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刑在秦汉法律体系下，是一个非常不常见的刑罚，进入“魏律”系统之后，才被广泛施用。
　　《唐律疏议》“流刑三”条下解释：《尚书·尧典》云，“流宥五刑”。以“流放”作为“五刑”（墨，黥面刺字；劓，割鼻子；剕，斩脚趾；宫，阉割男性；大辟，斩首）的宽刑替代。“大罪”则远远流放，最狠的是扔到海外，次一等的是扔到九州之外，最轻的是扔到“中国”也就是中原文明社会之外。这是唐尧的旧法。可见，“流刑”是“法律儒家化”的表现，其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儒家经典的践行。
　　这个刑罚践行于魏晋南北朝之际，却在唐宋广受诟病，因为它作为只比死刑低一等的重刑，唐宋之际觉得太轻了。这其中涉及社会形态的变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生存是以宗族为依托的，当一个人被剥夺了与家族共居的权力，远流到毫无社会关系的偏远之地，其生活必然困苦不堪。而到了唐宋，尤其是宋朝，地方开发已见成效，所谓的流放地也多是汉人聚居区，且本人的生存早已脱离了家族的荫庇，自始至终都是以小家庭的形态存在，所以，哪怕是流放，入籍之后照样可以出头，因此不以为苦。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宋朝发明了“刺配”，一种结合了“杖”“黥”“流”的复合刑罚，也就是《水浒传》中说的“杀威棒” “刺面金印” “流放三千里（边关军州）”。元朝则南人流北，北人流南，流放入军，也就是编入军队，终生不得脱离。到了明朝，《大明律》实际操作中回避流放三千里，而改为输役。到了清朝流刑再次兴起。所以我们常看到电视剧说“流放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之类。而之所以如此，实际上是清王朝本身奴隸制残余的一种司法表现。