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山人的江湖基因

　　四川乐山叮咚街、县街交汇路口有座海棠广场，它另外的名字叫“老公园”。几十年里，当地人都爱在其中那条60米长的廊亭里闲坐，躲风避雨，喝茶聊天。
　　少年时的周恺也常去那儿转悠，看看金鱼。他记得，公园里有一家姓米的三兄弟，做小孩玩具的生意，大家一直以为他们关系不错。突然有一天，其中一个提着把刀，把另外两兄弟和他们的家人砍死了。
　　“完全没想到。直到把凶手抓住了，才晓得他们三个原来在那里抢地盘。记得里头最狠的一个长得肥头大耳，是老几我都忘了。就听说他把人全杀了以后，跑到荒山野岭去。知道自己跑不掉了，他吃了药，然后想吃一顿饱饭，就去山里一户人家，让人拿点东西出来给他吃。他没进他们家门，在人家外面吃，他说我要是在你们家吃，会给你们惹麻烦。吃完饭，他就让他们报警了。这个东西真是……挺四川人的，很有意思。”
　　或忠厚愚钝或精明果敢，一言不合便躁，临了还带点侠气。周恺2019年出版的小说《苔》里，在清末民初的袍哥龚占奇、石匠张石汉和山匪刘太清身上，多少有这么些影子。“乐山人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暗地里较劲。这种江湖气和野性，至今还在他们的基因里，不会也无法消除。”
　　在写作过程里，周恺曾按图索骥，顺着乐山市中心九龙山一条小巷，往山上探寻他书中提到的东岩书院（旧时的龙神祠）。后来他才得知，那座风雨飘摇的木楼，自己早在几年前就到过，可惜已在2014年毁于一场大火，目前正在重建。《苔》中的李世景，正是从垂髫之年与长他几岁的书院生员税相臣相识，二人一道看禁书、戏耍，成年后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汹汹而起的乱世变局与革命中。
　　然而，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革命的合理性有几分重要？变局对每个人又意味着什么？多数人浑然不觉也并不真正在意。“只有极少数人将其视为一道难越的坎，抑或一步扎扎实实的台阶。”而东岩书院承载的过去，也早已随大火灰飞烟灭。
　　那绝大多数人，就好像江滩上随处可见的苔藓，附土求存，被时代的洪流冲刷，被江河牵扯着漂浮。只不过，这一回，《苔》被外界普遍提及的“地方断代史”、古方言重现和百科全书式的写作，都只是表象与书写方式，周恺说他想指向的内核，是虚无与表面之下的内在抵抗。如同纤夫号子里唱的，“那纤藤盛得起，千斤重担;那蒿杆撑得起，万水千山。”

