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虎雏先生在两本书中三处提到我家，所述之事却完全是错误的。
　　这两本书一是《百年回望——辛亥革命志士后裔忆先辈》，武汉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百》)；一是《向岩纪念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向》)。在《百》著第四百一十九页，向虎雏写道：“小时候，在祖父带引下，我曾有幸见到此案(按，指清末武昌日知会“丙午之狱”一案)中解放后健在的三位老人——张难先、殷子恒、梁钟汉。特别是家住昙华林马道门的殷老。记得有段时间祖母天天去他家探望，原来他在一纱厂做工的女儿失踪，老人急疯了登报满世界寻人。”
　　这段文字是在此书收录的向虎雏先生写的《辛亥百年张良庙前忆祖父向岩》一文中。同样，这篇文章这段文字见于《向》著第一百八十七页。《向》著二百六十九页中还写道：“小时候，我陪祖母多次造访殷子恒老先生家，殷老家在武昌昙华林马道门，毗邻昙华林小学，是一处坐东朝西带简易甬道都市里的柴门农舍。”
　　先界定一下向虎雏先生所说的“小时候”。向先生是国内著名的武汉大学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研究中心教授，网上查到他出生于1946年12月。那么，他“在祖父带引下”和“陪祖母多次造访”的“小时候”，应该在1950年至1957年之间吧，因为我的祖父殷子衡(亦名子恒)是1957年秋季去世的。
　　然而，在向虎雏先生所说的“小时候”这段时间，我祖父却不住在武昌昙华林。抗战胜利后，祖父从鄂西恩施退回武昌，直到去世，一直居住在武昌彭刘杨路125号。彭刘杨路在武昌城内靠西，而昙华林靠东，两处相隔甚远。这是向文中的第一个错误。
　　再说开一点，祖父从未在马道门住过，即使是在抗战前，祖父也是居住在莺坊巷，那时向教授还未出生，应该在他的“小时候”之外吧。
　　第二个问题是：“他(按，指我祖父)在一纱厂做工的女儿失踪。”
　　但我家长幼几代人，都没有这个“在一纱厂做工的女儿”，也就谈不上什么“失踪”、“急疯了登报满世界寻人”的事了。
　　我祖父有两女一子，顺序是长女昭素，子爱生，次女静慧。爱生是我父亲，昭素是我姑母，静慧是我姑姑，我家依黄冈故乡习俗，我称呼昭素姑母为伯伯，称呼静慧姑姑为二爷。昭素伯伯和静慧二爷都上过教会学校，通晓英语。昭素伯伯一辈子从事教会工作；静慧二爷则一直在学校教书，她们二位一生都没有与任何纱厂接触过，也一生都没有任何失踪之事。何况在向教授的“小时候”。她们二位都年过六旬，怎么做工?
　　顺便说一句，辛亥革命后，我祖父即远离政治，献身宗教，曾担任基督教武昌圣公会会长，彭刘杨路附近的圣三一堂，就是我家宗教活动之处。
　　通观向虎雏先生文章中写到我祖父的几处文字，还是满怀敬仰之情的。所以，我宁愿相信向虎雏先生的错误是记忆有误。是无心之失。但令人费解的是，在这两本书出版之前，世交至友李文熹先生就听他的朋友、民俗专家刘谦定先生转述过向虎雏先生这个说法，李文熹当即指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并请刘谦定先生把这些都转告向虎雏先生，免得以讹传讹。据刘谦定先生说，他是如实转告给了向虎雏先生。那么，为什么事过近一年之后出版的这两本书中，向虎雏先生仍然坚持写上他的错误说法呢?
　　我是1932年出生的，比向虎雏先生虚长十四岁，我家的事，我应该比“小时候”的向虎雏先生知道得多些、记得也清楚点吧?真不知向先生心里是怎么想的，是个什么意思!子虚乌有之事，还请向虎雏先生给予必要的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