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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这位社长一来，就摆出一副官架子，用责问的口气问“皇甫平”文章是谁授意写的。
据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凌志军在《1990年至2002年中国实录》一书中记载：邓小平前脚刚一退休，身后就响起了一片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声。他在北京说了又说，期望能够制止，却都没有用，跑到上海去说，竟又招来北京舆论的批评。看来仅仅私下说说是不行了。他决定南巡，而且要“巡出个名堂”。
文中所讲“跑到上海去说，竟又招来北京舆论的批评”，指的是“皇甫平事件”。时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的周瑞金，正是当年“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他透露，当年这组文章的基本精神正是脱胎于“1991年小平上海讲话”。而1991年邓小平的上海之行，几乎是1 992年他南巡的一次预演。
邓小平以正视听的先导讲话
进入199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了历史的重要关头，有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缺乏信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疑虑。
业已退休的邓小平敏锐地洞察着这一切，认为有必要表明自己的态度。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道：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改革开放越前进，我们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一个月以后，即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来到上海过春节。这一次，他一到上海就深入工厂和企业参观考察，并发表了重要谈话。他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还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闭关自守不行。”最后，邓小平强调：开放不坚决不行，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不久，朱镕基在全市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这些讲话精神，并引用经过改造了的曹孟德的话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为此，朱镕基还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暗喻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
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的周瑞金，敏锐地察觉到邓小平这次在上海的讲话所昭示的政治含意，认为大有文章可写。随即，由周瑞金、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3人组成的“皇甫平”，以邓小平此次谈话为基础，接连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4篇大声疾呼改革的评论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连遭北京舆论“大批判”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许多读者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其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了解“发表背景”。
但是，北京的舆论界则呈现另一种状况。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也是话语中心。俗话说：北京打喷嚏，中国就感冒。这一年，北京的第一个喷嚏打向了上海。
在北京，一家有全国性影响的大报发话了，刊文《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矛头直指“皇甫平”，认为不这样就会“解除人们的武装，模糊和混淆两种改革的界限，为自由化的改革观泛滥打开方便之门，以至于把改革引向邪路。”
之后，全国不少媒体也都开始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当代思潮》1991年第2期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7期发表《重提姓“社”姓“资”》；《高校理论战线》1991年第3期发表《问一问姓“社”姓“资”》；《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10期发表《庸俗生产力观点是十分有害的》；《当代思潮》1991年第4期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
这些文章的批评都非常直白，态度鲜明。这一点，仅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来。
到了8月份，北京另一家知名大报和权威杂志也加入了进来，上纲也上得更高了，而且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观念”、“经济实用主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头分明已指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事情不仅仅止于舆论。不久，时任中宣部的领导给上海主要领导打电话，亲自过问羊年4论的具体情况，同时派出调查组到上海调查此事，并要求一定要查清事实真相。周瑞金担心此事会演化成上海的第二次报道事件，于是就找到正在上海办事的杨尚昆的长子杨绍明。杨绍明在详细了解到4篇改革社论的真相后，当即飞回北京，向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听完汇报，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主要领导同志，告诉他们《解放日报》刊登的4篇改革文章的内容都是小平最近的讲话精神，立意很好，值得肯定。
此外，周瑞金说，1991年9月中旬，北京还有位大报社长突然跑到上海，要找他谈话。他摸不透这位社长为什么要来找他谈，于是向上海市委主管领导汇报此事。这位领导也感到蹊跷，就交代周瑞金随机应变。北京这位社长一来，就摆出一副官架子，用责问的口气问“皇甫平”文章是谁授意写的。周瑞金装糊涂说，没有人授意，是自己组织撰写。最后，这位社长让周瑞金写一个文章发表经过的材料给他，说回北京好向中央汇报。
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事情越闹越大，上海市委领导指示淡化处理，但事情并未就此完结。1991年10月，一位大人物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然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好不容易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现在又冒出一个“市场经济”，说什么“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不是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
周瑞金说，当时，他们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颇有戏剧性的是，11月份又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到上海视察，他在干部会上却讲了与那位大人物不同调门的话：“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带框框、先定性、先戴帽，这就很难办。不要还没有生小孩，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
这表明，高层就改革开放的思路是有分歧的。1991年的“皇甫平”文章，就好像处于两种气团的狭窄过渡区域，在哪个锋面上总免不了云雨或大风。
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在其著作《变化》一书中对1991年的北京关于姓“社”姓“资”的思想有如下的描述：较量舆论如临大敌，似乎是由于乱了方寸，这才小题大做。那些人如此兴师问罪，让不相干的旁观者看来，的确不高明。从他们自己擅长的阶级斗争立场来说，还出了一些错误：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政治动机，却连真正威胁自己的人在哪里还没有搞清楚。事情的发展证明，对于这些人来说，这后一个错误是致命的。
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据说有句话在北京悄悄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邓小平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了这场交锋，及时抓住了它的要害。1992年春，他老人家出山了。
