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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点研究了经济性基础设施的发展对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及对其投资是如何决定的。结论认为，经济性基础设施的过高投资比例使得其对整体经济的增长是负效应，其投资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大约会使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0.06%，而其投资率的决定则由互为相反作用的人均GDP和市场化指数共同决定。
关键词：基础设施；负效应；投资率；人均GDP
中图分类号：F99.24 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９１Ｘ（２０10）35－０064－02
引言
长期以来，交通、能源、通信、供水等基础设施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基础设施可分为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前者主要包括交通、能源通信等方面，后者主要涵盖卫生、医疗等方面。由于经济性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增长具有直接的拉动作用，因而在以“GDP为纲”的时代，这方面的投资所占比例会比较高；而另一方面，社会性基础设施由于其对GDP直接的贡献比例不高，往往显得投资不足。这样就形成了当前中国的特殊景象：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民生问题却越来越令人堪忧。这种国富与民生关系的失衡，是当前各类失衡的本质体现（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
笔者试图从宏观层面上分析基础设施产业对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并同时分析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基础设施的投资。
一、基础设施研究文献回顾
由于基础设施的公共品性质，其投资大多由政府负担。实证研究以Aschauer（1989）的开创性文献为代表。他使用1945—1985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生产率和政府支出形成资本的关系。其结果显示，生产率的提高和政府支出用于公共设施的资本高度相关，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总产出的产出弹性约为0.39。后续的一些研究尽管有认为该研究估计的产出弹性太高，但都不否认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这方面具代表性的有Murmell（1992）等人。
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也都集中于测量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这方面的研究以Démurger （2000）、Fan and Zhang（2004）为代表，而在中文的期刊上发表的研究由于其样本的选取及方法上都有很大缺陷，因此，笔者认为其不具有代表性。张军等（2007）从财政分权的角度解释了中国为什么具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基础设施投资率决定的问题，这也是本文的第二部分要加以解释的。
二、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应与决定
选取中国大陆各省市（不含重庆）每年固定资产投资中经济性基础设施投资占当年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例作为解释变量的基础设施指标，时间跨度为1993—2006年，记为inf。而被解释变量则为对应横截面的每年的GDP增长率，记为gdprate，和人均GDP的增长指数，记为rjgdprate。计量结果如下。其中括号内为对应的t统计值。
g dprateit＝0.129-0.0618*infit
（3.017）（-5.89）
rjg dprateit＝113.59-8.53*infit
（151.19）（-4.40）
从上式可以看到，基础设施前的系数都是负的，且显著性水平非常高，其P值基本为0。考虑到数据收集上的不充分，因此，我们可以预计在加入了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后，基础设施投资对GDP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的影响仍为负。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基础设施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使GDP的增长率每年下降0.06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会下降超过0.08个百分点，
这一研究结论和某些研究有所矛盾，尽管这些研究都是从政府支出的角度进行分析的。马拴友（2000）利用中国 1979—1998 年的数据对政府消费占 GDP 比率与经济增长率进行回归，得出的结论是，两者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庄子银和邹薇（2003）利用 1980—1999 年的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投资增长率、 政府公共支出增长率与 GDP增长率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于所选用的基础设施指标不同，因而得出结论也有所差异。从本文的结论，我们认为，由于基础设施的投资主要来源于政府，而相对于私人投资政府投资的效率较低，而且挤出了部分私人投资，因而其对总体经济的影响就是负的效应。
考虑到中国各级政府的考核指标中GDP所占的比重很高，因此，为了拉动GDP的快速增长，地方政府就有很强的投资冲动，尤其是投资于交通、能源、通信等有着非常明显经济效应的指标。按照一个经济的发展过程来说，在经济发展的前期对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需求比较大，但当这种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对教育、卫生、医疗等的需求会逐渐提高，且经济的发展也由从依靠投入向依靠效率的提升转变。这一阶段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会提高，而经济性的则会相应地降低，因此，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过程，经济性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应该呈现一倒“U”型。我们将人均GDP的对数作为解释变量，以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作为相应的别解释变量，以二次函数进行回归得到下述结果（时间为1997-2005）：
infit＝7.98-1.58*log（gdp）it+0.08*[log（gdp）]it2
（3.62） （-3.16）（2.81）
F值=217.83
可以看到，上述回归结果中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这和我们的预计是相反的。这一点尽管和成熟的经济发展轨迹不相吻合，但是恰恰说明了地方政府的“GDP冲动”有着很强的动机投资于经济性基础设施，且以此来拉动GDP的快速增长。而由于中国的财政分权背景，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其财政能力就越强，因而其投资于经济性基础设施的比例就越高。
上文提到了拉高经济性基础设施投资比例的因素，但另一方面由于民众对社会性基础设施的需求又是非常强烈的，尤其是其物质生活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后。由于中国走的是市场化的改革路线，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更多的投资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不应该由政府决策，因此我们可以推断，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经济性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会逐渐降低，总体上会倒“U”型。在这里采用樊纲等（2007）编制的1997—2005年各年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作为解释变量，以market表示，被解释变量同上，回归结果如下：
