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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日两国是一水之隔的邻国，从历史上看，又有着深厚密切的交往。日本史上的《十七条宪法》，大化革新，遣唐使、遣隋使等，都说明了日本在早期发展上与中国的不同寻常的关系。
关键词：中日文化； 儒学； “仁”“忠”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1）11-151-001
略读一些日本文化史的人都知道，除了儒学，在其他很多方面，比如文字、农耕技术、服饰、建筑等，日本都是师从中国的，也正因为此，中国人对于日本文化总是怀着一种自信，认为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头，两者之间是源和头的关系，换种说话就是同文同宗。身边的人，有时聊起日本时，也许是因为历史上的黑色记忆的缘故，常常会咬牙切齿地甩下一句话：中国人还是他们的祖先呢！当然对于这句闲谈，我们不必去考证有没有史实根据，是否属实。但是，对于日本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国，我们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感觉很熟悉，又很陌生。是亲人又是敌人。对于他们的文化，我们真能那么自信吗？惨痛的中国近代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众所周知，位处于东亚的中国和日本都属于儒教文化圈，而且日本的儒教思想是由大陆经由朝鲜半岛传播过去的。据《古事记》，《日本史纪》所说，儒家经典传入日本，始于应神天皇15年（284年）百济使者阿直歧访日。经阿直歧推荐，第二年（285）百济博士王仁到日，献《论语》10卷和《千字文》1卷。（此外还有很多说法，儒家经典传入日本的时间更为早些）。应神天皇时，皇太子菟道稚郎子曾师事王仁，学习《论语》。而后，继体天皇、钦明天皇时期，来日的五经博士不断，由此以五经为中心的儒家学问渐胜，到圣德太子时，则直接用于改革日本政治。《冠位制》（德，仁，义，礼，智，信）和《十七条宪法》，大化革新都显露出追求儒家思想的强烈愿望。从王仁献《论语》经四五百年，中国以五经为中心的儒家思想经典在日本社会中落下根基，正上下之别，定尊卑之序，明君臣之义，倡父子之亲等儒家政治伦理主张成为日本的政治原则和教育方针，儒教成为日本上层社会文化教养的重要内容。
镰仓时代以前，日本的早期儒学主要受到中国原始儒学和汉唐经学的影响。进入镰仓时代以后，中国的朱子学开始传入日本。五山禅僧传播朱子学的过程中，原为禅僧的藤原惺窝开了德川时代朱子学派的端绪。他曾为家康讲《贞观政要》，深得家糠赏识。惺窝的朱子学有两个特点：虽尊奉程朱，但并不排斥陆王；主张神儒合一。惺窝在日本儒学史上的地位，就是他结束了儒学依附于禅学的历史，使儒学成为独立学派。后来其弟子林罗山由于惺窝的引荐，受到家康的重用，自林罗山起，林氏子孙世代掌握德川氏的文教大权，林氏家遂成为德川幕府之官学。成为日本朱子学的真正的开山之祖，顺应日本社会变更朱子学的思想内容，例如关于忠与孝，中国的传统的观点是以孝为先，而林罗山认为孝为私，忠为公，这样公比私大，以忠为先。
江户时代，由于朱子学提倡“天尊地卑，天高地低。如有上下差别，人亦君尊臣卑，分其上下次第”（林罗山《春鉴抄》），符合幕藩统治者的需要，因而受到尊崇。18世纪末的“宽政异学之禁”时，朱子学更被立为官学。
根据以上儒学进入日本的发展变化，我们不难发现：日本接受儒学不是生搬硬抄，而是在不断地本国化。而且日本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有个独特的方式——“选择原理”“只取好处”。比如，他们在接受儒教的过程中，从学问的意义上引进了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等，却没有引进科举制和缠足。可见它是有取有舍，其取舍的依据我想应该是起本国的文化基础吧。
朱子学的开山之祖林罗山在“忠”“孝”之间首取“忠”，这让我联想起武士道中的“忠”。武士道和日本的象征物樱花一样被看作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就武士道的起源，新渡户稻造曾说，“由于武士道是在封建时代而臻于自觉的，所以在时间方面，也许可以认为它们的起源是一致的……当封建制度在日本正式开始时，职业武士阶层自然而然地变得重要了。”
