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这里住着一个女人。但现在没有了，她死了。她是我的女人，名叫白素贞。你听出来了，这是白蛇娘娘的名字。记得刚结婚那阵，老熟人见面就朝我跷大拇指，喊一声：好福气呀！意思是我娶了白蛇娘娘。我自己竟也这样想，如果白素贞在身边，我还故意当着人的面，问她青蛇在哪里，有白蛇就该有青蛇的，“在临安收青儿主仆同走”，戏曲里就这么唱。现在想来，那真是年少轻狂，尽管当时我就早已不再年少。娶了白蛇娘娘有什么值得显摆的？白蛇娘娘是传说，娶了一个传说，我并不因此就成为传说。如果我也成为传说，我就是许仙了。许仙不是我喜欢的人，他长得太白了，比白蛇娘娘还白，以至于我感觉到，白蛇娘娘是嫁给了一个女人。她却要为这个女人丈夫，冒死去盗仙丹，还跟法海斗。她是斗不过法海的，因为法海是真正的男人。小时候看《白蛇传》，我恨过法海，但恨他的唯一理由，是他用雷峰塔镇住的，不是许仙，而是白蛇。他应该把许仙镇住才好。
　　
正如此刻，如果死的是我，不是我的女人白素贞，才好。
　　
但这只是假设。世间有万般无聊，假设是最无聊的一种。
　　
我的女人白素贞，死了。我要把这事实再陈述一遍。
　　
按事实去生活，才是我应该做的。昨天晚上我就在想，我应该离开这座小岛。小岛上没有别人，只有我和白素贞，那是以前；现在，只有我和白素贞的坟冢。
　　
其实没有坟冢，也没有墓碑。她的墓碑就是一棵树。
　　
我和她认识不满一个月的时候，两人就经常以各种语气说到死亡。那是我们最富激情的话题，一说，她就软了，我呢，就想着对付软的办法。她说，未必还需要想吗？的确，不需要想。在对死亡的言说中，办法早就有了。但我真的像许仙，文弱得像根棉签。她明显不满意了，说，你讲讲你的前世吧。这证明她也想到了许仙。这让我羞愧。我不愿意讲。她说，来世呢？我差点儿就说法海。虽没说出口，她却从我嘴唇颤动的纹路，认出了法海两个字。那是我的仇人，她说。说话间亢奋起来，像一首歌唱到高音，运足了气，浑身抖。幸亏我早有准备，不然就被颠下了床。有时候，仇人真是个好东西。我说，你的仇人也是我的仇人。言不由衷吧？她刮一下我的鼻子，突然间有了厌倦，把我推开，说，不说别人了，我是白素贞，不是白蛇，你是朱家田，不是许仙，法海嘛……她停下来，像陷入了沉思。在远远近近的时光里，白蛇和许仙都是偶然，法海却是必然的，我懂，她也懂。但我们并不畏惧。我们连死都不畏惧。她从沉思里回过神，又缠住我，问我死后想怎么处理。我说随便你，反正我比你死得早，我看过你的手相，我死过后，你还要活三十年。她把手举起来，问哪只手？我说两只手都看，高手除看手掌，还看手背。她把手藏进被窝，说如果真是那样，我就把手剁了，让你看不见，然后逼着我承认她比我先死。她说我死过后，你把我埋在一棵树下，那棵树要好看，不，树都好看，但也不是随便哪棵树，那棵树下要干净，你听见了吗？
　　
那时候我们住在城市。
　　
我至今说不清是不是要为她找一棵干净的树，才来这座小岛的。小岛没有名字，我为它取了名：清溪岛。是因为岛外的河流叫清溪河。这是一条荒河，上下几十里没有人家，我跟白素贞，是从县城包了快艇来的，带着弯刀、斧头、锄头、木锯和种子，还有可供半年的食物以及一切生活所需。本以为还要自己动手砌房子，结果不必，野藤、杂树和乱草的深处，有间木屋，木屋低矮，却很结实，就像一个人躺着比站着更不容易倒下一样。白素贞大声喊：有人吗？先朝屋里喊，然后朝四面八方喊。我说别喊了，你没见那屋里都长了树？门开着，屋子正中长了棵杏树，贴地生了铁线草。毕竟缺少阳光和雨水，草长得像上了年纪人的头发，稀稀拉拉，还泛白，杏树虽有半人高，叶片却比指甲盖还小。两人进屋。两人都是先出左脚，再出右脚，步调一致，连步幅也一致。而今回忆起来，那真是意味深长。我们不怕死，却怕在陌生的地界里活着。共同的恐惧，把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
　　
除了小树和杂草，只在傍东墙的地方横了两块不足尺高的条石，条石上铺着木板，算是床。床上空空荡荡，但我们还是来回转了好几圈，把每个角落都看仔细。万一主人就躲在那里呢？确认之后，才出门去，拿来锄头锄草。草皮底下是黑泥，足以说明旧主人曾在这屋子里生活了许多个年头。铲罢草，再挖树，但白素贞不让挖。她说那年我去云南，在怒江边见到一户人家，院子紧傍山崖，就是说，山崖是院子的一部分，而山崖上是挂瀑布，几十米高，他们能在家里养瀑布，我们养棵树也不行？她两只手把树梢虚虚地握住，眼神迷离，是一种会飞却不知道飞向何方的眼神。那时候我就该看出些什么，但我太兴奋了，草一除，别人的房间就变成了我们的房间。听了她的话，我只是哈哈笑，说随便你，只要你不怕它可怜。可怜这个词把她打动了，但她并没改变主意。她对树说，我们会想办法的。然后跟我一道，去抬了块扁平的石头进来，将锄松的泥土夯实。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住下了，一住三年半。
　　
三年半过后她死了，我也要离开了。
　　
离开的意思，是得有个去处。我的去处就是我的来路，是那座远方的城。白素贞死在冬末，现在已是暮春，春水发过两次，清溪河成了哺乳期的河，胀鼓鼓的，在河上跑的快艇，犁出哗哗的白浪。这条河连接两座县城，但那都不是我的城。我的城在更远的地方。这天早上，我收拾停当，就去河边等着。为了让人注意到我，我抱着白素贞的红色羽绒服，听到山弯那边有响声，就举着羽绒服挥舞，还高声吼叫。我在那里坐了一天，吼了一天，手也挥了一天，如果手臂上长着果子，早就摇得一干二净了。但没有人理我。快艇大都是包船，就像三年半以前我和白素贞来这座小岛时一样，即使没人包，也要等人坐满了才开，总之中途是不会停的。以前有竹筏、木筏、独木舟、乌篷船，后来有了汽劃子，现在连汽划子也不见了踪影，更别说竹木筏子。它们把自己让给了速度。我似乎没有离开的机会了。
　　
一个人在这里生活，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跟白素贞来的，也是因为白素贞来的，可是白素贞死了。踏着走一步暗一层的暮色，从河畔回到小屋时，我突然觉得，白素贞是故意死的。她似乎早就感觉到我想离开小岛，而她不愿离开，就干脆死在这里。 　　
她死的前一天，我们还没起床，阳光就落进了屋子。冬天的阳光，是另一种质地的雪花，比雪花还冷。她说，冷。我就抱住她。可许多时候，两个人的温暖比不上独自的温暖。她磕着牙，说，反正没事，我们去爬山吧。半岛背后是山，是它跟大陆唯一的连接。山很高，抬了头望，望到了天，却望不到山峰。我们煞有介事地穿了运动鞋出门。山野木叶尽脱，光秃秃的树身，画出迷宫似的路。她在褐色的树干间绕来绕去，真像迷住了的样子，其实是想表明，天底下的迷宫，都只为目标设置，把目标抛开，迷宫也就自动解体。我们是来爬山的，可山峰并不成为我们的目标，因此我们是轻松的，也是自由的。青冈树叶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哗！溜出老远。败叶是行进在山野间的船。她说，河里可以逆水行舟，山里为什么不能？说罢踩住败叶，往山上滑，可怎么也滑不动，那模样看上去很傻。可我比她更傻，我说，逆水行舟需要动力，没有机器动力的时候就靠人拉，我外公住在瞿塘峡，我小时候到外公家去，经常看到那些光着屁股的纤夫；我外公年轻时候，也做过好几年纤夫，拉纤时也是那样光着屁股。她弯腰抓起一把叶子，奓着手往山上跑，说自己是个纤夫，可惜太冷了，不能光着屁股。我说，试一试，说不定没那么冷。这句玩笑话，她却当了真。她站在高处，扶住一棵遍身鳞甲的老松说，你先脱。我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但收不回来。我是不能违拗她的，这是我们关系的模式，也是我们婚姻的秘密。
　　
穿着衣服的时候，没感觉到一丝风，衣服一脱，风就来了，像闻到香气的蜜蜂。这比喻把我自己美化了。我已不再年轻，虽不老，但也不年轻。她年轻，而且美。那比喻是属于她的，但暂时还不属于她。我对她说，别脱，冷死了。确实冷，风和阳光都成了在身上甩打的鞭子，带着芒刺。她说，你跑吧，跑起来就暖和了。也只能这样。当我气喘吁吁地越过她，跑上一块黑石头，回头见她跟了上来。她比我脱得更彻底，我穿着鞋袜，她啥都没穿。光脚更滑，她只能四肢着地，像个动物。一只美丽的动物。黑黝黝的头发跑在她的前面，挡住了她的脸。我去接她，确切地说，我是想回去穿上衣服，她却不让。你站着别动！她这样命令。我对着冰片似的太阳，不知羞耻地蹦跳。河似乎比太阳更遥远，偶有一艘快艇呼啸而过，快艇激起的冷气和水花，却子弹般朝我射来。
　　
