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曾国藩有着深厚友谊的湘军人物李元度，是同治元年（1862）被撤销一切职务，从杭州回到老家的。宦海沉浮，这次挫折几乎影响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涯。
　　李元度道光元年（1821）出生于平江县沙塅村，家境贫寒，靠父亲磨豆腐、母亲纺纱织布为生。但母亲是一位私塾先生的女儿，识得一些诗书，李元度很小就跟着母亲识字了。他天资聪明，又勤奋好学，十八岁考上秀才，二十三岁成为举人，做过黔阳县教儒（教育局长），二十九岁晋升为内阁中书。咸丰三年（1852），他随上司有过一次东北之行。渡辽河，到奉天。广袤的北国风光，崔嵬的边关形胜，使他心胸陡然开阔，顿时立下澄清天下之志。这期间，洪秀全的太平军以咄咄逼人之势，进军湖南、湖北、安徽等地。为了镇压太平军，曾国藩奉旨在衡阳办团练。次年，李元度调到湖南郴州任州学训导，掌管一个地区的教育。这时，太平军的气焰更加高涨，李元度情绪激愤，根本没有心思去学政衙门署办理公务了，便给曾国藩写了一封千言长信，阐述了对时局的看法，同时辞官回到老家平江，在本地征集五百名乡勇，稍加训练，就率部直奔衡阳。对于这样一位慷慨高歌之文人，曾国藩大为激赏，自此留他在军中参与军事。
　　曾国藩严格训练湘军。几千湘军，每天黎明演早操，午刻点名，日落西山后演晚操。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曾国藩踌躇满志，率部开赴前线。但出师不利。在长沙靖港，湘军遭到太平军的伏击。曾国藩沮丧到极点，觉得无颜见人，准备自杀以谢罪。他甚至写好了遗嘱，交由李元度保存。尽管李元度好言相劝，但曾国藩趁人不注意时果真跳了河！被人救起后，李元度陪着曾国藩，更是形影不离，“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在后来困守江西的日子里，能倾力辅助落难英雄曾国藩的，也只是李元度，以致在回湘乡老家奔父丧期间，曾国藩写信给李元度，衷心表示对他的感激之情，称“不随有生以俱尽”，甚至提议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李元度的儿子，要“缔婚姻而申永好，以明不敢负义之心”。
　　然而，正是这位共历患难、生死相托的朋友，六年之后，却把李元度撤职除名回家吃老米了！
　　咸丰十年（1860）春，太平军全面出击，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告急。曾国藩此时已是两江总督了。本来已被派到浙西的李元度，被曾国藩奏请皇上，调去皖南，驰援徽州。那时，曾国藩的总督衙门设在祁门。如果徽州失守，祁门就失去了屏障。此役牵涉全局，曾国藩对李元度寄予厚望。李元度似乎也胸有成竹，行前立下军令状：长毛撼山易，撼平江勇难。有平江勇在，徽州城决不会缺一个角！然而，李元度毕竟是文人带兵，他没有估计到太平军是以十万之众来攻打徽州，加之原来的守城部队出了太平军的内应，大约就在李元度接防的第九天晚上，他们与太平军里应外合，打开城门城，平江勇不战而退，李元度几濒于死。后经奋力突围，余部才逃出城外。
　　徽州失守，祁门变成了前线，曾国藩的部署全被打乱。尽管曾国藩与李元度是患难之交，但军中无戏言啊，他还是向皇上写了一个弹劾的参本：将李元度除名归里。
　　从铁马金戈、血肉横飞的战场，回到青山绿水的家乡，李元度心里一点也不平静。当年他带着立德立功的激情投笔从戎，现在，却为辜负曾国藩的嘱托而深感内疚。
　　恰在此时，杭州告急，浙江巡抚王有龄召他增援。李元度又在平江招募八千名乡勇，号称“安越军”，从平江、通城一路追击太平军李秀成部。第二年九月进入浙江省，与左宗棠互相配合，击败了太平军李世贤的部队。这样，他又升任浙江盐运使、按察使。谁知曾国藩很不高兴。他认为，李元度徽州失守挨了处分，不好好呆在家里闭门思过，也不等候审查结论，却在家乡招兵买马，说明李元度根本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于是再次向皇上参本弹劾：该员治军一味宽纵，多用亲族子弟。平日文理尚优，带勇非其所长。这一次更惨，皇上不仅批准了曾国藩的奏折，还降旨将李元度“发往军台效力”。军台是设在新疆、蒙古一带的邮驿，专门负责西、北两路军报和文书的递送工作。李元度这次实际上被发配到大漠边关，到那里当邮递员去了！后来经过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联名奏保，皇上才收回成命，李元度得以免遣戍边，放归乡里。
　　如果说第一次革职是对李元度丢失徽州的问责，那么，第二次遭弹劾，包括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在内，都觉得有些过分。有人甚至觉得，这是曾国藩的心胸狭窄之故。因为曾国藩与浙江巡抚王有龄早有嫌隙，李元度原本属于湘军，改换门庭，跑去投奔王有龄，曾国藩不能容忍。而李元度一门心思要将功补过，不料犯了官场的大忌。因此，他除了自认倒霉外，同时也觉得冤枉。从杭州返回平江时，他途经鹰潭，与朋友一边赏月、一边喝酒。李元度直喝得酩酊大醉，苦闷和委屈一齐涌上心头，即兴赋诗：“我不识开辟至今曾历几中秋？又不识金乌玉兔东驰西骤何时休？问天天不语，问月月当头。前有千秋后万世，我生此际微如海粟浮如沤。长江滚滚难洗今古愁！”