可见，武士道和封建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生存土壤，前者又满足了后者的需求。封建制度下，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忠”成为联系它们的道德纽带。
在武士的道德戒条中，忠义有着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格里菲斯指出，“中国的儒家将对父母的服从视为人的重要义务，而日本人则将忠义放在第一位。”
日本人的“忠”总是很特别，在历史上体现为近代对天皇的绝对忠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人的忠诚。这种忠诚中蕴涵有武士道的精神。而这些与日本的固有的神道思想又不无关系。神道中没有特定的教祖，也没有教典。原始神道把自然物及自然现象当作神来崇拜。日本古代神话中有八百万神之多。在后来的复古神道思想中就提倡：在日本的八百万神之中，以天照大神为核心，作为天照大神子孙的天皇，是世间芸芸众生的核心，神道存在于天照大神和天皇之中，世人必须顶礼膜拜。神道的天皇崇拜和儒教的“忠孝”思想的结合在明治维新后的天皇制中得到很好地演绎。天皇制下鼓吹“忠军爱国”“忠孝一体”。1890年颁布了《教育敕语》确立了以儒学道德为中心的教育方针和国民道德方针。这样明治维新以后，儒学的道德观开始与日本的国家主义思想体系相结合。“20世紀の30年代に盛んになった日本主義も、記紀の神話による神秘主義的な国家観と、儒学の「忠孝」道徳観の混合物にすぎない。”所以，关于“忠”，人们人为是对儒家的“忠”的误用。我却步认为这是儒家思想在日本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带来的结果。儒家的“忠孝”思想在撒播到日本神道主义的土壤上后，必然会生产出日本式的“忠孝”观。
同样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却有着不同的结果，其产生的背景中往往隐含着这个民族诸多文化特性。本文简单地以“仁”“忠”两个儒家思想为例，小议了同属儒学文化圈的中日两国的差异。在看待日本问题上，我们不能总是以老大自居，认为他们的东西都是从我们这里获取，了解了我们就是了解了一切。事实上我们应该多关注一些别人自身的、固有的文化信息，这样才能真正地知彼知己。
关键词：中日文化； 儒学； “仁”“忠”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1）11-151-001
略读一些日本文化史的人都知道，除了儒学，在其他很多方面，比如文字、农耕技术、服饰、建筑等，日本都是师从中国的，也正因为此，中国人对于日本文化总是怀着一种自信，认为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头，两者之间是源和头的关系，换种说话就是同文同宗。身边的人，有时聊起日本时，也许是因为历史上的黑色记忆的缘故，常常会咬牙切齿地甩下一句话：中国人还是他们的祖先呢！当然对于这句闲谈，我们不必去考证有没有史实根据，是否属实。但是，对于日本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国，我们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感觉很熟悉，又很陌生。是亲人又是敌人。对于他们的文化，我们真能那么自信吗？惨痛的中国近代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众所周知，位处于东亚的中国和日本都属于儒教文化圈，而且日本的儒教思想是由大陆经由朝鲜半岛传播过去的。据《古事记》，《日本史纪》所说，儒家经典传入日本，始于应神天皇15年（284年）百济使者阿直歧访日。经阿直歧推荐，第二年（285）百济博士王仁到日，献《论语》10卷和《千字文》1卷。（此外还有很多说法，儒家经典传入日本的时间更为早些）。应神天皇时，皇太子菟道稚郎子曾师事王仁，学习《论语》。而后，继体天皇、钦明天皇时期，来日的五经博士不断，由此以五经为中心的儒家学问渐胜，到圣德太子时，则直接用于改革日本政治。《冠位制》（德，仁，义，礼，智，信）和《十七条宪法》，大化革新都显露出追求儒家思想的强烈愿望。从王仁献《论语》经四五百年，中国以五经为中心的儒家思想经典在日本社会中落下根基，正上下之别，定尊卑之序，明君臣之义，倡父子之亲等儒家政治伦理主张成为日本的政治原则和教育方针，儒教成为日本上层社会文化教养的重要内容。