回去的路上她很沮丧，因为我没有满足她。她想站在那块黑石头上做爱，我实在不能满足她。血液想离太阳更近一点，都跑到我头上，我只有头是热的，别处都麻木得失去了知觉。朱家田，你对我不好，她说。听了这话，我承认我很愤怒。承认之后，才发现自己一直很愤怒。玩得太过火了，玩得把自己身体都丢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白素贞死了。我说过，那是在第二天。其实当天还不怎么看得出来。她沮丧过后，说我对她不好过后，很快释然，回到屋子，暖气一扑，她就打喷嚏，接着喊冷。火是生上的，添一笼干枝进去，打瞌睡的火苗便炸开，毕剥乱响。我们并排站着，弓着腰，几乎架到火上。这姿势跟裸身于冬天的山野一样可笑。于是她笑了，嘴微微翕开，舌头顶住牙齿。
　　
谁知道她第二天会永远地离开我呢。
　　
她离开了，半岛上只剩我一个人了。
　　
一个人的日子我过了整整一个季度。如果这个季度是夏天，或者秋天，甚至冬天，大概都会好受些，可偏偏是春天。春天是让人愁的季节。我是要离开的，却找不到离开的办法。连续四天，我去河边拦快艇，快艇却把我当成了半岛上的一块泥土。快艇是水上的生物，不喜欢泥土，我也不喜欢泥土。不喜欢泥土的人怎么可以跟荒野打交道。如果不是白素贞，我怎么可能走出城市，到这与世隔绝的地界上来。我是在责怪她了。阳光落得像雪花的那天，也就是她死的前一天，我的愤怒已经苏醒。如果给愤怒做个注释，应该是这样的：颜色，深黑；气味，辛辣；性质，剧毒。如此说来，白素贞是我害死的。我没有理由去責怪一个被我害死的人。
　　
每次责怪她时，我都觉得自己没有理由。这不是好事情，她的任性就是这样惯出来的。
　　
她以前不是这样。
　　
不过她以前究竟是怎样，我也说不清。
　　
我碰见她时，是在北极村——北极村的黑夜。当时我是山城一家地理杂志的记者，接到一个任务，采写从漠河直至广州的秋天。九月下旬，我从山城出发，飞往哈尔滨。那天山城是三十六摄氏度，到哈尔滨就十五摄氏度了，但我并不打算添置衣物。反正是从南往北走，且不会在一个地方久待。第二天到了漠河，下车吃了顿饭，立即租车前往北极村。大雪在两天前下过，茫茫雪尘里，大兴安岭很有节制地起伏着。乌鸦蹲在树梢，像是长在上面的。它是在炮制冲突。冲突就是互动，黑与白的互动，美与丑的互动。这是天地间显而易见却又守口如瓶的秘密。这秘密是在提醒我，我也将有一场互动。但我没意识到，轻率地放过了。到北极村天就黑透了，而且停电。我冒着风寒摸到一户农家，这家人做着旅游生意，门前挂着“鹿祥园农家乐”的牌子。这是我第二天才知道的，当天夜间我看不见牌子，只担心不收留我。我快冻僵了。冻还是其次，主要是对广大无边的黑和荒漠似的静，非常恐惧。主人鹿祥园听见有客人上门，划根火柴，把黑暗灼出一个窟窿，接着点上蜡烛，叫他儿子生火烧炕。他儿子是个快进中年的侏儒，抱来柴块，却怎么也点不燃。他手里拿着明子，很容易就能点燃的，可就是不行。过了一会儿，鹿祥园从黑暗的深处端出一钵挂面，热气腾腾地放在桌上，说，只能将就了。我想他咋这么好呢，原来只要住在这里，就包吃，吃好吃坏，全凭主人的良心。他拿来两副碗筷，喊一声：吃了。一个女子便走出来，披散着长发，鲜红的羽绒服把蜡烛的光焰染成了粉色。她坐下就往自己碗里挑面。我初以为是鹿祥园的家人，是让我跟他家人同吃，可鹿祥园和他那个侏儒儿子都隐到了暗处。于是我决定等一等。她低着头只管吃，发丝帘子一样把她和我隔开。你不吃啊？她突然这样问，头发后面的眼睛闪闪发光。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我叫白素贞，她说。
　　
这名字听上去很耳熟，但我当时并没想到白蛇娘娘，更没想到我们会成为夫妻。看样子，她不过二十二三岁，而我，再过几天就满三十九了。她说她是来旅游的，没有同伴，就一个人。这让我感到亲切。在这个陌生的地界里，我孤独，她也是。我们两个陌生的人，有了一条共同的通道，那条通道里散发出同样的气味儿。我们谈了很久，直到那支烛光在残蜡里蹦一下，又蹦一下，警告说它马上就要熄灭了。
　　
第二天，我一大早起床，到黑龙江边，照了几张雾锁江流的照片，便往田野里去。当地人把田野叫大地，哪怕只是一小块田，也叫大地。这是东北辽阔的疆土赋予了他们修辞的辽阔。大地空了，蓝莓已经下树，大豆早已收割，只有一些像害着病的山丁子，蔫蔫地挂在枝条上，供雀鸟们吃。我是南方人，一个南方人对季节慢条斯理的应对，就这样轻易错过了北方的秋天。没有庄稼的秋天，便少了姿态，显得单薄。从完成任务的角度讲，我是白跑了。但既然来了，我该去最北点看看。没走几步，是一尊雕像，底座上文字漫漶，大意是说，某年某月某日黑龙江发大水，淹了北极村，一俄罗斯上尉为救中国百姓，牺牲在波涛里。正准备离开，雕像后转出来一个人。是她，白素贞。依然是那件红色羽绒服，脖子上缠了白围巾。早啊！我说。她不回我的问候，只扶住雕像的鼻子感叹：好帅！之后望着对岸的俄罗斯。江雾低垂，视线稍稍爬一点坡，就能爬到俄罗斯的土地，那边有积木似的村庄，有缓缓移动的物体，是羊，或者是人，或者是人赶着羊。我沿着马路朝前走。马路上晒着燕麦，昨夜下过雨雪，燕麦上搭了层薄膜。有辆车停在路边，我刚靠近，车门猛然推开：要进屋看看纪念品吗？是个女人，她的屋就在马路里侧。我搖摇手，车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了。我向右拐上栈道。栈道两旁，狭叶荨麻和蚊子草扫着裤腿。我只穿着单裤，晨霜仿佛将我的单裤剥去，只剩了两条光腿，草叶每扫一下，我的腿上就被寒气割一刀。
　　
你昨天不是说要去看庄稼吗？白素贞的声音从背后追来。
　　
说不清为什么，我知道她会追来。我站下等她，说，你没看见那边？那边的大地上，有个辨不出年龄的男人在往一匹马背上放东西，有铺盖、沙发、脸盆，还有拆下的帐篷。他是庄稼看守人，现在庄稼收了，他该回家去了。白素贞走到我身边，撇撇嘴：庄稼根本不能成为季节的标志，树才是，庄稼播种有早有迟，而树一直长在那里。
　　
那时候她就提到了树。
　　
她是一个没有目的的人，这一点我很快就发现了。我走，她也走，我停，她也停，于是我们一同走，一同停。只有一次例外，当我停在一块立着的石头前，她把石头扫了一眼，直直地往前去了。那石头上用油彩写着几个字：“我找到北了！”我为这石头照了张相，跟她去了更远处。远处的土塄下，有个回水凼，回水凼里生着杂木，杂木半个身子没于寒水，露出的部分，枝条细瘦，面容苍老，我想它们是被冻老的。树跟人一样，最怕的有两样东西，一是饿，二是冷，所以才用饥寒交迫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极致的困境。它们长到那里去，不知道是主动的选择，还是被动地接受，可仔细想想，世间万物，又有多少主动呢？这么一想，我就怜悯那些树了，以至于不愿再多看两眼，就撤身回转。她跟着我回转。走到那块站立的石头前，她问：你需要在这里照张相吗？我帮你照。我说我不需要，我只为石头照一张就好了，这样可以帮助我记忆，便于回去写文章，还可以拿它向领导交差，表明我确实到过这些地方。她古怪地笑了一下。我说你站过去，我为你照一张。她脸一沉：我才不照！那样子像是我得罪了她。随后她又鄙夷地说，留给那些自以为找到北的人来照吧。
　　
幸好我没让她给我照。
　　
可是我为什么不可以照呢？为什么要以她的标准为标准呢？
　　
对自己的不满，破坏了我的心情。然而我怎么也没想到，这种不满将一直持续。
　　
隐隐地，我想摆脱她。
　　
但我走，她也走，我停，她也停。午饭后，当我租车出北极村，已坐上副驾，她背着双肩包飞跑过来，敲着窗子。我把窗子摇下二指宽，她歪着头说，如果你不嫌挤。
　　
后排是空的，本来就不挤。
　　
她兴致勃勃地，上车就讲趣闻，说大兴安岭的豆荚，出苗后一个晚上就牵藤，牵了藤立即就得搭架子，否则第二天就到处乱窜；搭架子的同时，花就开了。它清楚自己的时间不多，不抓紧来不及，植物比人更知道自己的天命。因这缘故，外地种子不能进东北，它们懒洋洋的，还没长成，就被突降的霜期斩了头。我不喜欢那种急急慌慌，她说，我喜欢石头，也喜欢树，石头和树都是缓慢的生命。
　　
车行至一条黑土隆起的大沟旁，她问我要不要下去看看，说这里叫胭脂沟，并给我讲胭脂沟的来历。司机也跟着鼓动我。这一带是他家乡，他热爱他的家乡。司机把车停了，我跟她去往林木深处，她弯腰把野草刨开，竟刨出矮林似的墓碑。这是妓女坟，她说，百多年前，大批淘金者来到胭脂沟，那时候还不叫胭脂沟，叫老金沟，从老金沟淘出的金子，拿去孝敬老佛爷，为老佛爷买上等胭脂，老佛爷感动于那么苦寒之地的人也还想着她，就把老金沟赐名胭脂沟。淘金者都是青壮男人，他们到了胭脂沟，妓女便尾随而至，有中国的，也有俄罗斯的。她在碑上找名字：叶卡捷琳娜，二十一岁；李珍，十八岁；施粉菊，十九岁；任天英，十六岁。还找了许多。碑上的年龄，像一个个感叹号。她们用二十一岁、十九岁、十八岁、十六岁甚至十四岁，来撩动这个世界的悲伤，又用悲伤向世界挑战。她跑开几步，摘来几朵顽强的野花，献在一个连姓氏也没有、只叫了丫丫的墓碑前，自语似的说：做一个妓女，其实蛮好的。妓女太神圣了。她们用污点来诠释神圣。没有污点的神圣不是神圣。又说：妓女大多人生短暂，是因为妓女的命被男人领走了。男人领走了她们的命，可男人并不知道，妓女也不让男人知道，这是妓女的佛性。