田野调查般精确

　　《苔》共分三卷，从光绪九年至辛亥革命，跨越28年，其间历经西洋势力从经济到传教上的渗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科举废除、戊戌变法等重大事件，政权更迭、动乱频仍、思潮纷涌，造就了一段饱满而多舛的历史。
　　书中的李世景与刘太清本是一母同胞，前者被送去丝号大户以续香火，成为锦衣玉食的商绅之后;后者却只能拜师石匠，一步步被逼为山匪，劫富济贫。命运迥异的兄弟俩，因税相臣的革命行动“意外”重逢。读罢全篇会发觉，没有哪个人是全书的当然主角。受困于洋买办与周遭算计的地方商贾李普福，沉沦烟叶的贱民刘基业;懵懂成长的李世景，目标坚定、最终与清官同归于尽的税相臣，固守旧学的书院山长袁东山，有进步眼光却选择明哲保身的官员许佩箬……一个个次第登场，构成了一幅清末民初的川人群像。
　　参考资料光电子版就接近100MB。周恺数来，刘致平的《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吴慎因的《染经》、薛丽蓉的《中国禁毒史的一个断面：清末民初苏州禁烟研究》和山田贤的《移民的秩序》等，为他夯实了对建筑、染坊、鸦片价格与铁钎会的了解，关于彼时妓院场景的描述，则来自于一个叫圣炯的乌尤寺僧人的口述。
　　因为时间跨度大体相当，驾驭的同是重大历史题材，又倾力在江河沿岸世相百态的尽数呈现，使用的都是川地方言，很多评论将《苔》与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并论和比照。而在某些方面，《苔》无疑更加极致。“小说中对哥老会和民间手工业行会的规条和切口、地方团练的层级和组织方式、农业生产和商业流通的各种环节、妓寨和烟馆的空间场景、蜀地民俗的细枝末节、清末学制和课程的设置等等的细致还原，已经达至学术研究和田野调查的精确要求。”曾任《天南》主编的艺术策展人欧宁对这部小说评价很高。
　　在周恺看来，小说是一门精准的艺术，那些“硬知识”无非是一种规范的方式，而根植于骨髓里的那些体验才是最宝贵的。
　　在安谷镇的码头边长大，母亲在造船厂工作，跑过运输，也当过码头的售票员。90年代，好几个暑假，周恺都有机会跟着干爹上船，见识过水手们“只剩一条裤衩了，什么都无所谓”的彪悍，领教过沿途收保护费的不加分说，听过水手老婆在家偷情、夫妻吵架后喝药的残局，也被水手们带上岸在录像厅里看不可言状的内容。江上草芥生命的飘零与卑微，正如同他的舅舅郭长生。
　　郭长生和周恺的母亲同母异父，郭的母亲嫁给了叔伯兄弟，因为这个母子俩常受侮辱。郭木讷寡言，但有使不完的力气，在他眼中，世上只有两件事，种土地，收粮食。但听到别人说“那个嫁了小叔子的女人”，郭长生天黑后便提起镰刀去割了人家半亩地的烟草。他结过一次婚，没两年，女的就跑了。像长工一样给人打了20年工，直到检查出淋巴癌。

　　敲下《苔》的第一个字时，郭长生正躺在医院肿瘤科的病房里。五六月间，老人情绪越来越差。“我想，他大概已经望见死亡了。果然，6月初，他就认不得人了，开始讲胡话。念的是一串串名字，听我妈说，全是已经死了的人，他喊上一会儿，就说一句，‘进来坐，茶水泡归一了。’”周恺在日记里写道。 　　舅舅去世那天，下起了雨，周恺盯着车窗外头，如同见到一排排穿着土布衣裳的人，在细雨中往反方向走。他以为自己不会悲伤，直到两个多月后，小说完成了，失眠中的他才发现，那种强烈的悲痛感猛地朝自己袭来。
　　周恺说，舅舅的一生最能代表大变局中那些看似庸碌的生命。“他在我的梦里头过河蹚沟，在我的梦里头收割粮食。我并不害怕，我在梦里看着他，就像看着小说里形形色色的人物。”

