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二战中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后来当上美国一所学校的校长。在每一位新老师来到学校时，他都会交给那位老师一封信。信的内容完全一样：“亲爱的老师，我是集中营的生还者，我亲眼看到人类所不应该看到的情景：毒气室由学有专长的工程师建造；儿童由学识渊博的工程师毒死；妇女和幼儿被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们枪杀。看到这一切，我怀疑：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的请求是：请你帮助学生成为具有人性的人。因为，只有在我们的孩子具有人性的情况下，读写算的能力才有价值。”
　　2006年夏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浙江省温州市第七中学初二年级学生吴雯雯，只因未扎头发而被拒考，这位花季少女怀着对班主任的不满，跳入清澈的九山湖中，结束了本该茁壮成长的生命。
　　事故的发生，我们看到了老师的武断、生硬、无情无义，也看到了学生的心理脆弱、不堪一击。班主任先以雯雯没有束发为由不让她参加考试，等孩子扎好辫子后又以超时为由再度拒考，她终于因一丝不苟地执行学校的规章制度而将雯雯“逼上”死路。可能这位老师还会觉得自己运气悖，自己明明是照章办事，怎么就偏偏遇上雯雯这个遇事就想不通的学生呢?可再一想，孩子无非就是洗澡后来不及束发就要参加考试，并不是什么天塌下来的不得了的问题，就不能往宽处通融一点吗?再读前面校长的信，从人性的角度说，学校也好，老师也好，应当具备最起码的包容心和责任心。孩子没扎头发就生硬冷横地剥夺了她的考试权，人性人情的东西太少了一些。对未成年的孩子，学校的管理制度应多一些人性化的成分，严而有度，严中存爱，严师柔情，否则，我们又何必天天讲人文关怀?“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这句话说得有些重了，但老师的恻隐之心还是该有的，像那种错一道题要罚学生做这道题几十遍上百遍的做法，无疑是对身心的一种摧残，少了些该有的人味。作为拥有知识的人，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得很远，有时却看不见眼里的泪珠。
　　一位幼儿园老师结束病假重返讲台，她跟小朋友说的第一句话是“想我的人请举手”，话音刚落，就有几位小朋友举起小手。显然，她对“举手率”不满意，又抬高声音进一步启发：“你们这么长时间没见到我，怎么会不想我呢?如果你曾经想过我，就把手举起来吧！”一大片小手举了起来。
　　细数之后，她发现就一个小朋友没有举手，于是她叫大家把手放下，走向那个没举手的孩子：“你真的没想我吗?”孩子认真地点了点头。她又问：“为什么不想我呢?”孩子说：“我想我姥姥和姥爷，他们把我的‘想’都用完了，我没有地方想你了。”
　　这个没举手的孩子是哭着回家的，他因“没想老师”被老师罚站了。凭什么？
　　1981年，林承銮老师在浙江省乐清市中雁中心小学附中任教。当时有一学生想来插班读初三。因为他早先曾在该校就读小学，调皮散漫的他给学校老师留下了不好的印象，离校几年后又回来插班，学校不予收留。眼看这个孩子就要辍学，林老师以“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见解，说通了学校领导和同事，让他入学。林老师认为这个孩子智商较高，培养得当，有望成为有用之才。为了实现自己许下的诺言，林老师对这位学生关怀备至，不断鼓励和督促他。这个孩子也不负师训，学习成绩一路攀升，一年后如愿考上高中。
　　二十几年后，这个学生在北京经营服装效益积累可观。林老师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学生把当年林老师为他网开一面，重获新生铭记在心。为此知遇之恩，他专程将林老师接到北京游览，并在家乡出资20万元购买新房一套，让林老师告别他那又矮又窄的旧居。
　　2006年6月26日，武汉某高校独立学院大二女生张莹等3名女生告诉记者：“我们弄了一些资料贴在大腿上，还没来得及抄就被老师发现了，监考的女老师当着全体考生和另一个监考男老师的面，掀开我们的裙子，她还从另一名考生的胸罩里拿出了资料。”这种“以恶治恶”的做法固然点到了作弊考生的“死穴”，但是，这些老师可曾想过，这种抓作弊的方式是否合法?是否人性，甚至是否会彻底伤害一个人?毕竟教育目的是塑造人，而不是毁灭人，考试作为教育的手段之一自然不能偏离这个大前提。
　　在上海已有12年校长生涯的张治撰文指出：校长应该能够严格地贯彻执行制度，但又绝对不能迷信制度。制度是方的，而人情是圆的；制度是刚性的，而人情是柔性的。成功的管理必须能够扯得方、带得圆，必须刚柔相济。那么，作为制度执行者的老师呢?
　　这样说来，当老师还真是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