　　
这样的话，比如林的墓碑还让我震惊。 　　
我要去海拉尔，须从漠河至加格达奇，再在加格达奇转车。我说我，就是说我们。在加格达奇下车时，是凌晨三点半，去海拉尔的车要早上六点过才开。只能等。冷啊，每一丝风都是杀人风，都能把我肢解。南方的风，与阳光和潮湿为伴，北方的风却是单独存在的，世界上的南方和北方，也不是以纬度划定，而是以风为界。我后悔没多带些衣服，也没去铺子里买，现在想买也没地方。候车厅里不到十个人，其中四个是工作人员。有个背着旅行包的男子，串脸胡乱哄哄的，断了一条腿，大部分时间躲在厕所里抽烟。其实候车厅里也有人抽烟，并没人管，但他偏要躲进厕所去抽，有时笃笃地敲着拐杖，出来接半杯开水。另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老是对着工作人员笑，不管工作人员在交谈中说没说他，不管说的话值不值得笑，他都笑。这是一个卑微的人，混迹在车站里，打发他的一生。一个女安检员把吃剩一半的苹果给他，他点头哈腰地接过，用门牙轻轻刮，好长时间舍不得吃下去，之后躺在长椅上睡觉，也把苹果放在胸口。
　　
白素贞一直盯住那个人，见他睡了，她说：做一个乞丐，其实蛮好的，乞丐是四方游走的散佛。她说她喜欢从桥底下穿过，桥下两侧，往往打着地铺，聚着乞丐。散佛们惯以桥底为家，这表明他们随时准备上路，同时又是对路的拒绝。有次她看见一个半老乞丐，背靠墩，龇牙咧嘴地在那里撸管。那真是惊心动魄，她说，我想不到乞丐也会撸管，我还以为乞丐的全部使命，就是要吃要喝。可见人的许多使命是被树枝一样剔掉的，比如你——她伸出右手的食指，指着我困倦的眼睛，你以为你的使命是采写从南到北奔跑的秋天，而你心目中的秋天只是田野和庄稼，是庄稼的收割方式，最多再加一点菜蔬啊果子啊湖光山色啊什么的，不知道有一种秋天是用二十一岁写的，是用十六岁甚至十四岁写的。说罢嘻嘻笑。
　　
我和她在北极村认识，但故事的开始，是在莫日格勒河。这我后面会说到。有开始就有结束，正如每一次拥抱注定要松开。我们开始于一条河流，结束于一条河流。
　　
然而，快艇在清溪河上劈波斩浪，驶向我后来命名的清溪岛时，我从没想过那是我们结束的地方。我只把它当成一个驿站，睡上一晚，再换马前行。当然，也可能是后退。可见到那间空无一人的房子，我为什么会来那么大的激情，急迫地要将它变成“我们”的房子，而今已很难说清。我只记得，白素贞喊话，问是否有人，问第一声，我多么希望听到应答，那样，清溪岛就不是我们的，房子也不是我们的，我们就是岛上的客人，客人总不可能住十天半月还不走，更不可能一住三年多——如果白素贞活着，谁知道会不会住上三十年？这让我心里发紧。踏上荒岛的第一步，我就渴望离开了。可是，她问了第二声、第三声，依然无人应答，我又突然感觉获得了巨大的解放。我身上原本挂着沉甸甸的人事，现在都可以扔掉了。不是扔掉，是根本就不存在了。天地刚刚从混沌中分离，世界还是崭新的，我和白素贞，是世上最初的居民，没有同类，没有伤害，没有竞争，而同类、伤害和竞争，正是烦恼的根源，所以，我们也没有烦恼。我们将成为创造者，从此刻起，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具有为野蛮和文明立定边界的意义。正因如此，我把除去杂草也当成伟业。
　　
白素贞的话使我清醒过来，她说怒江边有户人家养着一挂瀑布，她把纷繁的人世又打捞出来。好在我没去过怒江，加上屋中央的杏树转移了话题，我的心思又回到了现场。
　　
白素贞对杏树说，我们会想办法的。她为它想的办法，就是在屋顶开个洞，让它承接阳光和雨水。屋顶铺着石片瓦。这种瓦只在少数山区才有，其实就是像瓦一样的石片，也做了瓦的用途。我砍来两根枯死的桤木树，用藤条绑成楼梯，爬上屋頂，将两片瓦移开。瓦比油漆还黑，并以沉实来宣示自己是石头，不是泥土或别的什么。黑瓦与同样发黑的栗木椽子，粘得很紧，要用了力才能掰开，可几只草鞋虫，竟在我掰开的同时，就在虚虚的阳光里四散奔逃。它们像是不需要空间，只需要黑暗。白素贞在下面喊，亮了！她看见的是天亮了，而我看见的是地亮了，是地上的她亮了。我在天上看着地上的她，有了一种顿悟：古往今来，天上的神仙总是偷偷下凡，可见地上比天上更美。
　　
地上美就美在有白素贞这样的女人。
　　
她是我的女人，我不能让天上的神仙把她带走。
　　
可她还是被带走了，仅仅在三年半过后。遗憾的是，我蹲在屋顶上时，并不知道这个结局。我当时还在想，相对于她，我现在就在天上，如果要把她带走，也是我，而不是别的任何人，包括神仙。这想法太不吉利了。对她不吉利，对我本人也不吉利。最不吉利的地方，是我把自己当成了神仙。我不愿做神仙，只愿做人，哪怕像许仙那样的人。
　　
那天夜里，白素贞比我先睡，等我闭上眼睛，整个世界就往下沉。河水的吼声像是来自另外的星球，半岛上的鬼怪和神灵，在属于他们的时间里悄然忙碌。我感觉自己也在往下沉，沉入无底的深渊。深渊是帮人了断和忘却的，可事实上，我与深渊的联系，从来也没像此刻这样紧密。我踏入了山城灯火辉煌的街道，街道直通滨江路，滨江路外是长江，阔大的江面，映照出另一座城，我同时置身于两座城市。走过一段滨江路，便进入巷子，锣锅巷，巷子两旁，是凸起的高楼，我住在右边这幢的六楼，上到三楼时，萨克斯的声音从对面楼里浮荡过来。那该是一首欢快的曲子，可听起来却有站在新坟前的忧伤。我知道是谁在吹，我认识他，他叫王林，前不久才跟妻子撒了手。他跟妻子很相爱，但还是撒了手。是因为他父亲。他父亲已经七十岁，六年前，他母亲去世后，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带回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一口气生了两个儿子。无论在哪种场合聚会，父亲都当众搂着小妻子，后来还搂着两个小儿子，玩自拍。小妻子喜欢唱歌，父亲陪她唱，而偏偏小妻子唱的都是高音，父亲也跟着飙高音。父亲飙出的高音里，带着腥味儿，腥味儿来自腹腔，是被他使劲儿挣出来的；除了腥味儿，好像还有肉渣。太可怜了，王林的妻子说。她觉得自己没那么坚强，能天天背负着同情心生活，就跟丈夫离了，搬到了城市的另一边，从此与王家彻底断绝了关系。王林十三岁就吹萨克斯，吹到现在，已是炉火纯青。能把一首曲子从水吹成冰，从阳光吹成月色，在这座城市里并不多见。我继续上楼，听见四楼的一对夫妻在厉声争吵，看见五楼九号门前，站着个已经秃顶、穿着正装提着礼品等待开门的人。到六楼，我的门关着，邻居的门开着，男人站在屋当中，情绪激动地跟人通电话，他妻子比他还激动，站在他面前，为他竖大拇指。而我的门始终关着，我打不开我的门。时光在楼道里流逝，我在楼道里变老。 　　
白昼降临。
　　
当我睁开眼睛，真的以为是白昼降临。那不过是闪电。我只见过城市的闪电，城市的闪电快捷，迅猛，带着刺探、惊惧和方向不明的厌倦，而荒野的闪电如史前生物，深知未来史书对它们的记载，都源于人类贫乏的想象，因而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地只是玩儿，唰！起了；唰！又收了。起和收，几乎就在同时。在它收去之后，黑暗更深。它那么照一下，就是让你看见黑暗的深度。你在亮与黑的两极游走，没有中间地带。可当你慢慢适应，它便接连不断，唰唰唰，形成光的河，从九天垂注。
　　
杏树身着白衣，瑟缩着，像个正给父母送葬的孤儿。可它父母还在呢。至少，它母亲还在呢。我在屋顶开了天眼后，白素贞从三十米外的一口潭边，端来一盆水，清洗杏树的叶子，边洗边说，妈妈为你洗脸。白素贞是它的母亲，它母亲活着，这时候却穿了孝服。它或许呼喊过，没听到回应，就以为妈妈死了，跟着妈妈的那个人也死了。我推白素贞，说，杏树叫你呢。她潜伏在睡眠底层，出不来。我使劲推她，说，要下雨了！她伸了一下腿，翻过身又睡。她的光屁股顶在我的肚子上，有一种不真实的温暖。我想，必须赶在下雨之前，去把揭开的瓦还原，可杏树不正需要雨水吗？
　　
我总是遭遇两难的处境。取舍都是在一念之间，我还是应该爬到屋顶上去。雨神看见了我的想法，抢在我之前，炸雷声起，天空粉碎，盛在天空里的水，瀑布似的往下砸。
　　
