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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97年春天，我陷入了人生的困境：孤单一人徘徊在曼哈顿街头，向路人乞讨。我当时16岁，居无定所，在失学几年之后，我急需找到一家能收留我的中学。当时，我的母亲因艾滋病才去世不久，而我的父亲栖身在一个收容所里，他不可能对我的窘境有什么帮助。我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一直在几个朋友家轮流借住，有时则栖身在布朗克斯区某座居民公寓大楼的楼梯间。
对那些夜晚记忆最深刻的是，我躺在冰凉的大理石地面上，用一个背包当枕头，并将穿了多年的法兰绒衬衫盖在头上以遮挡刺眼的楼道灯光。孩子们呼唤父母的叫声、电视机播放的卡通片、晚饭后洗盘子的碰撞声，隐约传入我的耳中——这所有的声音将一间公寓变成了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可是我一无所有。
为了熬过这流浪的状态，我逃避现实的方式是坠入梦幻。我闭上眼睛，回忆起一家人昔日聚在一起的时光：母亲栩栩如生地映入脑海，当她大笑时，双眸旁显露出细细的皱纹。我们一家四口，妈妈、爸爸、丽莎和我，又聚在一个屋檐下。
不过，我梦得最多的还是我的未来。我似乎看见自己坐在教室里，参加课堂讨论，孜孜不倦地写着课堂笔记。当我傍晚回到自己的公寓时，背上的书包里塞满书籍。我似乎看到自己走在一所大学的校园里，四周是高耸的教学大楼，秋季的落叶四处飘飞。我的注意力转向那些教室，这些充满平和、归属感和渴望的心情缓解着我的情绪，令我渐渐入睡……
（二）
如今，我的生活与昔日已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从1998年开始，我不但在两年的时间内读完了四年的中学课程，以各门功课都是A的成绩拿到了中学教育毕业证书，而且在1996年获得《纽约时报》一等奖学金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哈佛大学学习。2008年12月，我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并在2009年8月开始上哈佛大学夏季研究生课程（译注：为了照顾父亲，丽兹2003年暂时离开哈佛，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电影学。2006年父亲死于艾滋病后，她又于2008年5月回到哈佛大学学习）。我已不再穿着破旧的衣服，也不再睡在楼道中，我每天夜晚在曼哈顿区自己的公寓安全度过。在过去的11年中，我以自己的激情在世界各地旅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改变他们的人生。简而言之，我已经完全脱离过去，焕然一新。
说来真是令人惊讶，尽管经历了那不堪回首的一切，但正是那些经历，让我觉得一段时间的流浪并非坏事。实际上，“免于贫乏的自由”从来不是我的生活目标，流浪状态并不是阻碍，而是我梦想的催化剂。
回忆往事，作为一名流浪者，我每天上午奔波于曼哈顿的一条又一条街道，寻找某一所能允许我上学的学校。我随身携带着一部陈旧的CD机，耳机中播放的是具有感召力的歌曲。我一边走，一边憧憬未来，并看到自己正在一步步地接近它。
在我一天又一天寻找生活的转机并被拒之门外的场景多次发生之后，终于有一天，一所名为“博爱预科学校”的同等中学资历教育机构接收了我。此时，我又遇到了一个对我这个流浪少女来说简直是天堂的非营利慈善组织——“开启之门”。它为我提供咨询服务、医疗资助、食物…… 由于有了这些帮助，我才能在别人的住宅大楼的门厅灯光下、火车站的大厅里、地铁站的座位上，认真地完成课外作业。
（三）
或许，最令我料想不到的帮助来自新闻媒体。在作为一名虽然上了学却仍然居无定所的流浪学生两年之后，《纽约时报》采访了我，登载了我的故事。此后的数个星期里，许许多多的陌生人从美国各地与我联系。在我就读的学校，我也收到了不少信件，鼓励我继续努力学习。一些从未谋面的人们带着衣服、书籍、巧克力蛋糕，赠送给我，甚至还有人以热情的拥抱表示对我的支持。一位妇女给我织了一条毛毯。她在邮寄毯子的盒子上贴了一张字条：“当睡在那些冰凉的地方时，你裹上这条毛毯就会知道，有不少人正在关心你、关注你。”
在伸出援手之前，他们中的一些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并没有意识到人的善良行为是怎样的，如今我深知了这一点。可以这样说，这些帮助我的人改变了我的价值观。他们让我作出了一个决定：加入“开启之门”组织的理事会，成为这个小小组织的一员，为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开办一所中学，开学时间定在2011年9月。
我是这样看待这个世界的：美利坚合众国并没有对我有任何亏欠，恰恰相反，却给了我一个真实而牢固的机遇——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工作。这个社会传递了一个承诺，即通过培育一个能拥有各种可选择机会的教育系统，让像我这样曾经走在人生风险边缘的人，有可能接受一种教育方式以完成自己的学业。
不过，要想实现自己的那些梦想，还取决于我怎样选择自己的生活。所以，关注点并不只是涉及免于贫乏的自由，而是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清晰的远见卓识，如果不是生活在一个具有梦想成真条件的国度里，这种远见卓识也是不可能转变成现实的。此外，整个事物的核心在于，我今天的意愿是对我已经拥有的东西深表谢意，而不是唠叨着我还有什么物质条件没有得到。