infit＝0.77-0.16*log（market）it-0.075*[log（market）]it2
（6.91） （-1.93）（2.83）
F值=151.14
从上面的结果可以看到，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因此，这个结果和我们的预计是一致的。从以上对GDP和市场化指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因素对经济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决定是呈反向作用的，因此，整体的投资率决定要取决于这两个因素的作用程度。理论上来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会越来越少，相应地对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会上升，很多民生问题会得到解决。但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由于社会性基础设施有很强的外部性，因而私人投资往往会显得不足。因此，除了市场化的改革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改变现行的GDP激励，使得政府从对经济性基础设施的投资热情转向社会性基础设施。
三、结论
本文在回顾了基础设施产业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中国基础设施产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指出在中国由于基础设施主要由政府投资拉动，而由于政府投资的效率相对较低，同时挤出了一部分私人投资，造成了经济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对整体的经济增长有着负的效应。由于地方政府的GDP激励造成了经济性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居高不下，而另一方面，市场化的改革要求政府从一些经营性领域退出，抑制了投资比例的上升，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着经济性基础设施投资的变化。
本文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因为数据的收集不充分，使得模型的解释力有所欠缺。此外，由于市场化指数最早只能追溯到1997年，时间跨度比较短，所以可能忽视了基础设施影响的动态变化，这也是未来进一步应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度报告：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度指数[G].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 马拴友.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兼论中国财政的最优规模[J].世界经济，2000，（11）.
[3]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增长失衡与政府责任——基于社会性支出角度的分析[J]. 经济研究，2006，（10）.
[4] 张军，高远，傅勇，张弘.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J].经济研究，2007，（3）.
[5] 庄子银，邹薇.公共支出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03,（7）.
[6] Aschauer D A.Is Public Expenditure Productiv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9，（23）：177-200.
[7] Démurger S.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An Explanation for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1，（29）：95-117.
[8] Fan S.and X Zhang.Infrastruc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4，（15）：203-214.
[9] Munnell A H.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Investment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2，（6）：189-198.
关键词：基础设施；负效应；投资率；人均GDP
中图分类号：F99.24 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９１Ｘ（２０10）35－０064－02
引言
长期以来，交通、能源、通信、供水等基础设施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基础设施可分为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前者主要包括交通、能源通信等方面，后者主要涵盖卫生、医疗等方面。由于经济性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增长具有直接的拉动作用，因而在以“GDP为纲”的时代，这方面的投资所占比例会比较高；而另一方面，社会性基础设施由于其对GDP直接的贡献比例不高，往往显得投资不足。这样就形成了当前中国的特殊景象：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民生问题却越来越令人堪忧。这种国富与民生关系的失衡，是当前各类失衡的本质体现（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
笔者试图从宏观层面上分析基础设施产业对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并同时分析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基础设施的投资。
一、基础设施研究文献回顾
由于基础设施的公共品性质，其投资大多由政府负担。实证研究以Aschauer（1989）的开创性文献为代表。他使用1945—1985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生产率和政府支出形成资本的关系。其结果显示，生产率的提高和政府支出用于公共设施的资本高度相关，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总产出的产出弹性约为0.39。后续的一些研究尽管有认为该研究估计的产出弹性太高，但都不否认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这方面具代表性的有Murmell（1992）等人。
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也都集中于测量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这方面的研究以Démurger （2000）、Fan and Zhang（2004）为代表，而在中文的期刊上发表的研究由于其样本的选取及方法上都有很大缺陷，因此，笔者认为其不具有代表性。张军等（2007）从财政分权的角度解释了中国为什么具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基础设施投资率决定的问题，这也是本文的第二部分要加以解释的。
二、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应与决定
选取中国大陆各省市（不含重庆）每年固定资产投资中经济性基础设施投资占当年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例作为解释变量的基础设施指标，时间跨度为1993—2006年，记为inf。而被解释变量则为对应横截面的每年的GDP增长率，记为gdprate，和人均GDP的增长指数，记为rjgdprate。计量结果如下。其中括号内为对应的t统计值。
g dprateit＝0.129-0.0618*infit
（3.017）（-5.89）
rjg dprateit＝113.59-8.53*infit
（151.19）（-4.40）
从上式可以看到，基础设施前的系数都是负的，且显著性水平非常高，其P值基本为0。考虑到数据收集上的不充分，因此，我们可以预计在加入了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后，基础设施投资对GDP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的影响仍为负。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基础设施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使GDP的增长率每年下降0.06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会下降超过0.08个百分点，