后半夜再没能睡觉，白素贞举着我们从旧货市场淘来的马灯，我举着锄头，在卧榻和杏树之间掏沟。沟一直掏到门外。门外的斜坡，呈扇面形与河流相接。早上，雨小了片刻，可那只是技法拙劣的引诱。有引诱，就有上当，不管是多么拙劣的引诱。我正准备对白素贞说，这地方住不得，赶紧离开吧。但话没出口，天又垮了，垮了一层又垮一层。我站到屋外去，望见河水近了，对岸远了。那时候，我就预感到出不去。
　　
如果我是一滴雨，就能从汪洋中逃离。我站在雨里，也真像一滴雨。可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立即退回了屋子。如果没入汪洋，我该逃向哪里？我有远方的城，有城里的事业，但那是过去的事情了。要确认那时候的朱家田就是现在的朱家田，我没有信心。
　　
信心被摧毁，是在信心被确立的那一刻。
　　
那一刻就发生在海拉尔的莫日格勒河。
　　
去海拉爾是段艰难的里程。还没在加格达奇上车，我就知道自己感冒了。对有些人而言，感冒无非就是擤擤鼻涕，对我却是大病。咳，不是用嗓子，是用整个身体。上车就饿得慌。我得重感冒的显著病象，还不是咳，是饿。坚持两个多钟头，不见卖早点的，便去餐车买。白素贞坐在我旁边，打着瞌睡，我想是不是应该叫上她？当然，应该叫上。她却不去，说给我带些来。餐车里除了方便面，啥也没有。师傅说到海拉尔要交班，所以没吃的。是他要交班，可他分明说的是：到海拉尔你要交班。他加了个你字，这让我觉得晦气。我向谁交班？为什么交班？心里堵，方便面也懒得吃了。回到座位，白素贞睁了一下眼睛，见我两手空空，又把眼睛闭上了。我头晕目眩，想睡又睡不着，便望着窗外。
　　
近处是平畴，远处是起伏的丘陵。平畴和丘陵都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寂寞。没完没了的寂寞。如果没有歪在身边的这个人，我不会这样寂寞的。有一种寂寞是不光彩的，比如我此刻的寂寞。我就不想自己，只看窗外单调得让人发狂的景致。我相信，到某一个时候，平畴和丘陵要么调换位置，要么都变成汪洋，可那个时候是多么遥远，它们要忍受多么漫长的寂寞。白素贞说，石头和树木是缓慢的生命，那么天空和大地呢？人等不起这样的缓慢，许多时候，人只能成为大兴安岭的豆荚。我想着这些，就如半年后到清溪岛的第一夜，在沉重的天宇间听见了忧伤的萨克斯。但在车上的忧伤是安宁的，我甚至要说，是华丽的。这是真正的忧伤，安宁而华丽。真正的忧伤是人一生的奢侈。
　　
在我们对面，坐着三个摄影人，都是年过六旬的老人，坚持用胶卷拍照，这次外出，各照了五十多个胶卷，只是过安检麻烦，要解释半天，才允许那些宝贝不去照X光，也就是不让它们在瞬间就化为空白和废物。三人大谈真正的摄影，必须用胶卷，接着鄙薄他们共同的熟人，说那些人用数码相机，甚至用手机，也梦想出作品。说别人的坏话能刺激荷尔蒙，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自然而然把话题过渡到房事，说他现在还像二三十年前，可他老婆上四十九岁过后，就对那玩意儿彻底厌倦了，他要跟她做，她不做，他就把手一摊，老婆问，啥呀？他说，钱。老婆说啥钱呀？他说，嫖娼费！他把嫖娼费几个字，说得格外大声，且每个字都拖得很长，像是在对一个切齿痛恨的人宣判。老婆惜钱，答应跟他做。但对她而言，那实在是件苦累活，怕苦怕累的时候，只好把钱给他。
　　
老头子说到这里，白素贞醒来，很有兴趣地盯住他。忌妒，我猛然间就感觉到了。这种情绪可笑至极。对面的人说得更加起劲，说的是物价，说以前嫖一次，只要十块，后来涨到二十、三十、一百，现在竟要三四百，这还是普通价。他的同伴呵呵笑，说你别去高档地方嘛，你就在公园里找，公园里的妓女，坐在木椅上，跷着二郎腿，把鞋底亮出来，鞋底上就用粉笔标着价，最高也超不过四十块。她们自己有住处，虽是暗了些，窄了些，脏了些，可你要的又不是干净宽敞，你要的只是阴暗潮湿，你甚至也不要人长得漂亮，到了我们这年纪，凡是年轻的，都是漂亮的。接着又说：其实她们在公园里就能帮你解决，有的摆个擦鞋摊在那里，你坐在她面前的椅子上，她一只手拿着鞋刷装样子，另一只手就帮你解决了；如果在背角的地方，还可以用嘴帮你解决，只是价钱相对高些，但也高不过五十块。那老头子，瞪圆双眼，像突然开窍，点着头说：像我这么密集，怕只有想这办法了。我玩相机花钱，玩女人又花钱，钱都被我花了，我老婆跟我过了一辈子苦日子。话虽如此，却是骄傲的口气。白素贞往我身边偎了一下，花瓣似的嘴凑到我耳边：他在吹牛。我敢担保，对面并没听见她说什么，但都静了下来，直到我们在海拉尔下车，对面一直很安静。 　　
凭烙印识别骏马，我对白素贞的怀疑更深了。
　　
到海拉尔天已黑。一路上，每到一个目的地，差不多都是黑夜。海拉尔是我调查的重点之一，因此得住下来。我对白素贞有了疏远，尽管跟她一同下了火车，一同上了出租，一同进了市区，但我并不关心她住哪里。或许，她这么从北到南地跟着我，只是偶然的同路，她是要去某个城市做她的生意。很可能，她去北极村也是为了做生意。
　　
感冒持续加重，在出租车上，我就支持不住了。我对司机说，直接把我送到医院。然后对白素贞说，你要在哪里下，给师傅讲。司机却很通人情：你们是住宾馆吧？我先把你们送到宾馆，再送你去医院，你放了行李，去医院也方便些。于是他把我们拉到了“星期天宾馆”。我从房间下来时，见大堂经理在给司机数钱，二十块。送了客人来，每开一个房间，司机得十块回扣。他把钱迅速揣进裤兜，过来说，去蒙医院，那是海拉尔最好的医院，你烧得起火，眼珠都烧成炭了。他送我去的是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不知道为什么要叫成蒙医院。病人到了医院，就想立即用药，可当时正流行一种传染病，若携带那种病菌，需隔离治疗；医生慢条斯理地抽血，慢条斯理地拿去化验。结果只是感冒。病人不多，躺在床上输液，护士给我盖了被子，我说，冷，护士再给我盖一床，我说，冷，护士又给我盖一床。输完液快十点了，打车回到宾馆，白素贞等在大堂里。她说，我进房间上趟厕所下来，你就走了，又不知你去的哪里，给你短信你不回，打你电话又不接。我们留过电话吗？我都忘了。我说，没人怪你。说得气冲冲的。这分明就是怪了，这为我们的以后埋下了伏笔。
　　
真想喝碗绿豆稀饭，想得心痛。
　　
如果是在家里——我是说以前的家里，不需我出声，妻子就会把绿豆稀饭端到我的床前。但我早就没有妻子了，我的妻子成了我的前妻，就跟王林一样。我和我前妻的故事，我不想多说，反正网络上才能见到的八卦，在我们身上变成了事实：为了女儿，我们想去一所好学校旁边再买套房子，办了假离婚，房子买好，住进新房的，却是她和另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我是多么陌生啊，而她却是那样熟悉，她不仅知道他的名字，还当着众人为他拍肩膀、系纽扣……我不说了，这故事太卑微了，从某种角度讲，比加格达奇火车站的那个乞丐还卑微，那乞丐卑微得实诚，而我们，却是用了心计去卑微。不去说那些事了。我现在只想喝碗绿豆稀饭。我不知道对绿豆稀饭的想念，是不是因为想念前妻的缘故。在我清醒的时候，我会迅速把这想念掐断，还骂自己没出息，可问题是我现在不清醒。
　　
白素贞把我送到房间门口，我开了门，没跟她道别，就把门闭了。我往床上一扑，艰难地从裤兜里抠出手机，给前妻打电话。我说，我要死了，我住在海拉尔星期天宾馆，我死了你要晓得到哪里收尸。而今想来，我除了没出息，还很无耻，为什么打这个电话？她有什么义务为你收尸？她在那边哇啦哇啦的，是在说，你又出去采访吗？你赶紧去医院，自己去不了医院就赶紧拨打120，诸如此类。但我把手机挂了，而且关了。
　　
房间里的一切，被我呼出的气流烧成深紫色，且飞速旋转。我想起火车上的餐车师傅说，你到海拉尔要交班，看来果真要“交班”了。人在这时候，是不是都要回顾自己失败的人生？我马上就上四十岁，还这般碌碌无为。在我十多岁的时候，看到二十多岁的人，心想，他们那么老了，啥事没做出来，还在那里高高兴兴的，太可悲了，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又这样鄙薄三十多岁的人，到如今，才明白了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甚至比他们还不如，他们至少还可以高兴，而我，连家都没有了。我只有住处，没有家。至于事业，我无非是个安分守己的记者，我对杂志社的全部贡献，恐怕也就只剩下安分守己。至于采写的那些稿件，我去和别人去，并没啥区别，说真的，也没有人关心。尽管包括我在内的采编人员，都相信人活世间，不是流血，就是流汗，总之得流一点儿什么，因而工作起来都很认真，把标点符號也很当一回事，但读者就如关了龙头的残水，一滴，一滴，眼看就断了，或者说已经断了。这成了我人生的写照。我在想，等我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难道也只能像那个红头花色的老头子，向一帮同样老和更老的老头子，虚构自己房事的英勇？悲凉如草，那些草长在我的周围，一根一根地摇动。我蹬掉鞋子，和衣钻进被窝，钻进悲凉的草丛。