关注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

　　《苔》的故事肌理不简，信息密集，行文却很克制。偶尔的几句梳理，如同茶馆说书人的总结，不带感情色彩。暴力情节的注入，现实和幻觉梦魇的交织，同一事件的多次不同回溯，又带给人有点魔幻般的“上头”感。周恺坦言，自己在谋篇布局上参考了略萨的“结构现实主义”，“像电影里的过肩拍，是不同视角的第三人称。”
　　2012年，周恺的处女作《阴阳人甲乙卷》发表于《天南》第9期“方言之魅”。
　　故事写民国时代乐山乡下一个年轻女子因为偷谈恋爱，闹出人命，后来寄人篱下，被死者之父鸠占鹊巢，最后身体性征变异，成为阴阳人的故事。那之后，《天南》和《山花》又发表了周恺的好几篇小说。
　　一时间，周恺恍惚以为，自己已然是个作家了。但签了几份合同，进展都不太顺利。“是不是得出本书才算作家？”带着为己正名的想法，他开始了《苔》的创作。
　　2018年，周恺和妻子一起在香港待了一年。陌生的环境和语言，加上外部的动荡，他的写作不在状态。直到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回到北京，转好了不少。最近因为疫情延迟开学，回到熟悉的故土，更自在了。
　　“文学说到底关注的其实是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在真空的环境下是很难体悟到这些的，或许有人可以，但我不行。”
　　2019年，29岁的周恺以38万字的长篇小说《苔》获得单向街文学奖，也入围了多个好书奖榜单。但他经常怀疑自己不过是别人的一个噱头——譬如被贴上“90后”和“地方性”这样过于简单的标签。“30岁左右的年轻人也有各种体验，不是评论所以为的那么刻板。”
　　他说自己属于闷头闷脑的，很少在写作的过程中寻找安慰，都是换着方法逼自己。但《苔》和以前喜欢的“绝望小说”不同，“是对自己的背叛。”他有点自嘲地笑了。
　　人：人物周刊 周：周恺
　　人：苔藓的意象在书中只出现了一次，最后成了书名。你何时开始留意到它们？
　　周：这本书最早是叫《秋苔》。是秋天的時候，看到我们这一带河坝的石头上，覆着大片大片的苔藓，不是油绿的，而是夏天晒过后泛黄的样子，特别壮观。但我一开始起这个名，并没有特别的涵义，它并不是一个比喻。原本书里有很多苔藓的景色描写。后来我决定用这个书名后，把这些描写都删掉了，不太希望它的指涉过于明显。
　　人：写百年前的嘉定，你说最难的是对当事人心理和思想层面的把握。除了工具书，主要是依赖自己的一种想象吗？
　　周：对。我们今天的生活经过了数次思潮的洗礼。你得回过头去想，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最难的就是把握人的心态。可能真就是那种特别跟社会不相干的一些人，在他们身上会多多少少有一些远古的体现。
　　想象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生活当中接触到的，那些没有受到太多现代文化洗礼的人，比方说我舅舅。今天是谁当头了，明天是什么样的朝代，和他这样的人都不相干。我会把他们作为书里人物的原型去想，比方说我舅舅遇到什么事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他会说出什么样的话。
　　人：税相臣坚信革命。但他对于究竟如何能达到平等，怎么去改变局面，想得很清楚吗？
　　周：他应该是想得非常绝对。当时像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思想、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在日本流行。他们有一个绝对的目标，就是达成所有阶层所有人的平等，当然这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抵达的一个彼岸。这帮人的决绝在于什么地方？就是他明知没有办法达成，但是抵达的过程就是意义本身。这种想法今天去看挺恐怖的，包括他们的暗杀、暴动、绑架等等这一系列的行为都是反人类的。但这是《苔》整体的一个色彩，是真实底下的虚无。把这层虚无打开的时候，底下露出来的就是这种恐怖和决然。
　　我在写的时候，其实是参考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我个人不一定崇拜税相臣的行为，但很崇拜他的那种决绝。其实是在这些人决绝劲头的推动之下，社会才有了今天的进步，而社会进步它是没有一个尽头的。
　　人：书里有革命党和乡民、士绅、袍哥等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但你对于革命党内部之间，似乎没有太多的表现。
　　周：因为税相臣是一个少数。我不关心孙中山，也不关心康有为和梁启超。其实他们是当时的主流，而税相臣就是利用他们。孙中山为推翻当时满清的统治，提出了一个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但这和税相臣（追求平等的理念）完全相反，税相臣其实是“超离”于这些革命党的。
　　人：卷三里，特别是最后有长达数页的历史事件描写。有读者吐槽打乱了阅读感，甚至以为你沉溺于史料里。
　　周：大家以为那些是材料，其实不是。在小说里虚构和重组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通篇读下来你会发现，有一些真实的名字和他的经历，并非是原样照搬过来，我是有演绎的。还是不要把这书当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文本，把它当成小说就好了。

