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岛禁区安静得有些决绝。深深浅浅的绿在寥无人烟的山路上铺展，天空是接近透明的蓝。
　　山林里的岔道口，次郎背着年迈的妈妈，问她：“该走哪一边？”妈妈手一指：“我嫁过来的时候就是走的这边。”次郎反问：“您不是老年痴呆了吗？”妈妈嗔笑：“哪有人这样跟自己妈妈讲话？”
　　次郎笑，背着妈妈一步一步穿过树林，背影在大自然中逐渐缩小、消失。日本电影 《家路》随着这个温情的场景走向尾声。导演久保田直说，这是他在118分钟的电影里，最满意的一幕。
　　影片在福岛禁区的田野开场。3年前核事故发生后，祖祖辈辈从事农业生产、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聪一和家人无处可去，住在临时搭建的避难所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突然有一天，离乡近20年杳无音讯的弟弟次郎回来，在已沦为禁区的家里，一个人耕地种菜，静静生活下来，并且，带妈妈回了家。
　　几无起伏波动的情节，尽管故事平淡，但今年3月在日本上映后，还是引起不小反响。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看完后评价：“男人回乡是个秀逸的设定，层层揭示兄弟关系，也侧写婆媳的感情。影片捕捉情景的力量之大，也值得留意。能拍出如此一部关于福岛的电影，实在很想致以掌声。”
　　6月，《家路》入围第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影片提名。这是久保田直拍的第一部电影。在此之前，他从事了30年的纪录片创作。

植入心底的愤恨

　　日本3·11地震后，各类以此为题材的纪录片、剧情片层出不穷，久保田直也接到不少剧本。但他认为，地震是天灾，而核辐射是人为的灾害，两者需要分开。“核事故后，福岛突然有了禁区，不能住人，对于这个地区，灾难带来的痛苦，我觉得不能被人淡忘掉。”怎么才能不被淡忘？他的方式是，制作电影。
　　有一次与脚本家青木研次小聚，谈到福岛，两人商量着可以拍成怎样的故事。瞬间出现在久保田直脑海的一个想法是，会不会有人离乡到东京谋生，穷困潦倒与亲人失去联系，恰恰因为家乡变得无人居住，反而有勇气回来？
　　故事在久保田直的镜头下慢慢成形。当时，不愿离开禁区甚至冒生命危险回乡的福岛人在新闻里不断出现，久保田直说，如果要说真实的人事，电影里一个都没有，但他知道，这样的事情有很多。
　　刚到福岛时，久保田直惊讶于街上随处可见一桶桶的泥土，走到一个农户家里，他才明白过来，那是大家为了去除污染，把地里最上层5厘米的土搬到桶里面。“我有两个疑惑，一是，5厘米到底够不够？二是，被放在桶里的土应该怎样处理？”他不解地问农户。对方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不满地呛声道，政府不是要求把那5厘米的土处理掉吗？在山上每积累1厘米的好土（树叶掉下来积成营养之后的土），需要100年，所以要除掉5厘米的土，相当于除了过去500年的累积。
　　“他们的祖先差不多从500年前搬到这里，如果处理掉这些土，我感觉像夺走了他们的根一样。”久保田直后来一直对这个场景记忆深刻。正是那次对话让他觉得，不能再带着旁观者的眼光，而是应该做点什么。
　　“距离那场地震、核事故已经3年了，东北地区居民仍然无法走出阴霾。但是遥远的人，包括我们，逐渐遗忘这场巨灾。我们应该谨记，自己也是肇事者。” 他发现，有些东西不能靠纪录片捕捉，那就是埋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愤恨。惨痛灾难过后，“某些事”已经植入人们心底无法讲出来，他决定用剧情片而非纪录片的方式，去刻画那“某些事”。
　　“比如，福岛核电站是诱发核事故的原因，虽然事后当地人得到了很大的补偿，但听到可以收获补偿的言辞时，听者的眼睛里还是有很恐惧的东西。”
　　电影里，这种恐惧和愤恨以激烈的方式出现。压抑的争吵中，聪一的妻子想把女儿带到东京生活，聪一问，大家见到了福岛的女孩子，会避而远之吗？妻子怒斥，“生在这里，难道是福岛人的错？”为向政府“复仇”，一位村民试图将一车被核辐射污染过的土运往东京，还没运成，就在内心的撕扯之下自杀。情节脱胎于真实的新闻事件，但次郎和哥哥决定将这车土继续运走后，挣扎了一路还是折回，这个细节却是久保田直的刻意柔化，他说这也是他很满意的片段。牵出怨恨是为引起反思，并不是要去激化它。

美丽之下的恐怖

　　初次进入禁区，久保田直心里有些纠结，把惨不忍睹的东西拍成一部商业电影，是否合适？看到地震之后遗留的建筑和人们黯然的脸，他不再犹豫：一定要拍下来，让大家看到灾难留下的痛苦。
　　拍《家路》前，久保田直做了30年的纪录片导演。他说，纪录片独有的形式当然会拍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但不是纪录片，也会有直击人心的一面。由于故事主题是住在禁区的人回到家乡，但禁区并不能住人，如果要做纪录片，就得涉及到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一旦纪录片放映后，在全国或者全世界有名，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受到谴责和鄙视。但如果拍成电影，这是从真实抽离出来的虚构形象，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了。”
　　虽然没有深入完全禁止的区域，只在有开放时间的禁区停留，但拍摄同样遇到重重困难。拍摄前一天，气象台说明天开始梅雨季节，久保田直的心一下子悬起来，“拍摄要跟气候斗争，而取材要在限定区域，必须在某个时间段内拍摄完毕，也有跟时间的斗争。”
　　有别于一些影片中以破败废墟来直接表现核恐惧，在久保田直那里，福岛的禁区美得让人窒息，核辐射的威胁隐匿其中，看不到，也触摸不到。一片粗粝的绿意在镜头下舒展，福井县内，山谷、田野静得只剩下鸟儿啁啾。自然的生命和以前一样自由呼吸，只是人类无法在此居住。
　　然而第一次踏进那里，久保田直看到的不是美，却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感”：“虽然眼前一片绿意盎然，但是总感觉这里有什么东西，是那种可以用肌肤感受到的东西，让人内心一下起了变化。”
　　绿意之中，次郎和妈妈默默注视着水流入稻田，干涩的田野慢慢湿润起来。那场种植水稻的场景，久保田直整整花了两天去拍，他想表达的，正是灾难痛楚之后，人对故土不变的深爱。由于拍摄场地条件限制，工作人员提议放弃，他还是坚持下来，“对农家人来说，田里水满的瞬间是最幸福的吧”。
　　久保田直说，最初并不想制作反核主题的电影，因为在那场事故中，我们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并不能为当地人做些什么。走入禁区后的他也是这么想的，他发现自己能做的，只是一种“注视”，并把这种“注视”放大、再放大，直到这里不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