镰仓时代以前，日本的早期儒学主要受到中国原始儒学和汉唐经学的影响。进入镰仓时代以后，中国的朱子学开始传入日本。五山禅僧传播朱子学的过程中，原为禅僧的藤原惺窝开了德川时代朱子学派的端绪。他曾为家康讲《贞观政要》，深得家糠赏识。惺窝的朱子学有两个特点：虽尊奉程朱，但并不排斥陆王；主张神儒合一。惺窝在日本儒学史上的地位，就是他结束了儒学依附于禅学的历史，使儒学成为独立学派。后来其弟子林罗山由于惺窝的引荐，受到家康的重用，自林罗山起，林氏子孙世代掌握德川氏的文教大权，林氏家遂成为德川幕府之官学。成为日本朱子学的真正的开山之祖，顺应日本社会变更朱子学的思想内容，例如关于忠与孝，中国的传统的观点是以孝为先，而林罗山认为孝为私，忠为公，这样公比私大，以忠为先。
江户时代，由于朱子学提倡“天尊地卑，天高地低。如有上下差别，人亦君尊臣卑，分其上下次第”（林罗山《春鉴抄》），符合幕藩统治者的需要，因而受到尊崇。18世纪末的“宽政异学之禁”时，朱子学更被立为官学。
根据以上儒学进入日本的发展变化，我们不难发现：日本接受儒学不是生搬硬抄，而是在不断地本国化。而且日本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有个独特的方式——“选择原理”“只取好处”。比如，他们在接受儒教的过程中，从学问的意义上引进了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等，却没有引进科举制和缠足。可见它是有取有舍，其取舍的依据我想应该是起本国的文化基础吧。
朱子学的开山之祖林罗山在“忠”“孝”之间首取“忠”，这让我联想起武士道中的“忠”。武士道和日本的象征物樱花一样被看作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就武士道的起源，新渡户稻造曾说，“由于武士道是在封建时代而臻于自觉的，所以在时间方面，也许可以认为它们的起源是一致的……当封建制度在日本正式开始时，职业武士阶层自然而然地变得重要了。”
可见，武士道和封建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生存土壤，前者又满足了后者的需求。封建制度下，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忠”成为联系它们的道德纽带。
在武士的道德戒条中，忠义有着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格里菲斯指出，“中国的儒家将对父母的服从视为人的重要义务，而日本人则将忠义放在第一位。”
日本人的“忠”总是很特别，在历史上体现为近代对天皇的绝对忠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人的忠诚。这种忠诚中蕴涵有武士道的精神。而这些与日本的固有的神道思想又不无关系。神道中没有特定的教祖，也没有教典。原始神道把自然物及自然现象当作神来崇拜。日本古代神话中有八百万神之多。在后来的复古神道思想中就提倡：在日本的八百万神之中，以天照大神为核心，作为天照大神子孙的天皇，是世间芸芸众生的核心，神道存在于天照大神和天皇之中，世人必须顶礼膜拜。神道的天皇崇拜和儒教的“忠孝”思想的结合在明治维新后的天皇制中得到很好地演绎。天皇制下鼓吹“忠军爱国”“忠孝一体”。1890年颁布了《教育敕语》确立了以儒学道德为中心的教育方针和国民道德方针。这样明治维新以后，儒学的道德观开始与日本的国家主义思想体系相结合。“20世紀の30年代に盛んになった日本主義も、記紀の神話による神秘主義的な国家観と、儒学の「忠孝」道徳観の混合物にすぎない。”所以，关于“忠”，人们人为是对儒家的“忠”的误用。我却步认为这是儒家思想在日本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带来的结果。儒家的“忠孝”思想在撒播到日本神道主义的土壤上后，必然会生产出日本式的“忠孝”观。
同样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却有着不同的结果，其产生的背景中往往隐含着这个民族诸多文化特性。本文简单地以“仁”“忠”两个儒家思想为例，小议了同属儒学文化圈的中日两国的差异。在看待日本问题上，我们不能总是以老大自居，认为他们的东西都是从我们这里获取，了解了我们就是了解了一切。事实上我们应该多关注一些别人自身的、固有的文化信息，这样才能真正地知彼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