　　
是昨晚送我们来的出租车司机把我叫醒的。昨晚我跟他约好，今明两天包他的车，去呼伦贝尔草原。不过我把这事完全忘了。他打不通电话，就直接上房间敲门。白素贞站在他身后，看样子，她早就起来了，很可能也敲过门，只是不像司机敲得这般理直气壮。
　　
我让他们去楼下等着。
　　
洗脸漱口之前，我就打开了手机。我是在等前妻的电话。但是没有电话。她是我妻子的时候，如果遇到昨晚那种事，她会急死的，跟我联系不上，她肯定要查询到海拉尔星期天宾馆的总台号码，让服务员送我去医院；不仅如此，她还会通夜不眠，电话不离手，一遍接一遍地给我拨，只要我开机，第一时间就会响铃。但她不是我的妻子了，这铁一样的事实，我该承认。她有了自己的新丈夫，有了另外关心的男人，我又算什么？而且从情形判断，我们还是夫妻的时候，她就跟那个左脸上长颗黑痣的男人有了不浅的瓜葛。老天怜惜我，不愿让我一直被蒙骗，才鼓动我为了买套房，主动提出跟她离婚。当时正打击假离婚，我的前后左右都是眼睛，为躲避那些眼睛，我和她长达七个月不见面。在这两百多天里，我憧憬着跟她的未来，而她的未来里却没有我。她成了别人的女人。昨天夜里，她能够哇啦哇啦地叫我去医院，已经难为她了。
　　
但我还不死心，从卫生间出来，又查看短信。只有白素贞昨晚留的三条，第一条：你在哪儿？第二条：老天，请告诉我医院的名字。第三条：你的心真硬。
　　
或许是的。昨晚，我不该不跟她道一声别，就把门关了。
　　
旅途让人孤单，生病更让人孤单，而有她在身边，我不应该这样孤单。
　　
收拾完毕，我下楼去。饿得快要虚脱，不如说已经虚脱。我的躯体还留在宾馆的床上，跟他们走的是我的魂。司机姓冯，也没吃早饭，我请他们吃。饿成那样，两个水饺下去，喝半碗热汤，却又撑得不行。坐上车，出了被伊敏河分割、正大兴土木的城市，一路向北，往金帐汗方向走。我又是坐在副驾，白素贞坐后排。她一言不发。包括吃饭的时候，她也一言不发。她像在承担某种罪愆，比如分明知道我病了，却没照顾我；尽管既发过短信，也打过电话，但不管怎样，没照顾我却是事实。其实这不关她什么事。我们只是萍水相逢的两个人，一同走了这么远的路，也并不证明她就对我负有责任。 　　
天气晴朗，阳光耀眼，风在阳光里吹，把阳光和风自己，都吹成树的形状。路两旁站满杨树，叶子被风翻卷过来，现出满树的白，像叶子正面是树的衣服，背面是它的肉。她也是这样白。我是说白素贞。这从她的脸和手就能看出来。冯师傅不仅尽着一个司机的职责，还当起了导游，详尽介绍海拉尔的民风民俗，可我听不清他说什么。我的脑子像团糨糊，在糨糊里搅动的，只有她。我已经不去想她为什么跟着我，我生怕她不跟着我。如果到了海拉尔，她真如我想象的那样，猫到一个地方做生意去了，而她的客人，却是那个红头花色的老头子……不过，这些与我有什么相干？我把心思收回来，像专注地在听冯师傅说话的样子，还牛头不对马嘴地插言。出城不久，一条蛇行曲水横躺在草原上，看不见河床，水和草原一样低平。冯师傅说，这是天下第一曲水，叫莫日格勒河，下车看看吧。
　　
刚下车，白素贞就弯了腰，在地上寻。她寻到的是块小石片，她手一挥，把石片投进了曲水。水花与水分离，在阳光里浸一下，又合二为一。冯师傅把我们领到一排水柳底下，讲莫日格勒河拐了多少道弯，每一道弯上有些什么传说。白素贞和我并肩而立。冯师傅讲累了，便在风里躲来躲去，费力地点烟，直躲到十米开外，也没点着。这时候，白素贞细声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扔片石头到水里吗？我盯住她，摇摇头。因为我爱你，她说。
　　
这就是她的逻辑。
　　
不要逻辑，或者打破逻辑，是最强大的逻辑。
　　
所有的逻辑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说服人。但白素贞的话并没有说服我，反而让我难过。前妻是我妻子那几年，她说爱我的时候还少吗？我出差在外，她每天打数次电话，多数时候啥事没有，就是说爱我。再说王林的妻子，跟他办了离婚手续，两人去餐厅吃最后一顿散伙饭，还是眼泪婆娑地说爱他。但白素贞除了嘴，还有眼神，她的嘴没说服我，眼神把我说服了。她的眼神比她的语言更可靠。那是比莫日格勒河更加曲折的眼神。她用石片在河里激起的浪花，现在停留在她的眼睛里，当她把那句话说出口，那朵浪花才带着被阳光浸热的温度，融入她的水中。我的烧退了，感冒好了。真的，好了。我感觉自己像脱了头套，卸了盔甲，浑身通泰。而往常，即使远不及这次严重，都是无论怎样吃药，怎样输液，不满一个星期，就不会好。可是，怎么讲呢，吃过亏的人疑心重，我依然觉得，她那样说，包括她的眼神，都只是一种补偿。至于感冒好得快，只是因为我没了依赖。以前有妻子依赖，就赖着不好，现在没有依赖了，完全靠自己，即使没好也当成好了。
　　
我不愿对白素贞有太多回应。
　　
幸亏冯师傅是个话痨，见啥说啥。他说海拉尔牧区之外也有农区，农区主产大麦、小麦、油菜和土豆，偶尔也种玉米，但气温低，不能成熟，都是青收，用来喂奶牛，用青收的玉米喂奶牛，下的奶稠得能当饭吃，而且特别香，只是太奢侈了。海拉尔田地少，玩不起这样的奢侈。今年七八月，遭过两场冰雹，好多庄稼包括茄子和白菜，都打成了泥；前些日子的一场霜冻，再加一场雪，又把向日葵冻死了。在这样的地方，本来就不该种向日葵，可还是种，向日葵喜庆，还知道围着太阳扭脖子，让人感觉它不是植物，是动物，人们种它，就是养一只动物。说了农区又说牧区。冯师傅连声感叹草场的衰退，说过度放牧并非罪魁祸首，机器打草才是，机器伤根。分明知道，可现在的人喜欢多和快，因此离不了机器，人被机器控制了。草原那边采矿挖煤，掘泥刨土，改天换地，大风一吹，满天焦黄。焦黄的东西混在雨里，雨落下来，草喝了，很快被毒死，就像一盆汤里加了各种腐蚀剂。草场退化，贵了牛羊，现在不到想吃肉想得流口水，都不敢随便买肉吃。
　　
冯师傅正说到这里，前方来了一个庞大车队，一辆接一辆的大车，拉了满车草捆，隆隆地驶向远方。那个远方是韩国。有的拉着芥菜，腌泡菜用的，目的地也是韩国。
　　
离马路不甚远的草甸里，停着辆白色大篷车。冯师傅把车开过去。大篷车里住着个烂了眼睛的男人，是从鄂尔多斯来的羊倌，春夏秋冬，只要不是暴风天气，只要雪没把草盖得羊用蹄子踢不出来，他都得把羊赶出去放牧。干草太少了。好一点儿的干草都送到国外卖钱去了，连那些结了草籽的也送走了，送去低价出售。以前的羊倌是骑马放牧，现在有骑马的，也有骑摩托的。大篷车里的羊倌，眼睛就是被马背和摩托上的风咬烂的。我们下车跟他搭话，他不理。在他看来，我们太柔弱，承受不起他那些生活的硬度。
　　
白素贞却走到大篷车旁，攀住悬梯，似乎想爬上去。车厢两旁，堆放着杂物和锅碗瓢盆，当中横着床铺，垫的盖的，都辨不出颜色。羊倌坐在铺盖上吸烟，烂眼睛里射出恶狠狠的光芒。是攫取的光芒。他离开家乡，离开女人，孤身来到异地，成天跟羊打交道，跟雨雪、烈风、星空和旷野打交道，这样一个鲜活、年轻、美丽的女人突然出现在面前，连想象一下也来不及，只有攫取。我感觉到那眼神里匕首般的寒意，白素贞却坦然承迎，就像流水面对一把刀子。流水等待切割，仿佛就是为了验证切割的无效。可她不知道，每一次切割，水里都会留下刀子的投影。刀子的投影在我心里形成实实在在的伤口。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她说她爱我吗？几十年来，除了曾经的妻子说爱我，别的好些女人也说过这话，她们这样说，并不是表白，而是润滑剂，让寻不出意义的日子变得勉强可以应付。甚至更离谱，更过分。我曾看过一部韩国电影，一个恶棍在街上强吻一个女学生，被女学生扇了耳光，他便把女学生抢到红灯区，迫使她在他自己开的妓院里卖淫。他在房间墙上钻了个洞，偷看嫖客强奸她。她的身体是条瘦弱的鱼，这条鱼没有河流，他的目光成为她的河流。他嗜血，并以嗜血的方式爱她。她等着男朋友来解救她，可等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夜晚，一个接一个的嫖客。她要活下去，只能接受不习惯的河流。接受了，就慢慢习惯了。习惯了，就觉得是好的。那惡棍如愿以偿。他带着她，以大篷车为家，四处流浪，衣食无着的时候，就揽一个饥渴着的男人，让那男人去车上，跟她做生意，他则蹲在车下抽烟，然后收钱。她做生意感到委屈时，他就跟她做爱，疯狂到暴虐。他们就这样，以堕落为食，活了一辈子，爱了一辈子。 　　