　　其后，李元度努力使自己适应赋闲的生活。他在自家房子的东侧，筑一个花圃，修几间房子，作为读书奉母的去处。房子初夏动工、九月落成，他亲题匾额：超园。并有《超园小记》为证：“春秋佳日，奉太夫人行花畦竹径间，闻儿辈读书声，顾而乐之。客至则网鱼于池，摘蔬于圃，怡然自足。”俨然是“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
　　李元度生性风趣幽默，又工诗善对，这期间，在乡下留下了许多趣事轶闻。一位乡友准备在小镇开个茶馆，请李元度写对联。李元度提笔写道：“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苦中作乐，再斟二两酒来。”尽管调子比较低沉，但因为是李元度写的，老板也不好不贴上去。又有一次，他在村前小河边散步，正遇有人问路。李元度嫌人家太唐突，以白眼待之。问路人只得和颜悦色问先生贵姓，李元度随口说：“骑青牛，过函谷，著道德五千言，老子姓李。”似有意卖弄之嫌。问路者连声称久仰。但人家也不是白丁，不卑不亢地回应道：“斩白蛇，入咸阳，兴汉家四百载，高祖是刘。”
　　然而，李元度毕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人，传承了中国文人学士“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精神。赋闲期间，他发起并编纂了《平江县志》、《湖南省志》，创办爽溪书院，并主持修葺杜甫墓。同时，他还著有《国朝先正事略》、《天岳山馆文抄》、《天岳山馆诗抄》、《古文话》、《四书讲义》等，自成一家之言。这些著作至今都还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然而，李元度并不满足于此，他“平生报国心犹在”。两年之后，洪秀全病逝，不久湘军攻克南京。李元度闻讯后异常兴奋，忘了自己是一名已被削职为民的人，便奋笔疾书于曾国藩。他说，收复南京“由乱而治，事同开创。加之岛夷逼伺，其狡犷不可测。宜必有邃谋深识，消患于未形”。因此要求曾国藩十分关注民生：“图治必以教养为先，在今日则应养先于教。养之事又莫急于农田水利……”李元度还建议招纳在外流亡人员开垦荒地；如遇水旱，免除税赋；官府要革除铺张浪费，禁止侵牟百姓，要使老百姓休养生息。
　　李元度的一片忠心，也感动了曾国藩。加上李鸿章、彭玉麟等人多次进言，曾国藩于是向皇上写了一份奏折，说“李元度下笔千言，兼人之才，臣昔弹劾太严，至今内疚”，请求朝廷重新起用李元度。但官场的事情比较复杂，曾国藩的保荐被吏部否决了，李元度仍然不能复出。又过了一年，贵州发生苗民暴动，可能实在找不出什么人来了，皇上于是特诏起用李元度，命他率部援黔。在贵州镇压暴动中，李元度作战十分卖力，又辅以适当的民族政策，经过数次激战，终于攻克了贵州荆竹园险寨，擒获暴动苗民的首领，“为贵州地方廓清五六百里”。朝廷念其功劳，授他云南按察使。但他因身体原因未能赴任，请准回故里休养。
　　李元度是曾国藩热情的追随者，两人又是患难之交，由于徽州失守，曾国藩坚决弹劾他。尽管弹劾的奏折是由曾国藩本人亲笔所写，且毫不留情，然而，李元度在居乡期间所写的大量诗文中，却没有流露对曾国藩的半点怨恨。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在南京病逝，李元度闻信后，一边哭，一边写挽诗十二章，云：“一夕大星落，风雷薄海惊。九重悲上相，万里失长城。”表达了自己的悲痛之情。挽诗叙述了曾国藩的功绩之后，又写了对他的怀念之情：“一别十三载，相思欲断肠。”而对于曾国藩的弹劾，李元度说：“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他不仅原谅了曾国藩，还把那雷霆万钧之势的弹劾当作是和煦的春风，称无论今生再世，曾国藩都是自己永远的老师！
　　两年之后，曾国藩的灵柩由南京运回湖南，下葬于长沙乡下，李元度专程去祭祀。第二年春，李元度东游南京，于农历花朝日（二月十五日）拜谒了曾国藩金陵专祠。
　　李元度三十岁投笔从戎，四十岁因丢掉徽州而除名归里，四十二岁还差点被遣送到北国边关。许多人都为他抱不平。但李元度没有怨天尤人，没有牢骚满腹，更没有托门子送礼说情。如此，他的人格和情操显现得的确与众不同！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国难思良将，次年春，慈禧太后召见李元度。六十五岁的李元度被授贵州布政使兼按察使，负责全省的政务和刑狱。他果然不负众望，在任三年多，政绩斐然。但超负荷的劳作，终于使他病倒了。药石未能使他转危为安，光绪十三年农历九月二十七日，李元度在贵州布政使公署辞世，堪称以身殉职。据《贵州通志·卷十一》载：“李元度在黔，剪巨恶，劾墨吏，兴蚕桑，设矿局……善政多可纪。”
　　孟子有言：“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这是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文人对待个人进退的传统方式。湘人李元度对此无疑是身体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