苦了一生的儒。他，“文澜学海，落笔千言徒洒洒”。他，“三十年来，哪得双眉时暂开”。他，“明日明年，踪迹浮萍剧可怜”(均吴敬梓作八首《减字木兰花》中句)。他看透了世态炎凉：“竟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仗仆”。他过够了困窘生活“拨寒炉之夜灰，向屠门而嚼肉”(见吴作《移家赋》)。他虽也温饱过，荒唐过，但实际上是终生潦倒，一世凄凉，甚至以好书易米，以夜行暖足。死了连埋葬的钱都没有，“身后茅屋余破漏”(程晋芳《哭吴敏轩》)。他写《儒林外史》，实在是哀人写哀事，悲人写悲剧，痛人写痛史，惺惺惜惺惺。要说讽刺，那也是含着泪在讽刺，是一种不幸的知识分子对不幸的知识分子无可奈何的辛酸的自我嘲弄式的讽刺。他不仅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实际上也是在把被毁灭的美好的东西显示给人看，使人笑了之后深思，深思之后痛哭。别林斯基把果戈理叫作诗人，因为果戈理的喜剧中有悲剧性，笑中有深刻的哀伤。我们也完全应该把吴敬梓看成这样的诗人。我们决不能把旧社会的凶残化为一笑，收场大吉。
一个初夏，天时乍热，东方月上，王冕和秦老一道在打麦场上小饮。当时“眠鸥宿鹭，阒然无声”。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
何止一代文人有厄，几千年私有制历史，简直是天天贯索犯文昌。
《儒林外史》写儒林。这些儒们，他们是在自由自觉合目的性地劳动创造吗？他们的所作所为又能使得任何人得以自由自觉合目的性地劳动创造吗？
贯索犯文昌！
当人们的异己力量在犯全体人民的时候，贯索犯文昌哪里还能算是意外的奇事？
鲁迅写了个清末的孔乙己，吴敬梓笔下有一些儒也曾经历过与孔乙己差不多的命运。
周进，六十多岁还不曾进过学，门外狗叫，人家就晓得这位穷儒来了。梅玖小小年纪，只因进了学，就敢于在他面前搭架子。三十多岁的举人王惠，当着只能吃老菜叶下饭的周进，大咽堆满春台的鸡、鱼、鸭、肉。在工匠修理贡院时，周进想挨进去看看，被“看门的大鞭子赶了出来”。第二天，他的姐夫化了点钱让他进去观光。他百感交集，一阵心酸，“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几个旅客表示愿意帮助他纳监进场，他感激得“跪倒叩头”，把几个旅客叫作“重生父母”。
范进，五十四岁还是个童生。他到已经当了学道的周进跟前去参加考试时，“十二月上旬，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辛辛苦苦去考了一场，回家时，家里人已经饿了两三天。中了举，欢喜得发了疯，头发跌散，满手黄泥，一身的水。亏得杀猪的老丈人打了一记耳光，昏倒在地，才治好了疯病。
在那人吃人的社会，在那知识分子除了秀才、举人、进士一路考了上去，做官报效朝廷之外，决不可能靠知识创造自己的事业以利己利人的社会，蒙受苦难，大出洋相的，何止周进、范进这两个穷儒。这样的穷儒哪里还有什么人的尊严，哪里还有人之所以为人的样子？
这两个“进”，后来是进了，发迹了。他们的人性又从一种异化转到另一种异化。没发迹时，他们受苦。发迹后，虽没做什么罪恶昭彰的坏事，但是由缺吃少穿发展到了白吃白穿。他们这种人的人性异化，异化在无论发迹与否，都不能占有人的本质，都不能自由自觉地合目的性地劳动创造。只不过未发迹时，被践踏；发迹后，徒然消耗民脂民膏，而并不能为人民造福。周进当了学道，考虑的只不过是：“我在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客，屈了真才。”结果，取了个同样年老而穷困的范进。周进的所谓“真才”，也只不过指的会做一手八股文章。
周进、范进还算不坏，当官的王惠、当乡绅的严贡生，这样的儒就显然是吃人的兽了。
王惠当举人时，就欺负尚未发迹的周进。一当上南昌太守，就打听南昌“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生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当前任太守的儿子说南昌太守府原先的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将要在王惠任内换成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时，他还一本正经地说什么“而今你我替朝廷办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认真”。可是就这么一个既贪婪又残酷的家伙，“各上司访问，都道是江西第一个能员，做到两年多些，各处推荐。”
在私有制社会，劳动产品、劳动过程都从人异化了出去，有权有钱就能叫鬼推磨，能做官能捞钱的捷径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光明大道，趋炎附势成了理所当然的社会风气，人怎么能不从人异化，人怎么能不从人这个族类本质异化呢？
为什么五河县的人听说某人有品行就歪着嘴笑？因为有品行不等于有钱有势。为什么五河县的人听说某人做诗赋古文就眉毛都会笑，因为中举人进士做官，靠的不是诗赋古文而是八股。
八股制艺，多少年使多少人入迷呀！鲁编修父女最能算作典型了。鲁编修简直把八股吹得神乎其神。他说：“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这位鲁先生对女儿天天灌输这一套，把一个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的姑娘也弄成板板六十四的八股迷。
马二先生更是一辈子陷在八股里头。他倒真是吃透了这一套，说来头头是道。什么“文章总以理法为主”；写文章批文章都不能“有碍于圣贤口气”；不能“带风花雪月的字样”。他“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他认为“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因为“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
文章本来是人们用来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是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服务的，是为了使人们幸福。可是八股这种鬼东西却也成了异化于人的敌对力量，成了对生产、生活无用甚至有害的东西，使人痛苦的东西。它唯一的用处就是只要文章中试官，就可往上爬，弄个一官半职，大刮民脂民膏。文章异化于人，人异化于人的族类本质。文章是他的敌对力量，他是人民的敌对力量。文章使他吃苦头，他使人民吃苦头。
封建王朝有两个使人的族类本质异化、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软武器，除了八股，就是礼教。王玉辉，大女儿守节在家，三姑娘又成寡妇了。女儿怕连累爹妈，下决心绝食自杀殉夫。王玉辉的老婆及亲家公婆全不同意。可是这位开口闭口讲“礼”，还写出了一部《礼书》的先生倒很能身体力行当样板。他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不必拦阻”。女儿饿死了，他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
吴敬梓写的是明朝，实际上影射的是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明朝有何心隐这样具有叛逆思想的哲学家，有李贽这样具有战斗性格的血性男儿，有东林、复社这样敢于对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党人，还有海瑞、左光斗、史可法这种有点操守，能为人民办点好事的官吏。可是清朝几次文字狱，使得知识分子人人心惊胆战，以致有学问的只埋头搞考据，有才情的则大弄游戏笔墨，终于弄得真人几乎绝迹，假货充斥市场。名士是假的。所谓“王佐之才”与“真儒”也是假的。侠客是假侠客，神仙是假神仙。和尚，有的是骗子，有的是无赖。假风盛行，青年学样了。蘧公孙把高启未曾发表的“诗话”，加上自己的大名，谓之“补遗”，刻印送人，从而充当了所谓“少年名士”。牛浦搞到牛布衣的诗稿，从此冒充牛布衣，以诗人自居，到处招摇撞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