爱有一万种方式，而我只知道一种，且只承认我知道的那种。
　　
我说：走吧！
　　
是的，我又想到了那种互动。美与丑的互动。美丽的女人往往钟情于恶男和丑男，就是受那种互动的蛊惑。我说过，那是天地间严守的秘密，所以很难被理解。白素贞不仅美，还以自己的美，去触动生活里最严酷的伤疤。她似乎隐约期盼着在严酷中撕裂。这是艳丽着就在凋谢的美，嗜血的美，废墟的美。我不是她互动的对象。
　　
冯师傅就和那个带我们出北极村的司机一样，对自己的家乡，即使说不上热爱，也有天然的自尊，他先给我们说了那么多家乡的不好，现在想挽回来。离开大篷车后，他说，呼伦贝尔草原虽然遭到破坏，但毕竟还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草原，这草原上的白蘑菇，是天下最好的蘑菇，要是没吃过，就不知道什么是山珍野味；说春夏时节，地上百花开，天上百鸟唱，唱得最好听的，是百灵鸟和娜娜儿；说他们海拉尔人，从不拿别人东西，把东西放在外面，就跟放在家里一样。说着这些的同时，他带我们参观了建在野外的反法西斯纪念馆，去敖包山上看了白塔，接着又去一户牧民家。这家主人叫巴特尔，巴特尔养了一百多匹马、五十多头牛和两千多只羊，是大户，他独自坐在白房子里，首如飞蓬，也没洗脸；可能洗过，只是看起来像没洗。白房子旁边，是用木栅栏围起来的羊圈，羊圈里没有羊，只有羊粪，那是他的燃料。羊在附近放牧。巴特尔给我们烧了奶茶喝过，出来指着最近的羊群，说那是群公羊，他们叫爬子，爬子要跟母羊分开放，不然那些家伙想东想西，就要掉膘，到春天的某个时候，才将它们一起赶进母羊群。那种场面，让人联想到一座城市被占领。爬子们悬垂的睾丸，每动一步，都沉沉地晃荡，相隔老远，也能用眼睛掂出睾丸的沉。它在眼睛里的重量比羊还重。臊味儿扑鼻而来。巴特尔呵呵笑，说母羊产崽那些天，他接羊羔就像接天上的雨水。
　　
冯师傅要上厕所，巴特尔领他去。这时候，白素贞背对着我，看太阳底下白浪般移动的羊群。而我，心思又回到大篷车旁。我说了那声“走吧”，冯师傅便钻进了驾驶室，可白素贞依然攀住悬梯，很留恋的样子。我应该像冯师傅那样，钻进车里去。但我没有。我等着她。其实是等一种危险。羊倌，白素贞，我，形成一个三角，他们形成钝角，跟我形成锐角。我要保护白素贞，而事实上，她可能并不需要我的保护，还可能，她已成为羊倌的同盟。羊倌寒光四射的目光，沿三角形的一条边，嗖嗖嗖地朝我射来。我怯了一下，但立即意识到不应该怯，便向那目光迎过去，谁知它已到了另一条边，那条边连着白素贞。我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他俩的互动。白素贞成了那部电影里渴望河流的鱼，而我不是她的河流。我朝冯师傅的车走去。但我的背后长着眼睛。我想的是，如果我上了车，白素贞还不动，我就断然地让冯师傅开走。好在她动了，我刚拉开车门，她就过来了，走得慢腾腾的，走几步还停下来，撅了屁股看地上，像是地上有非常值得一看的东西，其实就是被雪咬过被羊踢过被人踏过的黄草，再就是羊粪，以及冻成固体的羊粪的气息。车子启动的瞬间，我望了一眼大篷车里的人。他的腰塌下去了，目光里的寒气收了，而且突然间长出了许多皱纹，每一根皱纹都很悲伤。他就是一个被野风吹烂了眼睛的羊倌，他将独自留在这里，承受辛劳、风寒和孤独。
　　
白素贞伤害了我，也伤害了他。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现在还是这样想。
　　
我甚至想，白素贞假装看羊群，其实是在挂念那辆大篷车，可同时又觉得对不起我。
　　
我不知道我想得对不对。很可能是对的。否则，下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当冯师傅和巴特尔隐到房屋背后，白素贞猛然转过身，近乎哀伤地恳求，你打我一巴掌好吗？
　　
我承认，这完全暗合了我的欲望。
　　
但我只是哼了一声，说，莫名其妙，我又不是恶棍。
　　
求你了，打我，打我哪里都行！
　　
我的欲望在退潮，她发现了，抓起我的手，重重地拍在她的脸上。
　　
这构成了我们的仪式：打她，然后拥抱她，亲吻她，再然后，在对死亡的言说中做爱。做爱的过程中，还可能应她的哀求，不停地打她，手越下越重。打起来不过瘾，就掐她脖子。掐脖子还不过瘾，就用指甲或牙齿，恶毒地欺负她的乳头。她害怕养育，开始就怕，婚后照样怕。有一次，她以严肃到冷酷的口气对我说，朱家田你要是让我怀上了，哼！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夫妻了。其实她应该知道，我也不需要她生孩子。我是个平凡的人，且知道自己的平凡，因此没有繁衍的渴望；即使有，也无非是本能，从没上升到意识。
　　
何况我已经有一个女儿了，我的女儿十三岁了。我是说，白素贞死在半岛上时，我的女儿就满十三岁了。十三岁的女儿已是个姑娘，情窦初开，她对她的男同学或者男老师，也会有朦胧的抑或是清晰的冲动，甚至有了爱情。平凡的爱情。她父亲是平凡的，她多半也只能拥有一个平凡的人生，包括爱情。
　　
当然，她母亲不平凡，她母亲开了家小超市，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能删繁就简，遵从自己的意愿生活，单凭这一点，就非同一般。我们离婚的时候，因为说好了是假离婚，就没谈女儿归谁抚养，但由她带着，当假的变成真的，还是由她带着。这是她主动要求的，她说家田，就让我带吧，你经常出差，照管不了她，再说女儿慢慢长大，你一个男人家，带她也不方便。说到这里她停了一会儿，是在等我表态。我没表态。于是她又说：你将来也是要结婚的，说真的，我怕她后妈对她不好。我记得很清楚，那次约见，是个星期天，浓雾从江面升起，弥漫开，把整座城市潮乎乎地罩住，我在锣锅巷那套房子里等她时，一再告诫自己，无论谈到什么话题，都要冷静、大度，像个君子和绅士那样跟她了结。事实证明我完全装不下去。当她说到“她后妈”这句话时，我再也装不下去。我说周琴——这是我前妻的名字，我本来不该说出她的名字，但回忆起那天的情景，我又忍不住愤怒了——我说周琴，你的话说完没有？说完了你就滚吧。她坐在那里不动，抿著嘴。当那嘴唇启开，话又出来了，声音比开始时响：家田，你是男人，我是女人，我知道男人，你知道女人，我们都知道男人和女人，都承认男人的心胸比女人的宽，天底下的继母，大多数确实比不上继父……昭国你是见过的，他怎样待我们女儿的，你也是见过的。说到这里她又停下了。 　　
是的，我见过。当时我们在长江边的露天茶园，她的新丈夫黎昭国抽着烟，怕熏了孩子，就站起来抽，嘴巴噘到天上，不厌其烦地吐烟圈给我们女儿看。要说，那家伙真有本事，能把烟圈吐成兔子、雀鸟、鸡鸭、小狗，还能一次吐两只小狗，相互追逐打闹。女儿乐不可支，嗓子都笑哑了。然而，就算他能吐成一座黄金宫殿，也只有连血带骨的亲情，才知道什么是好。我不需要周琴来提醒，我朝她挥了挥手，说，你走。
　　
她跟后来的白素贞一样，把我吃得牢牢的，关于女儿的抚养权，只听我口气，就知道我是答应了她。其实早就答应了。她提出让我跟她新丈夫见面，且带着女儿，我就明白她的意思，是让我实地考察一下。我同意见面，表明已顺从了她的意思。但我们约见的那个星期天，她走得让我憋屈。我以为她还不会走。她至少要给我一个解释才会走。我要的解释是：和我離婚，是不是她的预谋。离婚是我提出来的，这没错，但回想一下那天的经过，就发现这证明不了什么：她听了我假离婚的话，没答言，反身进了厨房；她正准备炒花生米，油已下锅，是我在客厅喊她，她才出来的，我说了想法，油已烧辣，她不答言就进厨房去，在情理之中。她关了厨房的门，接着打开了抽油烟机，呼噜呼噜地在里面闹腾了好一阵，才又回到客厅，跟我并排坐在沙发上。事有凑巧，电视里正播报山城新闻，说的就是分片入学的事，我们默默地看了大约半分钟，她说，你真那样想？我说又是限房令又是分片入学，有啥办法呢，锣锅巷周边的学校……她说，嗯。我说，我去写个协议？她说，嗯。我把协议写好，让她看。离婚的理由，我说的是感情不和。这是最虚妄又最本质的理由，因此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由。她盯住那句话，似乎想说什么。她说了，说的是：嗯。就把字签了。那天接下来的时间，她很兴奋。我当时把她的兴奋理解为可以让我们女儿进个好学校，不至于输在起跑线上，过后想起这事，我就脸红，就为自己心痛。她的兴奋是顺水推舟的兴奋。
　　
当然，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需要她一个解释。她没有解释，我叫她走，她果然就走了。
