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是知识分子发明个人生活的空前了不起的时期，这既与东汉佛教的传入、思想的活跃有很大关系，还与东汉以来残酷、复杂、混乱的社会格局有关系。这个时期必然要多方寻找生活出路和生活方式。这批勇敢探索和实践的人大多是读书人，他们家境殷实，物质生活比较优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条件拿出大量时间和金钱去尝试一番，比如说去过闲适的生活。一般的劳动人民是不可能的。这些读书人具备前后左右的关照能力，可以借助别人的记录和回忆来判断眼前的生活，具备脱颖而出的条件。比如何晏他们服“五石散”，这之后还有人服，到了唐宋时期的李白、杜甫、苏东坡等人也仍然在服。即便是今天的网络时代，变相的“五石散”依然盛行，这都不足为怪。
　　魏晋时期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怪谲之人：大肆饮酒的阮籍和刘伶，食“五石散”的何晏，打铁弹琴的嵇康。阮籍狂诞惊人，他居母丧期间，竟然见了行礼数的人施以“白眼”，见了携酒操琴的人立刻大悦。刘伶喝酒没有节制，赤身裸体，还说自己“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可见他们都是非常古怪之人。这些人其实是在苦闷的魏晋时代以各种方法挣扎着，是在寻找活的方式。
　　这些人当中，提倡养生论者不难理解，如物我同心、天人合一，与外物达成一致，与万物相通以平衡自己，不让过分激烈不平的心态来影响生命。纵欲论者则认为生命无论怎样保养都有个限度，所以生活的最大意义就是享受，除此之外都是荒唐的。在那种混乱的、朝不保夕的社会威迫面前，人难免要得过且过、恣意享乐，这就走向了颓废。当年的一些大商人奢华惊人，像西晋的石崇，史料记载所居房屋装修宏伟华丽，姬妾数百。纵欲是多方面的，只在酒色美食方面，魏晋也做到了极数。
　　陶渊明回归田园之后，虽与纵欲者的狂饮不同，但同样嗜酒。陶渊明与养生论者许多地方也是一样的，讲物我两忘、物我齐平、交融一体，强调和追求人在天地之间的和谐。陶渊明与那些人的最大不同，是能够真正退避到一个角落里劳动，自食其力。这看起来是最简单最基本的选择，实际上却是最有难度的。因为当年的知识阶层没有多少人这样去做，起码记载中不多，所以出现一个陶渊明也就被视为特异，以至于后来人用“隐士”为他命名。这充分说明了陶渊明在魏晋的道路，看起来简便易行，实际上却是一种“发明”。
　　如果不是為了谋“隐”，一个真实为农的知识人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既不是姿态，就必得包含具体的生活细节，是与劳累忧烦以及各种各样的困苦连在一起的，是一个遥无尽头的劳作过程。而陶渊明从这其中汲取了欢乐和安慰，同时也付出了很多艰辛。正是这种看似平易的漫漫无尽的劳作，让古往今来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感到了畏惧。
　　一个知识分子的“归去”，和一个土生土长的劳民相比，区别是太大了。对于陶渊明来讲，它是走出“丛林”的一个创造；而对于一个土里刨食的农民而言，它就是自然而然的乡间岁月。同样是做，谁来做和怎样做，内容差别很大。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不停地进行一些“入世”“出世”的权衡和反思，更没有那么多的批判和内省，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牢骚和痛苦。陶渊明知道得太多，需要总结得太多，他要面对官场、朋友、文人、祖上，包括未来，进行各种各样的思索，并让这些心情伴随着创造新生活、开始新人生的全部过程。
　　陶渊明不是一般的读书人，他虽然不是门阀士族的后代，族上却出过陶侃这样权倾朝野的大官，除了父亲没有为官的明确记录，爷爷及外祖父都是做官的，他自己最后是从县令的位置上退下来。他拥有族上的三处田产，起码近三四代是靠其他人来耕种的。陶渊明能够在这样的家世中弃官为农，亲自掮上锄头做田里营生，脚踏实地干活，在陶氏家族内部看也是一个大胆的选择。
　　知识分子选择饮酒不难，谈玄不难，入佛不难，修道也不难。这些事项似乎都具有很高的“知识”或“雅士”含量，从一种走入另一种，只是一次转换和调试，看起来动作很大，实际上内质却是比较接近的。而陶渊明走向一种貌似平易简单的务农生活，真正操作起来却是极困难的。他切近地接触了土地和生长，变成了一个“庄稼人”。（编辑/吴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