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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州姚雪垠纪念馆陈列有沈从文致姚雪垠的一封书信，该信未见于《沈从文全集》，当为佚信。全信录如下：
雪垠兄：
月前函书，不曾作复，歉仄之至。因弟手中所有零星丝绢（明清二代），均分散于熟人处，无从集中。又先后编选几本丝绸图录，也通通为人借去，尚未归还，所以不便作复。材料近日已送还弟处，兄若还要看看，盼来示告一时间，（信寄东城小羊宜宾胡同五号，我在赶改服装说明），弟即可在指定时间内去东堂子胡同工作室相候。尊著听不少熟人均谈及内容丰富。且称解放以来鸿章巨制。可贺可贺。
出版社上次退还的《满洲实录》一函，内中缺少一册，盼能为问下落，此书并不是什么值钱的复印本，但对弟搞的工作，却相当有用。并且还得供别的熟人大家使用。能“原璧归赵”，十分感谢。或有必要，即由弟出一点钱，给出版社保管这份材料的人，作为找回报酬，也不妨事。（错处或责任不在他们，或许是另有“爱好”者借去，责任或应在弟，同类事是经常发生，用如上方法找回。）主要还是便于以后别的朋友借用，因为弟所有图书，多从大家便利着想。（每书前必附写上“此书可借，使用后盼能见还，望莫冻结在私人手中，便于供大家使用”，此书恰恰忘记在书头写上。）从来不看作个人私有物，所以缺本能设法补足，即花点钱也十分平常，甚至于可说是应该的。麻烦出版社同志，一并致谢！
并候佳好。
弟沈从文五月十六
该信未署年，从信中内容可推算出写作时间当在1977年。若早于此年，姚雪垠的“鸿章巨制”尚未出版（《李自成》第2卷出版于1976年12月）；若晚于此年，关于《李自成》第二卷的热议已经退潮，“可贺可贺”也就不合时了。
沈从文此信为着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答复姚雪垠想来工作室观摩“明清二代”服饰实物的请求。当时姚氏正在创作《李自成》第三卷，在“洪承畴出关”和“辽海崩溃”等单元中将再现三百年前“明清大战”的历史场面，清军若干重要人物如“老憨王”皇太极、“多罗睿郡王”多尔衮都将出场。姚氏所作历史小说非常讲究“细节的真实性”，因而有所望焉。第二件事是委托姚雪垠追索出版社未退还的图书。当时姚氏为专心创作《李自成》长年借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幸福一村宿舍，该出版社为方便姚氏的创作及编辑的校对，曾向沈从文借去《满族实录》（共八卷）的复印本，归还时却无意遗漏了一册（后即归还）。《满洲实录》为清太宗时修《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之别一种，又名《清太祖实录战迹图》，是研究清开国初期历史的珍贵资料，素为研究“明清二代”的学者宝之，沈从文当然希望这套复印本能保持完整。
信中所述两件事似乎都很寻常，但仔细品味沈从文信中的表述，其中深藏的意蕴却令人不能不为之感慨。
首先是他的视“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襟怀。解放前沈从文为“京派文学”重镇之一，名满天下；解放后改行从事文物研究，辗转各地，搜理爬梳，集腋成裘，方能担当起为周恩来总理所关注的世纪工程——宏帙巨卷《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编撰工作。他手头的“材料”都弥足珍贵，但他却并不将此视为私宝，只要同好索借，无不应允，甚至外行（小说家）求观，也欣然接纳。这种襟怀，无论在当年或现在都是十分难得的。学者张轲风在《今日学术十弊》一文中曾慨叹道：
我不止一次听说过考古工作的利禄之途：发掘一个墓，终身就靠它吃饭了；学术圈里流行的说法：“霸占一个专题，霸住一个人物”，别人的研究就无法绕过你了。听起来都是技巧性的发家致富的心得，确实是相当管用的招术……很多学人占有了一批材料，秘不示人，等自己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了，再公布出来，后继者们只能拾人牙慧了。
沈从文何以能逆流而上？无他，“公民”的责任感而已矣。1976年8月20日他在给沈虎雏、张之佩信中坦然地写道：“任何当权的要人，都有理由在不得意时即消沉，只有真正明白‘公民’的责任的人，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十分认真的照国家所需要的去尽职。”同月，他在致巴金的信还写道：“ （我）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只想为国家做点比较对后来人长远有益有用的事情，似乎才对得起国家和自己这个生命。”有如此意识，方能有如此襟怀。
其次是他的“严于责己、宽于待人”的操守。在当时或今天的学术界，有视学术为公器者，当然也有视学术为私器者。前者倡导资源共享，以求避免重复研究而共同促进学术发展；后者力主资源独占，有时甚至会有罔顾学术道德及社会公德的行为发生。前者如与后者发生冲突，通常的处理办法只有两种：或“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评估对方的动机，或坦然置之“连眼珠也不转过去”。沈从文处理外借资料流失的方式可谓独辟蹊径：一、事先提示。为避免资料流失，他竟不辞繁难，在书头写上“此书可借，使用后盼能见还，望莫冻结在私人手中，便于供大家使用”的字样。这是期望以此提醒他人的公德心。二、事发自责。如果资料依然流失，他竟首先叩问自己有无“责任”，而不去斥责“夺人所爱”者。这是期望以此启迪他人的向善心。三、事后补救。资料既已流失，多数人想的是强行索还，少数人想的是“亡羊补牢”。但沈从文只有一个念头——“赎”回来。这似乎是无奈之人的无奈之举，其实最能触动人心的那一块柔软。