　　
她连愤怒的权利也不给我。
　　
她只把一个事实扔给我。
　　
既然是事实，为什么还要她的解释？
　　
不说这些了。我说过不说的，结果又说了这么多。
　　
我是在说白素贞怕我让她怀孕，而我没有那种渴望。我有一个女儿已经足够。女儿刚进新学校那段时间，我每天跑很远的路，去学校门口，躲到一棵黄桷树背后看她——看他们把她接走。每次去接她，都是周琴和她丈夫一同去，女儿走中间，他们走两边，一人牵住女儿的一只手。我就看着他们这样把女儿接走。我至今不清楚那个名叫黎昭国的人是干啥的，包括他之前是否有过婚姻，是否也有孩子，我都不清楚，但看得出来，他是真心实意喜欢我们的女儿。知道了这一点，以后我就去得少了，以至于干脆不去了。
　　
儿女是要养的，养才能出感情，我没养她，没伴随她的成长，又少于见面，感情就会被大片大片的空白稀释掉。开始，女儿还经常给我打电话，我自然也经常给她打，后来她的电话少了，我的电话也少了。我并不需要再给她抚养费，买新房的钱，远远多于买我住的那套旧房的，将我应该支付的抚养费除掉，周琴还应该补我一笔，我以怒气冲天的坚持没要那笔钱，是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做夫妻的时候，她挣的本来就比我多，多很多，尽管我动不动就出差很辛苦，但她日复一日在超市里经营，打理，只要不是忙得起火，三顿饭期间她都把事务交给请来的小妹儿，回家为我做吃的，她比我更辛苦，我要那笔钱于心不安。因为不给女儿抚养费，我和女儿在经济上的联系也断了。她忘掉我，只把黎昭国叫爸爸，不把我叫爸爸，甚至渐渐不知道有我这个爸爸，我也不该有任何怨言。
　　
但毕竟，女儿不是一件东西，说给别人就给别人，我做不到。我能够做到的，是尽量不去想她。她不会单独存在，我一想她，就想到了她是怎样生出来的。这是在我伤口上撒辣椒面。我不去想她，更不和她联系。到半岛以后，我跟白素贞把手机都扔了，想联系也没法子了。我和我的女儿，只剩下遥远的生理上的联系，但这已经足够。每当她像流星一样从我脑海里划过，我就知道，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是在半岛之外的，是在我祖祖辈辈生活的那座城市里，于是我就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奢望什么。
　　
我现在把半岛和半岛上的白素贞，当成自己最大的奢望。
　　
我们在半岛上开荒。对此，白素贞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仿佛我们真是世界的创造者。野草长在那里，长了多少年？不知道。在我们的想象里，野草跟河水一样长久，都是这世上最古老的居民，然而，当扒开薄薄的一层土，却发现土里有木屑，有铁钉，有瓦片，不是石片瓦，是窑烧出来的，隐隐泛红。这是人类加工的痕迹。在不算久远的过去，这里很可能是一个村庄。野草先于村庄，然后村庄除灭了野草，再然后，村庄消失，野草又来。
　　
我参加工作不久正当意气风发的时候，曾被派到清溪河采访，从源头走到它与嘉陵江的汇合处，一路上都听说，河岸有个秘密的村子，住进那村子里的，都是麻风病人。谁也说不清村子的具体位置。会不会就是这里？我这样猜想，但没对白素贞说。我应该学会隐藏一些东西了，我对她说得太多了。最不该说的，就是这座半岛的存在。当年，我坐着小木船，逆流而上，发现了这座半岛。那时候它就是荒芜的，茅草深密，荆棘丛生，林木蔽天，有几棵高树片叶不存，已经枯死。我向船夫打听它的名字，船夫说没有名字。我又问这么好一个地方，为什么不开发？那时候，开发这个词正热得发烫。我说，在上面修几幢客舍，开农家乐，绝对能在节假日把河上两座县城的人吸引过来。这些话并不表明我有经济头脑，只表明我比荒河人家更能追赶时髦。我的平庸也是这样来的。船夫没回我。那是个沉默的人，数十年的水上生涯，使他不惯于开言。沉默如刀，在他脸上刻下深长的沟壑。他是觉得我异想天开因而懒得回话也未可知。但我把这座半岛记下了，并在跟白素贞结婚半年后讲给她听。 　　
我至今无法说清，在那个黄昏如雨的日子，我想起半岛，提起半岛，是不是因为自己对它有了想法？直到白素贞缠住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在人群里混？为什么不去那荒岛上找些意思？哪怕饿死呢！我才知道自己失言了。如果认她的理由，她的理由就很强大，不认，就啥也不是。我在认与不认之间。这种状态最糟糕。这意味着挣扎。当一个人在沼泽里挣扎得累了，犹豫着是不是还要继续挣扎的时候，沼泽自会帮你做出裁决。
　　
她在荒岛上找到的“意思”，首先是它的荒凉，接着是那间木屋，那棵杏树，随后就是被草根缠裹的木屑、铁钉和残瓦。去的第二天午后，她提起一笼巴根草，费劲地把瓦碴掰掉，问我，你认为世上最大的神秘是什么？我说是你。她跺跺脚，我是认真问你。我说我也是认真答你。还是研究生呢，她歪着鼻子说，还当那么多年记者呢，结果肚子里就只有那么点儿油腔滑调。她是說到点子上了。安分守己和油腔滑调，成为我的A面和B面，A面是我，B面也是我。她只有一面，若说是有两面，A面是神秘，B面也是神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并不是在敷衍她。但她不认，她说，世上最大的神秘，不是未知，而是出现过又被遮蔽的事物，是低处而不是高处，立在高处的房屋，永远没有埋在土里的残瓦神秘。
　　
我心里服她，但嘴上不服，我说，再这么挖下去，说不定还会挖出人骨头呢。
　　
话是不能随便讲的，有些话讲了就跟着来。我话音刚落，她果然挖出一根骨头，足有一尺长，草根包不住，露出头尾，草像是狗，把骨头含住。草根白得触目惊心，比骨头还白，而且胖，感觉是虫子，不是草根。白素贞如获至宝，用竹签小心翼翼地把泥土挑去，再将交缠卷曲的草根，很有耐心地理伸展。她双手握住解放出来的骨头，说：人活着时被人事捆绑，死去后被草根捆绑，可见人就这么个命。她把骨头拿去水边——离我们住处不远的地方，有好几口水潭，一潭水里有鱼，另几潭水里没有鱼，我们就把有鱼的那潭水做了饮水，并给它取了个名字，叫人鱼潭——白素贞正是走向人鱼潭。她要去把那根骨头洗干净。我一下子想到了麻风病。但我不能说，我发现，她对排除在人群之外的，不管是人还是物，有种特别的痴迷，如果我说了，她会把那根骨头视为至亲，因此我忍住了没说。我说的是：那水是我们喝的，不能让死者喝，死者为大，你要洗，就拿到河里去。
　　
她觉得有道理，就向河边去了。
　　
当她许久之后出现在我面前时，睫毛湿润，似乎哭过。这是个阴沉沉的天气，风凌乱地吹，她披散至腹的头发，一忽儿把脸遮住，一忽儿又露出来。我说，你为它哭啦？她两手抱在胸前，骨头插在双乳之间，一端顶住下巴，像她拾回的一截藕。她不回答。我说，那还不一定是根人骨头呢。她这才说：难道这有什么区别吗？
　　
我没想到她会把骨头带到床上去。当天晚上，俩人刚钻进被窝，她就在里面拱来拱去，不停地在我身上比画。我感觉到一种凉，那种凉在我躯体上一截一截地丈量，每丈量一处，那地方就生出电流，麻，还有皮肤灼烧的痛。凉和热，就这样殊途同归。我以为她又在试验她的新花样，她总是想尽办法，用她身上的任何一处来贴我，遇到她之前，我不知道用身体的不同部位去贴一个人，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感觉。白天太过劳累，我没精力管她，只沉浸在那种感觉里。有时候，麻和痛，竟是这样的让人享受。直到她把我的手臂拉出被子，借着烧在屋外的火光（刚去半岛时，怕有狼，我们夜里在屋外烧火），我才看见她是用那节骨头在量我。火光从壁缝漏进来，随风摇曳，如漂浮的水草，可火光往骨头上一碰，就吐出幽绿幽绿的气泡，像吞吐自如的眼珠。我涌起一阵战栗，坐起身，把她和它打开。这有啥呀？她万分不解地说，我只是看看它属于身上的哪一部分。那你为啥不在自己身上弄？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几分愧疚几分撒娇地说，我怕在自己身上看不清楚。我懒得理她，躺下去睡了。她果然就在自己身上比来比去。我很快进入梦境，她忙到什么时候才睡的，我不知道。
　　
你太爱嫌弃了，她说。
　　
这样的话她早就说过，我们在从北到南的旅途中她就说过。
　　