这一研究结论和某些研究有所矛盾，尽管这些研究都是从政府支出的角度进行分析的。马拴友（2000）利用中国 1979—1998 年的数据对政府消费占 GDP 比率与经济增长率进行回归，得出的结论是，两者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庄子银和邹薇（2003）利用 1980—1999 年的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投资增长率、 政府公共支出增长率与 GDP增长率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于所选用的基础设施指标不同，因而得出结论也有所差异。从本文的结论，我们认为，由于基础设施的投资主要来源于政府，而相对于私人投资政府投资的效率较低，而且挤出了部分私人投资，因而其对总体经济的影响就是负的效应。
考虑到中国各级政府的考核指标中GDP所占的比重很高，因此，为了拉动GDP的快速增长，地方政府就有很强的投资冲动，尤其是投资于交通、能源、通信等有着非常明显经济效应的指标。按照一个经济的发展过程来说，在经济发展的前期对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需求比较大，但当这种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对教育、卫生、医疗等的需求会逐渐提高，且经济的发展也由从依靠投入向依靠效率的提升转变。这一阶段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会提高，而经济性的则会相应地降低，因此，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过程，经济性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应该呈现一倒“U”型。我们将人均GDP的对数作为解释变量，以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作为相应的别解释变量，以二次函数进行回归得到下述结果（时间为1997-2005）：
infit＝7.98-1.58*log（gdp）it+0.08*[log（gdp）]it2
（3.62） （-3.16）（2.81）
F值=217.83
可以看到，上述回归结果中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这和我们的预计是相反的。这一点尽管和成熟的经济发展轨迹不相吻合，但是恰恰说明了地方政府的“GDP冲动”有着很强的动机投资于经济性基础设施，且以此来拉动GDP的快速增长。而由于中国的财政分权背景，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其财政能力就越强，因而其投资于经济性基础设施的比例就越高。
上文提到了拉高经济性基础设施投资比例的因素，但另一方面由于民众对社会性基础设施的需求又是非常强烈的，尤其是其物质生活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后。由于中国走的是市场化的改革路线，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更多的投资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不应该由政府决策，因此我们可以推断，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经济性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会逐渐降低，总体上会倒“U”型。在这里采用樊纲等（2007）编制的1997—2005年各年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作为解释变量，以market表示，被解释变量同上，回归结果如下：
infit＝0.77-0.16*log（market）it-0.075*[log（market）]it2
（6.91） （-1.93）（2.83）
F值=151.14
从上面的结果可以看到，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因此，这个结果和我们的预计是一致的。从以上对GDP和市场化指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因素对经济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决定是呈反向作用的，因此，整体的投资率决定要取决于这两个因素的作用程度。理论上来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会越来越少，相应地对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会上升，很多民生问题会得到解决。但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由于社会性基础设施有很强的外部性，因而私人投资往往会显得不足。因此，除了市场化的改革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改变现行的GDP激励，使得政府从对经济性基础设施的投资热情转向社会性基础设施。
三、结论
本文在回顾了基础设施产业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中国基础设施产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指出在中国由于基础设施主要由政府投资拉动，而由于政府投资的效率相对较低，同时挤出了一部分私人投资，造成了经济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对整体的经济增长有着负的效应。由于地方政府的GDP激励造成了经济性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居高不下，而另一方面，市场化的改革要求政府从一些经营性领域退出，抑制了投资比例的上升，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着经济性基础设施投资的变化。
本文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因为数据的收集不充分，使得模型的解释力有所欠缺。此外，由于市场化指数最早只能追溯到1997年，时间跨度比较短，所以可能忽视了基础设施影响的动态变化，这也是未来进一步应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度报告：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度指数[G].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 马拴友.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兼论中国财政的最优规模[J].世界经济，2000，（11）.
[3]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增长失衡与政府责任——基于社会性支出角度的分析[J]. 经济研究，2006，（10）.
[4] 张军，高远，傅勇，张弘.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J].经济研究，2007，（3）.
[5] 庄子银，邹薇.公共支出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03,（7）.
[6] Aschauer D A.Is Public Expenditure Productiv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9，（23）：177-200.
[7] Démurger S.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An Explanation for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1，（29）：95-117.
[8] Fan S.and X Zhang.Infrastruc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4，（15）：203-214.
[9] Munnell A H.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Investment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2，（6）：189-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