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早期庶人的“名”与“姓名”

来源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gzliuwei2008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西周春秋之世,姓、氏为贵族阶级所独用,庶人称名不称氏(姓).战国时期,齐国仍秉持旧规,庶人称名;楚国无论贵族、平民,较普遍地使用"氏+名",楚法且规定凡诉讼,必书明当事人之"居处名族";秦国贵族官民,多以名为称,秦律要求涉事人要"定名事里".西汉前期,姓、氏合而为一,称名方式的贵贱之别渐趋泯灭,庶人逐步普遍使用姓名.庶人之名,多由书吏在庶人著籍、行役、诉讼时,或在其他要求庶人负责的情况下,根据庶人名的口语发音,书写为特定的汉字,故以简易之单字或单纯词为便.复合词构成的双字或多字人名一般由限定或说明性语素和主体语素构成,具有特定的内涵与意义."姓名"是由两个平等并列的词汇构成的联合型复合词,"姓"具有说明、限定"名"的作用.庶人姓名的文字书写及其普遍使用,当源于战国以来因战乱、迁徙与行役而导致的古代血缘、地缘人群组织的解体,以及国家权力直接控制庶人阶级的不断努力:编户著籍使庶人名普遍被书写成文字,而离乡、行役则促进了庶人普遍使用姓氏.
其他文献
以往对于人类自身整全性的理解表现为3种理论进路,其共同错误在于忽视了人的对象性存在方式.对象性这一根本性存在方式决定了现实的各个人普遍的非整全性实存状态.个人通过对象性活动克服自身的非整全性,这一活动过程的逻辑前提是人类自然性类尺度所包含的整体性思维模式.为了克服自身的非整全性,在共同体中生成了两种对象性关系:自我—他者的对象性关系以及个人与物的物质性对象性关系.由于忽视了物质性对象性关系的中介作用,胡塞尔所开创的主体间性理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他者"沦为"自我"的对象化"强暴".自我—他者的对象性关系在世
中小学总有教育家长的冲动,这种冲动表现在“家长执照”“家长学校”等所谓创新上.家庭比学校古老得多,家长过去一直主导着子女的教育,但如今家庭、家长的教育地位前所未有的下降.中小学及其教师教育家长的冲动正是家庭、家长教育地位下降的反映.问题不是不能教育家长,而是谁有资格教育家长.家长教育属于成人教育、非正规教育,只有成人教育机构才有教育家长的资格与能力.对中小学及其教师来说,家庭、家长是与他们处在平行位置的平等教育主体,是合作的对象,不是教育的对象.中小学及其教师从事的是基础教育,不是成人教育,不具备教育家长
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是一种政治哲学叙事,提供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平台",影响着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走向.但是,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并未在政治哲学的维度上得到充分研究,人们总是过多地关注共同体概念的社会学的论断,而非政治哲学的尺度.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应以"实践"为基础,基于其政治目标和社会原则去诠释,建构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意识.从马克思研究的商品形式和商品关系来看,马克思并没有只是去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而主要去研究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统治的政治权力关系;因为马克思所说的商品形式是内在于资本或货币关系中的,因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源头,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实践并催生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思想优势、使命优势、精神优势和价值优势.这些组织优势又转化为磅礴的实践伟力,即卓越行动力、强大战斗力、广泛动员力和严格约束力.中国共产党百年抗疫历程是在伟大建党精神指导下,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实践范本.
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经历了兴起、独立研究领域和深化发展三个阶段.在这期间,研究者集中对何谓中国教育学史、中国教育学史的研究对象、中国教育学史的研究地位、中国教育学史的研究内容、中国教育学史的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探讨.回顾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研究进展,虽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主要借鉴了外国教育学史的研究范式,这影响了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自生性和原创性.中国教育学史研究者需在解决中国教育学史研究问题的过程中,明晰和把握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基本方向,深耕和拓宽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问题领域,明确和规范中国教育学史研
中国共产党强化基层组织力,就是强化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化程度,把党员和群众"组织起来",形成落实重大任务的集中合力,打通落实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的"最后一公里",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基本原理;体现于百年来党一以贯之地增强基层党组织堡垒作用的历史过程之中;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应有之义,加之基层治理又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因而,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力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确保基层党组织覆盖到社会各个领域,是强化组织力的前提;防止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则是强化组织力的保障.
在"七一"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概括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着重强调了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的重大历史和现实作用.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需要我们把握好三个重要维度.从内涵维度看,伟大建党精神的四个层面具有严整的理论逻辑,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力量;从价值维度看,伟大建党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导向,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内生力量、进行社会革命的精神动力、教育引导新时代青年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实现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本质性的发展目标,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创新的共同富裕思想.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什么是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主线,对共同富裕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从同步实现单一的物质性富裕到分阶段实现"五位一体"布局中的全面富裕的转变;对共同富裕实现基础的认识,经历了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到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生产力平衡和充分发展的转变;对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认识,经历了从重视生产力的发展
中外历史学家呼应或契合"唐宋变革论",主张宋代以来各朝代宗族是一个新阶段、新发明和新类型.从思想史和实践人类学论来看,未必尽然,因为宋代以来各地宗族实践的要素及精神都早已在中古乃至先秦时期准备好了,并一直在践行.宋代以来的宗族,不过是历史的实践者在不同社会情境下面对各自的问题而有意识搬取过往诸要素,并任意组合的结果.中古时期的士族及观念并没有随着残唐五代的结束而终止,相反,延续下来.那些士族或大族后裔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从世系主干上滑落下来,变成了旁系和普通人.当然,也可能是朝代更替或政治原因而"废贵为庶
农村农业现代化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新型职业农民是推动农村农业现代化的支柱性力量.无论在政策规定、历史经验,还是自身独特属性层面都彰显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基本使命.但当前城镇化倾向明显与新型职业农民本质属性相背离、异质化观照不足与新型职业农民个性化发展相脱节、功利化取向突出与新型职业农民可持续发展相矛盾等问题的存在使农村职业教育在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中严重缺位.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应采取立志以定向强化农民务农动力、强智以引行塑造农村现代气息、持技以立农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的措施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