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典学研究中心(筹)、《古典学集刊》编辑部主办的“第一届汉唐注疏思想沙龙”于2018年3月10—11日在浙江杭州召开。来自国内外的八位学者参加会议,共提交八篇论文。日本京都大学古胜隆一《郭象在魏晋〈庄子〉注释史上的位置》对郭象《庄子注》与目前残存的东晋崔譔注、向秀注、司马彪注进行比较与分析,指出郭象虽然的确踏袭了三家注,但也从独自的视角出发重新全面解释《庄子》。北京大学程苏东《日传本〈五行大义〉所见古本〈春秋繁露·治顺五行篇〉辑证》厘清了日传本《五行大义》正文、注文合写的文本结构,对所引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典学研究中心(筹)、《古典学集刊》编辑部主办的“第一届汉唐注疏思想沙龙”于2018年3月10—11日在浙江杭州召开。来自国内外的八位学者参加会议,共提交八篇论文。日本京都大学古胜隆一《郭象在魏晋〈庄子〉注释史上的位置》对郭象《庄子注》与目前残存的东晋崔譔注、向秀注、司马彪注进行比较与分析,指出郭象虽然的确踏袭了三家注,但也从独自的视角出发重新全面解释《庄子》。北京大学程苏东《日传本〈五行大义〉所见古本〈春秋繁露·治顺五行篇〉辑证》厘清了日传本《五行大义》正文、注文合写的文本结构,对所引《春秋繁露·治顺五行篇》正文部分作了分析。
其他文献
2019年6月24日,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联合主办的“中国古典诗学高端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十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青琐高议》是北宋刘斧撰辑的小说集,原书不传,今本为重编本。因事涉神怪、用语通俗,前人或有“俚鄙”之嗤(王士禛跋),但此书在小说史上意义重大,王士禛承认“此《剪灯新话》之前茅”,今人赞誉尤多,如“乃北宋最优秀之小说集”(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简称《叙录》,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99页),“是北宋最早也是最大的一部小说选集”(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是南宋初期江西地区刊刻的一部三苏文章选本。此书总卷数不明,据考当在八十卷以上。现存残帙两部,一部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大本”),存卷一至四、卷一五至二二、卷二四至八○,共六十九卷;另一部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台北本”),存苏轼文三卷。
集中体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文献,基本上有三个:一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体现了马克思更加成熟的唯物史观,其中有这样的论述:“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
文艺的源泉是什么?这是文艺研究的基本问题。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看,主要存在以物、道、理、情为源泉等几种说法。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堪称是这一问题的定论。如果将这些论述加以系统研究,则可以发现从最早的“感物”到“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实际构成了中国文艺源泉说的一条发展链。关于文艺起源,中国最早的论述见于《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汉末魏晋流行的人物题目亦即人物品评之风,其影响扩展到对宫殿建筑、城池山川等的品题,同时影响了当时的诗歌创作。作为晋宋之际人物清谈和诗歌创作的双料名家,谢混《诫族子诗》是人物品评由口头言说落实到书面创作的典型作品之一,他不仅展示了谢混的文学才华、展示谢氏家门内部人物品评的实况,而且标志了“题目”一词由人物品题到诗文篇题的过渡节点,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
为规范我刊的投稿、审稿管理流程,提高刊物办公效率,方便作者投稿和专家审稿,实现编者、作者和审稿专家之间的有效沟通,尽量缩短审稿及修改周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已于2020年06月01日正式开通“‘腾云’期刊协同采编系统(知网版)”,欢迎广大作者和专家在本刊唯一网站注册投稿、审稿。
2017年10月27—29日,由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主办、桐城派学术研究中心承办的“桐城派研究前沿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安徽桐城召开。来自中国、韩国、新加坡、越南等国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九十余位学者参加会议,共收到论文五十余篇。27日上午,会议开幕式由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朱宏主持,党委副书记、校长沈波致欢迎词。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周中明,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会长、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熊礼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主编陆建德,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河南大学教授关爱和分别致开幕词。
“甲申之变”是明清易代历程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不仅带来南北政权的分立,亦使两方文人遭际迥异。而这一时期的诗歌作品,也因时间和空间的错位而呈现出时间先后、地域南北上的显著差异。滞留北京的文人多是甲申之变的亲历者,迫在眉睫的国变家难在诗歌中留下深刻烙印。相比之下,南方文人闻讯滞后月余,其诗歌中既有故国黍离的悲愤,也有因“后闻”而不能有所作为的憾恨。北都凶问与南都立国的接踵而来,又使此时南方文人的诗歌中呈现一种悲喜交错的情绪。乱世带来的地域隔绝和易代带来的家国丧乱,造成了南北文人心中无法规避的漂泊感。
宣统元年(1909),陈衍编选的《石遗室师友诗录》首刊于沈宗畸主编的《国学萃编》。其体例首列姓名、字号、籍贯、仕宦经历、著述,次为诗话,之后即所选诗作。故而最早的《石遗室诗话》并非刊载于《庸言》,而是出现在《师友诗录》中。民国间,《石遗室诗话》先后刊载于《庸言》《东方杂志》。民国十八年(1929),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陈衍致赵尊岳信中曾表达对商务印书馆此次刊行的不满,此刊本中确有很多疏漏,如将注释的小字印成与正文同样的大字,或形近而误等等。然亦有因石遗年事已高,记忆不准而致误者。民国二十四年(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