　　人：你在小说接近结尾写道，“人生是久长的，似若江河，不可逆返，流过一地，便该往下一地去。可也总有个尽头，汇入湖海可算得善终。绝大多数人终是汇入另一人的生命里，借由另一条河流继续流淌，借由另一人的生命继续活着。”这是你的历史观吗？你也提到《苔》这个书名有点容易误导读者——似乎只能随波逐流。关于人在时代中的无力感，和纤夫撑篙的那种不进则退，在你写作时和写完之后，心里更倾向的是哪种意识？ 　　周：那种“意义”和“信念”的缺失，其实是我们这代人共通的。你会看到，很多人都在做努力，去撕开那些曾经被灌输的虚假的信念。说起来我底子里还是虚无的，但我希望成为税相臣那样的人，他身上有我没有的东西。
　　王朔曾经说，时代就是一大堆人。我挺认同这句话的。80年代本身有意义吗？并没有。是因为80年代那帮人以及他们做的事情。谈到晚清也是一样的，归根结底是人的作用。所以在抵抗这种虚无或者无力感的时候，你不是在和时代或者一群人较量，是在和自己较量。鲁迅有三个字说得特别好，就是“反诸己”。革命首先是从自己开始的，对象不是一头猛兽或者别的，对象就是自己。
　　人：你说过不太想提李劼人了。但我还是想问问，你喜欢《死水微澜》，第一次读到这个书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他在中国文学史上至今还是被低估的一位。
　　周：我那时候读李劼人的《死水微澜》，说老实话其实没太读懂，光流于故事表面。在民国的小说家当中，李劼人的一流之处还真不在于语言，像沈从文、张爱玲这些比他语言好的，有很多。我后来重读的时候，更感慨的是观念。《死水微澜》里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的故事，里头有一些描写，放到今天很多读者都不太能够接受。另外一个是他的小说结构，当时张恨水、徐訏等人的长篇小说，大体和晚清的话本小说是一体，但李劼人的小说结构是欧洲式的，这和他留学欧洲、翻譯左拉有很大关系。但我跟李劼人之间的联系，纯粹只是语言层面的联系。
　　李先生他有点像中西方小说的一个中间点：整体上的结构、意识是西方的，但开头的叙述，叙述的节奏和叙述人的那种语调，还是一个人在说书似的讲，这是特别奇妙的一个点。只是可能这条“用中国式述说加西方小说结构”的路子，后来就断掉了。翻译小说一进来，把大家打得眼花缭乱，这条路子就没了。
　　人：你有一段时间迷恋所谓“绝望的小说”，像《局外人》《都柏林人》《青春咖啡馆》《荒野侦探》等。和那时自己状态不太好有关？
　　周：对。我还记得，有个德高望重、我很喜欢的作家跟我说，你这么写下去是写不长远的。他的意思就是，写作技巧是很高明的，但是里面没有细节。
　　人：你认可这样的意见吗？
　　周：我当时挺在意的。
　　人：对自己有过怀疑吗？
　　周：当然怀疑过。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里头有一个人物说，“我写的小说都是谁谁谁的反义词，21世纪的文学必须是谁谁谁的反义词”，基本上把国内所有的作家罗列了一遍。那就是我自己那时的心态，当中有一个名字是阎连科，后来我（在人大）成了阎老师的学生。哈。
　　人：现在这个想法有变化吗？
　　周：不知道，可能变了。（笑）那一个阶段，就觉得中国文学要有出路，必须跟他们不一样。写完那个书以后才写的《苔》，等于是背叛了自己。
　　人：会不会考虑写作风格这样的问题？
　　周：不怎么考虑。我有一个短篇小说集《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即将出版，跟地方性和方言完全没有关系。像暴力、绝望、孤独这些东西可能是刻进骨子里的，但是关注的主题和写法，我并不太愿意风格化。
　　（参考资料：《苔》及欧宁的序，周恺创作谈之《关于郭长生》，章武、何平、王苏辛等人与周恺的对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