人世间暗含着一种规律。邓小平羊年一露头到了上海，羊年结束又来了上海。这一次，又是上海首先拉开了宣传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的序幕。1992年2月4日，农历壬申年大年初一，《解放日报》头版率先发表了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主要论点依旧来自邓小平南巡谈话。与一年前发表“皇甫平”文章的遭遇大不相同，这次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据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凌志军在《1990年至2002年中国实录》一书中记载：邓小平前脚刚一退休，身后就响起了一片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声。他在北京说了又说，期望能够制止，却都没有用，跑到上海去说，竟又招来北京舆论的批评。看来仅仅私下说说是不行了。他决定南巡，而且要“巡出个名堂”。
文中所讲“跑到上海去说，竟又招来北京舆论的批评”，指的是“皇甫平事件”。时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的周瑞金，正是当年“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他透露，当年这组文章的基本精神正是脱胎于“1991年小平上海讲话”。而1991年邓小平的上海之行，几乎是1 992年他南巡的一次预演。
邓小平以正视听的先导讲话
进入199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了历史的重要关头，有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缺乏信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疑虑。
业已退休的邓小平敏锐地洞察着这一切，认为有必要表明自己的态度。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道：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改革开放越前进，我们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一个月以后，即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来到上海过春节。这一次，他一到上海就深入工厂和企业参观考察，并发表了重要谈话。他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还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闭关自守不行。”最后，邓小平强调：开放不坚决不行，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不久，朱镕基在全市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这些讲话精神，并引用经过改造了的曹孟德的话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为此，朱镕基还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暗喻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
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的周瑞金，敏锐地察觉到邓小平这次在上海的讲话所昭示的政治含意，认为大有文章可写。随即，由周瑞金、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3人组成的“皇甫平”，以邓小平此次谈话为基础，接连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4篇大声疾呼改革的评论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连遭北京舆论“大批判”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许多读者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其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了解“发表背景”。
但是，北京的舆论界则呈现另一种状况。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也是话语中心。俗话说：北京打喷嚏，中国就感冒。这一年，北京的第一个喷嚏打向了上海。
在北京，一家有全国性影响的大报发话了，刊文《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矛头直指“皇甫平”，认为不这样就会“解除人们的武装，模糊和混淆两种改革的界限，为自由化的改革观泛滥打开方便之门，以至于把改革引向邪路。”
之后，全国不少媒体也都开始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当代思潮》1991年第2期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7期发表《重提姓“社”姓“资”》；《高校理论战线》1991年第3期发表《问一问姓“社”姓“资”》；《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10期发表《庸俗生产力观点是十分有害的》；《当代思潮》1991年第4期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
这些文章的批评都非常直白，态度鲜明。这一点，仅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来。
到了8月份，北京另一家知名大报和权威杂志也加入了进来，上纲也上得更高了，而且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观念”、“经济实用主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头分明已指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事情不仅仅止于舆论。不久，时任中宣部的领导给上海主要领导打电话，亲自过问羊年4论的具体情况，同时派出调查组到上海调查此事，并要求一定要查清事实真相。周瑞金担心此事会演化成上海的第二次报道事件，于是就找到正在上海办事的杨尚昆的长子杨绍明。杨绍明在详细了解到4篇改革社论的真相后，当即飞回北京，向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听完汇报，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主要领导同志，告诉他们《解放日报》刊登的4篇改革文章的内容都是小平最近的讲话精神，立意很好，值得肯定。
此外，周瑞金说，1991年9月中旬，北京还有位大报社长突然跑到上海，要找他谈话。他摸不透这位社长为什么要来找他谈，于是向上海市委主管领导汇报此事。这位领导也感到蹊跷，就交代周瑞金随机应变。北京这位社长一来，就摆出一副官架子，用责问的口气问“皇甫平”文章是谁授意写的。周瑞金装糊涂说，没有人授意，是自己组织撰写。最后，这位社长让周瑞金写一个文章发表经过的材料给他，说回北京好向中央汇报。
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事情越闹越大，上海市委领导指示淡化处理，但事情并未就此完结。1991年10月，一位大人物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然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好不容易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现在又冒出一个“市场经济”，说什么“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不是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
周瑞金说，当时，他们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颇有戏剧性的是，11月份又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到上海视察，他在干部会上却讲了与那位大人物不同调门的话：“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带框框、先定性、先戴帽，这就很难办。不要还没有生小孩，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
这表明，高层就改革开放的思路是有分歧的。1991年的“皇甫平”文章，就好像处于两种气团的狭窄过渡区域，在哪个锋面上总免不了云雨或大风。
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在其著作《变化》一书中对1991年的北京关于姓“社”姓“资”的思想有如下的描述：较量舆论如临大敌，似乎是由于乱了方寸，这才小题大做。那些人如此兴师问罪，让不相干的旁观者看来，的确不高明。从他们自己擅长的阶级斗争立场来说，还出了一些错误：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政治动机，却连真正威胁自己的人在哪里还没有搞清楚。事情的发展证明，对于这些人来说，这后一个错误是致命的。
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据说有句话在北京悄悄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邓小平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了这场交锋，及时抓住了它的要害。1992年春，他老人家出山了。
人世间暗含着一种规律。邓小平羊年一露头到了上海，羊年结束又来了上海。这一次，又是上海首先拉开了宣传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的序幕。1992年2月4日，农历壬申年大年初一，《解放日报》头版率先发表了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主要论点依旧来自邓小平南巡谈话。与一年前发表“皇甫平”文章的遭遇大不相同，这次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