译自美国英文《RD》杂志2011年3月号
编辑 张金余
1997年春天，我陷入了人生的困境：孤单一人徘徊在曼哈顿街头，向路人乞讨。我当时16岁，居无定所，在失学几年之后，我急需找到一家能收留我的中学。当时，我的母亲因艾滋病才去世不久，而我的父亲栖身在一个收容所里，他不可能对我的窘境有什么帮助。我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一直在几个朋友家轮流借住，有时则栖身在布朗克斯区某座居民公寓大楼的楼梯间。
对那些夜晚记忆最深刻的是，我躺在冰凉的大理石地面上，用一个背包当枕头，并将穿了多年的法兰绒衬衫盖在头上以遮挡刺眼的楼道灯光。孩子们呼唤父母的叫声、电视机播放的卡通片、晚饭后洗盘子的碰撞声，隐约传入我的耳中——这所有的声音将一间公寓变成了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可是我一无所有。
为了熬过这流浪的状态，我逃避现实的方式是坠入梦幻。我闭上眼睛，回忆起一家人昔日聚在一起的时光：母亲栩栩如生地映入脑海，当她大笑时，双眸旁显露出细细的皱纹。我们一家四口，妈妈、爸爸、丽莎和我，又聚在一个屋檐下。
不过，我梦得最多的还是我的未来。我似乎看见自己坐在教室里，参加课堂讨论，孜孜不倦地写着课堂笔记。当我傍晚回到自己的公寓时，背上的书包里塞满书籍。我似乎看到自己走在一所大学的校园里，四周是高耸的教学大楼，秋季的落叶四处飘飞。我的注意力转向那些教室，这些充满平和、归属感和渴望的心情缓解着我的情绪，令我渐渐入睡……
（二）
如今，我的生活与昔日已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从1998年开始，我不但在两年的时间内读完了四年的中学课程，以各门功课都是A的成绩拿到了中学教育毕业证书，而且在1996年获得《纽约时报》一等奖学金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哈佛大学学习。2008年12月，我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并在2009年8月开始上哈佛大学夏季研究生课程（译注：为了照顾父亲，丽兹2003年暂时离开哈佛，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电影学。2006年父亲死于艾滋病后，她又于2008年5月回到哈佛大学学习）。我已不再穿着破旧的衣服，也不再睡在楼道中，我每天夜晚在曼哈顿区自己的公寓安全度过。在过去的11年中，我以自己的激情在世界各地旅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改变他们的人生。简而言之，我已经完全脱离过去，焕然一新。
说来真是令人惊讶，尽管经历了那不堪回首的一切，但正是那些经历，让我觉得一段时间的流浪并非坏事。实际上，“免于贫乏的自由”从来不是我的生活目标，流浪状态并不是阻碍，而是我梦想的催化剂。
回忆往事，作为一名流浪者，我每天上午奔波于曼哈顿的一条又一条街道，寻找某一所能允许我上学的学校。我随身携带着一部陈旧的CD机，耳机中播放的是具有感召力的歌曲。我一边走，一边憧憬未来，并看到自己正在一步步地接近它。
在我一天又一天寻找生活的转机并被拒之门外的场景多次发生之后，终于有一天，一所名为“博爱预科学校”的同等中学资历教育机构接收了我。此时，我又遇到了一个对我这个流浪少女来说简直是天堂的非营利慈善组织——“开启之门”。它为我提供咨询服务、医疗资助、食物…… 由于有了这些帮助，我才能在别人的住宅大楼的门厅灯光下、火车站的大厅里、地铁站的座位上，认真地完成课外作业。
（三）
或许，最令我料想不到的帮助来自新闻媒体。在作为一名虽然上了学却仍然居无定所的流浪学生两年之后，《纽约时报》采访了我，登载了我的故事。此后的数个星期里，许许多多的陌生人从美国各地与我联系。在我就读的学校，我也收到了不少信件，鼓励我继续努力学习。一些从未谋面的人们带着衣服、书籍、巧克力蛋糕，赠送给我，甚至还有人以热情的拥抱表示对我的支持。一位妇女给我织了一条毛毯。她在邮寄毯子的盒子上贴了一张字条：“当睡在那些冰凉的地方时，你裹上这条毛毯就会知道，有不少人正在关心你、关注你。”
在伸出援手之前，他们中的一些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并没有意识到人的善良行为是怎样的，如今我深知了这一点。可以这样说，这些帮助我的人改变了我的价值观。他们让我作出了一个决定：加入“开启之门”组织的理事会，成为这个小小组织的一员，为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开办一所中学，开学时间定在2011年9月。
我是这样看待这个世界的：美利坚合众国并没有对我有任何亏欠，恰恰相反，却给了我一个真实而牢固的机遇——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工作。这个社会传递了一个承诺，即通过培育一个能拥有各种可选择机会的教育系统，让像我这样曾经走在人生风险边缘的人，有可能接受一种教育方式以完成自己的学业。
不过，要想实现自己的那些梦想，还取决于我怎样选择自己的生活。所以，关注点并不只是涉及免于贫乏的自由，而是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清晰的远见卓识，如果不是生活在一个具有梦想成真条件的国度里，这种远见卓识也是不可能转变成现实的。此外，整个事物的核心在于，我今天的意愿是对我已经拥有的东西深表谢意，而不是唠叨着我还有什么物质条件没有得到。
译自美国英文《RD》杂志2011年3月号
编辑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