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金融危机,中国经济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把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二是要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三是要提升劳动者的素质。而这三个问题的解决靠目前的低成本用工战略是无法完成的。
　　首先,低成本用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劳动收入增长幅度落后于物价指数增长的幅度,降低了职工的购买力,不利于拉动内需。
　　长期以来,我国维持高水平发展速度的动力主要来自投资和出口,而消费一直疲软。究其根本,就是由于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太低造成。我们看到,由于职工工资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增速,导致内需不足,国内消费乏力,于是大量出口。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结果就是巨额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提高了我国对外支付能力和偿债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但巨额贸易顺差会导致国际贸易争端,还会导致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而人民币升值就意味着我们通过出口大量的资源消耗型、环境破坏型、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品换取的外汇在贬值,影响到国家财富的增长。最主要的是由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增加了经济增长的风险。一旦国外,特别是中国产品的重要出口国,比如美国、欧盟、日本经济出现了问题,马上就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当前世界经济的联动性已经越来越大了。显然,过度依赖外贸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的金融危机面前已经显现出它的局限性。而中国作为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其内需要求是非常强大的,但为什么长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呢,这与我们的低成本用工战略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首先用人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低、又存在拒缴欠缴社会保险费却无人查处、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也很不够等原因,使得老百姓口袋里钱不多,还要考虑应付将来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住房等后顾之忧。
　　其次,低成本用工降低了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阻碍其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现阶段,由于劳动力资源丰富,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只要通过压低用工成本就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润,因此它根本就不需要思考技术进步、管理规范、产品创新等问题。我参观过一些OEM工厂,大大的厂房,成百上千个工人,在流水线上重复着单调的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拿着仅够温饱的工资。这些工厂不需要产品的设计和开发,也不需要开拓销售渠道,只是从事具体的加工任务。由于人工成本低,看起来这些工厂的效益都还不错,投资人都获得了较高的收益。但实际上这些企业从事的是“微笑曲线”上最底部的低附加值产业,国际市场竞争力是非常弱的,一旦环境发生变化,根本没有任何的应变能力。因此,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这类企业受到了冲击,甚至有的已经退出经济舞台。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劳动力成本比较高,企业会想方设法通过改进技术、创新产品、规范管理等方式改善企业经营,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市场应变能力,得到了可持续发展。
　　最后,低成本用工无法体现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不利于提升劳动者的素质。
　　当下很多的企业向劳动者支付的工资不仅没有补偿劳动的负效用,也没有支付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甚至连最起码的边际生产率在工资中都没有体现。这样的收入水平怎么使工人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力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又哪来的条件完成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从而提升下一代劳动者的素质呢?同时,由于工资太低,无法体现劳动者的价值,又会使得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远走他乡,从而进一步影响本国劳动者素质的提升。我国各大著名高校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大量的走出国门,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人才战略上的一个重大失误。从另一方面来讲,工资太低,迫使一部分人去寻觅工资以外的灰色收人,还会毒化和败坏社会风气。据有关媒体对京沪穗三地的调查,37%的人说他们有工资外收入。不难想象,人们为了得到“灰色收入”,往往会通过不正当的关系和途径,这对于国民素质的提升也是一种破坏,这将给发展经济的制度建设带来障碍。如果劳动者素质不高,即使我们能够通过政府投资、加大出口退税力度等办法使我国尽早从金融危机中复苏,也无法保证我们可以在新一轮经济腾飞中抓住机遇。
　　越是在经济困难时期,越要强调劳资关系中的公平正义,把劳动关系领域中的矛盾、冲突和问题,置于一个有序、可控的范围,这样才能防止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和政治危机,为战胜经济危机奠定稳定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