沈从文以小说家而事文物考古，既知晓人情又洞察世故，惟有他这样的睿智之人，方能有如此不俗的操守。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本文编辑 谢宁）
雪垠兄：
月前函书，不曾作复，歉仄之至。因弟手中所有零星丝绢（明清二代），均分散于熟人处，无从集中。又先后编选几本丝绸图录，也通通为人借去，尚未归还，所以不便作复。材料近日已送还弟处，兄若还要看看，盼来示告一时间，（信寄东城小羊宜宾胡同五号，我在赶改服装说明），弟即可在指定时间内去东堂子胡同工作室相候。尊著听不少熟人均谈及内容丰富。且称解放以来鸿章巨制。可贺可贺。
出版社上次退还的《满洲实录》一函，内中缺少一册，盼能为问下落，此书并不是什么值钱的复印本，但对弟搞的工作，却相当有用。并且还得供别的熟人大家使用。能“原璧归赵”，十分感谢。或有必要，即由弟出一点钱，给出版社保管这份材料的人，作为找回报酬，也不妨事。（错处或责任不在他们，或许是另有“爱好”者借去，责任或应在弟，同类事是经常发生，用如上方法找回。）主要还是便于以后别的朋友借用，因为弟所有图书，多从大家便利着想。（每书前必附写上“此书可借，使用后盼能见还，望莫冻结在私人手中，便于供大家使用”，此书恰恰忘记在书头写上。）从来不看作个人私有物，所以缺本能设法补足，即花点钱也十分平常，甚至于可说是应该的。麻烦出版社同志，一并致谢！
并候佳好。
弟沈从文五月十六
该信未署年，从信中内容可推算出写作时间当在1977年。若早于此年，姚雪垠的“鸿章巨制”尚未出版（《李自成》第2卷出版于1976年12月）；若晚于此年，关于《李自成》第二卷的热议已经退潮，“可贺可贺”也就不合时了。
沈从文此信为着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答复姚雪垠想来工作室观摩“明清二代”服饰实物的请求。当时姚氏正在创作《李自成》第三卷，在“洪承畴出关”和“辽海崩溃”等单元中将再现三百年前“明清大战”的历史场面，清军若干重要人物如“老憨王”皇太极、“多罗睿郡王”多尔衮都将出场。姚氏所作历史小说非常讲究“细节的真实性”，因而有所望焉。第二件事是委托姚雪垠追索出版社未退还的图书。当时姚氏为专心创作《李自成》长年借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幸福一村宿舍，该出版社为方便姚氏的创作及编辑的校对，曾向沈从文借去《满族实录》（共八卷）的复印本，归还时却无意遗漏了一册（后即归还）。《满洲实录》为清太宗时修《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之别一种，又名《清太祖实录战迹图》，是研究清开国初期历史的珍贵资料，素为研究“明清二代”的学者宝之，沈从文当然希望这套复印本能保持完整。
信中所述两件事似乎都很寻常，但仔细品味沈从文信中的表述，其中深藏的意蕴却令人不能不为之感慨。
首先是他的视“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襟怀。解放前沈从文为“京派文学”重镇之一，名满天下；解放后改行从事文物研究，辗转各地，搜理爬梳，集腋成裘，方能担当起为周恩来总理所关注的世纪工程——宏帙巨卷《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编撰工作。他手头的“材料”都弥足珍贵，但他却并不将此视为私宝，只要同好索借，无不应允，甚至外行（小说家）求观，也欣然接纳。这种襟怀，无论在当年或现在都是十分难得的。学者张轲风在《今日学术十弊》一文中曾慨叹道：
我不止一次听说过考古工作的利禄之途：发掘一个墓，终身就靠它吃饭了；学术圈里流行的说法：“霸占一个专题，霸住一个人物”，别人的研究就无法绕过你了。听起来都是技巧性的发家致富的心得，确实是相当管用的招术……很多学人占有了一批材料，秘不示人，等自己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了，再公布出来，后继者们只能拾人牙慧了。
沈从文何以能逆流而上？无他，“公民”的责任感而已矣。1976年8月20日他在给沈虎雏、张之佩信中坦然地写道：“任何当权的要人，都有理由在不得意时即消沉，只有真正明白‘公民’的责任的人，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十分认真的照国家所需要的去尽职。”同月，他在致巴金的信还写道：“ （我）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只想为国家做点比较对后来人长远有益有用的事情，似乎才对得起国家和自己这个生命。”有如此意识，方能有如此襟怀。
其次是他的“严于责己、宽于待人”的操守。在当时或今天的学术界，有视学术为公器者，当然也有视学术为私器者。前者倡导资源共享，以求避免重复研究而共同促进学术发展；后者力主资源独占，有时甚至会有罔顾学术道德及社会公德的行为发生。前者如与后者发生冲突，通常的处理办法只有两种：或“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评估对方的动机，或坦然置之“连眼珠也不转过去”。沈从文处理外借资料流失的方式可谓独辟蹊径：一、事先提示。为避免资料流失，他竟不辞繁难，在书头写上“此书可借，使用后盼能见还，望莫冻结在私人手中，便于供大家使用”的字样。这是期望以此提醒他人的公德心。二、事发自责。如果资料依然流失，他竟首先叩问自己有无“责任”，而不去斥责“夺人所爱”者。这是期望以此启迪他人的向善心。三、事后补救。资料既已流失，多数人想的是强行索还，少数人想的是“亡羊补牢”。但沈从文只有一个念头——“赎”回来。这似乎是无奈之人的无奈之举，其实最能触动人心的那一块柔软。
沈从文以小说家而事文物考古，既知晓人情又洞察世故，惟有他这样的睿智之人，方能有如此不俗的操守。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