那次在呼伦贝尔草原，我们在牧民家住了一夜。这家牧民的主人，叫宝音巴特尔。巴特尔是英雄的意思，草原人忘不了他们祖先的神勇，取名巴特尔，一为祭奠，一为期许。我猜想，如果谁有那么大的嗓子，站在草原的中心喊一声巴特尔，会有一万个巴特尔答应，会有一万个英雄迎风而立。宝音巴特尔跟前面那个巴特尔一样，修了定居的白房子，宽敞得足以住下五十个人，但他知道我们来自城市，定想体验帐篷生活，就在屋外相挨着搭了两顶帐篷。地上满是牛羊粪，气味绵密。睡之前，我们坐在外面望天。星星把天挤得装不下，只好拼命延伸，延伸到无穷无尽。白素贞抱着膝盖，跟我坐得很近，可我感觉她离得很远，跟天上的星星一样远。她似乎完全忘记了在莫日格勒河边说过的话。冯师傅抽着烟，说，看那颗流星，呵。又说，那颗星是红的呢，呵。他这么有一句没一句的，呵呵呵的。我知道，他是对我和白素贞的关系有了疑惑。如果我们是夫妻，或情侣，昨天夜里我去医院，她怎么不跟着？为什么住宾馆又要开两间房？他拉我们去星期天宾馆时，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得二十块回扣。如果我们只是普通的同事——在敖包山上，我对他说过我跟白素贞是同事，单位又怎么会派一男一女到这么远的地方出差？他或许在想，我们昨天可能是闹了别扭，今天在高天之下，厚土之上，正是情侣的好时光，于是悄悄地溜进了帐篷，且把拉链拉上。这让我不自在起来。并非是因为与白素贞单独相处，而是被人觉得我们应该单独相处。我对白素贞说，睡吧，外面冷。她只看天，不看我，说，你想睡就去睡，我再坐会儿。我没动，说，夜深了，看豺狗子来了。宝音巴特尔交代过，草原上有豺狗子，上个月，他家的一头牛犊就被豺狗子掏空了肚肠，嘱咐我们一定把帐篷拉严实，还在白房子外墙接了百瓦的电灯，通夜照明。白素贞依然不看我，说，豺狗子又不欺负女人。这话听起来怪怪的，像我在欺负她一样，像我比豺狗子都不如一样。又干坐一会儿，我起身，钻进了冯师傅的帐篷。冯师傅分明没睡着，可装出熟睡的样子。装得再像，我也能感觉到他骤然升起的安详。没过多久，我听见了白素贞进帐篷的声音，还有锁拉链的声音。除了这两种声音，她几乎是无声无息的。 　　
第二天起来，她问我，你怎么一夜没睡着？
　　
气味太冲人了，我说。
　　
她阴着眼睛：你太爱嫌弃了。
　　
我很想反问她，你不是也没睡着吗？不然怎么知道我没睡着？
　　
从草原回到海拉尔城，我们又住在星期天宾馆。我的房间打不开，到大堂重新刷卡，结果她也在那里，她的门也打不开。我对她说：我下一站去齐齐哈尔，你呢？这是我第一次主动问她的行程。她冷冷地说，你要是让我去，我就去。从这时候起，她就吃定我了。她知道我对她有了依赖。的确是的。多年的外出采访，让我尝够了孤独的滋味儿。这次，我从漠河到广州，纵跨30个纬度，有一年，我去川西甘孜州采访，虽然空间上没这次遥远，时间上却更遥远，花了将近两个月，满一个月后，我简直要疯了，但我不跟谁说一句话，我是出来采访的，本应该多问多听，但就是不想说。孤独的意义，不是让人话多，而是让人沉默。我只跟我的拉杆箱说话，它是我唯一的伴侣，即便在荒郊野外，只有鹰飞，不见人影，更不会有窃贼和抢匪，我坐下歇息时，也把拉杆箱搂在怀里。这次有她，幸亏有她，否则我的感冒不会好得那样快，而且就气温而言，我是从冬天走到秋天，再从秋天走到夏天，也就是说，我要跨越三个季节，尽管事实并不如此，但在感觉上，那是多么漫长的时日。
　　
然而，一个小我十多岁的女人，一个表面熟悉实则完全陌生的女人，怎么可以这样吃定我。我说，齐齐哈尔又不是我的，去不去是你的事。她说，你什么时候走？我说明天。我也是，她挑衅地扬一下头，发丝从鼻尖上分流开，露出白亮的脸。我吃下一颗定心丸，却做出淡然的口气，请她一同去吃饭。这些天来，如果不是我包了车，请司机吃饭的时候搭着把她叫上，我是不叫她吃饭的，她也不叫我，我们各吃各的。这是我第一次单独请她。
　　
对我的邀请，她很高兴。是不加掩饰的高兴。她就这样，时时比照见我的小来。说不清从哪天起，我的生活中充满了掩饰，本来是东边的话，却非要拿到西边去说。她问我请她吃啥，我说由你点。她两手握住，举在噘起的嘴唇底下，说，人家不知道吃啥嘛。我说，就吃冯师傅说的白蘑菇，现在虽然没有新鲜的，可晾晒后的蘑菇更香。她嘻嘻笑着，耸了耸肩，说现在太早了，我们转转路好不好？还不到下午五点，吃夜饭的确早了点儿。
　　
俩人去房间放了行李，出了宾馆，右转至胜利市场方向。是路人指点的，那个热情和善的老人大概没听懂我的话，那条大街没什么吃的，胜利市场就是个卖衣物杂货的地方。走到市场门口，她说，你不买件外套？这也是她第一次关心我穿得太少。我说不了，我的感冒已经好了，相对于北极村，这里又是南方，暖和得我都有点儿发热。然后左拐，走上另一条大街，这条街上有一家接一家的酒楼，我朝酒楼里张望，她却拉我走，说还早呢，你饿了吗？我说不饿。走到中段，见前方房屋低矮，全不是这边的气象，我说好啦，再走就吃不到白蘑菇啦。她说怎么会呢，白蘑菇是他们的土产品哪。又是差不多半小时后，到了一个大众饭馆门前，她按着肚子叫：唉哟，饿得不行了，吃吧。这种地方，我们那里叫“苍蝇饭馆”，临近暮秋的海拉尔，倒是没见苍蝇，但人的气味盖过了饭菜的气味，墙壁黑不溜秋，地板和桌面流汤滴水，用过的脏纸扔得到处是。我是请她，怎能这样不讲究？可她已经进去了。
　　
油腻腻的墙角有个空位，她去那里坐下，且开始点菜。自然，没有白蘑菇。即使有，太贵的话，她也不会点。她点的全是家常菜。点完菜，回头看我。我想起她说我爱嫌弃的话，便装得笑眯眯的，只是说，是你自己选的地方啊。紧挨着她的，是个满脸雀斑的妇人，妇人扭过脖子瞄我一眼，将半碗米饭倒进萝卜汤，几口刨下去，走了，我便坐了。
　　
还没开吃，门口响起一个昂然的声音：两块钱的米饭！是个乱发脏脸的中年男人，拿着顶铁灰色的圆帽。跑堂的漠然地瞅瞅，舀来一大碗，递给他，把他装在帽子里的两元钱取走了。没有位置，他就站着。他说，把萝卜汤给我舀点儿。跑堂的说，我们这里只有萝卜加汤，没有萝卜汤，你要萝卜加汤，就是五块钱一份。那人说，我只有两块。跑堂的说，那还要什么萝卜汤？那人杵在那里，然后分辩说，你不给我汤，一碗干饭，怎么吃？跑堂的说，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他说，加点儿汤。跑堂的不理他。他说，加点儿汤。就这么干巴巴的一句，不停地重复，本是求情，听上去却像命令。跑堂的恼了，快步走过来，将两元钱扔进他的帽子，夺过他的碗，回身，啪，倒进了蒸锅。那人脸上有了一层红，红从黑肉里透出来，变成黑红，接着一串鼻涕挂下来。他用袖子擦着鼻涕，驼着肩，步态不稳地朝门外走，同时，将圆帽里的钱捏在手里，用帽子断断续续地拍打着弯曲的腿部。
　　
白素贞看着我。我摸出十块钱，叫她去给他。她没拿，出去了。
　　
透过攒动的人头，我看见她拦在那人面前，跟他说着什么。几分钟后她回来了。她说：我给他钱，他不要，叫他来一同吃，他不干，还骂我。我知道这种人，骂我，是自尊心提醒他起码应该做的事，但要是你真心对他好，强拉他来吃，他立刻就会感觉到温暖，立刻就会谦卑到坑里去。但是我又不能那样做，有你在这里……你太爱嫌弃了。
　　
然后她轻声说：你这么爱嫌弃，我都不敢给你讲我自己了。
　　
就这么轻轻一句，在我心里投下一枚炮弹。
　　
也正是对炮弹的感觉：期待它爆炸，又害怕它爆炸。它迟迟没有爆炸。我要去排爆吗？不，最好别去碰。就这样，我们去了齐齐哈尔。我是带着任务的，每到一个地方，走哪儿，不走哪儿，都以完成任务为准。她无所谓，在她心目中，似乎没有一个地方不值得走，因而走哪里都是好的。我们去了小民镇，接着去大民镇，这两地是齐齐哈尔大棚经济示范区。大棚之外也种玉米，正在收获，一个农妇将玉米秆砍倒，席地而坐，把棒子扳下来，用根三角形竹签将头子一挑，三两下，棒子的衣服就剥掉了。剥出后放進垄沟，用拖拉机运回家。若要运往外地，便用统一规格的绿袋子装了，码在马路边，等候车队一齐南发。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是听父亲讲的：20世纪70年代初，四川遭遇特大旱灾，庄稼绝收，便靠东北的玉米接济，拆开每个包装袋，里面都有张字条：送给四川懒汉。有的不会写懒字，或者是故意，少了竖心旁，懒汉变成了赖汉。四川饥民拿着这字条，朝东北方向鞠个躬，再把字条张贴在显眼处，一时间，乡村里的人舍猪圈，城市里的道旁树、电线杆和公交车，都贴满了那样的字条，先是激励自己，后来激励的意味少了，变成了自嘲，招呼对方，叫一声：懒汉（或者赖汉）！这成了他们统一的名字，也成了血脉里的记忆。我把这事讲给白素贞听，白素贞笑，笑得很欢乐。我们站在地边，风吹过来，伏在地上的玉米叶，也抬起半个身子，哗啦哗啦地笑。笑过后，白素贞说：其实懒汉是可敬的，懒汉从不觉得时间不够用，他们在一个地方待半天、一天，也绝不认为是在浪费时间，因此时间在他们那里没有权威。时间对皇帝都有权威，但对懒汉没有。她伸出右手的食指，点一下我的下唇说：你不配称为懒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